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垃圾里看到一座城市｜一次本土视角下的城市观察
我们往往通过文字来了解过去的时代、城市、思想、人物，在文字的引导下，仿佛置身于彼时的时空。当你真正走入那片空间，却很可能发现四周一片荒凉：林立的高楼模模糊糊，高谈阔论的人群是无声的，奔驰的汽车/马车只有几条简笔线条，著名的思想家也只有几个经典场景的剪影……那幅时代画卷上只得大片空白着，我们难以想象那个时代下、那座城市、那些人的日常气息是什么样的，日常生活是破碎的、消失的。
因为文字制度需要的是断裂、新奇、悲剧等异常状况，人们不会期望活在异常中，却想在文字中看到新奇的情节，而对平常、琐碎、反复、过于真实的日常叙事往往感到不耐烦，由此在文字制度的逻辑中，异常是受到关注的，而日常是被忽视的。消失的物质、消失的事件、消失的芸芸众生，还有一同消失的理智与情感，支撑思想家思考的日常生活消失了，只剩下抽象的思想漂浮着。在被虚拟的过去映照的当下，城市也变得漂浮。事实上，对人类而言，日常生活是最基础的生存场景，其直接、真实、平等而深刻，是时代文化的实践状态，是时代精神的实证文本。但如何进行日常叙事，同样需要思考。
《现代精神之花：一个东北工业城市的具体与抽象》一书对此进行了一次先锋的思想实验，作者徐前进以在地的观察视角，从空间、物质、人物着眼，考察一个东北工业城市具体层面上的景观与抽象意义上的城市内涵。那些正在变化或已经消失的事物，逐渐成为现代精神的象征。记录东北城市的日常景观，这既是普通的，又是特殊的，它意味着我们必须诚实地面对这片土地的过去、现在与未来，那些生长的、消失的事物，正蕴藏着我们未曾仔细了解的现代精神，属于中国城市的现代精神。
YALIPUB日常垃圾里的思想
文 / 徐前进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摘自《现代精神之花：一个东北工业城市的具体与抽象》徐前进-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23年1月出版
夜里十点，在现代城市向大型汽车开放道路通行权的时段（晚八点到早六点之间），一辆10米长的重型冷藏车进入这个城市的环城高速公路，从东部互通立交桥驶离收费站，然后进入城市内部。六缸发动机、柴油动力、460马力、十二挡位，驾驶舱下有四个轮胎支撑，冷藏箱下有八个轮胎支撑，灯光明亮，一路轰鸣。司机在一个十字路口缓慢行驶，拒绝停车。因为在车身静止状态下，发动机如果要推动二十多吨的重量，变速箱将会承受极限状态，减损使用期限。所以，冷藏车缓缓前行，5公里/小时。
红灯闪烁，绿灯亮起，司机踩下油门踏板，“嗡嗡嗡……嗡嗡……”在喷射压力下，柴油以均匀、稀薄的雾状形态进入燃烧室，然后被火花塞的电花引爆，巨大的冲击力推动着曲轮轴。这种力量通过变速箱传递到轮胎上，同时也推动着发电机，制造稳定的电力，制冷机得以连续运行，维持车厢内的低温状态。里面有十吨左右的海产品，虾、墨鱼、带鱼、小黄鱼，以及处于半加工状态的海产品（鱼丸、蟹棒、墨鱼丸等）。
半小时后，这辆卡车到达海鲜批发市场，一个复杂的经济行为随之开启。三个装卸工扔掉手里的烟，穿上破旧的工作服，打开冷藏箱的门，一阵冰冷的雾气奔涌而出。一个装卸工进入车厢，其他两人推来铁质的独轮车。成箱的海产品不断从冷藏箱搬到独轮车上，然后进入批发市场的冷藏系统。装卸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其间冷藏车司机与三个工人没有任何交流。精确的现代分工制度已经塑造了无须言语介入的商业共识。他首先站在一边抽烟，然后到驾驶室拿着交接文件，走进批发市场办公室。出来后，他直接进入驾驶室，独自在里面休息。“咣当”，冷藏箱门关闭。他睁开眼睛，提起精神，启动发动机，再次上路，在持续的轰鸣中离开这个没有任何审美意义的日常空间。
