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日松茸》：一本没有参考文献的民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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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松茸》可能是2020年度国内最受关注的人类学译著。这本书带领我们穿梭于森林、市场、餐桌和实验室之间，要求我们在世界的角落和尽头正视混乱与共生。其散文化、故事化的写法尤其让这曲复调音乐能与更广泛的读者共鸣。
这篇文章就来自一位特别的读者：顾晓清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她策划了“薄荷实验”图书系列，主持了包括《末日松茸》在内的诸多当代民族志的译介工作。晓清多次、反复地阅读这本著作：她的体验里既有跟随作者笔触的精读细究，也有与2020年跌宕现实的超文本对话；有出自编辑视角和推广用意的具体考量，也有对知识生产与学术共生的不断反思。
编辑手记的前半部分与晓清在Corona读书会的分享有所重合。如果你已经读过上篇读书会笔记“松茸的时日”，可以从本文的第三部分“重新成为读者”开始阅读；如果还没看过笔记，建议读完本文也前往回顾这期读书会——在那里，另外两名讲者从自身的田野研究与理论思考脉络出发，为我们勾连出了另一片蘑菇世界。
本文转载自结绳志。
文 / 顾晓清
编 / 叶葳
《末日松茸》（The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是一本没有参考文献的民族志，所有的资料来源都编织在注释中，与书的主体浑然一体。这篇编辑手记也想一反理论构架的解读方式，代之以多次阅读中发现的不同风景——也是作者在书中一直强调的永远在生成中的景观（landscape）——加以呈现。
这本书我大概读了五六遍。第一遍是跟随着作者。罗安清（Anna Tsing）生于1952年，是加州大学San Cruz分校的人类学教授，也是人类学界近年来最受关注的学者之一。文化人类学家传统上擅长对人类社会及其文化进行分析，以及通过跨文化比较来分析不同人群、社会和文化间的关系。而以罗安清为代表的这一支人类学家则呼吁应该把“自然”也纳入考量。也即，我们不仅要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要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她原本只想找一个具有跨国色彩的研究标的物，结果松茸研究充满了合作和意外，让她上山下海、又从森林走进实验室。这本书就涵括了美国俄勒冈、日本中部京都里山、中国云南、芬兰（北部）拉普兰四个不同田野点的见闻。
《末日松茸》作者罗安清（Anna Lowenhaupt Tsing）
罗安清选择松茸，一方面因为松茸能够忍受人类制造的环境失调、但又不可被人类规模化种植，这种跟人类的关系很是奇特。另一方面，它是曾在日本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在地食材，但随着工业化对森林环境的破坏，逐渐在本国失去了立足之地，反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生长起来，再通过商品供应链返回供应日本国内；而如今不同的松茸排名估值又折射出全球贸易评估的多种形式。
在这个松茸故事链条上，作者把重心放在了被忽略的行动者——松茸采摘者身上，由他们串起了一系列事件和网络，而中间商、买手、保值票市场、购买者等各个主体则通过不同的政治经济技术规则联系、构造了松茸市场：不同于以往全球抽象/地方具象的两分法，这些案例讲述了各个具体因素的交汇。同样，作者也打破了谋生优先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简单的二元对立，展开了被战争记忆所纠缠的人生、森林砍伐、气候变化等等复调的故事，这些不可能构成完美结局的小故事形成了这本书的节奏。
接着，作者离开前面的故事、离开商业线索，进入了与松茸相互缠绕的其他生命轨迹之中。这可能也是有些读者读着读着开始困惑的地方。其实罗安清教授在这里做出了预警，指出“这是在概念和故事之间建立起一道失败之墙的结果”（p.190）。理论家们在概括出普世原则之后，期待其他人来填充“细节”，但“填充”从来就不是那么简单。这使得概念和故事之间被架起高墙，使得研究者们原本有意提炼的敏感意义也逐渐消失。我们习惯了把所有的知识实践（包括我们的内省、神话和传说、谋生实践、档案文献、科学报告和实验）分解成一个个单一的程序，但作者试图帮助我们打开，打开一个分层的、异质的、由不同认知和存在建构的、可能相互交染的景观：比如，由蘑菇展开的种间关系的知识；再比如，“干扰（disturbance）”，作为一种工具，作为一种方法论。
