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心理学的历史反思与时代担当（十）丨科学并非我们的敌人：中国理论心理学的“异音”

科学并非我们的敌人：中国理论心理学的“异音”

陈　巍

（绍兴文理学院心理学系副教授）

2013年初夏时分，彼时我刚进入浙江大学哲学系暨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在合作导师李恒威教授的指导下开展博士后阶段的工作。历时近十年的悉心营造，唐孝威院士领衔的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正在向每个来访者展现出一种独特学术氛围的魅力——在这里，神经科学、心理学与哲学的关系从未如此绞缠难分且活色生香。“科学家从实验室抽身出来陷入哲学的沉思，而哲学家则从扶手椅上站起身来挽起袖子走进实验室”这样的图景正逐渐变得清晰起来。虽然在国内类似的研究模式仍存在太多棘手的问题，但对于厌倦了中国理论心理学界“靡靡之音”的我来说，无疑如品韶乐。然而，我却从偶尔参加活动的著名古希腊哲学研究专家包利民教授紧蹙的眉头中“看见”了某种忧心忡忡。在此后的几年里，他还为此专门组织来自哲学、历史学、脑科学、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国内外一流学者，召开了两次“新自然主义与人文学科高端论坛”，并邀请我参加了他主持的自然主义挑战人文学的课题。

几乎与此同时，在大洋彼岸，曾入选美国《时代周刊》“世界上最有影响的100人”之一，以及《前景》“全球最著名的100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的哈佛大学心理学家Steven Pinker在《新共和》杂志上抛出了一篇耐人寻味的文章。它被冠以一个直言不讳的标题《科学并非你的敌人》（Science Is Not Your Enemy）。在这篇文章中，Pinker指出，Descartes、Spinoza、Hobbes、Locke、Hume、Rousseau、Leibniz、Kant等启蒙时代的许多哲学家和思想家关注科学的最新发展，他们甚至以自然哲学家的身份提出了大量带有自身烙印的科学理论。即便用今天的科学眼光来审视，这些观念或许不是那么正规或缺少实验数据的支持——然而，这恰恰反衬出了他们的伟大。

然而，囿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当代的人文领域不仅改变了这种传统，甚至还将这种传统视为是对人文思想的荼毒。人文学者理所当然地视科学为天生的对手、一生的敌人，以至于认为科学所到之处一定伴随沙文主义与强权文化。正如包利民教授再三提醒的：“科学家‘征服敌人’的意向性十分自然。科学家最恼火的‘难问题’就是：无意识的物质世界怎么会异化出了非物质性的‘意识’，冲破世界的统一性。而黑格尔派观念主义的难问题相反，乃是意识怎么会异化为物质世界？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各种‘重新收回异化物’（重建世界的同一性）的努力。”因此，如果一位科学家在政治、宗教、哲学、文学或艺术领域高谈阔论，并尝试使用自己的知识结构解释自由意志、民主、信念与审美等话题时，他们往往被谴责为“决定论、还原论、本质主义、实证主义，甚至最糟糕地被一言蔽之为‘科学主义’（scientism）”。

两相对照，并由此联想到当下中国理论心理学发展的颓势，不禁让人产生一个或许并不十分恰当的比喻：如果将过去二十年来中国理论心理学界隐藏的上述立场视为一个屡遭挫折的人，那么按照美国心理学家Weiner的归因理论，这个人的归因风格注定是分裂的。乍一看，他好像将自己的失败归因为是稳定的。例如，自己的能力不够（我又看不懂脑电数据，也不会复杂的实验设计）。如果是这样，那么他的归因控制点应该是内控型的。但偏偏他又会为自己的失败寻找外在因素。例如，外界环境（实证心理学是主流地位，掌握了话语权）或者任务难度（做理论心理学要想出成果实在太难了！）。理所当然，这些导致自己屡遭挫折的因素在性质上是不可控的，不由个人意志或意愿所决定。

当局者迷，如果作为一个旁观者详加查察，不难发现上述充满矛盾的归因分裂背后存在某种更为深刻的认知偏见。几乎很少有人反思，造成我们当下窘境的因素究竟有多少可以归因于外部环境，又有多少可以归因为自身条件？ 

