滕珺，吴诗琪 | 党领导下的中国对全球教育治理的三大贡献
✦滕珺，女，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吴诗琪，女，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全球教育治理伴随着全球治理的兴起而出现。冷战结束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人流物流的广泛联通，全球化浪潮席卷了世界，同时也改变了全球的经济、政治、军事与外交等领域的格局，“全球治理”孕育而生。教育具有较强的人道主义色彩，在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了全球治理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国在过去的七十余年间，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四十余年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在全球教育舞台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有必要旗帜鲜明地明确党领导下的中国对全球教育治理作出的重要贡献，并作阶段性的总结。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三点贡献：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提升教育质量（以下简称为“普九”提质），中国率先兑现全民教育承诺；互通互鉴，中国努力重塑世界教育新格局；共建共赢，中国积极创造全球教育治理新逻辑。
一、“普九”提质：中国率先兑现全民教育承诺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全球教育治理”尚处于萌芽阶段。此时，全球教育治理的核心任务是实现1990年泰国宗滴恩“世界全民教育大会”以及2000年达喀尔会议提出的全民教育发展目标。中国积极参与全民教育大会，并且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了中国许下的全民教育承诺，在教育公平以及教育质量上均实现了质的飞跃。
（一）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促进教育公平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世界仍存在9.6亿的成人文盲，仍有包括6000万女童的一亿多儿童和不计其数的成人未能完成基础教育计划。同时，世界正面临着经济衰退、人口激增、环境恶化等共同问题。[1]1990年，世界全民教育大会讨论并通过了《世界全民教育宣言》（World Declaration on Education for All）和《满足基本学习需要的行动纲领》（Framework for Action to Meet Basic Learning Needs）。《世界全民教育宣言》呼吁每一个人都应获得旨在满足其基本学习需要的受教育机会。155个国家签署了《世界全民教育宣言》。2000年《达喀尔行动纲领》（The Dakar Framework for Action）进一步明确了“全民教育”的六大发展目标：第一，扩大并改善幼儿，尤其是最脆弱和条件最差的幼儿的全面保育与教育；第二，确保到2015年所有儿童，尤其是女童、各方面条件较差的儿童和少数民族儿童都能够接受和完成高质量的免费义务初等教育；第三，确保公平获得必要的学习机会，学习各种生活技能，以满足所有的青年人和成年人的学习需求；第四，到2015年，将成人识字率，特别是妇女识字率提高50%，并使所有成年人都有接受基本教育和继续教育的机会；第五，到2005年，消除初等和中等教育中的性别差异，到2015年，实现教育中的性别平等，重点是确保女童拥有充分而平等的机会接受和完成高质量的基础教育；第六，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确保人人能够学好，特别是在识字、算术和基本生活技能方面都能够达到一定的标准。[2]
中国作为九个人口大国之一，面临着人口多、基础弱、底子薄的现状，中国作出全民教育承诺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全民教育的核心思想与中国当时提出的“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以下简称为“两基”）目标不谋而合。
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方面，中国采取了三步走战略：逐步推进、“普九”攻坚、免费普及。[3]第一，逐步推进。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将全国划分为发达地区、中等发展程度地区以及经济落后地区，因地制宜设置“普九”目标。1994年，《关于在九十年代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实施意见》中确立全国按四类地区三步走步骤推进“两基”：将全国划分为城市及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农村、中等发展程度地区和贫困地区以及特困地区，以每两年为一个周期，在六年内分三步逐步完成累计85%人口地区的“普九”目标。2001年，进一步根据“两基”的实现情况，将全国分成三类地区，确立不同的目标以实现“普九”。
第二，“普九”攻坚。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要求分区规划、分类指导，在未实现“两基”的贫困地区打好“两基”攻坚战，已实现“两基”的农村地区做好两基的巩固提高工作，在发达地区高水平高质量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2004年，《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2004-2007）》确定，在西部地区教育发展水平总体较低的情况下，将西部的“两基”攻坚作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素质的关键，要求“到2007年，西部地区整体上实现‘两基’目标，‘两基’人口覆盖率达到85%以上”。
第三，免费普及。2003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发布，我国开始实施“两免一补”（免杂费、免书本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减轻农村家庭的教育负担。2005年，《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要求“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2006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国家建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保证义务教育制度实施。”2008年，《国务院关于做好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工作的通知》指出，“在全面实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基础上，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于2008年秋季学期开始实施。
