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陀|《刘晓东》：两个自我的不能承受之重（保马修订稿）

编者按

《刘晓东》是由70后作家弋舟在2012、2013年相继发表的小说《等深》、《而黑夜已至》、《所有路的尽头》三个独立中篇组合而成。保马今日推送李陀老师的评论文章，在他看来，弋舟熔铸于文本的形式试验与人物的张力恰恰为进入当代自我话语的分析与探讨提供了某种有益的参照。主人公被深深打上了改革时代的烙印，刘晓东式的自我折磨与自我质疑所展现的形象魅力激活了文学回应现实的巨大的思想能量，使文学具有了理论和学术难以企及的学科优势。

文章载于《读书》杂志2019年第9期，保马推送的是李陀老师的修订稿，感谢他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两个自我的不能承受之重

（保马”修订稿）

                  —评弋舟的组合小说《刘晓东》

 文|李陀

现代人是分裂的、残缺的、不完整的、自我敌对；马克思

称之为“异化”，弗洛伊德称之为“压抑”，古老的和谐

状态丧失了，人们渴望新的完整。

         ——引自《分成两半的子爵》后记

无论谁————

你如果深深陷入自我的泥潭，你有可能凭自我之力爬出这个泥潭吗？

反复阅读弋舟的小说《刘晓东》，这个问题反复出现在我心里。

不过，初读这个作品，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这部作品写作上的精致。从大的方面说，是它的结构：三个独立的中篇，也可以说三组独立的故事，然而主人公都是刘晓东这一个人（仔细一点，三个刘晓东形象的细部并不是很统一，但是弋舟对此并不是很在乎），它们形成了一个组合，构成了一个不仅彼此呼应，而且在主题上、旋律发展的变化上以及内在思想脉络的联接上，都有紧密关系的、相当连贯的一个整体。我们有理由把它看成是一个质地正在变异的长篇小说。这对于“长篇小说”这个老体裁，到底是某种怀有恶意的破坏？还是充满善意的改造？也许两者都有。不管怎么样，人物和故事这么组织了起来，让人觉得新鲜，破格，并且明显地为刻画人物带来很多好处和新的可能性。不过这个后面再讨论。

从小的方面说，《刘晓东》的写作有一个特色，就是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的推动，往往依赖于一种特别类型的对话（功能不同，小说里的对话本来就有各种不同的类型）——表面上，这些对话很日常，甚至很平淡，似乎只不过是连接情节与情节，有一定交待作用的过渡，有也可，没有也可；但是如果阅读细心一些，就会觉出《刘晓东》中的很多对话，尤其是刘晓东介入其中的对话，往往暗藏玄机，不管自觉不自觉，对话双方互相防范、互相测度、互相使心眼儿，因此，尽管看去是一般的聊天说话，实际上，两个人在说话的同时，都觉得别扭、尴尬、难受，有些时候彼此还怀有莫名的敌意，相当费神。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不妨把这种对话称之为“费神的对话”。拿《等深》来说，刘晓东和茉莉，这两个人每一次的对话，差不多都是这样费神，不舒服，尴里尴尬；其中包括两人关系中最为重要的那场在一片狗的狂吠中进行的雨夜性爱，刘晓东说那是“淋漓尽致的演奏”，“她的身体如琴身一样和谐，奏响之后发出的声音如一道匪夷所思的光芒将我笼罩”，然而，另一方面，他又觉得那狗的狂叫声是来自身下的茉莉，觉得自己“是在和一条蝴蝶犬交媾”——一场肉和性重叠一起的疯狂对话，实际是这俩人之间所有对话内涵的一个隐喻：他们其实共享着某种黑暗的甚至是肮脏的、见不得人的东西，然而，又正是这污秽使他们的生命有意义，或者说，让他们活下去有了理由。我在这里特别强调一下，弋舟在展示这么恐怖的一个意象的时候，笔墨没有多少渲染，修辞上相当克制，但是，平淡的修辞和隐喻内容之间所形成的分裂和张力是如此尖锐，对任何一个敏感的读者来说，都过于刺激，很不舒服。不过，作家可能本来就想要达到这样的效果：

