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文尖｜张爱玲的“背后”
张爱玲的“背后”
倪文尖
【编者按】
作品的意义首先表现为形式，本文中倪文尖老师用细腻的手法撷取细读了张爱玲小说中的著名片段，为我们展示其语言艺术的“特殊性”。同时又指出，文本总有延伸弥漫在字句段落“背后”的含混指涉，可能是“封锁”的空间、战争的图景，可能是现世“安稳”的希冀，可能是对“上海人”的想象，种种内容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对“在40年代上海文学的框架里”阅读张爱玲的知识前景的展望。
本文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年第1期，作者倪文尖老师授权保马于微信平台推送。
张爱玲确乎已经热过了头，而关于张爱玲，我们还是常常可以听到一种普遍的说法：“张爱玲很特殊，绝对是个异数”。但我们仍需要分辨，在什么样的范畴和语境里，张爱玲是特殊的；我们还应当追问，又有多少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眼界——包括所看到的，也包括所看不到的——才将张爱玲自所从来、并不特殊的方面，也看成了“特殊”。最起码地，在我看来，哪怕张爱玲的文有“仙”一般的才，张爱玲的“人”却无论如何仍是生活、成名在“人间”，具体地说，是在40年代的上海，或者更确凿而言，是在上海的日据“沦陷”时期。——这些当然都是基本的逻辑，常识，无甚特异，也无甚高雅，然而读多了张爱玲，我最根本的一点收益就是，对那种“结实的真实”，那种“简单健康的底子”〔1〕的珍视。
张之“特殊”说，毋宁干脆名之为“张爱玲神话”，由来已久。有关它的形成、演化里只能稍略谈及几点。第一，张爱玲本人要为这神话负部分责任，倘若名门之后是命定，那么早年的奇装炫人、中年以后的闭门谢客，乃至临终特立独行的仙逝方式，等等，总难免制造神话之嫌；第二，大量的“张迷”让“张爱玲神话”拥有一大批消费者，更增添了神话的魔力，使之能够不断有效地扩大再生产；第三则是有关张爱玲的研究。或许张写的是一手“那么色彩鲜明，收得住，泼得出的文章”〔2〕，太流光溢彩，耀眼夺目了，单是在张的文本里，炼字、妙喻、象征……就闪烁着无尽的宝藏，所以张爱玲研究的第一大历史特色是，结合了中国古典“点评”鉴赏与西方现代“新批评”方法的“文本细读批评”异常发达，也由于张的身世、行状、个性太神秘玄奥，让人禁不住地有“看张”的欲望，所以，即便张的生平材料万难寻觅，那种“传记批评”还是相当风行；又大约是张的作品“眼界小，然而没有时间性，地方性，所以是世界的，永久的”〔3〕缘故， 像李欧梵、王德威等教授皆以张的“世纪末”情结、“颓废”气息为重，所以张爱玲的人性深度、人类高度的形而上阐释一贯不缺，所谓“哲学批评”的空气始终弥散在“张学”界〔4〕。但无论如何，毋庸讳言， 那种论及别的作家时常用的，甚至易沦为“庸俗”的社会学批评却长期地属于薄弱一环，确乎很值深思；而个中原因，倒并不复杂，柯灵老的名篇《遥寄张爱玲》里：“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一针见血，已经点破大概，是因为，张爱玲的文学生涯，辉煌鼎盛的时期只有两年（1943—1945），是在一个“暧昧的时代”，而张爱玲其文其人不能不承认与之具有某种同构、共生的关系。立于民族感情之大是大非，碍于“民族主义”之障，太多偏好张爱玲的研究者不忍睹张的“背后”，以为“不洁”，从而“为尊者讳”。
殊不知，他们的放弃却正为简单、肤浅、不实的“汉奸说”〔5〕空出了地盘，“张爱玲神话”的背后反而拖出一条恶俗而又割不断的尾巴。这还在其次；更重要的依我看来是，不睁开眼仔细看看张爱玲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以及文学传统，就得不到活生生的一个普通人张爱玲的形象——我们知道在张的辞典里，“普通人”是个不简单的称谓，我们就很可能失去张爱玲的一个“潇洒苍凉的手势”〔6〕另具深度甚至格外重大的所指，从而丧失一趟正面遭遇历史老人的复杂、奇谲、吊诡的绝好机缘。
熊佛西楼（现位于上海戏剧学院），张爱玲和胡兰成常去约会的地方
我想从“张爱玲与胡兰成”读起。它是“张爱玲神话”的重要组成，又差不多是张爱玲研究的一个禁区。然而，当我读过胡兰成的《评张爱玲》、《张爱玲与左派》，以及《今生今世》〔7〕， 透过胡文与张文多处的观念、观点乃至关键字句的互相映证〔8〕，我倒是想说， 胡、张的一场乱世之恋，其必然性非但有着“情”的因缘，更是有其“理”的根由。“因为懂得，所以慈悲”〔9〕，在张爱玲那里份量很重， 不是可以随便赠人的。