此外，在扫除青壮年文盲方面，中国采取了多层次、多主体、多手段的扫盲举措，通过成立全国扫除文盲工作协调小组、动员社会力量与非政府组织、制定有针对性且灵活多变的扫盲方案、多渠道吸纳扫盲工作资金、不断修订扫盲工作方针等方式，[4]快速扫除青壮年文盲，完成有关全民教育的相关目标。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率先兑现了全民教育的承诺，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总人口中有近80%的文盲，到1993年，中国仍有近500多万学龄儿童辍学和失学，全国有1.8亿文盲。到2000年底，全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地区人口覆盖率达到85%，11个省市已经按要求实现“普九”。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9.1%，初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88.6%。[5]截至2010年底，全国全部实现“两基”，人口覆盖率达到100%；小学儿童净入学率达到99.7%，初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100.1%。[6]2012年，《人类教育史上的奇迹——来自中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报告》指出，2011年11月，中国已全面完成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了青壮年文盲的战略任务。[7]
中国作为占世界人口1/5的国家，全面实现“两基”，对“全民教育”的目标达成作出了重要贡献。“从1990年到2005年，世界文盲减少1亿人，其中中国减少9000万”“在九个发展中人口大国中，中国是唯一全面实现九年义务教育的国家，成为推动世界全民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8]。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分类分步、稳扎稳打、实事求是地推进全民教育工作，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二）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包容性发展
尽管全民教育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却依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9] 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韩国政府共同主办的“世界教育论坛”通过了为今后教育确立目标的《仁川宣言》（The Incheon Declaration）；2015年11月4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总部通过并发布了《教育2030行动框架》(Education 2030 Framework for Action)，将2030年全球教育的总体目标界定为“为所有人确保包容、公平的优质教育并促进终身学习机会”，倡导可持续发展教育，奠定了未来15年全球教育的发展基调。2015年9月，教育发展目标被纳入联合国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的第四项，通称SDG4。SDG4延续了全民教育的思想。一方面，SDG4继续强调了“包容与公平”，倡导每个人都拥有学习的权利与机会；另一方面SDG4更加关注教育质量，强调“优质教育培养让公民过上健康圆满的生活、作出明智决策、应对当地和全球挑战的技能、价值观和态度”[10]。
事实上，早在21世纪初，中国政府就特别关注教师队伍建设，关注农村教育，通过公费师范生、特岗计划、城乡一体化等系列政策，不断提升教育质量，同时也促进教育的包容性发展。2003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指出：“加快农村教育发展，深化农村教育改革，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城乡协调发展。”2004年，《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再次提出：“把农村教育摆在重中之重的地位，加快农村教育发展，深化农村教育改革，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城乡协调发展。” 2006年，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通过公开招募高校毕业生到西部“两基”攻坚县及县以下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任教，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从事农村教育工作，逐步解决农村地区师资力量薄弱和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提高农村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规定，“以农村教师为重点，提高中小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逐步施行城乡统一的中小学编制标准，对农村边远地区实行倾斜政策”。2012年，《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指出：“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着力提升农村学校和薄弱学校办学水平，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努力实现所有适龄儿童少年‘上好学’”。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印发了《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要求。“到2017年，力争使乡村学校优质教师来源得到多渠道扩充，乡村教师资源配置得到改善，教育教学能力水平稳步提升，各方面合理待遇依法得到较好保障，职业吸引力明显增强，逐步形成‘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局面。到2020年，努力造就一支素质优良、甘于奉献、扎根乡村的教师队伍，为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提供坚强有力的师资保障。”
进入新时代后，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出台了多项政策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同时为教师的专业发展搭建平台。2018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明确指出：“坚持兴国必先强师，深刻认识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意义和总体要求……经过5年左右努力，教师培养培训体系基本健全，职业发展通道比较畅通，事权人权财权相统一的教师管理体制普遍建立，待遇提升保障机制更加完善，教师职业吸引力明显增强……到2035年，教师综合素质、专业化水平和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培养造就数以百万计的骨干教师、数以十万计的卓越教师、数以万计的教育家型教师。教师管理体制机制科学高效，实现教师队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教师主动适应信息化、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变革，积极有效开展教育教学。尊师重教蔚然成风，广大教师在岗位上有幸福感、事业上有成就感、社会上有荣誉感，教师成为让人羡慕的职业。”
教育城乡一体化是包容性发展在中国亟需解决的切实问题，教师队伍建设是提升教育质量的关键所在，这些都是SDG4的重要指标。中国的实践表明，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不仅积极响应国际社会的教育号召，而且在重要的议题上，结合中国实际，积极创造性地探索了许多有价值的经验，值得与国际社会分享。
二、互通互鉴：中国努力重塑世界教育新格局
