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研习 |北极村童话：迟子建与她的冰雪北国
近期，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筹备出品6集纪录片《文学的故乡》，该片由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制作，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提供学术支持。
总导演张同道为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主任，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纪录片制作人。在文章《专访张同道|<文学的故乡>炼造史》中，他说道“我相信，每一个曾经热爱文学的人都不会彻底把文学忘掉。在我的心目中，文学始终是我的故乡。那么这一次（拍摄）其实也是借机会重新圆我的一个文学梦。”“我希望观众看完之后，能找到自己的文学的故乡。这个故乡就是诗与远方，是心灵的家园。”
总策划、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张清华教授认为《文学的故乡》的意义在于创造了世界性的怀旧。中国当代文学生动的书写了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转化过程中丧失的东西，有必要得到更多的阐释和更好的传播。
高密东北乡，商州，延津，嘉绒藏区，冰雪北国，苏北平原。当提到这些地方的时候，你想到了什么？这些地方遥远至我国大陆的北极之北，高峻至嘉绒藏区海拔4300米的巴郎山之巅，由辽阔的中原大地，幅散往四面八方。正如俗话所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些地方各有各的人儿，他们千百年来欢笑于此，悲伤于此，他们养育于此地，有了自己绵延的文化，正如我们自己的故乡一样。但这些地方却闯入了我们的视野，因为文学。
系列纪录片《文学的故乡》总导演、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主任张同道在专访中管这些作家的故乡叫做“文学的现场”，正如当我们在谈论阿来的“疆绒藏区”时，我们谈的不仅仅是他生长于此的土地，更是“他们描写的那些文学类的空间”一样。
为此，文研青年的小伙伴也将以笔端记录“文学的现场”，聚焦莫言、贾平凹、余华、阿来、迟子建、毕飞宇的故乡，还原作家们如何充分调动他的故乡和童年等资源，将“故乡的元素转化成艺术的元素”，创作出被世界承认的文学作品。
本期推文将从考研的角度，和大家一同走近作家迟子建的文学故乡。
迟子建，女，汉族，1964年2月27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漠河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中国作协第六、七届全委会委员，中国作协第九届主席团成员，现担任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凭借《雾月牛栏》《清水洗尘》《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分别获得三次鲁迅文学奖。
2009年，迟子建凭借《额尔古纳河右岸》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评语这样写道：迟子建怀着素有的真挚澄澈的心，进入鄂温克族人的生活世界，以温柔的抒情方式诗意地讲述了一个少数民族的顽强坚守和文化变迁。这部“家族式”的作品可以看作是作者与鄂温克族人的坦诚对话，在对话中她表达了对尊重生命、敬畏自然、坚持信仰、爱憎分明等等被现代性所遮蔽的人类理想精神的表彰。迟子建的文风沉静婉约，语言精妙。小说具有史诗般的品格和文化人类学的思想厚度，是一部风格鲜明、意境深远、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上乘之作。