日常生活里的恐怖，本来就平淡无奇。

在《刘晓东》一书的66至68页，有一场刘晓东在手机里和茉莉的对话。这时候，茉莉瞒了丈夫（引起丈夫“失踪”，其实是弃家逃走），瞒了情人（让刘晓东处境狼狈，扮演着不光彩的第三者或第四者的角色），瞒了儿子（由此儿子几乎成为少年杀人犯），一直被一个大老板半包半养的“秘密”，已经尽是破绽，成了他们之间的一层破洞连连的薄纸，可两个人仍然不能坦白相待；没有勇气撕开这层薄纸，刘晓东用软弱无据的“推理”来自欺欺人，而茉莉被逼得无处可退，竟然以“我需要被爱”这样无赖的理由，要求只具有“第四者”情人身份的刘晓东，承认她的所作所为都合情合理。按说，小说里的人物关系设置得这么紧绷绷、充满危机感（作家于此的经营，力求不戏剧化，可还是有痕迹可以分辨），此时此刻，两人应该发生尖锐冲突才是，至少，也要互相揭发、控诉对方的虚伪才是，何况，故事也能由此变得“好看”起来。但是，弋舟对叙事这种可能的取向没有什么兴趣，或者，他有意压抑了这兴趣（把《等深》变成一个好看的电视剧并不困难），而是把它停留在了日常的“费神的对话”的水平。为什么？弋舟为什么这样做？

如果把《刘晓东》里三个故事中的刘晓东当做一个完整的人物来看，我以为可以找到解释：他对塑造人物有更高的要求，更大的抱负。

刘晓东是个什么样的人？从一般意义来说，这人很一般：在80年代度过了他的青少年，90年代则是读书+奋斗，新世纪里他熬了出来，额头上带着成功人士的烙印挤进了中产阶级阶层，并且开始战战兢兢地享受这个阶级在今天社会中享有的种种福利——美食，好酒，旅行，性自由，半合法化的婚外情，随意撒钱消费的快感，出入“上流社会”派对的自尊心满足——总之，享受“向上爬”的步步艰辛以及“步步高”所带来的幸福每一天。在今天，除了各类的新富人之外，他们应该是在几十年经济发展中获益最明显的社会群体，刘晓东不过是这个生气勃勃又得意扬扬的新群体中的一分子，还是一个脚步瞒珊的新成员。要是这么看刘晓东，这人并不很新鲜，如今已经司空见惯。不过，弋舟在《刘晓东》里所创造的刘晓东，并不是这类成功人士的典型形象。他不一样，甚至是很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里？

在于刘晓东对自己有一种情不自禁的厌恶。

厌恶？让我们具体看一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厌恶？

这种厌恶，他有时候会直接说出来，“我对自己产生出厌恶”，“我厌恶从自己的嘴里发出陌生的声音”，只是，在更多的时候，刘晓东对自己的厌恶往往表达得很曲折，很琐碎，甚至很委屈。观察这些细微之处，是我们走进这个人物的内心，审视其精神活动的复杂性和特殊性的一个简便而且有效的入口。就以他和茉莉的情人关系来说，那可是一团彩色的乱麻，从中抽出的情感线头，有的能够通向那个“犬声如沸的夜晚”，“想起在她身上如奏琴弦般的迷醉”，是情和欲的双重大合唱，但是，刘晓东又有一种清醒，知道这团乱麻不梳理为好，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我和她不过是利用彼此来隐藏各自的命运”——承认两个人在互相利用，这已经是一个冷峻的自我剖析，其中隐含着对自己的厌恶。不过，进一步深究一下，其实这个冷峻在刚一出口，已经立刻打了折扣，“利用彼此来隐藏各自的命运”这句话，是如此文绉绉，温文尔雅，一下子就把隐含于“互相利用”这层意思中的自私和阴暗，用“隐藏”和“命运”这样礼貌的修辞一下淡化了，似乎，所以如此，是无奈，是不得已，全是“命运”使然——刘晓东当然没有意识到这些，他不可能知道人的日常语言和人的自我认识有着如此紧密的、难以分割的关系。当语言进入自我意识的时候，它绝不再是交流工具，这对认识刘晓东这个人物是一个关键，对分析潜在于《刘晓东》中的可能的大主题，更是关键。通读小说，我们会发现刘晓东即使在自言自语，在内心里自己对自己独白的时候，也都用得是这种很“文”的书面语语言。这当然符合他的教授和艺术家的身份特征（也是多数知识分子的身份特征），但是，很“文”的书面语所必然的节制和精确，对于刘晓东是一种必须：他在厌恶自己的时候，可以天然地给自己留有余地，例如，“我用了两个小时，喝掉了三扎啤酒。这点酒本不足以让我晕眩，恰好可以让我随心所欲地怜悯自己”——厌恶自己，又怜悯自己，这种矛盾和精致的心理活动，如果没有这么文雅精致的语言，可能吗？“抑郁心境晨重夜轻的节律特点，让我在每个清晨醒来的那一刻都感到生不如死。我茫然地躺在床上，灵魂仿佛可以俯视自己此刻的境遇：挤在一屋子书里，书和人都显得那么荒谬。”这样的刘晓东，像是一个性格多疑的医生，很固执，一定要自己对自己做病情诊断，兼医生和患者于一身，而他的诊断工具，却只能是语言， 然而，语言完全不同于x光机，他的“透视”不可能客观，反而常常是神经质的，疑神疑鬼，有一种病态的自虐倾向，另一方面，又是非常谨慎的，小心翼翼，时时刻刻地可怜自己、心疼自己，担心伤害了自己。

