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发展史丨岳永逸、熊诗维：20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工作的架构与实践——以蒋旨昂为中心
作 者 简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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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永逸，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俗学、乡土宗教、社会学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熊诗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学史、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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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正式将社会工作纳入国家建设的总体框架。由此，中国高校的社会工作教学与研究也走上新台阶。为推动中国社会工作理论的体系化、学科的规范化，深度参与清河试验区调研和建设的蒋旨昂将燕京大学乡村建设试验的理论与方法、人文区位学、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丰富的中国社会基层服务经验和克里斯陶勒的“中心地”学说相融合，在重新定义社区、社会制度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一套集理论、方法与研习于一体的社会工作体系，积极推动高校社会工作人才培养方案的改革，并在成都郊外创办了“研究—服务—训练”三位一体的石羊场社会研习站。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理论与实践意义兼具的社会工作与本土化社会学——社区社会学相互充实且殊途同归，共同成为认知和改善中国的工具。对当下中国的社会工作、社会学的学科建设而言，这些行以求知，服务国家、社会与民众，且与社会学互为表里的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探索仍具启示意义。
关 键 词
蒋旨昂；社区社会学；中心地学说 ；华大社会学；李安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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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中国社会工作理论体系的尝试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原有社会秩序受到巨大冲击。为适应非常的战时状态，国民政府将中央社会部改隶于行政院。社会部主持全国社会行政事务，负责开展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等工作，并组建了许多社会工作机构，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政策。这些举措将社会工作正式纳入国家治理和社会建设的整体框架之中，转变了此前社会工作以西方传教士和教会大学为主体的局面。国家对社会工作的重视，以及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引发了学界对社会工作教育的关注与讨论。各个大学相继开设社会工作专业，不少学者撰写了社会工作教材。1944年，言心哲《现代社会事业》、宋思明《精神病之社会的因素与防治》、柯象峰《社会救济》、李安宅《边疆社会工作》和吴榆珍《社会个案工作方法概要》等纷纷出版。这些著作对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有较大助益。然而，它们大多是针对某个领域或某个地区的社会工作方法概述，对于社会工作的体系化建设，则略显单薄。言心哲《现代社会事业》，“系博采近代东西研究社会事业学者的论著，与个人积年捜讨的心得缩成之结晶”，厚重却失之于简明、精要，且仍偏重国外经验的系统化介绍。钮长耀《社会工作初稿》虽较全面地论述了社会工作的内容和方法，但政策指导性明显，又“太偏重监督指导的‘行政’意义了”。
为了满足高校社会工作人才培养的需要，为社会工作者提供全面、科学、可行的理论方法指导，根据其亲历亲为的调研、实践、思考与归纳，蒋旨昂在1941 年和1946年分别出版了《战时的乡村社区政治》和《社会工作导论》。在减少事实铺陈，提纲挈领以清眉目的同时，《社会工作导论》钩玄提要，尝试对社会工作提出“一种系统的认识”和“一套思考的间架”，明确要建立社会工作的系统，提供原则。其将国外较为成熟的经验与中国的实际结合，在相当意义上实现了二者的对接。而其对社区—功能论主导的社区社会学的吸收和将克里斯陶勒（W. Christaller）“中心地”（Central Place）学说引入的拓展，则使社会工作相对独立的学科建设与社会学本土化探索互为表里，提升了原本定格在实利、实用社会学的社会工作的理论性与诠释力。因此，称蒋旨昂为“尝试建立中国社会工作理论体系的第一人”，就有着学理上的合理性。
其实，蒋旨昂不仅是中国社会工作理论体系的重要建设者，还是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的实践者。他并未止步于“研学训”三合一的理论创建与实践，还积极投身于乡村建设（乡建）与边疆服务的运动之中。与李安宅等一道，他在成都郊外开创的石羊场社会研习站，不仅推动了地方基层建设，还为华西协和大学（华大）社会学的学生提供了实习训练场所，推动了我国早期本土化社会工作的理论实践，积累了经验。
蒋旨昂（1911—1970），又名蒋青立，河北丰润人。1930—1934 年，他在燕京大学（燕大）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Work）就读。“社会服务学”对应的英文是Social Work，后来通常直译为“社会工作”。在读期间，他深度参与了燕大清河试验区的工作，尤其是深入调查了隶属于试验区的卢家村。毕业后，蒋旨昂赴美留学，于1937年在美国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获得硕士学位。在游历了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等地后，蒋旨昂在1937年底回到国内。抱着学术效力国家的目的，他直接奔赴大后方，担任了贵州定番县（今惠水县）政府的收发和该县三区区长，以求深入了解中国的地方行政制度。1940年，他前往晏阳初、瞿菊农等在四川巴县歇马场（今属重庆北碚）创建的私立中国乡村建设育才学院（1945年易名为私立乡村建设学院），参与指导了璧山县兴隆场的调查与建设，还全力展开战时乡村社区政治的调研，其成果即1941年出版的《战时的乡村社区政治》。也就是在1941年，蒋旨昂前往成都华西坝，正式开启了他在华大的社会工作与社会学的教学与科研生涯。在创办石羊场社会研习站的同时，还先后与同仁一道在成都城区和阿坝黑水地区开展多种调研。
显然，无论是其早期的华北乡村调研，还是后来在歇马场、黑水对社区政治的调研和石羊场社会研习站的开办，在服务国家、社会与民众的基本理念和受社区—功能论指导的实地调研的方法论上均一脉相承，且都有效地服务于其将社会工作建设成为一门相对独立学科的学术事业与使命。
二、清河试验，社会工作的摇篮