他是一个生活在过程里的人，一个从车轮无限转动的节奏中获取生存资源的现代符号。他不喜欢静止。在辛劳的工作中，他会饥饿，也会疲惫不堪，有时甚至因为交通事故而陷于困境，但他喜欢漂泊。在日常生活的意义上，他是一个用卡车谋生的卑微者。这辆卡车有先进的技术体系，却丝毫不能提高他的社会地位。而在个体行为塑造的意义上，他不仅仅是一个现代流动性的符号，而且是这种流动性本身。在高速公路上，他日夜不停地驾驶，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经常在一天之内经历自然意义的四季。
他开车离开的时候，可能都没有注意到这个过程即将改变这个城市的日常景观，影响着一群人的语言与行为。这批海鲜在批发市场存放四个小时后，一批零售商来了。他们驾驶电动三轮或小型货车，将之运到这个城市的早市、饭店、商场或小型零售处。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次连接都会导致价格的上涨，每一次上涨都在塑造一个群体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有时候使之高兴，有时候使之难过。与之相关的是，大型超市的内部景观改变了，其中的一个小空间变成了电力冷藏区。很多饭店的菜谱也随之改变。一个小饭店的经理以每斤10元购入了50斤黄花鱼，然后以每盘（半斤）30元出售。他要用这部分差价支付电费、工资、租金，以及客流空档期的日常消耗。城市街巷里的早市的物质类别也更加丰富。一个骑电动三轮车的商贩批发了30斤带鱼、30斤小黄鱼，然后用棉被包好，骑行10公里，四点半到达早市。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将是他这一天的核心工作时间。他要保持嗓音温暖，面容和悦，动作协调，用日常性的感染力去推动一个微小的经济交换机制。
这些海产品进入这个城市的日常生活领域，最终以两种方式离开：或是从下水道离开，或是从垃圾箱—垃圾处理程序中离开。并非所有可食用的物质都会以这两种方式离开这个城市的空间，例如米、面、油、肉，它们更多的是以第一种方式离开，因其没有不可食用的部分。而其他的物质类别，例如服装、各类工具等，往往会以第二种方式离开。
垃圾桶是日常物质功能的审判场。它们立在居住区的门前，或在大街旁边，既是具体的存在，也是抽象的存在。垃圾桶是一个处在现代文明边界的符号，作为物质功能的终点。所有被扔在里面的东西，除了被人重新捡回来的塑料和金属之外，都会从日常生活中失去意义，然后进入待处理的无用状态。
现代人每天会丢弃很多东西，这些东西仍旧有未尽的功能。然而，当被扔进垃圾箱后，它们就成了垃圾。这是现代个体理性控制的过程。但对于物质本身而言，这是一个充满了歧视的过程。因为一旦改变使用场景，它们就能甩掉被定义为垃圾的命运，重新进入生产性或功能性的领域，焕然一新。
这是一个道德和法律之外的问题，几乎不受管辖。只要是个人占有的东西，无论合法占有还是非法占有，如果不再符合使用目的或失去了审美能力，他就可以随意扔掉。有时候，这是源于实用主义的判断，有时候却源于纯粹的个体感觉。本来是一双崭新的鞋，那个人不再喜欢它的线条或颜色。在那个时刻，他厌恶这些线条与颜色，但两年后，他可能会再次喜欢。他已经陷入了一个关于新奇与厌烦、占有与丢弃的循环。这是在物质丰富的时代才会广泛出现的现象，我们称之为“奢侈”或“消费主义”。这个现象的出现有两个前提，一是强大的经济—物质能力，二是不受约束的丢弃行为。
现代城市文明希望改变这个现象，但它能做的仅仅是重新塑造垃圾桶的外观和内涵：一是使之符合现代审美力与秩序感；二是改变垃圾桶的形状与功能，以此规范物质进入这个空间时的层次与类别。但在当下这个时刻，在这个城市里，第二个愿望总是被淹没。一方面，那些过度占有的人可以完全忽视垃圾桶的存在；另一方面，行走的人在扔垃圾时有极大的随意性。他的手里有一个装纯净水的空瓶子，他可以扔进垃圾桶的可回收空间，也可以扔进不可回收空间。完全的忽视与随意的投放最终消解了现代城市文明对于垃圾秩序的想象力。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改变分析角度，在批判的同时发现这个现象的合理性。在工业时代的消费逻辑中，丢弃意味着人类在行使物质权力，也意味着人类在实践一种根本性的自由。然而，这种自由违背了自然逻辑，却让这个奢侈者感受到了最新的时代精神，至少是用物质满足创造精神满足，再用精神满足去激活关于现代空间与时间的想象力。鉴于此，“丢弃”有时会被人看作是对于时间与空间的、史无前例的发掘：