据胡兰成回忆，他初次见到“张爱玲”这名字并发生极大的好感，是因为一个不足万字的短篇《封锁》，“我才看得一二节，不觉身体坐直起来，细细的把它读完一遍又读一遍。”〔10〕这似乎提示着我们，可以从《封锁》入手看胡兰成“懂得”了张爱玲什么；而由于《封锁》所写的人事发生在一种封闭、隔绝的空间，张爱玲当时所处的上海在整个中国的位置，也是封闭、隔绝的，这二者有着相当惊人的同构性，所以这篇小说越来越受到普遍的重视，大家抱有一个企图，通过解读《封锁》来解读张爱玲，为什么在“沦陷”的上海这样一种“封锁”的空间里，创作的欲望和成就都抵达了巅峰。
开电车的人开电车。在大太阳底下，电车轨道像两条光莹莹的，水里钻出来的曲蟮，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就这么样往前移——柔滑的，老长老长的曲蟮，没有完、没有完……开电车的人眼睛盯住了这两条蠕蠕的车轨，然而他不发疯。
如果不碰到封锁，电车的进行是永远不会断的。封锁了。摇铃了。“叮玲玲玲玲玲”，每一个“玲”字是冷冷的一小点，一点一点连成了一条虚线，切断了时间与空间。〔11〕
胡兰成是有眼力的，这一、二节可谓字字玑珠，值得细读。“开电车的人开电车”，劈头一句就不同寻常，或者说是太过寻常了，正是这一种主谓间的重复表明了一种颠扑不破的东西，最是“底子”的事实，它虽庸常，却也最为根本，属于“该是怎样就是怎样”的人类生活的常态；而文题“封锁”的涵义正在于打破这种庸常“底子”状态，“封锁”属于非常态；这样，小说从一开始便形成了常态与非常态的张力，预示着《封锁》将可能探讨常／非常的界限及其与人的状态的关系。“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没有完，没有完”，日常生活就是如此重复，无聊，不堪；“然而他不发疯”，似乎有些突兀，似乎特别费思量。“然而”一词总是表示语义的转折，可是这个“然而”转的什么折，字面上并没有，原来它是在话语的“潜台词”层面，即一个“然而”表明了言路上先有这么一层意思，“没有完，没有完”的庸常是可能使人发疯的，这就使人觉得言说者超越了庸常，有一否定、排拒常态的向度；但是，话语的最终表达是“不”发疯，则又表明言说者深刻透底之后还是返朴归真，肯定了“没有完，没有完”的庸常，也最终肯定了常态；固然这种肯定已经是“否定之否定”的结果，已经有了几许无奈和怅惘〔12〕。“如果不碰到封锁，电车的进行是永远不会断的”，假设句似乎又是什么也没说；但假设并非虚设，“封锁了。”三字一句，三个字一个句号，短促有力，斩钉截铁，不容置辩，不容无视，它是前提性的事实：“封锁”“切断了时间与空间”。
就这样，好比是演戏，大幕徐徐拉开时，张爱玲不单单安排好了道具、布景，还通过音乐，灯光等等制造了气氛与效果。且看人物如何表现了。人物很简单，一男，银行会计师吕宗桢，一女，大学助教吴翠远；故事，也很简单，在“封锁”当中，在一辆切断了时间与空间的电车里，这一男一女迅速地堕入情网，甚至到了议及婚嫁的地步；而“封锁开放了”，“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吕宗桢回到他并不如意的婚姻生活中，吴翠远也得在“都是好人”但“不快乐”的家里过下去。
关键是在解释，为什么在如此境遇里人物有如此戏剧化的举动？我注意到有种解读颇有启发性，它发现是因为“封锁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空间——一辆‘欲望街车’——让他们受压抑的欲望在瞬间得以发泄”〔13〕，正是在一种“封锁”的境遇里，人的自然欲望、人性反而得以释放，真情流露，使人能够处于小说提到的所谓“真人”状态；而余斌从他一贯的人性视角出发，更是得出了存在主义式的命题，“封锁中人性是开放的，而在通常的情况下，人性反处在封锁之中，人性偶然短暂的开放不过是个‘不近情理的梦’。有形的封锁的开放使人回到更持久的无形的封锁之中，人性真相总是被遮掩起来，而这正是人生的真相。人生的常态就是对人性真相的封锁，封锁因此成为人的处境的象征”〔14〕。
应该承认这样的解读是有较充分的文本证据的，而且说实话，这也相当有利于我更进一步的引伸、发挥。但是，在此我还是不能够回避文本里客观存在的“解构点”、“裂缝”。吕宗桢是在“封锁”中才与吴翠远调情的，但全部是因为“封锁”隔绝了一切，从而敢于放纵了自己吗？不是的，文本里很显眼，宗桢之所以调情，还有个更实在的推动力：“偏偏他一抬头，瞥见了”他一个亲戚董培芝，“培芝是一个胸怀大志的清寒子弟，一心只想娶个略具资产的小姐”，而目标就是吕宗桢才十三岁的大女儿，“吕宗桢一眼望见了这年青人，暗暗叫声不好，只怕培芝看见了他，要利用这绝好的机会向他进攻。若是在封锁期间和董培芝困在一间屋子里，这情形一定是不堪设想。”吕宗桢才“一阵风奔到对面一排座位上”，无意识地坐到了吴翠远的隔壁；是翠远先“回过头来，微微瞪了他一眼”，使他觉得被误以为“不怀好意”了；而在“董培芝毕竟看见了他”，宗桢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将计就计，顺手推舟”，“宣布了他的调情的计划”的！