1930年，蒋旨昂考入燕大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正是在这一年，燕大的清河试验区正式成立。卢沟桥事变后，清河试验区的工作才彻底告停。在此期间，清河试验区一直是燕大师生实地调研的基地。1928年秋，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给燕大社会学系捐助了一笔用于社会学教学与研究的资金。当时，燕大社会学系计划建立社会试验室已久。在后来回顾清河试验区的创建时，许仕廉强调：基于社会学的观点，他们想找一个地方“用相当的时间，作数量分析的研究”，因为这“比普通用概略的方法叙述社会生活为有价值”，而五千人口以内的一个乡村或市镇则相对适合。距离北京城德胜门正北十八里的清河镇缺少大家族，但在交易制度、家庭组织、教育组织和宗教组织等方面都颇具代表性。同时燕大到清河的行程只需一个小时，最终燕大决定在此创办试验区。
1928年，留美归来的杨开道博士到燕大任教。许仕廉便请杨开道任实地调查之指导，对清河的人口、家庭、商店和学校等多方面概况进行考察，撰写了报告。经过一系列调查，确立清河试验区总面积约200多方里，包含清河镇及其周边分属宛平县、昌平县和北平市三个行政区的40个村子，总人口逾2万。蒋旨昂调查的卢家村就是试验区内的一个村庄，在清河镇以北约8里处。经过一年多的筹备，清河试验区在1930年2月正式开办，同年6月16日举行了开幕礼。如清河试验区的首位主任张鸿钧所言：燕大社会学系推动建立清河试验区的主要目的“是要在实际社会里，建立一个适当的实验场，使校内研究社会科学的师生们，不单从书本里寻死学问，更能从人群生活中求真知识”；所以，其工作原则是“先虚心考察事实，然后根据事实认识问题，再根据问题，寻求解决的办法”。试验区的工作是以开展社会服务（工作）实践为导向的。
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政治动荡、风雨飘摇，广大农村深受战争和匪患的侵扰，加上自然灾害频繁，农民苦不堪言。仅就卢家村一带而言，1920年蝗灾，1929年旱灾、蝗灾，村民有全家服毒的、急死的、逃亡的、烙“信饼”吃的，1924—1933年遭遇大小战事6次。另一方面，此时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20世纪20年代末的世界经济危机使本来就负担沉重的中国农民陷入更为窘迫的境地。内外交迫之下，中国农村呈现出衰落破产之象。自然，试验乡村建设方法，改进并建设农村就成为燕大同仁的首要目标。
清河试验区也先后划分成立了经济股、服务股（1932年更名为社会股）、卫生股和研究股，以开展各项具体的试验工作。各股密切联系，每月举行一次例会，职员就各自的工作内容讨论交流，由主任统一协调试验区的工作方针，共同致力于清河的乡村建设试验工作（各股负责工作内容见图1）。同时，清河试验区还设立了由各领域专家组成的顾问委员会，协助指导具体工作的开展落地，例如：社会股举办的小学教师讨论班，每年都会邀请各科教员、专家教授教育技巧，以推动区内教育的改进；卫生股聘任助产士和医师开展具体的卫生工作，请杨崇瑞等医生作为卫生股的专家顾问，在清河积极组织推广现代医疗卫生服务。
在同期国内的众多乡村建设试验区中，清河试验区有三大特色。首先，在它贯彻的工作原则中，社会服务意识也得到了充分彰显。除了以实事求是的调查为依据，强调将试验区视为整体考察的方法论原则外，试验区的社会服务理念首先体现在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工作目标上。试验区的社会、卫生和研究工作也是围绕经济建设展开，以期直接或间接地改善区内经济状况。
其次，强调一切工作从简，适于乡村的现状。当时，燕大社会学系的师生正积极推动中西交流下的本土化社会学的建设。受美国社会学家霍索恩（H. B. Hawthorn）和巴特菲尔德（K. L. Butterfield）影响，作为试验区的主力导师之一，杨开道认为农村问题的关键在于有效组织。结合中国的农村实况，他主张通过乡约制度来维持乡村共同体的心理基础。鉴于传统中国村庄治理的经验，杨开道也强调农村领袖在构建自下而上农村自治体系中所起的作用。
最后，清河试验工作的开展，坚持“尽量聘用本地人才，加以训练，以免人存政举，人亡政辍”。试验区积极开办合作信用社的讲习会、毛织训练班，以敦促村民学习先进的经济组织和生产技术；开设幼女班、女子手工班和母亲会，为不同年龄段的女性提供服务和指导；教授当地年轻妇女现代助产技术，积极培植基层卫生保健力量。显然，试验区开展了专业、系统的实务工作，培育了一批地方社会服务人才，促进了清河农村的改良。正因为如此，清河试验被视为是“历史上第一次以‘社会工作’名义”开展的本土社会工作。
鉴于研究培养与社会服务的双重目的，燕大社会学系还对学生培养方案进行了改革：要求主修社会服务的学生在四年大学课程之内，必须有16学分的实习工作；实习的标准按照个人兴趣及北平能有的机会而定；学生实习机关有华洋义赈会、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青年会、卫生事务所、怀幼会、教保院和监狱等。这些制度性规定，使得燕大社会学的教学、实践深入到基层社会，使学生有机会“实习关于社会设计，地方组织，社会变态之预防等技术与原则”。除了鼓励学生在清河试验区开展实习，杨开道、许仕廉、章元善、吴文藻、王贺宸、雷洁琼等多位教师还开设了中国农村运动、当代社会学学说、社会工作入门、儿童福利问题等一系列相关课程。
燕大社会学系研究、教学和实习的三管齐下，不仅促进了社会学理论与社会工作的结合，还积极将西方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应用于中国乡村社会的考察，先后培养了张鸿钧、李安宅、张世文、吴榆珍、蒋旨昂等兼具社会学理论、社会工作实践，后来对中国社会工作学科建设产生巨大影响的学生。而清河试验区的开办，则促生了一批可圈可点的基于实地研究的毕业论文，包括：万树庸《黄土北店村的研究》（1932）、邓淑贤《清河试验区妇女工作》（1934）、李鸿钧《清河小本贷款研究》（1934）、杨骏昌《清河合作》（1935）、梁树祥《清河小学》（1935）、邱雪峩《一个村落社区产育礼俗的研究》（1935）、王际和《清河试验区合作会计之研究》（1936）、郑宝沪《清河市集的经济研究》（1937）等。其中，不少论文的精要部分都刊发在燕大社会学系的系刊《社会学界》。蒋旨昂的《卢家村》正是这些毕业论文中的翘楚。
三、偏重实利的调研——《卢家村》
1930年进入燕大社会学系后，蒋旨昂积极投身于清河试验区的建设与调研。期间，他担任过试验区社会股股长，负责区内儿童、妇女和其他教育试验工作。1932—1933年，蒋旨昂以卢家村作为田野点，进行了一年多的深度考察，与村民形成了“熟人”关系。1934年，他完成了学士毕业论文《卢家村》。该文篇幅远长于两年前万树庸的硕士毕业论文《黄土北店村的研究》。在压缩后，《卢家村》以同名发表于同年《社会学界》第八卷，70页的篇幅是同期刊发的费孝通根据学士毕业论文修订的基于文献研究的《亲迎婚俗之研究》的两倍多，也是该卷《社会学界》最长的一篇论文。蒋旨昂从地理、人口、经济制度、生产消费、政治宗教信仰、社会组织、社会关系和教育等多个方面，对卢家村进行了全景式的扫描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其将卢家村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区位兼及功能的考察，不仅在调查方法和研究理论上具有现代科学性，同时也深具社会改良的问题意识，充分展现出当时燕大社会学研究的旨趣，堪称同期华北农村研究的范本。关于其研究方法、取得的成绩以及削减的部分，刊发时正文前的小引——编者按，都有着清楚的说明。
（一）定性与定量结合的调研方法
与万树庸《黄土北店村的研究》一样，蒋旨昂《卢家村》也是在杨开道的指导下完成的。因此，这篇论文在架构、调查细项的设置等方面均受杨开道的影响。1928年，在对清河试验区进行初步调查时，杨开道曾拟写过一份乡村社会调查的提纲。在这份提纲中，杨开道明确指出：“我们调查乡村社会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学理的，一个是实利的。学理的调查，就是要求出一班乡村社会共同的原理，对于某一个乡村社会，没有特殊的注意。实利的调查，是专门注意在某一个乡村社会，要找出他的优点，尤其是他的弱点。”由此，在杨开道的指导下，蒋旨昂开启了偏重“实利”的调查。毕业论文《卢家村》共计十章，分别是：地理、发展、人口、家庭、经济、教育、宗教、休闲、政治、对外关系。这些调查项目杨开道在1929 年的《乡村社会调查》中都曾列出。
不仅如此，杨开道在强调量化调查数据的同时，也主张对数据的定性描述与阐释。因此，《卢家村》中虽有很多量化表格，但蒋旨昂对每一个数据的来源都有详细的定性描述。图表与文字的结合，将数字背后的意义阐释得透彻明晰。在“人口”这一章，蒋旨昂在呈现人口的迁入与迁出时，不仅列出了外村男女所占百分比，而且叙述了人口流动的原因。例如：