我们依赖于快速行动的能力，所以我们假定自己与咖啡杯、购物袋、各种包装之间最短暂的关系，我们必须快速甩掉这些累赘，以维持可称之为常规的、必不可少的“每日频率”。这种频率与我们的身份相联系，这身份从来没有这么富有可塑性，消费是我们此刻赖以传播、认知和区分阶级、教育、政治觉悟和宗教信仰的机制。
在这个过程中，垃圾桶掌握了物质审判的权力，但它们并不是这种权力的绝对拥有者。它们实际上也处在物质更替的过程中，作为人类物质秩序中一个短暂的类型。2018年，这个城市街边的垃圾桶被统一更换，老式的被新式的取代。而新式垃圾桶，在承担物质审判功能之外，还被赋予了审美功能。老式垃圾桶进入了废物处理机制，就像那些之前被它审判的物质一样，例如剩饭、纸张或塑料袋，等待着实用主义的审判。
但我们不能用嘲笑独裁者的方式来嘲笑这些垃圾桶。在人类历史上，新独裁者以维护公平的名义推翻了旧独裁者，他们将来还可能被新的独裁者推翻。我们可以从历史理性的角度批评这个独裁者，因其没有实践普遍的正义。我们也可以从个体情感的角度去嘲笑他，好好的日子不过，非得惹是生非，制造混乱，所以罪有应得。但对于垃圾桶，这些批判角度都是不对的。它们仅仅是一种承担着人类目的的功能性结构，不能言语、没有情感。它们在人类目的的主导下出现或消失，作为这些目的的反讽或隐喻。
具有审美功能的垃圾桶立在这个城市街道的两侧，深灰色架构，线条简洁，美观大方。中部顶端是容纳烟头的圆形开口；左侧是存放不可回收垃圾的黄色箱体，箱体中间是红色的“不可回收”标识；右侧是存放可回收垃圾的绿色箱体，箱体中间是白色的“可回收”标识。这是一种区别性的理念，重新塑造垃圾秩序，补充现代实用主义的缺陷。如果严格按照垃圾分类标准，那些本来被定义为垃圾的东西可能会遇见巨大的功能翻转。它们不会被运往垃圾填埋场，而是再次进入物质生产机制，例如塑料包装袋，重新融合后会变成廉价玩具，或其他塑料制品。然而，这些垃圾桶并不能彻底实践区分的目的，因为它们本身无法完全突破实用主义逻辑，相反受到这种逻辑的直接控制，即垃圾桶也会成为垃圾。
在抽象分析的意义上，垃圾桶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它要塑造理想的物质秩序，又无法改变人类中心主义的问题。但在局部意义上，例如在现代城市的街道上，垃圾桶仍旧是能够改变物质状态的日常景观，具有汇集和区分的功能，尽管无法克服关于自我存在的矛盾。2016年11月6日，《工人日报》针对垃圾桶的无效性发表评论：
八个城市入选全国第一批垃圾分类处理试点城市，十六年过去了，这些城市有大量分类垃圾桶，可回收物的垃圾与不可回收的垃圾混在一起，有人想要垃圾分类，但不知道怎么界定可回收物和不可回收物，有的昔日垃圾分类试点明星小区，配备的分类指导员已没有踪影。
现代城市文明需要确立全新的物质秩序，并将这个目的赋予了垃圾桶。很多城市都试图实行垃圾分类制度，但困难重重。在理论意义上，垃圾桶是一种关于物质权力的景观，但在具体的日常生活中，垃圾桶对于物质秩序的重构力量是悬空的。
我站在一个垃圾桶旁边，从一个日常意义的路人变成了日常物质形态学家，然后在这个身份的鼓励下翻找垃圾桶，以实证性的态度发掘这个空间内部的物质结构，然后具体地展示物质分类权力处在悬空时的状态。
不可回收的空间里有一个装纯净水的塑料瓶、三个一次性快餐盒、四个一次性口罩，还有散散落落的纸巾、本地生产的冰糕纸和冰糕棍，以及一块棕色糖果包装纸，包装纸背面有配表料：“牛奶巧克力（白砂糖）、可可脂、可可液块、脱脂乳粉、乳糖、乳脂肪、精炼食用植物油、乳化剂（大豆磷脂）、植物油、食用盐、鸡蛋蛋白粉、食用香料。”