这一解构点对于那样的解读而言并非小节。如果说“封锁”是非常态的话，董培芝的存在则使非常态难以完全“封锁”于常态之外，即在张爱玲那里，常／非常的界限是不可能那么绝对、明确、清晰的，“清坚决绝的宇宙观，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哲学上的，总未免使人嫌烦。”〔15〕张爱玲是一以贯之的，董培芝作为一种“常”的因素介入到了“非常”，问题便复杂化了，严格地说起来，那种建构于常／非常二元对立基础上的解读就不能成立。更进一步言之，吕宗桢之所以要回避董培芝的进攻，不愿意让他娶自己女儿的如意算盘得逞，还是因为“清寒”的培芝竟想娶个“略具资产”的小姐，即，在“封锁”的非常状态下，吕宗桢并没忘了日常的世俗的考虑，董培芝的背后是“钱”这一更为恒常的问题。一旦发现这一点，文本里此前此后的诸多貌似“闲笔”的意义就凸现了：“‘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悠久的歌，从一个世纪唱到下一个世纪”；“现在干洗是什么价钱？做一条裤子是什么价钱？”；“匀出点时间来找一个有钱的女婿”。钱钱钱！甚至于让宗桢从那浪漫放纵的激情中缓过神来，撕破了他和翠远迅速堕入的情网的，还是——“钱”。
这样一来，似乎彻底否定了“封锁”对于人的状态所可能有的那种影响，彻底推翻了对于《封锁》的那种解读。但我并不想完全这么看。因为，第一，如果说《封锁》已教我们应在常／非常之间“破格（隔）”的话，我们怎么还可以仍然用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看《封锁》呢；第二，从文本的实际看，“封锁”境遇确实是吕、吴二人一反常态、放任欲望的重大因缘；而且我怀疑，探讨一种非常时空同人的行为的关系是张爱玲创作的初衷，比较起来，“董培芝”只是小说家从技术考虑添加的一个情节动力源；第三则是句更大实话，以我一贯的关心“背后”的视角，那种“封锁中人性是开放的，封锁反而使人的自然欲望得以释放”的解读，还正是我深入窥测张爱玲的一个不错的起点。
很显然，“封锁”的背后是战争，是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是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这就是说，张爱玲的作品，至少是《封锁》，写到了当时的现实，写到了那场战争；而张爱玲对于战争的态度确实是值得玩味的。
固然在《封锁》里，战争也只是作为背景来虚写。这一句已经算文本中唯一的实写了，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兵”字，“兵”既非“敌人”又非“战士”，是完全中性的。考虑到是在日军占领的“沦陷”区写作，张爱玲使用这个“兵”字似乎是无可非议的，在此处追求微言大义大概便属于那种“过度阐释”了。但重要的是“兵”所造成“封锁”在张爱玲笔下竟只引发了一段奇异的恋情，而这不由得我们不想起所谓“倾城之恋”，想起张爱玲的名篇《倾城之恋》。
《倾城之恋》里的战争要实得多，所起的“作用”也要大得多。仿佛是接着《封锁》继续探讨战争与男女关系的问题，《倾城之恋》中的一男一女，范柳原“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白流苏“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18〕，一个“把恋爱看作高尔夫与威士忌中间的调剂”，一个“把婚姻当职业”〔19〕。他们的高级调情在战争之前已经开始，并且有些难以收拾。
“于是来了战争，柳原和流苏逃难做一起。”〔20〕这战争，如张爱玲所说，流弹的“那一声声的‘吱呦呃……’撕裂了空气，撕毁了神经。淡蓝的天幕被扯成一条一条，在寒风中籁籁飘动。风里同时飘着无数剪断了神经的尖端”；那炸弹“轰天震动一声响，整个的世界黑了下来，像一只硕大无朋的箱子，啪地关上了盖。数不清的罗愁绮恨，全关在里面了。”〔21〕而更要紧的，是这流弹与炸弹把柳原与流苏的机智与伶俐，自私与软弱都撕掉了，剩下素朴的一男一女，变成很少说话，却彼此需要着、关切着的夫妻，使得一首最悲哀的诗“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谐老”至此在真实的人生里找到了注脚：
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