中国不仅对内努力促进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而且也同时积极参与对外交流与合作。中国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加强教育的对外开放力度，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形成新时代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对外开放格局。但是，当前的全球教育治理仍由西方国家把握主要话语权，多元文明的代表性不足。中国努力拓宽双边合作的范围，加大多边合作的力度，这都体现出了中国努力打破西方主导话语、重塑世界教育格局的决心与毅力。
（一）实施“一带一路”教育行动计划，拓宽教育交流合作范围
新中国成立之初，受冷战格局的影响，中国教育交流与合作的范围主要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改革开放后，中国一方面积极地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另一方面也加强与东南亚地区、非洲地区的教育交流与合作。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交往范围进一步扩大，与金砖国家、拉美地区的教育交流与合作越来越频繁。2013年，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的重大国家合作倡议，以“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标志着我国对外教育交流合作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2016年4月，《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指出：“通过发挥教育援助在‘南南合作’中的重要作用，加大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的支持力度……实施‘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促进沿线国家教育合作。加强教育互联互通、人才培养培训等工作，对接沿线各国发展需求，倡议沿线各国共同行动，实现合作共赢。”同年7月，教育部印发的《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中指出：“发挥教育援助在‘一带一路’教育共同行动中的重要作用，逐步加大教育援助力度，重点投资于人、援助于人、惠及于人。发挥教育援助在‘南南合作’中的重要作用，加大对沿线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的支持力度……做大教育援助格局，实现教育共同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宗教信仰、民族文化、社会制度极为多元，因此，中国特别强调要尊重沿线各国的文化教育多样性，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在平等原则下展开教育合作。
此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以及欠发达国家，提升人力资源对这些国家来说迫在眉睫。“一带一路”教育行动计划并非是向参与国家与地区的“单向”输出中国教育发展模式，而是在平等原则上的“双向选择”，让教育合作不仅能够服务中国发展的需要，同时也真正帮助对方实现国家发展战略，使当地的人民与国家真正受益。
中国不仅不断扩大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的范围，而且同时也努力提升教育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以中国对非教育交流与合作为例。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对非洲的教育援助局限于派遣教师以及接收留学生等较为单一的教育交流内容，随着合作程度的加深，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颁布了相应文件、建立了相应的合作平台。与此同时，中国对非教育援助呈现了对非人力资源培训的内容及形式更加丰富、来华留学人员增加、中非高校合作与交流日趋增强等趋势，对外教育援助的深度逐渐增加。[11]而在落实“一带一路”教育行动计划时，除了以往物资援助与项目建设外，中国现在更加侧重内容分享与受援国能力提升。
（二）积极支持多边主义，重申重构国际教育规则
尽管近年来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的思潮有所抬头，但是中国从始至终都是多边主义的积极支持者。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所说：“中国人民将继续与世界同行、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坚定支持多边主义，积极参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2]中国作为多边主义的坚实拥护者始终积极与国际组织保持密切的合作，教育领域也不例外。当前在教育领域中，影响全球教育治理格局的国际组织主要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及世界银行等，中国积极与各国际组织展开交流与合作。
中国于1972年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起初仅扮演“体系内的旁观者”角色。改革开放后，中国于1979年设立了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并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派去了常驻代表团和工作人员。[13]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经济、政治、外交实力的提升，中国开始更加积极地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相关活动。例如，1990年，中国参与于泰国举办的全民教育大会，1994年，参与于西班牙举办的世界特殊需要教育大会，2015年，参与于韩国仁川举办的世界教育论坛等。
进入21世纪，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活动中更加活跃，并开始主动积极地作出中国贡献。第一，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了孔子教育奖、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等项目，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多边主义教育行动。第二，2005年，时任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民教育高层会议上承诺中国将进一步加强对发展中国家教育的援助。[14]2012年，中国政府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援非教育信托基金（The UNESCO-China Funds-in Trust），通过两期的实践，利用信息与通信技术在非洲国家加强当地的教师培训，从而缩小非洲的教育质量差距。[15]第三，中国积极承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举办的国际会议。例如，2015年于青岛举办的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2019年于北京举办的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第四，中国不断培养能够胜任国际组织工作的人才前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职，为双方合作奠定人才基础。第五，不断推进二类机构、创意城市与教席的建设，拓宽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育合作渠道。[16]