洪家的五子之中的长子，按理不应离开老家，也不应离开多年在自己势力之下（洪家是旗人）的村子。然而旧日的权威，古来的遗规，终敌不过经济的压迫！……民国九年搬来一家三口，是从深州来的，大概是受不了那里人口拥挤底压迫，才到本村租地种，租了三十二亩，廿二年潦得他们很苦。三十七岁的儿子从十二岁就在北平佣工，全家的北来，也多少受他儿子的影响。到这里一无长物，老两口租三间东房，住两间。
这些描绘是熟悉的，也是亲切的。每张表格的数字背后都反映着这个村子的变动与人情世故。将量化、科学化的社会调查与情境、个体生命历程相结合，这同样是社会学中国化、本土化的有益尝试。
（二）人文区位学与孙末楠民俗学说的影响
蒋旨昂在燕大就读时，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派克（R. E. Park）曾在1932年到燕大讲学三个月。派克开设了“集合行为”和“社会学研究班”两个系列讲座，将以研究美国都市为主的人文区位学（Human Ecology）系统介绍到中国。吴文藻、蒋旨昂等燕大师生都积极参与了这次讲学。次年，派克此次讲座的内容，由燕大社会学会出版股编成《派克社会学论文集》出版。文集中的《集合行为》一文，就是蒋旨昂对派克“集合行为”讲座进行整理后翻译而成。吴文藻指出，这一部分内容“与前述人文区位学一部，可说是派克教授一生关于纯理论研究之精彩所在…… 派克之视社会学为‘集合行为的科学’”。
派克此次讲学对蒋旨昂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在人文区位研究对实地观察、访谈的重视以及“社区（community）”概念的引入；另一方面是派克对社区和家庭集合行为的探讨，尤其是派克将家庭定义为一种社会学上的事实，是一种具有道德义务的共生体，是有着共同的目标并集体行动的组织。蒋旨昂吸收了这一观点。从派克集合行为的视角出发，蒋旨昂将卢家村的家庭活动视为一种组织行为。在“家庭”一章，他首先简明地将家庭定义为“连续性的组织”“继往开来的单元”，将其分为了组织、解组和功能三个小节展开论述。从婚丧嫁娶等家庭活动和亲子、夫妻等人际关系入手，蒋旨昂强调家庭在生育、经济、教育、政治、宗教等方面的功能。他指出：“经济生活是家庭集合的共同的活动……家庭的功能，几乎包括个人日常关系的各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派克短短三个月的讲学不仅将人文区位学介绍到中国，他对孙末楠（W. G. Sumner）的推崇，还使得孙末楠以民俗学说（folkways）为核心的社会学说成为燕大社会学系师生的公共常识，进一步强化了燕大师生对孙末楠学术观点的吸收与探讨。蒋旨昂也不例外。《卢家村》中对婚丧礼俗有非常详尽的描述。孙末楠认为，人们的生活就是要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而人处于社会之中，为了满足彼此的需求，人们就要组织合作、协调互济，形成一种公共的制度和秩序。这种人们所共同遵守的惯习就是民风。蒋旨昂进一步拓展了了孙末楠的这一观点，指出人类社会生活的需要“不外追求生存之安全和自由的活动”，并将之视为社会工作与社会研习的起因和目的。
（三）社会改良的意识
蒋旨昂的卢家村调查是在燕大清河试验区的背景下开展的。他明显受到乡村建设服务实践的影响，有着鲜明的社会改良意识和精神，如杨开道所言，“我们想要改善现在的乡村社会，必定是要拿调查的结果做根据。纯粹的学理，拿到一个特殊的乡村社会去，是没有用的”。蒋旨昂《卢家村》也有着鲜明的问题意识。例如，在“教育”这一章，他指出：卢家村的家庭教育环境并不能为儿童的个性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帮助；成人教育仅仅能够达到基本的识字能力；在这些识字者中，包括许多只能以白字记账的，真有读书能力的则很少；这样，成人的知识鲜有新东西。在此，蒋旨昂试图通过对卢家村教育情况的调查，找到当时乡村教育的症结。
同样，在记述卢家村建设合作社的过程中，蒋旨昂指出了地方领袖在乡村建设中的关键地位：“村民对于领袖的认识是整个的，领袖在任何场合都是领袖……领袖也自认如此，所以乡长在筹备会后向外村人说：‘我叫它（指合作社）好，就好；我叫它坏，就坏’。”对社区领袖的关注和成功调查，使得蒋旨昂后来关注社区政治，且尤为强调社区建设和社区政治之间的关系，甚至认为战争时期的乡村的社区政治是社会工作的核心。
在赵承信看来，因为不是为分析问题而调查，而是为社会改良而调查，所以燕大清河试验区的调研本质上属于乡村建设运动，有着明显的不足。但是，在当时中国乡村凋敝的实情下，这种偏重“实利”的调查与社会改良的动机对中国乡村卫生、经济、教育等各方面事业的建设，以及对后来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的社会工作的发展都有着不容小觑的作用。同时，这种因乡建运动而生的社会改良精神，也极大影响了一批学人，包括蒋旨昂后期对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的探究和实践。正因为一直秉持服务国家、建设社会和改善民众生活的志向，蒋旨昂在留学回国后再度投身基层，从事了边疆地区的调研和城乡社会工作的教研。
四、动态的如蛛网的社区：社会工作的理论根底
（一）本土化的社区社会学
1935年，倡导比较社会学的拉德克里夫-布朗（A. Radcliffe-Brown）到燕大讲学。对其中国同行，他明确区分了社会调查（social survey）与社会学调查（sociological survey），强调后者的学理性，即“要依据某一部分事实的考察，来证验一套社会学理论或‘使用的假设’”。随着另一位功能学派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B. Malinowski）学说的进一步译介，中国学人创造性地将社区论与功能论融合在了一起。这一集体完成的译介和创造性转换，集中体现在《社会学界》1936年第9卷和1938年第10卷。十年后，杨堃将这两卷《社会学界》视为中国社会学“划时代的大著”“极可珍贵的工具书”和“民俗学家所必须具备的指南（Guide）或手册（Handbook）”。在后起的学科史上，因为与燕大社会学有着渊源的不少学人在不同领域的成功实践，燕大社会学又有了“社区—功能”学派的命名与代称。其中，吴文藻的引领性不容置疑。
值得一提的是，1921年还在清华学堂读书的青年吴文藻就研究过社会工作，只不过采用了当时通行的翻译，他以“社会服务”来给其研究命名。1940年12月，早已经是学界领袖的吴文藻在重庆拟就了他主编的“社会学丛刊”的“总序”。在这篇简明扼要的序文中，吴文藻表达了要建立中国的比较社会学的雄心。然而，除“比较”之外，“社区”仍然是其比较社会学的核心词汇之一。吴文藻写道：
在相当意义上，吴文藻此时旗帜鲜明倡导的比较社会学实则是其数年前提出的“社区社会学”的延续与深化。受人文区位学强调人口、地域（空间）和文化三要素的影响，黄迪等人将“community”“社区”对译并进行了界定。在具体解释地域这一要素时，根据地域的文化水准，吴文藻将社区分为部落、乡村和都市三类，随即又强调三者的共性。他写道：“通常部落社区是民族学研究的对象，乡村社区是乡村社会学研究的对象，都市社区是都市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其实三者名称虽异，而其所研究的对象则同是‘社区’。有人主张此种研究可通称为‘社区社会学’。”
沿用布朗对调查的社会和社会学二分，吴文藻将偏重静态社会事实叙述的社会调查，比为“照相”，将注意历程和趋势描写并说明、解释的社区研究，比为“电影”。赵承信更加明确地将“社区研究”等同于“社会学调查”，以此与乡建运动倚重的“社会调查”区别开来。此时，功能论、比较社会学已经嵌入了社区研究之中。进而，参照西方社区研究的趋势，中国社区研究计划得以提出，社区研究与社会学建设之间的密切关系也被强调。最终，根据蒋旨昂等在清河试验区调查的大量事实，更适合中国实际与研究，且明显在类型上有别于社会人类学专注的初民社区（primitive or tribal community）和人文区位学在意的都市社区（metropolitan community）的“村镇社区”（village-town community）这一学术概念被提出，家村镇不同层级社区之间的连带性和大层级社区对小层级社区的涵盖性得以强调。