菌根共生关系示意图
真菌会（和细菌一起）消化岩石，创造让植物生长的土壤，也会消化木材，将它们分解成营养物质，从而被循环利用于创造新的生命。所以，真菌能够营造出一个地方的种间关系。真菌与植物菌根互联，可以帮助森林在面对威胁时做出反应。这种物种和物种间共生的关系，对我们习以为常的进化论中的种间关系（捕食、猎物关系）来说是反常的——它们不是要消灭对方。长久以来，我们熟悉的是“自私的基因”，不需要合作者：遗传基因仿佛是在自我封闭和自我复制之间，将生命不断规模化，这就是韦伯所说的现代性的冰冷“铁笼”。
但其实还有另一种“突变”：许多有机体只有通过和其他物种的相互关系才能发育。比如作者提到一种乌贼，必须在海水中遇到一种特定的细菌才能发育出发光器官。这个发光器官能够模拟月光，将乌贼自己的影子藏起来躲避捕食者，看起来是个非常重要的器官。但幼年的乌贼不会主动长出来，因为它不一定会遇到这种细菌。这个事情充满偶然。在这里，物种间的相遇是一次次不同的事件，而不是一个内部自我复制的系统，无法标准化、规模化。共生是一种规则，不是例外。自然可能是在选择“关系”，而不是选择个体或基因组。对罗安清来说，真菌就是一种指南，它一直反抗着自我复制的铁笼。共生关系需要遭遇、需要邂逅。我们则需要对其进行自然历史的描述，而不只是数学建模。夏威夷短尾乌贼只有在遭遇费氏弧菌后才能发光，图片来源：Mattias Ormestad, National Geographic
人文主义者常常把“干扰”和“损害”相联系，眉头一皱拒之门外，但松茸的故事恰恰展现了生态学家对“干扰”的看重。干扰并不总是负面的，也并不一定是人为的。比如，是让森林自我修复还是提供干扰来帮助它？日本研究者就选择了后者，他们提出通过制造混乱来帮助松树，从而帮助松茸。把干扰作为一个起点、一种行动的开端，反而可以看到人类和其他生物在塑造世界中的携手共进。
干扰和万物并存，干扰始终追随着其他干扰，干扰是常态。提出干扰的问题不会中断讨论，反而打开了讨论景观动态的大门——景观本身是活跃的，是正在形成中的。罗安清指出，干扰从来不是“是”与“非”的问题；干扰指涉一种开放的、不定的现状。干扰是一项很好的工具，可借此对全球/地方，专家/民俗的知识展开多种多样的分层。[1]
第二遍和第三遍读都是在校订译稿，与其他学者讨论。罗安清教授在这本书中制造了不少新的概念，比如Entanglement是“纠缠”还是“缠绕”？Salvage的核心是“value taken without capitalist control”，如果翻译成“残值”不合适，那么是“打捞”还是“攫取”还是“捡现成”？Contamination是污染、感染、传染还是……交染？Open ticket直译“开放票”能理解吗？这种“未平仓、未离场合约”怎么表现出来？那么是“兜底市场”还是“保值票市场”？Scalability是“可扩展”还是“可规模化”？如何把“scale up”的意思准确表达出来？……编辑读书稿和读者读书的一个区别可能在于对细节的推敲，因为正是细节决定了文本的冲击力与影响力。
确定译名：
简体中文版的特殊时空
到第四遍读是在做这本书稿的复审，正是在三月疫情爆发之际。其实直到2020年3月，这本书的中文书名还叫做“世界尽头的松茸”，当时已经看到对繁体版译文的一些商榷，包括书名“at the end of the world”在这本书里更多指向一种空间上的边缘化，而不是时间概念。最终将书名定为《末日松茸》其实部分出于对现实的理解与考量。
回想本书英文版出版是在2015年9月，当时大家还未曾预见2016年11月之后世界的日渐撕裂以及新自由主义恶果的爆发，对书中强调的不稳定性、废墟还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受。尤其，人们无法想象世界要如何从线性进步观中抽离出来——毕竟，给高歌猛进的世界踩刹车是多么不可能的事。而在简体中文版准备出版的2020年春天，我们看到了世界的摇摇欲坠，仿佛末日来临。书中的线索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眼前：人类将其与其他物种的关系简化为食用-可食用关系；人们不断攫取资源，将空间异化成废墟然后抛弃，再去寻找下一个可以为剩余价值牺牲的地方或物种；大规模裁员反而可能让金融市场弹冠相庆，正规雇佣、稳定工作成为幻想；人们寄予希望的那个没有病毒的夏天不断被推迟……《末日松茸》仿佛成为一份面前世界的说明书。
有一句熟悉的文学对白是“回不去了”，但我们真的想要回去吗？实际上，20世纪的资本主义中，给了进步许诺和GDP无限增长的永远在发展的经济，是由低价丰饶的资源为代价的。在资源枯竭、气候变化加剧的情况下，在所谓的“回去”之后是不是还要走那条路？如果眼看着是走不通的，那么是否应正视这种“不稳定”“不确定”的状态才是常态？我前不久看到澳大利亚学者David Jaclin在Klondike金矿做的采矿业多物种民族志研究，他研究气候变化带来的温度上升和地质融化对采矿者的影响。当代采矿活动加速了分解（有机物、沉积、森林和北极生态系统的生长）和重新形成的过程（物质资本、流通、市场价值和资源增长）——这个研究看起来遥远吗？但想一想这半年翻番的黄金价格以及动荡世界的对金矿业的索求吧，猛犸象的化石都可以让我们心中一震。