可回收的空间里有一个透明塑料垃圾袋，袋子里有两个没吃完的包子，已经发霉；还有一叠纸，是一份废弃的房屋买卖合同；另有一个黄色的降暑饮料铝罐，品牌秘方源自清朝道光年间，“采用本草植物材料精制而成，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配料有水、白砂糖、仙草、鸡蛋花、布渣叶、菊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最后是一个黑色的快递纸箱，上面贴着信息单。1最底部有一个廉价烟盒，中间被烟头烧了一个窟窿。这是一个让人想象的结果：一个人从烟盒里取出最后一根烟，一边抽，一边用烟头烫这个烟盒。他是在思考，还是陷入了无聊？
在日常生活意义上，这些被丢弃的物质已经到达存在的终点。但在物质的原始意义上，它们永远不会被垃圾桶的审判权征服，所以这个终点也可以看作是起点。物质的存在可能并没有起点与终点之分，因为它们没有知觉，或始终存在。如果被现代文明之火烧成灰烬，它们只是变换了存在的形态。
对于现代文明而言，垃圾桶是一个多重的矛盾体，既服从又反抗。它能准确地出现在垃圾集中地，对于现代文明的要求也会视而不见。在生产和消费领域，现代文明已经充分实践了对于物质的强大权力。为了维持这种权力的持久性，它又发明了垃圾处理机制，并希望控制物质在这个机制中的存在状态，使之符合实用主义的要求，所谓陈力就列，不能者止。但在实践过程中，现代文明已基本上放弃了这个目的，最后只能用简单填埋的方式勉强维持失败者的尊严。这是一个无法否认也无法回避的问题。现代城市周围分布着垃圾存放地，作为现代城市文明在物质权力领域中失败的具体象征。
在日常物质正式进入废物处理机制之前，一个群体致力于改变它们的存在状态，并在部分意义上缓解了现代城市文明失败的彻底性。在个体生存目的的鼓励下，这个群体将一些物质从垃圾桶里取出来，例如书报、纸壳、金属品等，收集整理后集中出售。在经济意义上，他们是在获取生存资源，但在思想意义上，他们将这些物质从存在的终点重新放在生产秩序的起点。
这是废品收购者所实践的经济功能，也是他们所具有的思想功能。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是一群卑微的人，身处一个位于人类中心主义边缘、几乎被遗弃、经常被轻视的生存领域。然而，这也是一个具有原始正义的领域。一个人无论再穷苦或卑微，只要他还有自食其力的愿望，以及基本的语言与行为能力，就能获得足够的生存资源。在这个领域中，出身、学历等现代文明的附属状态已经不再重要。
这个城市的老城区经常出现一对骑着三轮车的母子。母亲身材不高，但很干练，每次带着她的儿子。他比母亲高很多，胖很多。他的头尤其大，一只眼睛无法完全睁开，另一只眼睛有些斜视，整日几乎不笑。之前，他们有一辆人力三轮车，前面两个轮子，后面一个轮子。母亲骑着车，他就在旁边用力推。不久，他们买了电动三轮车，仍然是母亲驾驶，他坐在一边，每当遇上垃圾桶，他负责下车去翻捡。
中午，母子俩在拉面馆吃饭。他吃得很慢，母亲就坐在车上等他。吃完后，他用手抹抹嘴，然后坐在母亲身边。她启动电动车，加速向前。在加速的那一刻，他的脸上露出一种源于日常满足感的快乐笑容。
这是一个卑微却伟大的母亲。她爱自己的孩子，领着他在这个具有原始正义的领域里艰难生活。
在这个日常空间里，像这对母子一样收废品的人还有很多。表面上，他们是在谋生，但在思想意义上，他们重新设定了物质的功能：取消对于被丢弃的物质的最终审判，为之赋予新生，以隐秘的方式避免了现代城市文明的彻底失败。他们骑着人力三轮车或电动三轮车，在每条路上走过。车上有个小喇叭，吆喝声几乎一样：“高价回收冰箱、彩电、洗衣机、电风扇、微波炉、电脑……”总之要把日常生活领域中的电器设备呼喊一遍。