我们应该看到并承认，张爱玲对于战争的看法确实并不像人们通常所希望、所想像的那样。比较《烬余录》中所写“香港之战予我的印象几乎完全限于一些不相干的事”，在小说虚构里，张爱玲似乎更添加了别的内容。自然这并不是说张爱玲对战争就没有常人所有的畏惧与愤恨，港战断送了她毕业之后赴英国深造的可能，也不可能不在她心中投下阴影。但是，战争给予张爱玲更透彻的感受是：
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事实是如此。〔23〕
这里有无奈的叹息，而最终落在对“事实”的发现与认定。换句话说，是战争使那些“结实的真实”，那些作为“底子”的事实凸现了，使人的基本欲望得到了扩张的可能，使人把捉住了一些实在贴身的东西；对于吕宗桢、吴翠远来说，战争使他们在“封锁”期间空前绝后地体验到了做个“真人”的“快乐”；而对于白流苏来说，战争更成全了她梦寐以求的婚姻、可靠平实的生活。联想到白流苏是从“住不得了！……住不得了！”的白公馆（“老中国”）挣脱出逃的，这些是否意味着，张爱玲对战争甚至怀有某种朦胧亦或天真的期待？期待战争在“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这些所付出的代价之后，能“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能打碎“老中国”的旧生活秩序，带来一个“将来到底……理想的国家”、“太平的世界”〔24〕，带来“自由、真实而安稳的人生”〔25〕。
“安稳”无疑是理解张爱玲的关键词之一，却同时也是误解张爱玲的一大源头。一般来说，“安稳”总是物质性的，而人们也因此常常认为张爱玲偏向世俗的物质的享受，这多少有些道理；但倘使再跨一步地认定张只要“物质”排拒“精神”，则相当不准确了。《我看苏青》里写道，苏青理想中的生活“绝对不是过分的要求，然而这里面的一种生活空气还是早两年的，现在已经没有了。当然不是说现在没有人住自己的小洋房，天天请客吃饭。——是那种安定的感情。”从“然而”“当然”以及一个破折号间，可见“安定的感情”，情感的、精神的因素是“安稳”的重要内涵；张爱玲还说：“说到物质，与奢侈享受似乎是不可分开的。可是我觉得，刺激性的享乐，如同浴缸里浅浅地放了水，坐在里面，热气上腾，也感到昏朦的愉快，然而终究浅，就使躺下去，也没法子淹没全身，思想复杂一点的人，再荒唐，也难求得整个的沉湎。”从这精妙的譬喻里，更可见在张看来，“精神”性的因素甚至还是格外重要的。另外，张爱玲曾在《自己的文章》中解释：“霓喜的故事，使我感动的是霓喜对于物质生活的单纯的爱，而这物质生活却需要随时下死劲去抓住”，“霓喜并非没有感情的，对于这个世界她要爱而爱不进去”，“她倒像是在贪婪地嚼着大量的榨过油的豆饼，虽然依恃着她的体质，而豆饼里也多少有着滋养，但终于不免吃伤了脾胃。而且，人吃畜生的饲料，到底是悲怆的”。又是一个精彩的比喻，说明她笔下的人物之所以给人一种只爱物质的错觉，是因为最低限度的东西却需要“随时下死劲去抓”，而且还未必抓得住；从而使他们无暇顾及精神，顾及最低限度以上的种种人生的必备物。而这也多少是张爱玲自身的情形，《我看苏青》里有一段发自内心的自我辩解，“生在现在，要继续活下去而且活得称心，真是难，就像‘双手擘开生死路’那样的艰难巨大的事，所以我们这一代的人对于物质生活，生命的本身，能够多一点明了与爱悦，也是应当的。”
这里值得一提的还有张爱玲强烈的“主角意识”，在她看来，与其要“我们变得寄人篱下”的将来的“太平的世界”，还不如我们“各人就近求得自己的平安”。这是张爱玲最深层意识的暴露，话说出口连她自己也多少有点后怕，所以她在《我看苏青》的结尾紧接着写道：“然而我把这些话来对苏青说，我可以想象到她的玩世的，世故的眼睛微笑望着我，一面听，一面想：‘简直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大概是艺术吧？’一看见她那样的眼色，我就说不下去，笑了。”张爱玲在此用她的想像，创设了她的“镜像”，借苏青之口（脑）来消解，“简直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大概是艺术吧？”艺术者，Art是也，虚构的吧， 至少也是蹈空的审美的吧，而不是实在的人生选择或者社会政治选择！即便如此，“我”也还是“说不下去了”。
所以，是否能依据张爱玲对于战争的复杂态度，就证明了张爱玲背后有那条恶俗尾巴呢？我觉得不这么简单。一方面，“大乱必定大治”式的传统中国史观，近代以来又掺入了那种“进化论”，“大治”就更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历史期待，在历经百年不散的“大乱”之后，人们不免形成促使乱乱到尽头——即鲁迅所谓“极期”——而达成“大治”的思维方式，张爱玲不过是又一个例子罢了〔26〕。另一方面，即使张爱玲的特殊在于，她是成名在日据“沦陷”区，她对战争造成的“沦陷”“封锁”确有一套非同一般的看法，即使张爱玲的辉煌鼎盛同“沦陷”的大背景有相当深广的关联，我们也不能够为一些表面的联系所迷惑，我们仍然需要辩析张爱玲亲和、认同的究竟是什么，是战争？是“沦陷”？还是战争与“沦陷”背后的东西？这不是一个可以轻松解答的问题，但惟有追问到这里，我们才可能开动更大的想像力。