Klondike的采矿活动加速了地质变化过程，使得冰河世纪的古生物化石被暴露出来，淘金热“意外地“引发了古生物学家的积极关注与研究。图片为在该地被发现的猛犸象牙，来源：macleans.ca
如何应对不稳定、不确定的状态呢？松茸和它的伙伴们启发了我们：合作共生。不要仅仅追求自己的内生发展之路，而是依赖多种生计和环境可持续性的其他行动者。从那个时候起，我前所未有地觉得松茸这本书不应仅仅为学者、学术圈所拥有，而应该面向更多的受众。它所激发出的对抗“末日来临“的温暖力量，应当传递更远。[2]
合作共生不是简单地描述一个“在一起”的状态，而是包括人在内的不同物种聚集后之间如何互相影响、相互生成。学者哈拉维曾经提到“圈层性”（spheric）的概念，通常认为这个观点来自于日本，森罗万象（shinra bansho），指的是“宇宙中的一切”或者是“天地间的一切创造”，我们人类在其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这像一个把所有东西装起来的袋子，是生命存在的世界，是所有的物种和物质，以及在天地间所有物质的相互联系。这是一种无差别的群体概念，这是根茎与块茎之间充足的混杂（the rich mix of roots and rhizomes），拥有巨大的生物数量。这个观点挑战了一直以来西方科学中我们熟悉的区隔，迫使我们去思考一种整体上的纠葛。这种打破区隔的尝试也可以说是一种同盟（alliance），就像学科之间并不需要接管对方才能一起工作。合作并不意味着你要融合所有的学科来制造某种新的混杂物。我们是盟友（allies）。事实上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坚持自己的学科，因为只有当我们有分歧并开始相互交流时，我们才能在新事物上面进行创造。
重新成为读者：
关于知识生产的再思考
书出版之后作为读者我第五遍第六遍来阅读它。身处关注知识生产的群体之中，对书中提到的智识森林的协同打造有了更深的体会。文科类研究者往往单枪匹马作战；说到共同研究，一般会联想到常由多位作者联名执笔的理工科论文。《末日松茸》的日文版译者就提到几年前撼动日本的STAP细胞研究事件（小保方晴子的造假事件）。除了捏造数据之外，原本应该进行的严密的论文查读也没有进行，但更令人惊讶的是此次事件所披露的研究情况：经过细分后的论文各个部分由相对应的专家分别撰写，然而参与者们却并没有掌握这项共同研究的整体情况，更遑论了解、接受意外数据。罗安清教授所期望的共同研究当然不是这样的。共同研究的全体人员应该共同遭遇意外，即使会有仓皇失措，也要享受这种偶然性带来的乐趣，同时这也会激发热火朝天的讨论。
其实这本书的形成过程也充满了新鲜的实验感。大概十年之前，罗安清教授和另外五位人类学、地理学学者以“松茸世界研究小组”（MatsutakeWorlds Research Group）的身份在American Ethnologist上发表论文，中间穿插笔名和真名撰写的独立段落，将每个人自身带有的地方性知识转化为方法的一部分。最终连缀起来的整体，完全符合期刊的规范性要求，理论框架、研究对象与方法、数据分析、田野反思和讨论一应俱全，篇幅也控制在25页以内。有意思的是，不同的声音并没有被消融，反而得到了展现。多重声音就像复调小说一样环环相扣、开放缠绕，而不同的田野地点之间也通过全球化商品链条的逻辑获得了内在联系，挣脱了案例分析的传统比较的窠臼。六年后，罗安清教授这本《末日松茸》英文版正式出版，提出这只是系列研究的一部分，“探险故事会从这一本延续到下一本”，除了这本民族志，还有其他文类包括随笔和论文，甚至纪录片《最后一季》，兼容了艺术和科学的实践。此外，她还和一位法学家共同设计了一款末日松茸的桌游Global Futures，包含了45张“创造未来”卡牌和18张“任务卡”，形成一个崭新的说故事比赛。总的来说，这项研究以人类学家为首，生态学家、菌学专家、松茸相关人员（包括售卖和采摘松茸者）等参与其中，各类人员亲赴现场多方研究讨论才有所成效。从本书的叙述中，我们很难想象作者坐在研究室中独自思索的样子。相反，从字里行间所传达出来的，是作者在享受与各类事物的相遇的欣喜。
末日松茸概念桌游
图片来源：Tsing, Anna, and Elizabeth Pollman. "Global futures: The game." Histories of the Future.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05-122.