中国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教育层面也建立了深度合作关系。2005年，中国参加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举办的第二次援助有效性高层会议，签署《关于援助有效性的巴黎宣言》（The Paris Declaration on Aid Effectiveness），对中国的对外援助事业作出了国际承诺。此外，较有影响力的合作项目为国际学生评估项目（The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PISA），以及教师教学国际调查（The OECD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ernational Survey，TALIS）。通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这一平台，中国与世界教育展开了更广泛的交流。例如，由于2009年与2012年中国在PISA测试中数学的优异表现，英国随后启动了“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China-England Mathematics Teacher Exchange Program)，在苏格兰小学推广“上海数学教学法”，并于2017年将上海数学教材《“正宗”上海数学》（Real Shanghai Mathematics）引入。
在中国与世界银行的教育合作中，中国的角色逐渐转变，从最初的接受援助者到现在的积极合作者。例如，世界银行与上海师范大学于2019年设立“世界银行-上海师大非洲教育合作项目”，推动非洲的教育发展。在这些与国际组织的合作中，中国多次重申了国际组织的教育主张，同时也通过自身的教育实力，改变了世界对中国教育的刻板印象，进而进一步改变国际教育中不合理的规则。上海师范大学的张民选教授因其在PISA项目中的卓越表现，被美国亚洲协会授予了“创变者奖”（Game Changer Award）的荣誉，颁奖词写到：“作为一位教育者、学者以及政策制定者，张民选教授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致力于把更好的教育带给2300万来自不同背景的上海学子。”
三、共建共赢：中国积极创新全球教育治理新逻辑
中国对于全球教育治理的贡献并不囿于中国教育的内部发展和外部交流与合作上，更重要的是，中国在几十年的探索中已经形成了一套独有的教育发展方法论，为新历史条件下全球教育治理提供了新逻辑。这有利于消解处于霸权地位的西方中心文化及发展模式，“为全球教育的全纳、公平、包容与可持续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17]。总体而言，中国的教育发展新逻辑可以概括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以政府为主导的治理结构、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发展蓝图以及以合作共赢为原则的实践路径。
（一）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宣布自己是代表广大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利益的政党，始终秉持着“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理念，教育亦是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总则第五条指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这表明从法律层面国家肯定了为人民服务是中国教育的基本立场与原则。
进入新时代，这一立场更加凸显。2018年，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了教育发展的“九个坚持”，其中包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18]，再次明确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教育追求。作为指引中国教育未来发展的纲领性文件，2019年发布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了中国教育“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目标。“教育现代化首先是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培养受教育者的现代化人格和综合素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与出发点是人民，推进教育领域深化改革过程中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立足于人民期盼，将人民作为教育发展的力量源泉，促进每一位社会成员自由而全面的发展”[19]。
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教育理念始终贯穿在中国的教育实践中，引领中国教育从一无所有到硕果累累。为了保障教育公平，中国大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推动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健全学生资助制度；为了提升教育质量，中国积极进行教育改革、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加快世界一流大学以及一流学科建设。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20]事实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教育立场保障了基本人权，切实落实了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第26条明确的人人有权受教育的要求。
（二）以政府为主导的治理结构
中国的政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中国教育是以政府为主导的教育。在此基础上，中国教育独具优势，即教育的发展与改革能够始终保持周期性、连贯性、稳定性和一致性，使得教育事业与人才需求相匹配，与国家总体发展规划相契合，与时代背景相一致。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展了周期性的教育改革规划。每轮教育规划周期约为10年。1985年，中国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进行教育体制改革；1993年，中国通过《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并于次年召开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将“两基”作为未来工作的重点；1999年，中国召开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发布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实施科教兴国战略；2010年，中国召开了第四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通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要求“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2018年，中国召开全国教育大会，随后颁布了《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未来15年的教育需要“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总体来看，中国以政府为主导的教育治理结构具有以下特色。第一，党政一体、高度重视，代表国家意志。