如此一来，在燕大社会学系，围绕特定社区展开研究更加盛行。清河试验区、杨庆堃的山东邹平、林耀华的福建义序、费孝通的江苏开弦弓村与云南三村、李有义的山西徐沟和赵承信的平郊村等，都是后来学界称善的经典案例。
（二）中心地学说与社区核心：社区的再定义
将社会学的理论与概念作为社会工作的认识论基础，是蒋旨昂建构社会工作的一大特点。其中，“社区”十分重要，始终是蒋旨昂搭建其社会工作大厦的基石、核心与抓手。正是基于燕大师友前述已有的认知，蒋旨昂将“社区”更加明确地定义为：“一个社区是在一个地方，人与人，以及制度与制度，所形成的一种联合；或说是：（一）一群在一块地面上居住的人，（二）有着共同的经验背景，（三）几种满足基本需要的制度，和（四）一种地方团结的意识；（五）他们也能共同努力于地方问题之解决。”即社区是地理位置毗邻，在历史文化、道德情感和组织制度方面具有一致性的生活共同体，它既受自然环境的影响，也受到诸种人为因素的作用。
化用派克“社区是制度之星座”的名言，蒋旨昂对自己更加在意的乡村社区进行了专门定义。在将社区比喻为蛛网的同时，蒋旨昂还特意提出了与黄迪在1936年创造的“文化重心”（the core of culture）相类的“社区核心”这一个概念。蒋旨昂写道：“社区好像是个蛛网，上面的蛛丝，便是社区里各种综错配合、互相作用的制度，而社区之核心便如蜘蛛所在的‘中军帐’。社区核心——无论是地理的还是社会关系的核心——在乡村，是极其显然而易看出其所在的。这种核心大半就是集市场镇。”然而，社区蛛网之喻和社区核心的提出，除吸收派克的人文区位学和中国同仁的社区社会学的之外，蒋旨昂还整合了德国学者克里斯陶勒的“中心地”学说。
目前，在中国学界，通常认为克里斯陶勒的中心地理论是1964年才首次引入的，尤其是地理学家严重敏的介绍与引用。殊不知，早在1944年6月19日写就的《社区组织释要》一文中，蒋旨昂就引用了该理论，来释读社区、借以建构社会工作这门学科和理解中国了。两年后，从引用了克里斯陶勒中心地学说的注释中，我们可知蒋旨昂是通过厄尔曼（E. L. Ullman）的英语论文，获知克里斯陶勒的中心地学说及其在德国南部实证研究中总结出的社区扩大的六角形公式的。
因为“核/中心”作为一个基本指标的加入，社区有了大小、繁简之别，诸如单核心的小社区，多核心且有着主、副核心之别的大社区。于是，社区完全成了一个“活的概念”，不仅其地理距离的问题，还有了“社区化”的程度问题，乃至蒋旨昂乐观地认为：只要社区习惯之能日趋扩大，就会有世界大同的可能。进而，根据克里斯陶勒的中心地理论，他提出了中国社区的腰店子、小村、大村、集场、县城、大都市层层套裹的多级社区的六角形假说。原文如下：
显然，整合进中心地理论后的“社区”，不但是蒋旨昂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石，还同时赋予了本土化的社区社会学以新的内涵。在将社会制度比作蛛丝的基础之上，蒋旨昂更强调社会制度与社区两位一体的互文关系：生活在同一社会中的人们，为了更好地满足自身的社会需要，就要彼此协调合作，为了增进社会关系和共同趣益（兴趣与利益），就形成各式各样交互作用的制度。因此，卓有成效地社会工作只能以社区为单位展开，且必须有功能论和整体论的视角。蒋旨昂明确写道：“社会制度之综合表现，便是社区。社区即是制度之网。知道了制度之间，在社区意义上，如何有着功能的关系，如何动其一，则必影响其余，然后社会工作才能有个通盘的认识，才能大处着眼，小处下手，才能针对社区型类之差别，加以必要的调适。”自然，社会工作的开展必须以对社区的全面调查和深入了解为前提。社会工作人员既要了解社区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也要熟悉社区各项制度、政策的形成与变化。在此意义上，社会工作不是别的，就是“因时因地而谋求社会关系之改善，以达到安全和活动的过程”。而且，关心现实的蒋旨昂始终有着国际视野。如同及时吸收新生的中心地理论的学术敏感一样，他还敏锐地注意到：当时国际上现代社会安全计划的特征，已经是与国家经济紧密相关的社会救助与保险的合流。
（三）动态的社区
基于社区是动态的，且有社区化的事实，蒋旨昂对社会工作的定义就有两点尤其值得注意。首先，社会工作不是固定不变的，不同类型的社区有不同的社会工作方法。哪怕在同一社区，当社会需求和社会关系发生变化时，社会工作也需要进行相应的变动调整。例如，抗战胜利后，蒋旨昂就指明：社会工作应该“依据新的时空标准，加以新的衡量和调适”，因而，应遵循分散、自力和建设这三大工作原则，遵循因地制宜、自力更生和国家建设的三大工作方向。其次，社会工作内容具有两种面向。一方面，若想更好地满足人们对安全与活动的需求，社会工作就要对生活困难的人实施救助，对潜在的危机加以预防，努力促发个人潜力，实现人的自由与个性发展。另一方面，人们生活在社区中，只有社区的整体安全与协调运行，才能保证每个人安全与活动的实现。因此，除了依靠“救助—预防—促发”，还必须“下一番组织，训练，运动的工夫”，以使得社区分子“能分工合作（组织），各尽所能（训练），集中力量（运动）去进行社区中的救助，预防，和促发”。只有如此，才能最终实现个人、团体和社区自我意识与潜力的觉醒，实现个人与社区的协同发展。
因为有了动态的过程视角，有了以全体性、连续性为基本特征的功能视角，蒋旨昂的相关认知也就更倾向于客观，具有前瞻性。对他而言，貌似不发达、大半靠劳力运用工具且占据大多数人大量时间的小手工业，却有着以人为出发点，满足人类愿欲的一面。因此，小手工业与机器生产，不是竞争，而是“相成”互补的关系。配合调适、渗透普遍和吸收采用，就应该是发展我国原本有着价值的小手工业的三大原则。然而，本着人本主义精神，用机器生产取代只为极少数人享乐而制作的哪怕美的小手工业品，从而让多数人有较长时间的自由以享受丰满的人生，也是发展小手工业——欢迎机器生产的应有之意。显然，对当下非遗运动中为保护而保护的路径与实践，这些近80年前的认知无疑是一种警示。
不但如此，与政治关联紧密的社会行政，本质上不是少数人把持、操控而满足私欲的“权力政治”，而应该是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福利政治”，是人人有资格有能力参与统治和所治的“公民政治”，不是官治民或者官管民的犹如猫鼠式的对立存在，而应该是社会福利事业的一部分。换言之，经济工作的本意在于生存，政治工作的本意在于安定，而社会工作则是在人性的发展上下功夫，是更加基本的文化工作，其本质是“予”，而非“取”。进而，为了强调女性对于社会工作的重要性、不可缺失和女性一直作为“伟大社工”的社会事实、历史事实与学术事实，蒋旨昂有了貌似诗化实则政治味浓厚、鼓动性强的定义：社会工作“是一种社会化过程，是一种扩大人格的艺术，是一种在动物性的生存和安全之外，增加人性的活动或自由的努力”；既在家外也在家里；已经由志愿服务变为人类分工之中不可少的职业，而且是培养人性、解放妇女的重要工具。
（四）与社会学互为表里的社会工作
在非常的战争期间，社区政治的调研显然是社会工作的基础、前提，甚或说重中之重。因此，“有纯理社会学的原理原则与实用社会学的适应技术，以及两方面互为因果、交相影响的收获”的蒋旨昂，直接将社会工作与中国特色浓厚的社区社会学联系起来。他明确声称：“想用社会学的观点，来建立中国社会工作之体系”；“靠着社区社会学之发展”，使社区组织这种社会工作的方式有“更为深切的意义”，及至成为“建国大业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显然，将社会工作与社会学、社区社会学的对接，在丰富社会学、社区社会学的内涵时，也拓展了其外延。蒋旨昂写道：
同为燕大社会学系的毕业生，比蒋旨昂晚一年回国的费孝通在云南快速主持展开的禄村、易村、玉村的调查，也大抵是采取了“数十以至数百的‘个案社区’”研究的路径，进而试图比较以发现“社会法则（至少是中国的）的根据”。只不过费孝通的调查更偏重土地制度和经济形态。正是有多个社区的个案研究，才有了至今仍畅销不衰的《乡土中国》在1948年的出版。在该书原版“后记”中，关于社区研究，费孝通写下与蒋旨昂认知如出一辙的话：
进而，费孝通将社区研究分作两步，即单个社区的“描画”和不同社区的比较，以求发现通则，而《乡土中国》正是发现通则的“尝试”。
在《现代社会事业》中，言心哲也专章谈“社区服务”，并将之与社会个案工作和社会团体工作并列。此时，“社区”更多地成为了一个实体对象而少了蒋旨昂始终赋予社区动态的与活的认知论和方法论色彩。或者可以说，因为社区，在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历程中，社会工作不但中国化、理论化，而且始终与本土化的社会学互为表里。它在支撑理论社会学的同时，也强化了社会学服务于社会之本质。