以我所见，台湾作家杨照是这方面的第一个追问者。他的答案是：战争造成了一个大的毁坏时代，无常变幻的局势，所以才有了张爱玲立足发挥的文学空间。“她的文学，以及她籍由文学所得来的名声，其实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毁坏时代的真空状态上”，“偏偏和她性情、天分、出身最相亲最适合的就是败坏的局面”，“因为以虚无衬底才浮显出来的某种东西，是只有她能写的，也是她真正能够傲于世人的本事”〔27〕。这就是说，张爱玲并不亲和战争与“沦陷”本身，她偏好的是战争所造成的败坏的、荒凉的结果，是在审美的意义上，由于张爱玲特别的完全个人性的原因，张爱玲与战争有了某种曲折的“利益关系”。这一解读的价值在：引入了艺术的审美的因素，所以切断了“庸俗社会学”直线型关联。这样，既不回避问题，又抽空了“汉奸说”的前提。但是在我看来，这一解答还是太过“诗意”了。我们知道张爱玲在最高层次的意义上，才认为唯荒凉乃人性的、人生的、人类的实有；但“高处不胜寒”，张爱玲一般总是要从高而降，“在这不可靠的世界里，要想抓住一点熟悉可靠的东西”〔28〕，在满目荒凉里寻找一些慰藉，哪怕这慰藉终不免落花流水去，甚至在把捉住的当时，心底已经清楚一切皆虚无。而这样“一高一低”、“一虚一实”方属于张爱玲最本真也最难学的特性，完全的“诗意地栖居”还不能充分地解释，张爱玲为什么和40年代“沦陷”的上海有那么深切的皈依。
比如，它就不能解释，既然张爱玲那样沉醉于荒凉，她怎么又会说“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怎么又会视“荒凉”为“威胁”，为负面。我觉得要解开这个疑点，关键在于深刻详尽地理解《〈传奇〉再版的话》里那完整的一段名言：
开头一句意思是“时代”比“个人”仓促。人们一般总是说，“人的一生是短暂的”，“让时间来证明”，即“个人”总要比“时代”、比时间、历史来得仓促。《自己的文章》中“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以及《我看苏青》里有关苏青的一段话“如果感到时间逼促，那么，真的要说逼促，她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或许可以给我们启示：所谓比“个人”还要仓促的“时代”是指某一个具体的时代，像所谓“她的时间”是指“最适合她，而她也最如鱼得水，活得来劲的一段时间”一样，那个“时代”指的是那“个人”并非“寄人篱下”而起码“求得自己的平安”〔29〕的时代。举个例子来说，对于像美国巴顿将军那样的视战争胜利为生命的人来说，“二战”提供了一个“他的时代”，倘使战争结束了，那么巴顿将军活着都觉得没劲。就巴顿而言，“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的确是如此。总之，仓促的是属某个人的时代，而“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的主语则也是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已经在破坏中，还将受到更大的破坏。问题在于“这个时代”是什么？这样，理解“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便成为问题的关键，而关键词就是“我们的文明”。什么是“我们的文明”？或者说“我们的文明”指什么？
概而言之，对此论者形成过两种意见。一是从那种形而上地解读张爱玲的视角出发，以为“我们的文明”即是“人类的文明”，人类有史以来的所有的文明，从而这段话被用来为“张爱玲具备人类意识、虚无意识”等等论点服务。我不想说这段话不可以作这样的解读，我只是觉得有必要指出，如果上述有关“时代”的分析是有道理的话，那么，从上下文的关系来看，这里的“我们的文明”确乎应当相对具体地来理解；而在落到实处地理解了“我们的文明”的具体内涵之后，也不妨碍我们进一步抽象地理解、肯定张爱玲超越性的人类价值。
比较起来，第二种意见还没那么明确，它是许多人懵懵懂懂的感觉，以为张爱玲那种“荒凉”与不安，也多半是来自于中国近代以来不断的外族入侵，连年战乱，尤其是当时近在眼前的日本侵华战争。这样，“我们的文明”——我替之“明朗化”一下——基本上就变成了“中国的文明”。很显然，这一理解是更经不起推敲的。因为，“中国的文明”的内涵仍很复杂，如果它指的是古代中国的文明，那么在张爱玲眼里，那一种“我们（中国）的文明”已经“成为过去”，并且张爱玲对此的感受未必可以用“荒凉”来概括〔30〕；而倘使“我们的文明”是指中国现在的文明，那么，当时的中国是分裂而对立，“中国”“空间断裂”的文明形态是相互消长的，笼统地说“中国的文明”“要成为过去”似乎就不通，而“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确指什么，则更加费解了。
