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到了微笑——一位社会工作者的“非典”记忆

编者按：

本文是北京协作者社会工作督导李真在参与2003年非典救援服务后，于非典后期写的一篇服务感受。在病毒未知、疫情走向不明的非典特殊时刻，作为投身一线为农民工提供预防非典服务的社会工作者，李真与当时参与非典救援工作的协作者团队的感受、观察、思考……希望可以为今天的社会工作者在应对类似疫情的救援工作，提供经验借鉴。特在此重发此文。

李真，北京协作者研究倡导总监，社会工作督导，社会工作师。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硕士，她引领协作者构建了富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体系，使协作者成为具有行业引领性的专业团队。李真女士同时是民政部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全国社会工作技术标准化委员会委员、北京青联委员，中国十大优秀社会工作者、北京青年榜样称号、北京市社会工作领军人才获得者。

春天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梦想：成立一个民间的非营利组织，为城市的外来工服务。我们几个人在媒体或其他NGO组织从事过多年的外来工服务工作，我们相信那些处于城市边缘的外来工本身具有极大的自我发展能力，他们缺少的只是机会。于是，我们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协作者”。

然而，事实远比想象的艰难，由于双重管理的NGO政策，我们只能像其他民间组织一样选择工商注册，而无论我们如何解释，人家都不相信：“不营利？那你们成立个什么劲？”还是这个春天，那场突如其来的瘟疫使北京的空气莫名地紧张，呼吸成了人们最为关注的事情，成千上万名民工开始逃离城市，一如他们当时进城一样艰难……显然，这是他们最无助也是最需要帮助的非典型时刻。

作为针对流动人口的瘟疫性突发灾难救援工作，不要说国内的NGO，即使国际NGO也缺乏成熟的赈灾经验。我们在对北京外来打工者的整体特征分析基础上，专门编写了一本适合外来工阅读的防非典手册《外来工预防非典健康手册》,并专门针对外来工返乡的农村社区制作了《非典时刻—共同关爱生命》海报。同时，针对非城建制工地民工、流动儿童及家长、低收入小商贩、出租房区低收入打工者这四类在京外来务工的强需求人群，我们制定了免费发放口罩、消毒液、体温表等防护用品的工作计划。
但为所有强需求人群提供非典防范服务并不是NGO所能够完成的工作，且强需求人群的产生也并非仅仅源自自身资源的缺乏，而是该群体在组织、健康和权益上的长期缺失在非典疫期的集中体现。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摸索民间组织应对瘟疫性灾害的经验，探索针对流动人口抵御疫情灾害的减灾方式。

流动儿童学校校长留守在空荡荡的学校，他说，用不了多久，孩子们就会回来读书。（协作者／李真／摄）

4月27日，我们的救援广告开始在电视台滚动播出，第2天，我们的求助热线响了……我和我的同事们——一群志愿服务于外来务工人员防控“非典”工作的年轻人开始了与非典亲密接触的日子。
4月29日，一轮电话打出去，北京市场上体温表、口罩、消毒液严重短缺，平时不到两元一个的棉纱口罩卖到十元。我们把寻找的目光转向北京以外的地方。
4月30日，我在山东的同学——一对热心的志愿者夫妇给我们提供了消毒液的信息，并在当天把货送上发往北京的火车；
5月1日，瀚海沙的杨皓动员了他在江西老家的父亲、弟弟，从江西给我们订到了不到两元一个的口罩；
5月3日，预防非典的宣传海报完成大样进入印厂，6天后，海报出现在1800多个村庄；
5月6日深夜23：00，专门针对外来打工群体的宣传手册进入印厂；
5月9日，3000瓶84消毒液、25000个口罩到位；
5月10日，我们来到北京石景山区的慧远小学、京西市场，发放计划如期开始；······

我们在京西某菜市场进行了发放，该市场有500多个外来的小商小贩，他们是在北京最恐慌非典的日子里依然坚守北京菜篮子的人。（协作者／李涛／摄）

这是一段紧张忙碌的时间，几乎每一个夜晚我们都要工作到23：00以后，大家没有怨言，但压力还是有的，因为体温表的滞后，崔宇哭过鼻子，因为压力太大，李涛发过脾气，因为心情不好，程建伟骂过娘，因为进展不能如期，我训过不止一个同事，为了保证花好每一分钱，我们差点和瞒报印数的厂商打起来，为了核对一个口罩，我们反复对账到凌晨……有几天办公室里的空气中弥漫着火药，但更多的时候那里是一个家，我们像一家人，大家一块动手做饭，一块收拾卫生，互相提醒出门戴口罩进门洗手，按时喝防非典的中药水……非典时期我和我的同事们靠的更为紧密，面对任何事情我们都更能臂膀紧挽臂膀！感谢非典，在这一特殊的时期里使我们更为深刻地体味到团结的力量！