从中国的版图上看，我的出生地漠河居于最北端，大约在北纬53度左右的地理位置上。那是一个小村子，它依山傍水，风景优美，每年有多半的时间白雪飘飘。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那里漫长的寒冷。冬天似乎总也过不完。
——节选自 迟子建《寒冷的高纬度——我的梦开始的地方》
迟子建
迟子建创作的《北极村童话》是她构建冰雪王国的开始，小说以儿童视角追忆了东北漠河村奇异而神秘的北极生活。下面让我们通过《额尔古纳河右岸》和2015年新作《群山之巅》走进迟子建和她的冰雪北国。
《额尔古纳河右岸》
《额尔古纳河右岸》以一个无名的年过九旬的老人叙述了居住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鄂温克族的百年历史。小说分为清晨、正午、黄昏和半个月亮，将“我”的一天与鄂温克族人百年的历史串联起来，为我们展示了壮阔的北国风光和淳朴又充满神秘感的民风民俗。迟子建在字里行间袒露着对这个弱小民族的挚爱及对个体命运、族群命运的强烈关注，她对鄂温克民族的过去历史和未来进行了深沉思索，竭力在现代文明与传统民族文化的撞击中、在独立坚守与迅速适应的矛盾中寻找一条鄂温克族的生存发展道路。
《群山之巅》
《群山之巅》聚焦于北中国松山地区青山县龙盏镇的遍地民间，展示了时代大潮冲击下的众生相，用作者的话说，“在群山之巅的龙盏镇，爱与痛的命运交响曲，罪恶与救赎的灵魂独白，开始于我度过的每个写作日的黑暗与黎明。”“小说中那些卑微的人物，怀揣着各自不同的伤残的心，却要努力活出人的样子，多么不易！”小说中没有绝对的主角、气势恢宏的社会全景描述，也没有统贯全局的伟大时代主题，只有小人物私人叙事。在整个青山县和龙盏镇的复杂社会中，这些个性鲜明的小人物的群像就是主角，各个小人物的故事总合展现的是整个青山县和龙盏镇的普遍的社会现实和全貌。
迟子建构建的“北极村”是一个极富有灵性与柔情的北国小镇。在迟子建笔下，东北这块寒风肆虐的土地，处处散发着柔婉、滋润的水汽。
我这一生见过多少座山，已经不记得了。在我眼里，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每一座山，都是闪烁在大地上的一颗星星。这些星星在春夏季节是绿色的，秋天是金黄色的，而到了冬天则是银白色的。我爱它们。它们跟人一样，也有自己的性格和体态。有的山矮小而圆润，像是一个个倒扣着的瓦盆；有的山挺拔而清秀地连绵在一起，看上去就像驯鹿伸出的美丽犄角。山上的树，在我眼中就是一团连着一团的血肉。
——节选自《额尔古纳河右岸》
太阳出来了，霜化了。霜化在屋顶，屋顶流泪了。霜化在树上，枯枝败叶宛如披挂了珍珠，熠熠闪光了。霜化在土路上，土路就成了印泥，而脚做了印章，在路上留下各色足迹——人的，以及鸡鸭鹅狗的。霜后的空气异常清冽，仿佛含着冰碴，这是飞雪到来的前兆。
——节选自《群山之巅》
迟子建
迟子建对于故乡的景色总是充满了柔情。虽然东北气候寒冷干燥，但迟子建的文字让我们对这片土地心生向往。迟子建非常喜欢那属于北方特有的飘逸灵动的雾和与雾有着相同神韵的极光，经常将她喜爱的人和物置于这种如梦如幻的生活场景之中，雾和北极光成为迟子建小说中出现频率极高的两个意象，在雾和北极光的笼罩之下，这干冷、坚硬的北中国的边塞小镇具有了江南水乡的灵秀与滋润，但洗去了江南阴雨天气所散发的潮湿、氤氲之气，却有清朗的北国所独有的清新与凉爽。
童年的迟子建听父亲讲述鄂温克族人的生活和历史，而今鄂温克族人逐渐在下山定居，但他们并不适应城镇的生活。迟子建结合了实地调查及鄂温克历史和风俗的研究资料，写出了《额尔古纳河右岸》这部长篇小说。
鄂温克族人靠打猎为生，他们居住的地方叫做希楞柱，他们将驯鹿当作自己的伙伴，顺着自然的法则进行迁徙；他们吃的是兽肉，穿的是兽皮，骑行的驯鹿和马，驾的桦皮船。鄂温克人与自然融为一体，他们敬畏山、敬畏水、敬畏火、敬畏树、敬畏动物，他们死后要在树木间风葬。
而在《群山之巅》的龙盏镇中，有要用太阳火点燃烟草的辛七杂，有喜欢敲打器物、喜欢看月亮看星星的安雪儿，有有情有义却遭遇不幸的辛开溜，有爱护驴子、坚强生活的单四嫂，有自由奔放、热爱自然的鄂温克人绣娘，有正直勇敢的安大营，等等。
这些小人物共同组成了龙盏镇独特的人文景观。他们的生活中有善良也有邪恶，有幸福也有苦难，有得到也有失去，正式这样的生活式的描写，让偶然中的必然更加惊心动魄，也让小人物的命运更加感动人心。