另换一路来看“我们的文明”如何？在我看来，那段名言之所以成为理解张爱玲的重要线索，是因为张爱玲在那里交代了自己的深层心理，交代了文本内外的复杂联系；其中，“我们”是张爱玲对她心目中理想的读者而说，“我们”是指“上海人”，而“我们的文明”显然就是“上海人的文明”、“上海的文明”。这意味着，这里的“我们”的准确含义就不是“人类”或“中国人”，而“文明”便不包括人类有史以来，相对于“野蛮”的所有的文明，而特指现代文明、都市文明。
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的文明……都要成为过去”出自《传奇》再版时写作者的话，在文体上属于“序”“跋”性质。这类文体首先是为想像中的读者而写的；而张爱玲心目中的读者是谁，这在《传奇》初版前写的《到底是上海人》中说得再清楚不过：
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
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
而“上海人”在张爱玲看来是一个颇为特殊的群体，它的含义不单单是“住在上海的人”：
这里引人注目地出现了“上海人／（传统的）中国人”的区分，而这一对立并非张爱玲纯粹为讨好上海人的一时心血来潮，《倾城之恋》的一组人物对话对之有更细致的探讨：
这就是说，如果传统、道地的中国人是“乡下人”的话，那么所谓的上海人的含义之一是“城里人”。不过，这个“城”并不很大，在《心经》人物许小寒眼里，上海的龙华、江湾一带都已算是乡下了〔31〕。而在乡下和上海之间如何选择呢，连《桂花蒸阿小悲秋》里乡下来的“打工妹”秀琴竟然也会说：“乡下的日子我过不惯！”〔32〕
所以，在张爱玲认真的发自内心的认同里，“我们”该是指“上海人”。也只有在张爱玲笔下，才会出现“公寓生活记趣”这样的有关城市生活而比较轻快的文题，才会出现“我喜欢听市声。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33〕这样的文句；也只有充分地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张爱玲对她姑姑家的那种“是一个精致完全的体系”而“天长地久”〔34〕的感觉，才能理解张爱玲“第一次见到生在地上的瓷砖沿盆和煤气炉子”，竟“非常高兴，觉得安慰了”〔35〕的心情。并且值得一提的是，张爱玲对于上海、对于城市并非“无条件的爱”，她是“有明了，才有靠得住的爱”〔36〕的。
这一情形在胡兰成的记述里出现过两次，可见张爱玲这样的态度、立场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既是权衡再三、深思熟虑的，当然也是坚定的、一贯的。
我想，从文本的“内证”方面来论证“我们的文明”：“我们”是“上海人”，从而“我们的文明”是“上海的文明”、现代文明、都市文明，应该没有问题。至于“上海的文明”究竟何指，概念化地称“现代文明”“都市文明”，乃或用张爱玲的话说是“机械化商业文明”〔38〕，也仍然没有解决问题。而这在文本内打圈圈已经不行，必须诉诸文本外的社会、历史、文化，是所谓“外证”的工作。
张爱玲出生地，上海麦根路313号，今康定东路87弄
可这并不是我擅长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工作属于社会学家、文化史家。可喜的是，近年来随着“上海史”成为显学，上海“租界研究”屡有突破，上海自1843年开埠后所形成的独异于全国的特殊文化风貌已经越来越多地披露、展现。简略地说，由于“上海租界所具备的行政、立法、司法俱全的政治结构，较之其他同类型租界最为完整与有力”〔39〕，租界所设“工部局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市民自治政府”〔40〕；又由于上海租界“华洋杂处”，华人人口占优势，上海租界文化是一种“洋泾浜”文化〔41〕；租界在带来种种殖民地气息、媚外倾向、“海派”劣迹之类负面影响的同时，也搬来了一整套从器物到体制到文化精神一应俱全的西方文明，而且它在总体上是属于西方的英美式的文明〔42〕；在上海的中国人对之从惊异到效法，由表及里，由浅入深，与日渐进，逐步在上海建立了一个亚洲最繁华的国际化大都会，建立了从金融贸易到文化艺术的世界性的中心；上海以其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上的成就，“创造了一种新的，由日益增长的中产阶级组成的‘沿海文明’”〔43〕，“上海的文明”。