五、研、学、训：社会工作的间架
（一）方法：社会服务与社会行政
社会工作要整合社区力量，发扬人格精神，以至完善社会福利事业，促进社会的长久稳定建设，就需要依靠社会服务和社会行政两种手段，或者说方法。反过来，作为社会服务与社会行政的总称的社会工作，实乃“一种发展社会化、以培育个性的方法”。因为对“动”的强调，蒋旨昂后来将上述引文中的“方法”变为了“过程”。换言之，对蒋旨昂而言，社会工作既是过程，其本身也是方法。
社会服务是作用于人的方法。根据社会关系的复杂程度，它可分为个案工作、社团工作和社区组织工作。个案工作，即针对个体开展的社会工作。蒋旨昂认为，个人问题不仅在于个人和环境，对个人问题的解决须人与社会双方共同负责、共谋改进，因为“人是社会的动物，人的意志，便往往可以看出，乃是产自他的社会关系之中的”。因此，个案社会工作者需要弄清个体所处的社会关系中出现的问题，找到其中症结，并帮助其组织重建社会关系，以实现个人的协调自主发展，即“助人自助”。
社团介于个体与社区之间，如根据年龄、性别成立的青年会、妇女会，依据个人兴趣、文化和信仰形成的宗教、公益、文艺等团体。西方国家社团工作的目标是“人格之培育”和“社区力量之发挥”。鉴于国情有别，蒋旨昂认为，根据当时国家建设所需，我国社团工作应“使社团成员为了社区之发展，能在共同努力之锻炼和实行当中，发生经济上的集体作用，也发挥政治上的民主作风”。这样，在社团工作中努力创造一种平等自治的精神，使我国的社团兼具健全人格的培养、民主精神的焕发与人民福利的建设三重任务。
在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最为复杂多样的社区中，则应积极推动社区组织建设工作的开展。所谓社区组织，就是“社区重组或社区改组”，目的在于使社区中人与人、制度与制度形成协调一致的合力，促进社区的分工合作。与个案工作和社团工作相较，社区组织工作是从更为宏观的制度层面切入。因此，社区组织工作往往与社区建设、社会行政紧密相连，具有较显著的政治性，可通过社区服务、社区促进会、公民会等形式开展。
如果说社会服务是针对特定的个体或群体开展的，那么社会行政则是处理公共事务和行政事务的工作。社会行政，可以“小到一个社会机关之管理（可以名为社会机关行政）”，也可以“大到一个国家或世界政府的社政系统之管理（可以名为公共社会行政）”。通过政策的设计、执行与考核，推动社会工作事业有计划、有组织地在社区开展，从而激发民众力量、培育自下而上的基层民主精神以及实现社会福利事业。蒋旨昂进一步指出，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把握社会行政的机构、经费、人员和报告四个关键因素。在机构方面，建立起分工合理的金字塔组织框架；在经费方面，善于发动社区资源，扩大社会福利事业支出，并做好收支预算；在人员方面，积极培养具有专业技术和专业精神的社工人员；在报告方面，宣扬社工精神，鼓励民众积极参与社会工作，通过宣传动员，发扬民主精神。
同为社会工作方法，社会服务与社会行政紧密联系、相互补益。在社会行政的支持下，社会服务才能合理有序进行。另一方面，社会服务不仅是社会行政的目的和意义所在，也使得社会行政的内容得以根据基层实际需求得到更新和调整。诚如蒋旨昂所言：“没有社会行政（机关的和政府的），社会服务便推不开，行不远，持不久；没有社会服务，则社会行政简直没有内容，没有意义了。”总之，蒋旨昂自成体系的社会工作思想如图2所示。
（二）研习：研究—服务—训练
如前所述，社会工作的开展需要建立在熟悉社区情况的基础之上。要了解人们最基础的生活需要，要认识社区制度和社会关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联，就需要开展集研究、服务和训练为一体的社会研习。一方面，社会研习强调研究先行，帮助社会工作人员认识社区类型和基础条件，了解民众最迫切的需求。例如：边疆和内地的自然、人文环境不同，其社会工作的方式和方法也需要因时因地调整；同样是劳工政策，在战前和战后受国家发展的影响，也需要对其中的环节进行整改；抗战结束半年，蒋旨昂就结合国际经验和中心地理论，提出了在中国城乡如何进行社区计划下的住宅改善这一关涉绝大多数个体生存安全和自由的根本问题。
但是，社会研习不同于社会研究。研习更注重“行以求知”的实践精神。社会研习鼓励社会工作人员通过实习得到专业训练。事实上，蒋旨昂更强调，“训练者固即研究者，受训练者，亦即经常到站研究、实习、服务者”。这意味着社会工作人员在研习中，既要熟悉社会服务的基本内容，也要了解社会行政的组织运行，更重要的在于培育专业的社工精神，即“民力之重视，自下而上之精神，功能关系之了解，研习习惯之养成”。
显然，正如社会调查和社会学调查有不同的面向一样，社会工作人员的研习与社会学者的研究同样有着质的不同。基于此，蒋旨昂强调社会研习应朝着四个方面发展。首先是研习的普遍化，即要推动社会研习成为检验政策、培育干部、发挥民力的广泛实践工作。其次，研习的区域化。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应该因地制宜地开展不同的社会研习。再次，研习的站队化。社会研习应该有常设机构，依据不同地区的实地情况，设置“站”或“队”。最后，研习的联系化。蒋旨昂强调，社会研习“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实在含有‘应用’之深意”。各地的研习机构不能自成体系，而应该与教育机构或训练机构紧密联系，方便教学—实践人才的培养，同时也应与行政机关加强联系，以方便制度的制定与考核。
（三）人才培养与课程体系
社会工作人才的培养首先要有专业的机构。而且，社会工作的培养机构不仅应该由政府来设立，还应该积极动员私人力量来筹办和组织。根据社会实际需求，应建立社会工作的“专修科”“大学系”和“研究所”。课程则主要设置五类：“①一般社会科学——尤其社会学，以为确定工作态度的依据，和认识社会问题的基础；②明了社会建设之国策及其背景——以使专业之努力与建国之需要密切配合；③卫生及教育之技术——以为引发民众的具体手段；④个案工作、社团工作、社区组织之技术——以为解决社会问题之专业工具；⑤实习之配备——以体验社会问题及其解决。”专修科，要加重社会工作的专业训练，应以③④⑤具体的技术学习和实习训练为主。研究所，则尤要偏重②④，以使社会工作打通国家宏观政策与具体社会问题之间通道，使社会工作能够真正做到兼顾民力之启发与制度之协调的作用。而大学系，可根据以上培养方案安排每学年的具体课程。为此，蒋旨昂拟就了理想中的社会工作大学四年的课程计划（如表1所示）。
蒋旨昂特意强调，对国文、史地及自然科学，应该在中学提高程度，而非在大学重复。与表1相对应，蒋旨昂指出，社工专修科应以大学二三年级课程为主，而社工研究所则应该加强大学三四年级课程的探讨。同时，他还意识到，仅有专业的机构和培养方案是不够的，还需要具有专业技术知识和开拓学科视野的教员。因此，在其设想中，社会工作的教员需要有至少两年以上的社会工作经验，若有机会还应该赴美、英、苏留学，学习国外社会工作经验，以开拓自身视野。
除了学科的培养体系与专业的教员，社会工作者的培养还需要贯彻研究、服务、训练三合一的研习原则。换言之，学校应该积极利用周边社区的服务机关和场所。蒋旨昂写道：
显而易见，蒋旨昂的社会工作间架兼具社会学的理论视野、社会研习的实践精神和社区建设的改良意识，强调因地制宜的社会工作方法和“行以求知”的研习训练。最重要的是，他并未停留于学科概念的完善、学科体系的诠释，还有着一套系统的社会工作培养方案。对于社会工作的机构、课程、教员、经费、研习场所等，蒋旨昂都有着全面而周详的考量。这样，使得社会工作从形而上的学理知识到具体而微的实践培养，都有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指导方案。借鉴西方社会学、人文地理学、社会工作的理论方法、结合国内的实际情况、立足于自身的教学与实践，蒋旨昂形成了较为完善且具有体系化的社会工作思想。这对于我国20世纪40年代亟需夯实的社会工作而言，显然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李安宅在为其《社会工作导论》所作序言中，称赞道：“今后的国家，不发展社会学的实用工作则已，倘因事实所迫而必须发展，则本书不管将来修正到如何程度，也是具有促发性能的。