只要太阳好,无论冬夏,辛七杂抽烟斗是不用火柴的。他的两个裤兜，分别装着一面拳头般大的凸透镜，和一沓桦树皮。抽烟斗时他先摸出凸透镜，照向太阳，让阳光赶集似的簌簌聚拢过来，形成燃点，之后摸出一条薄如纸片的桦树皮，伸向凸透镜，引燃它，再点燃烟斗。当然，取天火不那么容易，阳光灿烂的夏日，凸透镜瞬间就把火给他盗来了，而隆冬时节，北风呼啸，太阳精气不足，火来得就慢。不过辛七杂也不怕慢，他说用太阳火烧的烟斗，有股子不寻常的芳香，值得等待。那面凸透镜在他身上，像他雇来的长工，被吆来喝去，尽兴使唤着。
——节选自《群山之巅》
迟子建
《额尔古纳河右岸》与其说是一部小说，毋宁说是一部记载鄂温克民族近百年来遭受苦难和文化变迁的宏大史诗。小说以时间的纵向铺陈，配以鄂温克人随时搬迁的空间横向流动，使厚重的历史感受、历史轻快呈现在读者面前。作者虽然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来关照鄂温克民族的变迁史，但作家并没有悬置历史和隐藏时代感，也没有主体对客观历史的干预和结构，更没有对民族历史和主流历史的嘲讽与调侃。
在近百年来，鄂温克人遭遇的最大的民族灾难莫过于日本人的侵略，日伪统治时期，日本人没收了鄂温克人的枪支，猎民只好用原始方法捕猎为生，生存非常艰难。同时，日本人对猎民进行军事训练，企图将鄂温克人变成反共反人民的牺牲品。迟子建以大量的篇幅来真实再现这段屈辱历史，与此同时，迟子建并未忘记在客观的历史事件中注入主观的民族情感和精神指向。
最能体现鄂温克民族文化特性的莫过于他们信奉的萨满教。“萨满”一词来源于古代鄂温克语，意为“狂欢、激动、不安”的人，又称“先知者”、“神通者”、“通晓者”，意思是什么都知道的人。萨满文化与鄂温克神话关系紧密，鄂温克神话专指萨满这个特殊的宗教人士从事这种神圣的工作。鄂温克人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几乎都离不开萨满。[1]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有关萨满的叙述贯穿全书。可以说，萨满是鄂温克族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和文化痕迹。
“在这样一片充满了灵性的土地上，神话和传说几乎到处都是。我喜欢神话和传说，因为他们就是艺术的温床。”[4]在《群山之巅》中，身高有缺陷的安雪儿不仅学习成绩优异，无师自通了刻碑，更能预测生死，被龙盏镇的人奉为安小仙。政府将龙盏镇的中心道路龙脊路修成水泥路和在山顶建了个八角亭后，龙盏镇的灾祸不断。“八角亭和龙脊路桑的水泥铲除后，镇子不仅恢复了宁静，还比以往兴旺。”[5]这些无一不具有神话色彩。
我们祖先认为，人离开这个世界，是去了另一个世界了。那个世界比我们曾经生活过的世界要幸福。在去幸福世界的途中，要经过一条很深很深的血河，这条血河是考验死者生前行为和品德的地方。如果一个善良的人来到这里。血河上自然就会浮现出一座桥来，让你平安渡过；如果是一个作恶多端的人来到这里，血河中就不会出现桥，而是跳出一块石头来。如果你对生前的不良行为有了悔改之意。就会从这块石头上跳过去，否则，你将会被血河淹没，灵魂彻底地消亡。
——节选自《额尔古纳河右岸》
有会看风水的，说在龙山修水泥路，等于在龙脊上贴了一贴膏药，路不透气，龙山成了病山。更不该的，是在山顶建八角亭，这不是在龙头上打伞么！龙喜雨，你不让它接天雨，它怎么活？
——节选自《群山之巅》
迟子建
《额尔古纳河右岸》一开头，鄂温克族人就面临着下山的命运，而“我”和孙子安草儿留了下来。可是鄂温克人和驯鹿并不能适应山下的生活，山下的小镇也是处于被荒废中。那么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就必须抛弃传统的生活方式吗？这是小说所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而现代化进程中对自然的破坏让我们反思人与自然的相处方式。在《群山之巅》中，龙盏镇的人们一方面从现代的生活方式中获取了便利，而另一方面也存在生态坏境被破坏的问题。迟子建用平静的笔触描写被现代化破坏的传统和生态，其中透出了无限的惋惜和怀念。