在“作为转译的科学”和“飞扬的孢子”章节中，作者对近年的学术研究提出自己的质疑。美国和日本的松茸学研究是相互疏远的，中国的松茸学则被夹在两者之间——雄心勃勃的年轻学者从来不读日本的材料，认为那些是不懂英文的老一辈学者们的读物。美国的研究方法已经在云南为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撑，然而罗安清教授在实地走访中发现云南的森林和美国的松茸森林完全不同，倒与日本里山有着相似的模式。然而，日本研究侧重的“描述性”使其显得不太有用，因为描述的特定场域需要根据不确定的遭遇进行协调，从而不可规模化；与此同时，美国研究正在试图考虑如何研发出与可规模化的用材林相兼容的方案。
这样的知识生产的对比并不在于争论何种正确，而是要引出问题。作者在这里再次提出了世界主义的学术研究要如何在不同的研究区块中共同成长这一问题。当下学术过于细分，导致容易出成果的“稳健研究”四处横行，而突破既有框架和方法的机会却逐渐消弱。作者热情洋溢地跟随孢子出发，一边观察松茸能够四海为家的路径，一边号召读者打开固有想法，同去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我们熟知的种类，是在世界和知识创造之间的脆弱接合中发展出来的。种类总会不断变化，因为我们总在以新的方式研究它们。即使它们看似流动不定，而且更加引发困惑，却同样真实。”把“种类”替换成“研究对象”同样成立。知识生产需要众人持续的协作打理，但这不是要变成一座循规蹈矩的花园，而是让它能够对一系列的物种保持开放，把他者的生命表现融入自己的生命中。寻找新的研究路径的过程和寻找松茸一样，充满激情又保持沉稳。思想并不构成对世界的再现，而构成与经验世界的“块茎”式的共同生长即生成（becoming）。
在编辑这本与众不同的民族志的过程中，我也感受到了这种相互缠绕和时有惊喜的生命轨迹。《末日松茸》的法文版译者是一位散文家、历史学者，同时也是一个成立了自己的出版社的编辑，在人类学、精神病学、认识论方向引荐了不少英文作品至法语世界。而他邀请的法文版序言作者Isabelle Stengers，是一位来自比利时的哲学家，她从化学转向科技哲学，将德勒兹视为重要的哲学渊源；她也是哈拉维的法语译者，思考不可逆性和宇宙作为一个开放系统的问题。他们经手的其他作品为我勾勒出一幅令人津津有味的“弦乐之网”。日本版译者是一位地球社会学家，关注海洋生物，也关注“流动”和“再生”如何作为包括人类在内的多物种能够可持续存在的动力。去年在北京举办的“追踪末日松茸”展览，也让我听到了艺术家群体对于“脆弱的平衡”和“有温度的流动”的生动诠释。
左图为法文版译本，右图为日文版译本
当我们去问罗安清教授关于中文版序言撰写者的推荐人选时，她笑称，你们自己定，只要别那么学术化。没错，正如她在书中反复提醒的，将科学与知识更广泛地开放给世界历史，挣脱出内卷的僵局，也许是学者们的当务之急。最后，附上我最近在编辑的一本《人类学的可能性》(A Possible Anthropology: Methods for Uneasy Times, Anand Pandian, 2019）中的一段引文，交汇到末日松茸的历史中。
“你会因为什么而继续留下来？”我问道。“你认为什么可以使人类学更让人愿意坚守、更友好？”
“如果它还有可能变得更有协作感，”她回答说，“变成一个愿意打破壁垒，愿意去玩的领域。我们正处于迈向严肃终点的路上，也就是人类生存的终点。如果有这么一段时间是我们还可以去玩，可以无所畏惧的，那么就是现在。”
尾注：
[1] 这里要指出的是，干扰作为一种分析工具，需要意识到观察者的视角，单一的评估干扰的标准是不存在的。另外，物种也并非总是讲述森林生命的准确单位。“多元物种”这个术语仅仅是超越人类例外论的替代词。但是一个人使用什么单位取决于他想讲述什么样的故事。
[2] 另外，我们的图书出版除了大家熟悉的书号，就是ISBN之外，还有一个数据是CIP，图书在版编目码（cataloging in publication number），这是一个按照中图法分类的编码。简体中文版松茸现在已经被分到了F类“食用菌-供应链管理”，而不是通常社科图书所在的C类或大文学类I类，用“世界尽头的松茸”做书名，着实担心它被视为是一种讲边疆蘑菇的生物书。我们希望“末日”两字带有的某种情绪可以让它见到更多陌生的人文社科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