中国每一次的教育战略规划均受到党中央最高层的重视，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反复强调，全民教育目标的达成高度依赖于一个国家的政治意愿（Political Will）和强有力的国家领导。[21]第二，具有高度的稳定性与连续性。每一次大的教育改革都是在上一次改革的基础上进行的，既充分吸取了上一轮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又结合时代发展需求不断迎接新的挑战。更为难得的是，这些政策实施都服务于“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一目标，这样高度的稳定性与连续性，才能确保中国在全球教育治理过程中稳定地、积极地发挥作用。第三，宏观规划与具体指导相结合，具有可行性。中国每轮教育规划除了有宏观的纲领性文件作为引导外，均会发布一系列配套文件。如《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就配套有《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等文件进行具体实施的指导。第四，规划内容全面。以《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为例，规划涉及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民族教育、教育信息化、教师队伍建设、教育治理体系建设等各个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教育规划持续系统的过程，应当具有科学性、可行性、连贯性、国家性、灵活性等特征。在中国以政府为主导的教育规划充分体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一原则，为其他国家作出了良好的示范。
（三）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发展蓝图
当前，全球教育治理所采取的共同行动侧重实用性，以实际问题为导向，将教育作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工具。例如，国际社会为了应对结构性失业、世界人口激增、技术更新加速等问题，提出了终身教育的理念；为了尊重人权并提高所有人的基本文化水平，提出了全民教育的理念；为了解决饥饿、贫困、疾病、生态退化等可持续发展问题，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教育的理念。不可否认，这些全球教育思潮对全球教育思想的革新以及教育系统的改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这些全球教育思潮与行动都具有强烈的问题导向性，以解决当时的教育领域甚至是整个社会存在的问题为目的。因此，全球教育治理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共同的价值理想与精神追求，而这恰恰是全球教育治理急需的共同信念和未来蓝图。
2012年，党的十八大正式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22]这便是中国提出并倡导的全球治理的理想样态。这对教育领域培养什么样的人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要通过教育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成超越国家主义的全球利益共同体、反对霸权主义的全球政治共同体、尊重文明多样性的全球文明共同体、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全球生态共同体、承担内部与外部责任的全球责任共同体。这一方案强调了人的价值，倡导天人合一观念，提倡公民的全球责任；强调了多样化，倡导尊重差异，通过合作与彼此理解解决全球问题；强调互利合作，倡导运用发展的理念构建新型国际合作关系。[23]这都是当下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新内容、新原则与新挑战，为全球教育治理也勾勒了新的蓝图，提供了新的可能。
（四）以平等尊重、合作共赢为原则的实现路径
当前的全球教育治理格局依旧以西方为中心，强调新自由主义的市场逻辑，具有零和博弈的思维特质，具有霸权主义色彩。而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蓝图的引导下，特别注重平等尊重、合作共赢的基本原则。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的演讲就提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24]2015年，习近平主席于博鳌亚洲论坛的讲话中再次强调：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对待”；“必须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必须坚持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必须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25]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26]
中国高度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教育是全球共同利益”的基本理念，在尊重各国历史和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共同致力于可持续发展教育目标的实现，使得世界各国的教育“和而不同”。中国在对外教育交流与合作过程中，也特别强调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努力寻找双方共赢的合作点开展合作，如中国与东盟诸多国家开展了丰富的农业技术教育合作，促进了双边的经济发展；与拉美、非洲等国开展了丰富的“鲁班工坊”项目，在帮助当地人提升职业技能的同时，也解决了中国海外企业技术员工缺乏的问题，实现了双边共赢。
此外，中国在本国的教育体系内部也积极“开展国际理解教育、多元文化教育、和平教育等，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的关系;开展环境教育、生态文明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等，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开展全球公民教育、全球伦理教育，培育全球公民责任意识，引领人类应对全球挑战的全球责任，实现全球共同利益”[27]，这不仅为全球教育治理提供了潜在的人力资源，而且也为世界各国在本地助力指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目标的全球教育治理提供了真实、丰富的案例。
总之，党领导下的中国对全球教育治理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站在新的起点上，相信中国一定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球教育治理的舞台上发挥更积极更重要的作用。
（因篇幅限制，详细参考文献信息见纸刊）陈露茜，夏青 | 美国联邦政府干预公共教育起点问题的再讨论
刘海燕 | 欧洲高等教育政策视域下 “以学生为中心学习”改革新动向
本文刊登于《比较教育研究》2021年08期，若转载请注明出处。
总发行处：北京报刊发行局
订购：全国各地邮局
邮发代号：2-466
海外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海外发行代码：ZW023
编辑部地址：北京市新街口外大街19号
邮政编码：100875
电话：010-58808310
Email：bjb@bnu.edu.cn
网址：http://bjjy.cbpt.cnki.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