更深入细致地探讨这种“上海的文明”，既不是我力所能及，恐怕也已是另一篇论文的内容。这里着重提出一点，在张爱玲笔下，“上海的文明”从来都是具体的形象的，它是张爱玲熟悉的街道、公寓，爱看的橱窗、电影，读不厌的小报、“张恨水”。张恨水之所以打上引号，是因为我想以其借代活跃于上海为代表的沿海地区的“鸳鸯蝴蝶派”作品。在我看来，“鸳鸯派”即是“上海的文明”在文学上的表征与体现，它当然不是个好的代言人，但毕竟聊胜于无；有论者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更肯定它是“沿海商业城市居民文化”或“现代城市平民日常生活文化”〔44〕的信物与证词。而所谓张爱玲的“背后”，从文化上说，正是“上海的文明”，从文学传统来讲，也便是“鸳鸯蝴蝶派”。当然，张爱玲并不完全地归于“鸳蝴派”，正如她自己所说：
张爱玲以“真实”为尺度，同时取“新派”——“五四新文学”、“旧派”——“鸳鸯蝴蝶派”之长，“并非折衷”地在这二者的背景下写作，终于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由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纳入张爱玲的时候，并没有纳入张爱玲背后的“鸳蝴”传统，所以，张爱玲怎么看怎么“特殊”；更由于论者没有从上海的文化脉络来解读张爱玲，看到所谓“上海的文明”是张爱玲最深刻的认同，所以对张爱玲的社会学批评，要么沦为简单的“汉奸说”，要么索性付之阙如。
追读至此，我们是否可以说，在失去了一个“张爱玲神话”之后，我们获得了张爱玲的背后的更多启示？它包括文学的、文学史写作的，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历史的——或许，张爱玲还在天国看着我们，能否领悟这许多启示呢。所以，重读张爱玲，很有挑战性，在40年代上海文学的框架里谈论一个作家：张爱玲，也还值得一试。
南京西路1081弄重华新邨，1947－1950年张爱玲和姑姑居住于此。
张爱玲说，在窗子里，看着解放军进城的景象
〔1〕〔28〕语见《我看苏青》，收入《张爱玲散文全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6月。
〔2〕语见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署名迅雨，《万象》， 上海，1944年5月。收入《永远的张爱玲》。
〔3 〕此系借用张爱玲《诗与胡说》中评论路易士（即纪弦）诗歌的语句。
〔4〕参阅李欧梵《张爱玲与世纪末》《苍凉的启示》， 王德威的《“世纪末”的福音》等文，其释义高度已让人再难逾越。收入陈子善编《作别张爱玲》，文汇出版社，上海，1996年2月。
〔5〕参阅余斌《张爱玲传》第218页有关记述。
〔6〕语见《走到楼上去》，收入《张爱玲散文全编》。
〔7〕《评张爱玲》，《杂志》，上海，1944年5、6月； 《张爱玲与左派》，署名胡览乘，《天地》，上海，1945年6月； 《今生今世》，三三书坊，台北，1990年9月， 其中《民国女子》等部分收入《私语张爱玲》。
〔8〕兹举二例：《自己的文章》说“柳原与流苏的结局， 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是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评张爱玲》里分析流苏“归结于第二次的结婚，而她也只能如此”；张爱玲说“人们只是感觉日常的一切都有点儿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胡兰成则认为“制度渗透于一般人的日常生活的各方面，而且到了最深的处所。制度腐败了，人是从生活的不可忍受里去懂得制度的不可忍受的”（《张爱玲与左派》）。
〔9〕此系张爱玲给胡兰成第一封信中的话， 见《私语张爱玲》第147页。
〔10〕见《今生今世•民国女子》。
〔11〕〔16〕〔17〕见《封锁》，收入《张爱玲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7月，第一卷。
〔12〕往更深处说，“然而他不发疯”的话语表达是张爱玲某种思维方式的体现。这一句通过一个“然而”，一个“不”表明张爱玲屡屡有相互对立、排拒的两种立场在自己心中“打架”，而这句之妙在于寥寥六个字一句话就将之互文出来。读之，我们极易想起《自己的文章》中的话，“人类到底也这么生活了下来，可见疯狂是疯狂，还是有分寸的”。所以大家究竟是大家，他／她在随意所见的每一寸，“一寸一寸都是活的”（《自己的文章》），统一的。