六、石羊场社会研习站与华西社工
（一）普通社工与边疆社工
1946年，在刚刚创刊不久的《华西社工》上，有人撰文谈边疆社会工作。作者直接将应用人类学叫边疆社工，将应用社会学叫普通社工。这既是风头正盛的华大社会学系的剪影，也是从社会工作角度而言，对华大社会学核心人物的李安宅与蒋旨昂各自相互独立又互相支撑的学说与实践不乏精当的定位。
卢沟桥事变后，许多高校纷纷迁往西南地区。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齐鲁大学和燕京大学等先后在成都华西坝落脚办学，及至共享资源而联合办学。日军的侵略强化了学者的忧患意识与家国情怀，不少学者随着高校一同迁移。顾颉刚、钱穆、李安宅、林耀华、廖泰初、于式玉等一批优秀学者陆续前往华西坝从事教研工作。这些学者或直接或间接、程度不同地参与了战时后方社会建设与边疆研究的热潮。这也大大拓展了华大等校的“社会服务”之内涵，全方位助力“抗战建国”大政的社会工作也全面走上前台，在高校的教研中日显重要。正是在这一潮流中，有着国内外求学经历和丰富乡村建设与调研经验的蒋旨昂，在1941年入职华大社会学系。当时，系主任正是先他一年从西北而来的燕大旧识，也是明确将社会工作定义为实用社会学的李安宅。
李安宅和蒋旨昂求学经历相仿，学术主张相和，都有着丰富的实地研究经验，且深具民族忧患意识。在华大，两人共用一间办公室。正是在两人的协作下，边疆实地研究与社会工作有机结合、互为补益。边疆研究以中国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为基础，社会工作则以边疆治理为目标，其结果是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在边疆的实践中逐渐本土化。这不仅为边疆建设提供了体系化的方法论，还为边疆培养了大量具有专业的社会工作技术的人才。
辛亥革命后，边疆研究首先要面对的是边疆性质转变下的治理问题。传统的边疆治理手段主要是怀柔、和亲、羁縻、坐质、离间和军政参用等。中华民国成立后，“番民”相应转变为公民。然而，在内外纷扰的国情下，边疆的政治地位、各自为阵的实态异常严峻。现代国家边疆治理手段的变革，就成为政界、学界亟需探索的关键。基于此，同样深受孙末楠学说影响并在西北实地调研数年的李安宅指出：“一般政治到了边疆，因为没有共同民风作基础，必至格格不入，无法接受或推行的缘故……边疆工作主要乃是社会工作。”李安宅认为，边疆治理的关键在于积极的社会福利设施。
为了推动边疆福利事业的发展，华大社会学系和华西边疆研究所的一众学者深入阿坝黑水社区进行调研。他们在实地研究的基础上，探索地方社会建设的可行方案。在黑水的调查研究中，蒋旨昂、于式玉对当地社会治理现状进行了细致的描绘，并指出教育和贸易对当地政治建设的重要意义。不仅如此，为了推动研究、服务、训练三合一的社会工作理论落地，华大社会学系、华西边疆研究所与中国乡村建设学会合作，于1943年在成都老南门外围建立了石羊场社会研习站，并在同年4月30日举行了研习站的开幕礼。研习站创办的目的就是要为边疆社区建设以及都市社区的发展，培养具有专业社会工作技能的人才，其领军人物就是李安宅和蒋旨昂。
（二）石羊场社会研习站
早在1942年年初，华大社会学系就开始谋划建立研习站。最初，研习站选址四川彭县，蒋旨昂还曾率学生到该县开展初步的社会工作。由于彭县距离学校太远，遂作罢。后来，又在华阳县的傅家坝、中和场、红牌楼和石羊场中选择。傅家坝、中和场距离成都依旧太远，距离成都又太近的红牌楼乡村社区特质已不明显，于是确定将社会研习站建在石羊场。石羊场距离成都12里，从华大步行往返只需两三小时，且范围不大，易于了解。研习站的半年工作简报声明了其主旨：了解认识作为“都市与边疆之转折式桥梁”的乡村，体验乡村工作，进而到都市、边疆等不同社区去做适应与导进的工作。李安宅曾明确指出研习站的独特性：
研习站与服务站或实验区不同的地方，乃在后者有充分的设备，或用物资增加人民的福利，或用具体方案实验它的效果，主要以事业为目的；前者则以发现问题为主，以轻而易举地服务工作为副，而使学生同着教授藉着服务媒介，认识人群，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诊断了问题，或者考察了具体实施的结果，写成报告以便有关当局有所参考，乃是研习站对于政府的贡献……在训练方面，一面训练学生在轻而易举的事项当中进行服务，一面使他接近问题，研究问题。
当然，对1938年后一直热心边疆研究并积极构建边疆社会工作这门学科的李安宅而言，设在乡村的研习站也是为边地社会工作培养后备人才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策略，因为与都市相较，乡村的问题更接近边疆。或者，“研习站”是蒋旨昂的命名也不一定。因为他曾解释说：“我们撇开研究二字，而创用研习一辞，乃正加重‘动的过程’之观点，及‘行以求知’之精神。”而研习站之所以没有用蒋旨昂一直强调的“社区”，冠以“社会”，仅仅是因为“社会一辞，较通俗故”。
石羊场社会研习站的开办与工作的展开，并无固定经费支持，全靠师生的热心与坚持。蒋旨昂为此投入了大量心血。从选址、筹备到布置开幕典礼，再到社会服务与学术研究指导，他都亲力亲为。除为当地社区提供书籍报刊，对社区各方面进行调研——社会研习为主之外，研习站的活动主要包括教育、医疗卫生、征属贷款、妇女组训和代笔书信五类。此外，还特意举办过战时照片展览、为近慈寺小沙弥和石羊乡中心学校全体学生接种牛痘等多种活动。相关研究则主要由驻站人员华大社会学系讲师艾西由、华西边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玉文华和乡建学会研究员王勤庄等展开。创始之初，研习站就各方募捐，建大小草房四间作为校舍，创办了附属托儿所。这个托儿所一直运行到1949年，乃“华西真正的乡村托儿所”。1943年，与中华基都教女青年协会合作，研习站还增设了新项目，办起了“乡村征属福利实验站”。在李安宅、蒋旨昂的热心与努力下，服务、训练与研究的有机结合，使得参与者尤其是学生，训练了调查技巧、习得了社会工作的技术、服务了社会，也领悟了社会工作的原理。
在1945年4月30日研习站创建两周年和新建的“乡村征属福利实验站”开幕礼之前，研习站公布了两年来其相关研究成果的清单，包括：本系学生王海宴根据对石羊场100个儿童调查在1944年撰写的毕业论文《儿童健康与家庭环境关系》、研究人员玉文华《石羊乡之神会与礼俗》、艾西由《石羊社区之人口分析》《石羊社区之赶场制度》和王勤庄《县政战时要政一年》《石羊乡的租佃制度》等。因为是战时“联合”办学，齐鲁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学生也参与到了石羊场的研习之中，并以调研内容撰写了毕业论文，如1944年燕京大学杨树因的毕业论文《一个农村手工业家庭的研究》，1945年齐鲁大学王德馨的毕业论文《石羊场丝织手工业》等。
跨校指导学生，在实践中研习，与相关机构、团体合作，是战时萦绕在华西坝的几所大学的常态。1942年初，刚到华大不久的蒋旨昂领受的“成都市县社会福利机构团体”调查，就是他组织的华大、燕大、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齐鲁大学学习过或正在学习社会调查课程的40名学生完成的，其成果即同年年底出版的《成都社会事业》一书。该书内容包括：社会行政机构、院外救济、院内救济、残废救济、精神病治疗、医药服务、法律扶助、职业指导、社会保险、体育娱乐、非专业之社会服务，以及训练机关等。对蒋旨昂组织、指导完成的这件工作，李安宅赞许道：“此等调查可为区位研究（ecological studies）的基础，取材方法可兼问题表与个案记录的长处，动员分配可得协同工作与个别责任的历练，全盘设计均有训练学生与实现政府的双重利益，国家既经济，学校又得实惠，为社会之善，可资推广。
其实，这也是蒋旨昂和华大社会学在都市社区开展社会工作的实战。正是因为有着在成都城区、石羊场和黑水同步展开的调研，在华大社会学、社会工作的学科建构中，明显不同的都市、乡村与边疆三类社区又连成一线，其有着连带性的区位特征和华大交互影响的社会学、社会工作的理论与方法也得以强调、凸显。显然，对华大社会工作学科体系的建设和完善而言、对华大社会学在同期中国社会学中呈现出的“兑现的人事科学”之独特性而言，坚持了近十年的石羊场社会研习站意义非凡。李安宅有言：“研究，服务，训练三位一体的社会学，人类学，才是兑现的人事科学。兑现的人事科学才能解除人间痛苦，才能培养出综合技术的人才。”