一辆三轮车出现在一条路上，不足十分钟又会来一辆。有时候，两辆车迎面而过，各自开着小喇叭，声音交织、冲撞。两个人迎面而过，就像什么都没看见也没听见一样。他们用这个声音展示着重新定义物质的力量。对于他们而言，这是一个没有商业归属权的空间，谁都可以来，卖给谁都可以，所以他们只能提高声音出现的频率。
这是一种源于同时性的、有冲击力的声音。在此时此地，它完全是一个商业目的的延伸，没有审美力，也没有启发性。这个目的之外的人可能并不想听到它，而它会在任意一个时刻到来，出人意料，无法遮蔽。对于当下这个城市而言，这种声音是一种矛盾性的存在，因其承担了一种被人轻视却不可替代的功能。无论对于物质秩序，还是对于人类道德秩序，这种声音都有存在的合理性。
这群人里有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圆圆的脸，头顶上的毛发已脱落大半。他三轮车上的小喇叭有一个开关，在日常性稀疏的空间里就关掉声音，在日常性浓密的空间里再打开。他不是本地人，所以小喇叭首先会播放一段不太标准的普通话“高价回收冰箱、彩电、洗衣机”，之后语调转成方言：“旧电脑、旧电视、微波炉、旧空调。”在几年时间里，这个风格都没变过，这个声音由此变成了他的存在身份。
他在一个方圆5公里的老城区的街道上反复出现。2017年夏天，他在一条路上碰到一辆卖雪糕的三轮车。那辆车上同样有一个小喇叭：“雪糕雪糕，小奶油雪糕、绿豆雪糕、草莓雪糕、山楂雪糕。”两个小喇叭的声音都很大，迎面而过的那一刻，两个声音相撞，但谁都不能干预谁，两个人在职业性的漠视中一闪而过。这是一个具有原始正义的生存领域。
一个中年女人骑着一辆草绿色的电动三轮车，车上没有小喇叭，但她的声音有强大的穿透性：“收——破烂——儿。”音调平缓，沙哑中有轻柔，以及一点顽强。我一共积攒了36个塑料瓶（3升装），还有一辆旧自行车，共计两元六角。这辆车本来就是二手车，60元钱成交，我骑了两年，换过了多数的零件，包括闸线5元，后轮轴承20元，车蹬子8元，前胎28元，车座10元。但一旦进入废物处理机制，这些东西就瞬间失去了价值。
临走时，她回头看到了沙发上的书：“那堆书卖不卖，这个值钱。”在那个学期，我每星期要上七次课（共计十四节，每节45分钟），所以带回很多书查阅。工作量大，时间紧张，我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像一个高效运转的机器，不能出现一点异常。每次上完课，我会晕头转向，甚至记不清哪一天再上课，也就没有时间整理这些书，所以摆得到处都是。“书报值钱啊，1元钱1斤。”她再次以专业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一切。
一个收废品的老人骑着人力三轮车四处奔走，肤色暗黑，脸上布满皱纹。在一年中，除冬天之外，他都穿着老式中山装。他不用小喇叭，也不怎么呼喊，因为他与一些商店有固定的合作关系。在宏观的城市文明中，这种关系微不足道。但对于这种职业而言，这是最高的境界，需要健康的身体、恰当的出现，以及经济意义的信任。
装修期间，我的家里有很多建筑废料（暖气片、包装盒、电线等），我在路上遇见了他。我们边走边聊，作为两个平等的日常人格。20世纪60年代，他们一家从山东来这里谋生，两个儿子也在这里务工。上楼后，他整理了物品：
——给点钱就行。
——你好说话，但咱也不能糊弄你，一码归一码。
另一个小喇叭的呼喊声由远及近，“高价回收冰箱、彩电、洗衣机……”在这个竞争性的声音里，他提着这些物品下楼。在老城区的任何一个角落，我总能碰到这个让物质重生的群体，还有他们的三轮车、小喇叭。那些小喇叭不间断地播放，词汇相似，语法相似，很多时候都无法区别。
我对于这种声音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将之视为单纯的声音，日复一日、无所不在；之后它变成了一种让人避之不及的噪音，自然意义的安静总是被打乱；最后，我与这种当下的具体状态和解，确切地说，是听觉与心理之间的和解，源于我对于这个群体思想意义的理解。然后，我进入了这个现象的深层结构。当我从物质重生的角度看着他们的时候，一个不同于日常视野的角度出现了，我接受了他们，并尊重他们。他们是勤奋的劳动者，蓬头垢面，风餐露宿，为的是养活一个家。