到5月23日，第一阶段物资发放计划已基本结束，13天时间里我们走进了15所打工子弟学校，17个打工者聚居的单位，7316个家庭，受益总人数达19641人。同时，我们还向甘肃、陕西、云南、四川的地方组织提供手册，在当地打工者中发放。该手册还被翻译成蒙文，在内蒙牧区发放……
到7月7日，协作者已完成前两个阶段的工作目标,在北京地区我们共发放33个单位工厂工地、31所流动儿童学校、24处个人出租区、受益家庭共12548户，受益人数为31343人。

总结的时候，总是能感觉到收获的喜悦，但回想起戴着口罩发放物资的那些日子，我总是被平时所忽略的一些细节所打动、所震撼。由于救灾的紧迫性，帮我们购买消毒液、口罩的志愿者自己垫付了物资款；我们的医学顾问在我们开始第一轮发放的前一天晚上23：00多，从隔离区打来电话给我们做战前培训；由于每天到人口密集的地方去，需要前线组的人员自我隔离，不能回家，有从网上了解到我们的志愿者打来电话，愿意提供他们自已的住房；志愿者马洁云在我们发放完物资回来的每一个傍晚帮我们消毒、洗衣服，让我们在她家里洗澡；物资到位我们却没有库房，兴华打工子弟学校的张雪英校长说放我那儿吧；当我们寻找地图上也没有的一个工地时，另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冒雨走几里地给我们带路；当我们的物资车坏在路上不能前行时，附近一个工厂的十几个打工者在大雨中帮我们推车；当中央电视台《半边天》栏目介绍了我们的活动，那一晚我们接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近30个要求志愿服务的电话，他们说我也想做点这样的事，哪怕在后方帮着接接电话……

我们力求将每一个口罩直接发放到服务对象手中。（协作者／李真／摄）

在SARS肆虐满城恐慌的时候，这些声音使我们感到温暖，使我们前行的脚步更有力量；同时，在我们走进流动儿童栖身的废品大院，走进菜农田头的窝棚，走进清一色大男人的建筑工地时，我们看到了边缘的无助，也感受到了弱者的坚强。菜农说，非典以来，北京的菜越来越不好卖了，只好去打零工。（协作者／李真／摄）
10岁的河南小姑娘谢京京的2003年的六一儿童节这天是这样度过的：在爸爸妈妈早上四点外出卖菜以后，起床，照顾三个小弟妹穿衣、吃饭，洗衣服，到河滩晾衣服，绞尽脑汁地哄不时哭闹的弟弟妹妹……还要抽时间写作业。自从她所在的打工子弟学校因非典放假以后，她的每一天都是这样度过的，惟一的不同是那天会有鸡排吃，“爸爸说今天儿童节，会给我们带回来。”临别时，她拉着弟妹送我们，说再开学也许妈妈不让她上学了。回来后，我不能直视照片上的这个女孩，她那远远超越一个10岁孩子的成熟的眼神使我心碎——下个学期我能否再在教室里看到她？

学校放假后，10岁的谢京京每天要和妹妹做家务。（协作者／李真／摄）

在京南一条臭水沟旁边，住着五户来自河南的养猪人家，捡来的破木板、旧瓦片搭起栖身的房屋，四面透着阳光。13岁的陈秋芳非典时回了老家，前几天听说北京非典不厉害了学校要开学，没有来北京的车，就搭了一辆农用三轮车走了一天一夜1800里路回到了北京。我们去的时候，她正带着从两岁多到十岁左右大小的五六个自家的邻家的孩子，在连片的猪圈、成堆的垃圾、四溢的的泔水桶之间嬉戏玩耍，混合了猪粪、泔水和臭水沟味道的空气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好心情：“有味？我们早习惯了。”   

……  ……

我的镜头锁定了边缘，镜头还原给我的却是一张张笑脸。每次离开这些人的时候，我都无法用语言表述我的心情，因为每次走进这些人，都使我的心灵受到震憾，得到净化，当初非典刚爆发，我与我的同事们讨论要不要为这些人做点什么的时候，我曾担忧过。今天，我为我经历过的而感动，因为当你快乐地生活着，并使别人因为感觉到你的快乐也快乐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非典、瘟疫与苦难在生活中都不算什么。

我们前行，在青春岁月的非典时刻。

物资车坏了，打工者在雨中帮我们推车前行，那一刻，感动的是我们。（协作者／李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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