（三）华大社会工作与社会学
在围绕李安宅的研究中，陈波将石羊场社会研习站的研究成果与李安宅的燕大旧识赵承信等在北平燕大主导的“社会学实验室”平郊村的系列成果进行了比较。对前者的学术性不如后者，陈波深以为憾。但是，虽然两者都有研究、服务与训练三合一的诉求，但正如陈波自己意识到的，石羊场社会研习站还是更近乡建传统，属强调实利与应用的社会工作取径，乃应用社会学与人类学，而社会学实验室平郊村则明显专注于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实验。如果从社会工作的角度，适当加大些对蒋旨昂的观照，那么石羊场社会研习站的价值与意义就会凸显出来，也并不会像陈波为李安宅叫屈的那样悲观。
要进一步强调的是，石羊场社会研习站的创设，原本就是服务于战时华大社会学系偏重社会工作而服务国家与社会的取向，尤其是它又在大后方重镇，成都。作为乡村社区，石羊场是被华大社会学同仁视为都市社区和边疆社区的中介。其研习不仅是面向石羊场本身，更是指向会在都市和边疆开展的社会工作，为二者培养人才。这是此前的社会工作从未明确提出的大局意识和学科意识，也是偏重边疆研究的李安宅和偏重乡村社区的蒋旨昂两人能团结一致、精诚协作的根本原因。
对李安宅而言，研究、服务、训练三合一的社会工作理论主要用于边疆建设与边疆服务事业。但是，蒋旨昂则将边疆视为一个有别于内地乡村和都市的社区。对他而言，边疆社会工作实践不仅是一套适用于边疆地区的治理技术，更应是一种具有指导意义的方法论。蒋旨昂有言：“在你学习打开的技术时，你便走上了对于人的了解之路，你便可能进而了解边疆上的人了。任何文化型下的人，你都可以同他们接触，同他们共信共鸣，从他们所已有的，共同去创造新的了。”他认为，无论是边疆社会工作还是石羊场社会研习站，都不应仅停留于某个地方的社会建设，而应该致力于提炼出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社会工作理论体系。这也是蒋旨昂扎根乡村、边疆和都市不同类型的社区，开展调研与研习训练的宏愿。
由此，我们也就能更好地理解华大社会学系的当事人高伦举在1949年全面盘点系史与现状时写的那句：“至民国二十九年文学院内社会学系重新独立，至今日……由现在英国讲学的李安宅教授主持，建立社会学系的根基，在华西另开生面，而有今日服务社会的专门社工及社会研究人才。”
1947—1948年，蒋旨昂携妻谷韫玉赴美，在普林斯顿大学考察人口研究。同期，李安宅赴美在耶鲁大学讲学一学年，与先到美国哈佛大学的妻子于式玉汇合。旋即，夫妻一道游访英国。1948年秋归国后，蒋旨昂接替了当时尚在英国的李安宅，出任华大社会学系主任。正是因为有李安宅和蒋旨昂引领的真干与实干，华大社会学系的课程也就围绕了解社区、研究社区进而服务社区进行设置。低年级学生要预先认识社区，高年级学生才有实习历练的机会。该系虽以研究人、制度和文化为中心，但兴趣广泛，儿童福利、乡建、边疆研习等均在列。在蒋旨昂主事后，人口研究亦成为新的兴趣点。事实上，从1940年开始，华大社会学系的社会工作课程就逐步增加，而社工实习始终是社会学系重要的教学内容和教育方式。1946年，因各校纷纷迁回原址办学，转学以及到华大社会学系借读的学生倍增。是年，华大社会学系学生总数达229人，而到石羊场社会研习站等实习机关参加社工实习的学生就有52人之多。
到1949年，华大社会学系与社会工作相关的课程几乎占到了所有课程的一半，包括：社会工作、边疆社会工作、社会调查、社会行政、个案工作、社区组织、社团工作、医药社会工作、精神病社会工作、社会救济、儿童福利、社会工作实习、社会政策等。这些课程与蒋旨昂1946年在《社会工作导论》中设置的社会工作大学科的课程高度重合。尽管目前尚未发现蒋旨昂对石羊场社会研习站的专门著述，但就华大社会学系在1949年前后开设的这些与社会工作相关的课程而言，相当一部分都是蒋旨昂有着精深研究的专题。
此外，在学科建制上，华大还有专门的乡建学系。1949年，该系的代理系主任正是李安宅、蒋旨昂的燕大旧识张世文。1944年5月7日，张世文还曾带领金陵女大社会学系的学生参观了石羊场社会研习站。
（四）社会工作的愿景
1946年5月，华大社会学系创办了《华西社工》月刊，试图继续联结数年在华西坝一起合作办学的友校以及海外同仁，担负起社会工作发展的新使命。因此，该刊旗帜鲜明地给予了自己三种使命：“1.根据‘区域分工’的原则，它应该报道华西方面一切有关社工之训练，研究，和推广的消息。2.根据‘异样统一’的原则，它应该报道社工范围内各部门，在各地所表现的不同成绩，以资互相观摩。3.根据‘专业标准’的原则，它应该成为社工同道对于各地方以及全国性的设施，贡献积极意见的园地。”
在该刊第2期，因应新时局，蒋旨昂发表了《都市计划之社工》这篇短文。基于其惯有的国际视野，蒋旨昂对中国社会工作的系统思考与展望，都凝缩在这篇“宣言书”中。蒋旨昂写道：
显然，基于社区和区位，以人为本的大局意识、全局意识，连带思考的整体性意识，是蒋旨昂架构其都市社工——将来的社会工作——的基点与核心。联系到当下社工界的社区组织与营造界的都市计划之间的巨大裂缝，大小规划仍然几乎没有社工的位置，蒋旨昂架构的社会工作的前瞻性就不言自明了。
七、社会工作的涅槃
1951年，华西协和大学易名为华西大学。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华西大学拆分、改组之后，本部更名为四川医学院，随着社会学以及附属于社会学的社会工作的取缔，社会学系也被拆并、流转。留守四川医学院的蒋旨昂，教授英语的同时主要从事行政工作。1949年后，他曾被选为成都市第一届人大代表、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代表和成都市政协常委，并在1956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随后的政治运动，他颇受冲击，于1970年在非议、责辱中辞世，日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在华大社会学系上过他开设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李绍明的记忆中，蒋旨昂对于华大社会学也只是一个朦胧的“背影”。尽管如此，他在社会调查、社会建设、社会工作和社会学诸多领域的贡献，仍具有不容忽视的学术价值。
从清河试验区、卢家村到贵州定番，从巴县歇马场、璧山兴隆场到阿坝黑水，从华西坝到石羊场，从中国到美国再回到中国，从《卢家村》《战时的乡村社区政治》《黑水社区政治》到《社会工作导论》，纵观蒋旨昂一生的学术历程，他从来都不仅仅是理论概念的诠释者，还始终是一位行以求知、服务国家与社会的实践者。毫无疑问，燕大的数年求学和清河试验区的实践，为他后来近二十年的学术生命历程打下了坚实的根基，形成了基本的学术取向。当他在华大执教时，将课堂开在“田野”，再反向服务于学理提升、学科建设和课程设置，也就在情理之中。
在艰危时局中，秉持学术、学科服务于国家、社会和民众的基本理念，蒋旨昂不但致力于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的体系化，为当时中国社会工作的开展和教学提供了方向上的指导，而且一直推动着社会工作的实践，在基层服务与社会建设中不断检验发展“研究—服务—训练”三合一的社会工作研习理论。蒋旨昂融合了乡村建设的理念与方法、人文区位学、西方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的社区社会学、中心地学说和社会服务的丰富经验，搭建了一套集理论、方法与研习于一体的社会工作体系，推动了高校社会工作人才培养方案的改革，设置了社会工作课程系统并在华大社会学系落实，创办了石羊场社会研习站。这些创举深化了中国社会工作与社会学的本土化进程，使我国早期的社会工作的学科建设兼具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属性。
在此，还要强调四点。其一，蒋旨昂关于卢家村的调研。蒋旨昂《卢家村》不仅是黄迪后来撰写清河试验报告的主要材料源，也在“村镇社区”这一学术概念的提出方面功不可没。值得注意的是，与万树庸《黄土北店村的研究》一道，详实、厚重、全面的《卢家村》要领先至今学界称颂的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1940—1944年对顺义沙井、良乡吴店等华北村落的系列调查整十年，也为重新认知华北乡村青苗会的演进等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资料。然而，因为未公开出版，学界至今对包括《卢家村》在内的清河试验区的诸多著述少有提及，或语焉不详。