夏天中午，这群人在一家拉面馆吃饭，每个人一碗拉面、一瓶啤酒，兴高采烈，举杯畅饮。之后，他们聚在树荫下，打扑克是他们交流的主要途径。他们席地而坐，地上铺一张报纸，专注而投入，不时大喊：“走了！”一个人一手好牌却输了，懊恼不已，“我怎么这么倒霉？”观看的人同样投入，为赢的人欢呼，或为输的人叫屈。那些不参与也不旁观的就在地上休息，躺在几层纸壳子上呼呼大睡。在这个短暂的时刻，这个地方成了一个临时性的公共空间。他们在这里获得群体认同，也会私下达成价格同盟，各类物品（报纸、书籍、塑料、金属等）基本5分钱一斤，盛5公斤水的瓶子5分钱一个……
这是一群物质功能的重新定义者，弱化了垃圾桶的独裁性，以及现代城市文明的失败感，然后用有偿交换的方式重新定义物质的存在状态。对于这些被排挤出日常生活秩序的物质而言，他们是一群拯救者。所以，他们的功能已经远远超出了物质领域，作为物质状态的改变者，以间接的方式阐释时代精神的变化。一个人并没有能力担负这种功能，但在三十年或更长的时间里，这个群体却有效地实践了这个功能。
20世纪80年代，这个城市的日常空间被一种内涵不同的声音所控制。这是一种源自农业—手工时代的声音，其中所涉及的物质与自然的距离更近，隐藏着关于味觉的诱惑，以及对于个体命运的猜测：
“豆腐……”，前音短促强烈，后因冗长柔弱；
“糖包……馒头……”，前一个词绵长，有一个词急促响亮；“磨剪子……戗菜刀”，声音低沉有力粗犷；
“修理钟表……”，轻快简洁，最后一个字低缓；
“花椒面、胡椒面、芥末面，打好黑油哎……”，开头缓和唱腔，之后有力，最后明快；
“抽帖、抽灵帖、算灵卦、不灵不要钱哪，男算求财望喜，女算月龄高低，出门人算几时归来呵”，伴有竹板声，平铺滑稽；
“哎，脚刺挠、脚烂、长脚气、脚爱出汗，买我一包吧，脚气药”；
“麻花儿”；
“枣、蜂蜜枣、枣蜜糕”；
“蓼花膏”；
“烤地瓜，热乎”；
“锯锅呵……锯缸喔……锯碗”；
“弹棉花”，“洋铁壶、换底，砸梁、加盖、捎带安嘴……”；
“卖瓦——盆儿、大盆、二盆、三盆贱卖，卖釉子盆，一套套地卖”。
在当下的日常生活中，这类物质不再有稀缺性，或已经完全消失。与之相关的声音体系也就消失了，但它们由此具备了声音考古学的功能。这类考古学只能借助于那些文字化的声音，即变成文字的声音，因为实质性的声音已经永久消失。即使如此，我们对于声音考古学也不能过于乐观。因为在文字制度中，这些声音变成了长久性的存在，却处于被切割的状态，或一种存在与语言之间的分裂，所以它们更多的是一种关于时代精神的局部象征。在一个全新的时代，另一个声音体系会淹没上一个声音体系。这些声音每时每刻跟在这些物质后面，等到它们的功能耗尽，就靠近它们，然后缠在上面。这是一个瞬间的声音现象。在当下这个时刻，这些声音垄断了日常物质的阐释权，但它们最终也会像上一个声音体系那样被淹没。
这些失去特定功能的物质本应该进入现代遗产体系。它们的时间性已经完成，开端状态是明确的，终点状态也是明确的，既不会再延长，也不会再缩短。在本质上，这是历史记忆的存在形式。然而，这些物质最终会进入废物处理机制，而不会成为历史记忆的一个类别。
在审判即将开启的时刻，那群人出现了，骑着人力或电动三轮车，车上有一个小喇叭：“高价回收冰箱、彩电、洗衣机……”在这个时刻，这个声音占领了现代城市的日常空间。这是一个具有选择性的声音，也就是选择那些具有重启功能的物质，包括金属类、书报类、塑料类等，所以这群人也就不是全部废物的拯救者。
因其本身所具有的选择性，这种游荡的声音区分了现代城市的日常时间层次。有的人生活在上一层声音中，日渐被当下的物质结构抛在后面；有的人生活在这一层的声音中，他们主导着当下的物质状态；有的人生活在未来一层的声音中，他们是受到家庭保护的未成年人，不是独立的谋生者，在正式进入日常生活秩序之前，他们用未来的视野影响物质的形状与功能。除此之外，还有少数人，他们始终处在这类声音体系之外，就像他们处在现代分工制度之外一样，例如那些因为害怕公共交往而拒绝工作的人。对于他们而言，日常生活是虚拟的，他们无法全面地感受到其中的具体与复杂，所以几乎不会进入这个声音—物质体系的实质层次。