〔13〕史书美，《张爱玲的欲望街车：重读〈传奇〉》，《二十一世纪》，香港，1994年8月。
〔14〕见余斌《张爱玲传》，第133页。
〔15〕〔23〕见《烬余录》，收入《张爱玲散文全编》。
〔18〕〔19〕〔21〕〔22〕见《倾城之恋》，收入《张爱玲文集》第二卷。
〔20〕〔25〕见《评张爱玲》。胡兰成这个“于是”用得好极。
〔24〕在张爱玲那里，一般地说“记忆……比了望将来要更明晰、亲切”（《自己的文章》），而当下的“现世安稳”（这是胡兰成在他俩的婚书上添加的内容，全句是“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显然有“投张所好”的成份）。是张爱玲人生哲学中最重要的内容。不过，张也时常提及将来，似乎在她的笔下有三种将来，一是“新的在滋长中……时代的高潮来到”的将来，确乎偏向于乐观；一是“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的“将来的荒原”（《〈传奇〉再版的话》），显然很悲观；还有一种是“恐怕要轮到他们（黑种人）来做主角”的“未来的大时代”。这说明张爱玲对于将来未必想得很清楚，或者更准确地说张爱玲并不太关心将来（？）。
〔26〕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这里取其同一性的方面而言。在这同一性的背后，我以为是中国作为“后发”国家而引起的种种“后发性焦虑”。关于历史，张爱玲说，“只有在中国，历史仍于日常生活中维持活跃的演出”（《洋人看京戏及其他》），“中国人觉得历史走的是竹节运，一截太平日子间着一劫，直到永远”（《中国人的宗教》），等等。
〔27〕杨照《在惘惘的威胁中》，《中国时报•人间》， 台北， 1995年9月11日、12日，收入《作别张爱玲》。
〔29〕语见《我看苏青》。这里我还想提请注意《我看苏青》的写作时间，是在1945年的3月。其时距抗战胜利已经不远， 并且上海这前后有多次较紧张的空袭，即是上海的战争感最浓的一段时间，在本文里张爱玲情绪比较低落，说了许多肺腑之言，无论正反两面，都值得重视、细读、批判。
〔30〕这仍牵涉一种较为普遍的误读，以为张爱玲“怀旧”。为此我再举一证：胡兰成的《张爱玲与左派》引录了张爱玲的诗句：他的过去里没有我；／曲折的流年，／深深的庭院，／空房里晒着太阳，／已经成为古代的太阳了。／我要一直跑进去：大喊：“我在这儿呀！我在这儿呀！”这首诗（此诗是否完整，待考）鲜有人注意，我觉得对理解张爱玲颇有价值，从中可见张爱玲对“他——中国”的过去基本持否定性的意见，因为“他”“没有我”，甚至压抑了我，“我在这儿呀！我在这儿呀！”显见张的个性意识、个人主义立场。
〔31〕〔32〕见《张爱玲文集》，第1卷第69、187页。
〔33〕语见《公寓生活记趣》，收入《张爱玲散文全编》。
〔34〕〔35〕语见《私语》，收入《张爱玲散文全编》。
〔36〕语见《洋人看京戏及其他》，收入《张爱玲散文全编》。
〔37〕见胡兰成《张爱玲与左派》，另一次记述是在《今生今世》里。
〔38〕语见《谈女人》，收入《张爱玲散文全编》。
〔39〕唐振常《市民意识与上海社会》，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8月。
〔40〕李天纲《1927：上海市民自治运动的终结》，《二十一世纪》，香港，1994年6月。
〔41〕李天纲《从“华洋分居”到“华洋杂处”——上海早期租界社会析论》，收入《上海研究论丛•四》，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9年。
〔42〕指出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现在学界普遍地意识到西方文化亦非铁板一块，起码就有所谓“英美文化”、“大陆法德文化”之分野，它们在“先发”“后发”上不同，在现代化的方式上有异，在思维方式、文化趣味上也存有差别。近现代中国文化的“正册”受法德以及俄国的影响甚巨，就此一点来看“上海的文明”受排拒也属必然。另外，张爱玲、钱钟书等上海40年代代表作家皆深受英国文化影响，亦非偶然。
〔43〕详见Marie—Claire Bergere 的著作， 如《“The Other China: Shanghai from 1919 to 1949》，转引自白鲁恂（Lucian W. Pye）《中国民族主义与现代化》，《二十一世纪》，香港，1992 年2月。
〔44〕唐小兵《蝶魂花影惜分飞——漫话“现代性”》，刊《读书》，北京，1993年9月。
〔45〕语见《自己的文章》，收入《张爱玲散文全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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