其二，吸收国外理论和国内同仁学说，蒋旨昂对于社区、社会制度、社会工作以及社区政治等的互文性释义。这些交互性的认知，不但富于思辨色彩，还使其社会工作的学科建设、学理提升在同辈学者中独树一帜，有了高度和新意，使原本一直定格在实利的、应用的社会工作具有了理论的诠释力。其对社区的蛛网比喻、社区核心、社区化等概念的提出，尤其是将社区视为一个动态的过程、活的概念，更是深化、丰富了中国特色浓厚的社区社会学以及理论社会学的内涵。进而，他提出的腰店子、小村、大村、集场、县城、大都市层层套裹的中国多级社区的六角形假说，更是显示出其超常的“社会学的想象力”。经由人文区位学、比较社会学与人文地理学中心地学说的整合，蒋旨昂这一实则缜密的想象与假说，虽仅是只言片语，却拓展、提升了此前本土化的社区社会学的思考，也比施坚雅（G. W. Skinner）对于中国乡村的市场与中心地学说的拟构和描画出的作为经济、空间与社会体系的市场结构大小六边形早了整整二十年。
简言之，蒋旨昂架构的社会工作，是以社区为核心。并且，社区也早已超越此前作为社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存在，其本身就是理论与方法，是社会工作的理论、方法与对象的一体三面，或者说三合一。在微观层面，它能有助于人性的完善、人格的提升；在中观层面，它能直接用于社区的组织、重建与良性运行；在宏观层面，它则有助于国家的规划与建设，有助于对中国社会结构以及文化的认知。显然，对当下三农问题，尤其是新农村建设和“新乡贤”研究而言，立足中国而心怀天下的蒋旨昂统括在以社区为核心的社会工作下的探索、思考与尝试，同样值得借鉴。
为了实践其学术理念，更有效地服务于家国、社会，张鸿钧于1935年10月前往作为乡建试验县的山东汶上县，接任了县长。同期，蒋旨昂的燕大旧识廖泰初以县督学的身份对汶上县的教育现状展开了调研。异曲同工的是，廖泰初同样是基于“社区”，将教育，无论是私塾还是洋学，都视为一种社会制度进行整体性研究，强调其功能。从社区社会学的路径出发，廖泰初1936年出版的《动变中的中国农村教育：山东省汶上县教育研究》也就成为了中国教育社会学的经典。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千里跋涉的廖泰初到了华西坝的燕大，又与蒋旨昂、李安宅比邻。廖泰初同样是将课堂开到田野，引导学生对成都的学徒制和学校教育基于社区和个体生命历程展开研究，并与其华北的研究进行了比较。当然，廖泰初的研究远不限于教育，成都的市场和四川的哥老会都是其感兴趣的领域。而且，其1946年关于成都油菜市场的研究，就是施坚雅研究乡村中国市场与社会结构的参考文献。
因为都是基于社区，廖泰初的教育社会学也就与蒋旨昂的社会工作、李安宅的边疆学在华西坝成鼎足之势，互相呼应。在此意义上，李绍明、陈波、汪洪亮等基于各自学术认知而梳理、界定的“华西学派”是成立的。要进一步指明的是，在求真知、建设学科的同时，服务国家、社会与民众，实乃华西学派的底色。与葛维汉（D. C. Graham）、李安宅、林耀华等一样，蒋旨昂、廖泰初无疑在华西学派中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性，实乃干将。
其三，无论歇马场一带的甲、乙两个社区，兴隆场合作实验区，还是石羊场社会研习站，因为资料本身的占有关系，研究仍显薄弱。但是，根据前述粗浅的梳理，当将其置于战时在本土化历程中的中国社会学的总体语境下进行评估时，其意义就凸显出来。在一定意义上，李安宅、林耀华分别对拉卜楞寺和凉山的调查，吴文藻、费孝通等人主政的魁阁，陈达、李景汉、戴世光主事的位于呈贡的国情普查所和赵承信、黄迪、杨堃等人主导的社会学实验室——平郊村更加聚焦的是中国的边疆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人口学、统计学和民俗学的学科建设与理论实践。与此相类，蒋旨昂参与指导的兴隆场合作实验区和参与创办的石羊场社会研习站、在歇马场和黑水的调研，对中国社会工作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实践就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而且，它还与李安宅的边疆学形成了互为倚重的关系。显然，在中国社会工作、社会学和边疆学的本土化历程中，他与李安宅通力合作，支撑、经营了整十年的华大社会学系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如同成都之于中国西南一样，华大社会学系实乃始终在本土化历程中的中国社会学的重镇。
最后，要强调的是蒋旨昂基于社会工作的认知的前瞻性。以人为本、以社区为核心，即人的幸福——生存之安全和自由之活动，是蒋旨昂社会工作以及社区社会学架构的终极旨归。因此，对他而言，社会工作的本质是“予”而非“取”，是在助人的过程中实现自我——助人自助，是助力个体、社会、国家乃至世界与自然天地的良性运行、协调发展。他行以求知、胸怀天下，将课堂开设在田野，上识国体、下察民情，因而对个体与领袖、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以及边疆、精神与物质辩证关系的揭示，就具有穿透性。诸如：
第一，社区组织、社区政治和社会行政必须一以贯之的公民意识、民主意识和参与意识；
第二，俨然对立的手工业、手工艺与机制业、大工业的相互嵌入、倚重的互动意识；
第三，都市规划建设应有的城乡以及边疆的联动意识，和在全国一盘棋中的区域分工、优势互补意识；
第四，偏重于人的幸福生活的社会工作——“人事”与住宅、道路等硬件设施的规划、营造——物境二者之间的有机性，尤其是貌似软件的社会工作，也即人事的优先意识。
八、结 语
总之，凤凰涅槃。在蒋旨昂那里，“社会服务”彻底蜕化为与民生、国计一体的“社会工作”，世俗却有着本雅明（W. Benjamin）在意并反复诠释的“光晕”，抑或说“灵韵”（Aura）。以社区为核心和抓手，蒋旨昂对社会工作与社会制度、社会行政、社区政治和社区组织等的互文释义、对高校社会工作专业培养方案的主张和实践，对以社区建设、认知中国为旨归，尤其是以人为本的社会工作实践，无论对于广义的中国社会学还是狭义的社会工作、对非遗保护运动还是当下城乡一体化的新农村建设、对生态文明建设还是可持续性发展的诉求，以及对当下高校“田野课堂”等课程的开设与配置，仍然有着参考价值，值得省思。
当然，无论作为理论还是方法、作为过程还是活的概念，对社区的推崇备至，多少也意味着时时以欧美为参照的蒋旨昂，依然有着中国传统文人惯常有的“桃花源”情结。而将国家、天下常常视为一个社区的大同梦想，也多少意味着蒋旨昂理想主义的心性，或者说乐观而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
在《社会工作导论》中，蒋旨昂专设了尾章“社工所需的社会学概念”。该章大致呈现出了其关于社会工作认知与架构的社会学知识谱系。尽管如此，对其整个学术生命历程和他对社会工作的理解与建设而言，在美国接受的研究生教育究竟对蒋旨昂产生了哪些影响？影响到何种程度？其次，前后于他有着指导以及深度合作的杨开道、张鸿钧、瞿菊农、李安宅等都有在美国接受教育的经历。美国20世纪前半叶的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理论、实践与教学，究竟对同期中国的社会工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些更深入的探讨，都只有留待将来了。
(参考文献从略，完整版刊载于《社会建设》2022年第2期；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排版：邹林杰）
《社会建设》
《社会建设》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吉林省出版产品质量监测中心合办的社会学专业学术期刊（双月刊），于2014年9月正式创刊，2019年入选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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