在这群出现在白天的物质拯救者之外，还有另一群在夜间出现的人。日常物质被投入了垃圾桶，在垃圾桶的审判功能启动之前，这群夜行者干预了这个过程。在社会意义上，他们的身份甚至比废品收购者更低微，因其处在经济交换领域之外。作为夜幕里的拾物人，他们要在脏乱的视觉与味觉空间里寻求日常生活的偶然馈赠。
深夜时分，他们背着袋子，在这个城市里游走，经过一个个垃圾存放点，在混乱中寻找塑料瓶、易拉罐、电线……他们打开垃圾桶，撕破垃圾袋，努力翻找，不放过任何一个线索。深冬时节，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妇人出现在街头，双膝向外，缓慢地行走着。她戴着藏青色的棉帽子，一身深色衣服，黑色的皮鞋上有一层灰。她经常在日常居住区的垃圾存放处寻找两类东西：纸壳和金属品。她首先踩一踩垃圾袋，只要有希望就将之彻底打开。
她的脸上有疲惫、淡漠、沉静。她应该还会笑，但在独自的游荡中，她关闭了这个功能。她眼神专注，目标明确。这个目标不大，但她能以此为生。在一个自来水道改造工棚的旁边，她找到了一些塑料薄膜，提起来抖了抖雪，塞进袋子。她又上前走了两步，看到一卷没用完的透明胶带。她抬起头看看四周，然后装进上衣口袋。在人生暮年，她选择了一种具体的、实用主义的谋生策略，不乞求，不认输。
三年后，她从这个普通的日常生活空间里消失。一年后，一个六十多岁的女人承担了这个功能。她看起来很瘦，行为干练，每天背着尼龙编织带，在居住状态密集的空间里游走。她同样对纸壳和金属有兴趣。对于每个垃圾袋，她会用一根小棍子戳几下，如果有线索就撕开，将垃圾倒在地上。一个垃圾存放点有五个垃圾袋，经她搜寻后，各类垃圾凌乱一地：玻璃瓶、空盐袋、菜叶子、松子壳……包括所有的家庭垃圾。第二天早上，一个负责卫生清洁的工人骑着电动三轮车，逐一清理。他对此十分不满，但也得耐心地收拾。他指着这堆散落的垃圾，对着一群过路的陌生人高声斥责：“昨天刚收拾好，今天就变成这样。”那群陌生人与他迎面而过，他们低下头，希望以此拒绝这个与之无关的声音，但他认为应该表达自己的愤怒。
2020年夏天，晚上十点，我跟在一个拾物人的身后，以日常物质研究者或日常社会学家的身份，观察她的行为模式。这个拾物人将这种行为提升到了现代职业的层次。她右手握着一根试探用的棍子，左手拉着一辆二轮拖车，身穿蓝色破旧工装，头戴黄色的帽子，脚上有一双干净的运动鞋。她走路很快，动作敏捷，从一个垃圾堆到另一个垃圾堆，不断用棍子试探垃圾袋里的物质结构。对于这根棍子反馈回来的感觉，她有丰富的经验，能够确定里面是食物、塑料、石头，还是金属？
她在居住区里穿行，向左、向右，停驻、俯身，然后又向前、向左……深夜时分，黄彤彤的路灯照亮了她的背影，前面一辆汽车开过来，她的身体在明亮的灯光中形成了清晰的轮廓。在这个时刻，我迅速启动手机拍照功能，对准这个移动的景观，在自动变焦功能根据空间布局调整好之前，拍下了一张照片，有点模糊，但其中有无法拒绝的实证性。在这个时刻，一个现代视觉—思想机制已经开启，而她并不知道自己已进入其中。
我在她的附近活动，若隐若现，在视觉意义上制造一种与之无关的假象。但在思想意义上，她是我的导师。她用亲身实践的方式将我引入一个关于生存与审美的复杂领域。没有人愿意生活在被翻乱的垃圾所占领的空间里，也没有人愿意看到这些在深夜中游走的拾物人饿死在路上。在这个城市，在这个时刻，总有一批借此谋生的人。
在日常生活中，纯粹的审美应该向生存需求妥协。这是历史理性的要求，也是个体情感的愿望。他们怀着生存的目的在深夜中游走，是这个时代的日常景观，同时又在这种景观的内部制造了新的景观。所以，这是一种双重的景观。他们的行为对于日常生活秩序是否造成了破坏，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因为在当下这个时刻，以及在宏观历史趋势中，这个双重景观并不是例外的，它们就是日常生活本身。