我不愿意睡在看不到星星的屋子里，我这辈子是伴着星星度过黑夜的。如果午夜梦醒时我望见的是漆黑的屋顶，我的眼睛会瞎的；我的驯鹿没有犯罪，我也不想看到它们蹲进“监狱”。听不到那流水一样的鹿铃声，我一定会耳聋的；我的腿脚习惯了坑坑洼洼的山路，如果让我每天走在城镇平坦的小路上，它们一定会疲软得再也负载不起我的身躯，使我成为一个瘫子；我一直呼吸着山野清新的空气，如果让我去闻布苏的汽车放出的那些“臭屁”，我一定就不会喘气了。我的身体是神灵给予的，我要在山里，把它还给神灵。
——节选自《额尔古纳河右岸》
连年的采伐致使森林树种趋向单一，这给松毛虫的繁衍生息，提供了温床。而林木一旦被松毛虫附着，就是绿宝石库被通天大盗给盯上了，会惨遭劫掠，叶萎根枯。这时的森林仿佛出了丧事，一派萎靡，了无生气。青山县所属的二十多万亩林地，成了松毛虫流动的盛宴，青山失色。政府部门不得不出动救灾直升机，喷洒农药。
农药杀死了松毛虫，也杀死了不该杀死的动植物。花骨朵萎缩了，鸟儿停止了歌唱，河流也被污染了。林间小溪漂浮着死鱼，河岸边是野鸭的尸体，树丛中飘散着灰鼠和野兔腐烂的气味，连喜食腐肉的乌鸦也少见了。龙盏镇人曾那么喜爱春天采食野菜，喜欢肥美的开江鱼，但这个春天，他们与这些美味作别了。
——节选自《群山之巅》
迟子建
文学史评价
迟子建出生于黑龙江省北部漠河的一个寒冷的小村庄北极村，她后来的重要小说的取材，散文式的优美，然而朴素的叙述，作品中体现的人生态度，都与她童年生活的这个世界（人、动物、大自然）有关。由于风俗、描述的地域、风情等的某些相似点，批评家有时会将她与萧红联系在一起。《秧歌》《东坊》等作品借助儿童视角，讲述东北边陲乡村的风俗和人的生存状态，传达出一种人在漫长时间中的沧桑感。面对纷乱、光怪陆离的现代社会，她讲述的故事，由于渗透着对善良、隐忍、宽厚的亲人的爱意，对脆弱却从容的大自然生命的领悟，而给读者提供一种难得的温暖和安定感。
——《中国当代文学史》洪子诚
洪子诚
迟子建以她所特有的一种“亦真亦幻”的艺术笔调，构建了一个“童话”般的艺术世界，显示了一种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其创作的独特意义和价值，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迟子建以她全部童年记忆和人生体验写出了（北极村）这个地域特有的自然景观和生存状态，在中国作家中，不但是独特的，而且是唯一的；第二，在迟子建的作品中，她是用一种温暖的、充满人性的笔调去撩拨这块被冻雪封冻的土地，让它的每一个毛孔都散发出一种生命的热力；第三，迟子建的作品是“泛神”的或“泛灵”的，万物有神或万物有灵，可以看作是她的作品尤其是她早期一些一些作品中一种主导的文化观念，尽管这种文化观念对于她本人来说未必是自觉的，但却浸润在她作品的字里行间，使她的作品不独具有北欧文学那种因地域的独特所带来的幽深和神秘，更具有中国文化因文化的独特所秉承的感悟和灵性。
——《中国当代文学概论》於可训
於可训
参考文献
[1]李红秀.民族历史的自我坚守与族群隐痛——迟子建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赏析[J].民族论坛,2007(04):30-32.
[2]欧阳澜,汪树东.边地民间的人性风景——评迟子建长篇新作《群山之巅》[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5(03):23-28.
[3]金钢.论迟子建小说的地域文化特征[J].当代文坛,2006(06):51-54.
[4]迟子建：《雾月牛栏》，华文出版社，2002年2月第1版。
[5]迟子建：《群山之巅》，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
[6]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
[7]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第2版。
[8]於可训：《中国当代文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版。
往期精彩文章
文丨陆吉
图丨网络
策划丨文研青年
编辑丨陆吉
审核丨青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