一方面，这个人似乎倔强地无视某种内在、不稳定的且可控的因素——努力！环视当前的中国理论心理学界，沮丧、无奈、不满与怨忿乃至绝望如同雾霾般笼罩，但我们的抱怨声中却唯独很少听见对自己的反思。当我们宏阔地谈论：“还原论一旦从适用走向极致，它的作用则会走向反面，所产生的直接结果就是心理学中人的主体性迷失。”殊不知“还原论”（reductionism）这个“该死”的标签下有着多少我们视野之外的知识（请随意去Stanford哲学百科全书或Philpapers检索这一术语，相关的论著数量可能会让人瞠目结舌）？我们的理解是不是还停留在某些政治正确的宣言稿中？当我们精微地言及：“对稿件的选用大体都以是否使用高精尖的技术或者复杂的统计为标准，甚至连论文的格式都完全照搬APA的格式，中文格式的书名号非要生搬硬套地改为拼音文字的斜体格式，根本不考虑方块文字的斜体是否美观的问题。”殊不知有多少我们中的同行至今未曾下过决心试图自学或向同行求教这些高精尖技术或复杂的统计究竟“高、精、尖”在哪里，又“复杂”在哪里（哪怕只是了解皮毛）？又有多少人在给《心理科学进展》之类期刊投稿（甚至录用）时被编辑部聘请的参考文献编辑公司划出的“满纸红字”羞得面红耳赤（原来我们连学术态度都如此不端正，甚至连小小的APA格式也没能力很好地“依样画葫芦”）？又或者高傲地叫嚷：“在某些层面，也许根本没有全世界相同的心理。美国人研究的那些心理效应，不管有多么科学的外衣，也不管用了多么精密的统计，也常常不过是招几十个美国人做做试验，然后就得出来一个结论。”可就是这样用几十个美国人做的试验，我们中的很多人要么从未听闻，要么对其细节不甚了了，更遑论作为理论心理学家的身份，真正拿出理论心理学家的自信去直接介入实验心理学研究。

另一方面，我们对于科学的仇视，又恨屋及乌地延伸到对孕育科学的土地——西方之上。就像那个人既不从自身努力上寻找失败的借口，就会将目光对准外在环境的不利。于是，我们认为是来自西方的心理学评价体系与标准压抑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因此需要刻意地强调本土化、民族性等对于心理学的意义。“当外文文献成为提出研究问题的唯一合法来源的时候，本土为数不多的闪光的想法自然得不到关注、重视和认可，因而难以形成原创性的思想体系，即使有少部分人有原创性的思想也被席卷而来的学习西方浪潮所淹没。” 

对此，我是不以为然的。生物学家施一公教授曾辛辣地指出：“我们国家非常强调成果转化，现在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加强转化’。但我想问一句，转化从哪儿来。我们的大学是因为有很多高新技术没有转化成生产力呢，还是我们根本就不存在这些高新技术？我认为是后者。我们的大学现在基础研究能力太差，转化不出来，不是缺乏转化，是没有可以转化的东西。”同样地，对于中国理论心理学界而言，世界上所有相关领域的顶级、权威与优秀期刊的大门从未向我们关闭。如果我们仅仅是因为语言的问题无法将自己的成果向世界展示，那么这个问题并不难以解决（我们可以求助专业的翻译公司或求助于具有这方面能力的朋友，甚至也许某一天我们也可期待人工智能全面胜任翻译这项工作）。我只是怀疑，我们真的有“干货”吗？有什么观点是带有自己的身份特征的（personal identity）？有什么想法值得把它写成英文？恐怕连先写成中文再翻译的意义都没有。

我所工作、生活的城市有着2 500年的建城史，近年来提议大力推进越文化建设的声音不绝于耳。就高校的行政头脑或传统学术思路来看，越文化是绍兴城市文化的名片，研究它自然是我们的优势与特色，这难道还有什么可以质疑的吗？当然有！我很好奇，就在距离我们不过200公里的苏州，同样也在高举吴越文化研究的大旗。那么，问题来了，究竟谁的研究才能被视为是“好”的研究？这是由上述本土资源本身决定的吗？不！这些本土的东西充其量只是孕育特色的资源，而不是特色本身，更谈不上优势。要想成为特色与优势，取决于使用这些本土资源将研究推进到怎样的层次之上，接受全球同行的评议。从这个意义上看，本土的并不天然等同于世界的，反倒是世界的一定最终会回馈于本土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若论中国理论心理学与世界理论心理学的关系，此理同矣！

因此，我接受Pinker的建议，并期待以此向中国理论心理学同行高声呐喊：“科学并非我们的敌人。”我们之所以敌视科学，关键还在于某种不必要的自卑情结。对此，或许作为新行为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Tolman的晚年回忆可以给我们带来些许刺激：“（我的理论）很可能经不起任何科学方法的最终标准的检验。但我不太在乎。我喜欢用已证明合乎我的方式来思考心理学。因为所有的科学，尤其是心理学，仍旧是极大不确定的和未知的领域，任何一个科学家，尤其是任何心理学家能够做到的，最好是将之看作是追随他自己的一线光明和爱好，而不管它们可能是多么的不恰当。事实上，我想这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最后，唯一肯定的准则就是从中获得乐趣。而且我已经从中得到了乐趣。”如果上述理由可以成为实证心理学家自信的动力，那么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理论心理学家而言，为什么不呢？当然，听到这里，“伪”理论心理学家还不可以长出一口气。如果科学就是一种人文（吴国盛先生就曾系统论证了“科学就是希腊人的人文”），那么当我们视科学为洪水猛兽之际，我们还能期望从自己的学术研究中获得一种真正的乐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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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中国心理学的国际学术话语权……舒跃育

科学并非我们的敌人：中国理论心理学的“异音”……陈巍

原刊于《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年第2期。如有媒体或其他机构转载，请注明文章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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