源于日常生活的景观，无论多么混乱，都有美的内涵。这是一种当下之美、日常之美，或同时性的美。这种内涵突破了传统美学的范畴，变成了一种广泛存在却总被忽视的深刻思想。这种美处在现代解释学的开端，展示了一种内涵丰富的日常生活类型。
然而，这群创造日常之美的夜游人却不关心他们所创造的美。他们并非没有美感，而是因为当自己的生存成为一个紧迫的前提时，他们也就放弃了审美的诉求。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废品收集者，经常在一个公共区域整理那些从废物处理机制里拯救出来的东西（纸壳、旧书、塑料瓶、铝罐、铁器等）。他将所有东西放在这里，占满了整个空间，首先将之分类，然后根据形状排列、捆扎，最后放在三轮车上。这个过程要耗费一个小时，这个空间最终会变得干干净净。他对于美不但有充分的理解，也有实践的能力。
在审美与生存双重目的的控制下，他的身体不间断地活动。一个微小的目的在他的思维中形成，他的身体状态完整地阐释着实践的过程：站起来，向右转90度，蹲下去……他看到一个未经分类的纸盒，要用手将之捡起来，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的身体弯曲，手臂力量得以完全施展，双手抓住纸盒，左手与右手平均用力，身体再次直立，然后反向转身90度，将纸盒放在地上，身体下蹲，双手将上面的胶带撕掉，并使之平整……他的神经系统高密度地运转，肌肉系统在符合目的地伸缩着。
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心里应该会有一系列隐而不现的反应，包括担忧、愤怒、自卑、无用感。他要用纯粹的个体意志力，或生存阅历所赋予的日常理性，去克服这些心理状态，同时也去理解个体命运的复杂与艰难。他是一个精神丰富的卑微者，每时每刻都在创作一部个体意义的史诗。
他的存在又可有可无。现代文明提供了无限多的可替代性，即使没有他，这个城市的日常秩序也不会有任何重大的欠缺；即使他日复一日地出现，也不会引起多余感。我们很难用文字描述这个问题，而且这部个人的史诗也不会变成文字，就像其他卑微者的史诗一样，神秘地出现，神秘地消失。
在多数情况下，那些从事文字工作的人并不愿意，或不屑于将文字制度投放在卑微的日常物质领域，因为文字制度有附庸风雅的本性。它会利用这种本性变得更加风雅，但也变得更加虚拟、遥远，然后失去了具体的日常性，也就在本质上背离了文字与生活的关系。对于这个现象，文字制度是无辜的，应该承担责任的是那些附庸风雅的人，是他们抛弃了日常性，在文字与生活之间制造了分裂。在人类历史上，这种分裂会衍生出无知与高傲，以及可能会引起社会内部对立的区分制度。
这个卑微的拾物人日夜操劳，为了在城市里活下来，同时也间接地避免了现代城市文明在物质领域中的彻底溃败。但他的无限量动作仍然被来往的人忽视，在文字制度中不可见。在繁重的和不可预期的劳动中，他耗尽了几乎所有的力量，却无法向历史理性证实自己的价值。他坚强地活着，在历史理性中却没有一点踪迹。他身处现代文明，又身处文字制度的荒原。每次离开之后，那个空间会更加干净，他不但没有留下任何垃圾，反而会清理那些与他无关的垃圾。这是一个有公共审美力的卑微者，他对于人的公共性有健全的理解，却并不能因此远离卑微、轻视与艰难。相比于那些现代科层制度里面的人，他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困境的概率更大，但那些人并不比他高尚，所以这种美也就具有悲剧性的内涵。
编辑｜一一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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