当刘晓东厌恶自己的时候，能明白正是他的语言，让他的那些指向自我的观察和诊断，每一次其实都让自己更厌恶自己，可又不能摆脱这厌恶吗？

他当然意识不到，自己语言恰恰会是自己的敌人。

这是一个不断自我折磨、好像要用自我折磨来挽救自己的刘晓东。

不只是《等深》，在这个组合的另外两篇小说《而黑夜已至》和《所有路的尽头》里，刘晓东也都活得如此辛苦。这让我们想起黑塞的小说《荒原狼》。黑塞笔下的哈立·哈勒和刘晓东，这两个人是不是有些相似？若比较一下，确实有不少相似之处。虽然写作年代相差了近一个世纪（《荒原狼》写于1927年），但是两部小说的主人公都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两个人物还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精神生活都异常活跃，异于常人，然而，恰恰是内心的丰富让他们活得很不痛快，终日忧郁，一种阴郁的忧郁————他们觉得自己的生活是悲剧，至少其中有悲剧性。有了这种意识，不管多么不情愿，他们会自觉不自觉地扮演某种悲剧演员才会去扮演的角色；对悲剧演员来说，那只是舞台上的生活，一时而已，可是对于他们，那是在日常生活里的无间断演出，一刻不得停顿，直至终生。为此，日复一日，他们感觉自己是分裂的，虚伪的，这让他们活得更加艰难，生活，甚至生命，都是不堪忍受的重负。也为此，他们都有这样的感觉：黑夜已至，路也已走到尽头。说实话，写到这里，我有一个冲动：放弃原来写作这篇评论的初衷，干脆写一篇关于哈立·哈勒和刘晓东的比较研究的文章，那一定非常有意思，不但会涉及一百年来在世界范围内中产阶级演化的历史，涉及不同历史条件下中产阶级的在性格、情感和伦理上异同，还能让文学批评在一个更开阔的视野里，进入对当下国内中产阶级，特别是当代知识分子状况的研究。不过，我必须放弃这样的诱惑。因为这可能会削弱对《刘晓东》的评价，集中分析刘晓东这个人物，可能更有意思。

为什么我觉得，比起哈立·哈勒这个荒原狼，刘晓东更有意思？

因为刘晓东不是狼，他没有以“狼”自居，想都没想过

黑塞塑造的哈里·哈勒这个人物，有一种和20世纪格格不入的浪漫主义色彩，愤世嫉俗，对现实世界充满了憎恶，而且自视甚高，把周围的社会看成一片荒原，而他自己是这荒原里一只孤独的狼；尽管在旁观者看来，那狼性多少是一种不自然的、做作的、自我欣赏的表演（许多浪漫主义者都有这毛病，如拜伦）。刘晓东不一样，他虽然常常觉得孤独，可他不喜欢孤独，更不像哈里·哈勒那样欣赏自己的孤独，相反，他对自己身边的人和生活充满兴趣，乐于交友，乐于助人，只要有人需要帮助 ，不管是谁，同学、朋友、已经完全分手的女友，甚至是不相干的陌生人，他都热心地出手相帮，而且，一诺千金，一定帮到底。在《而黑夜已至》里，女孩徐果不过是他的情人的一个学生，两个人素无来往，可是，当徐果告诉他父母遇害，真凶却多年逃逸，恳求他当“代理人”去讨一个“公道”的时候，刘晓东竟然答应了，并且，后来不知不觉地陷入了一场由车祸、谋杀、讹诈，甚至有可能涉嫌敲诈犯罪等一系列大麻烦之中的时候，他一直很硬气，没有一点害怕，也没有退缩，硬撑到底。在整个这过程里，刘晓东所作所为，不但有些硬汉的色彩，甚至有几分侠气。不过，当一切都结束，刘晓东在情人的床上一觉醒来，用手机拍下了灰白的黎明之后，“抑郁症患者晨重夜轻的节律”就再度发作，他不但沮丧、气馁，精神崩溃，还突然哭了起来，并且乞求马上去医院。显然，心理和情感上能把强和弱如此自然地交织混合起来的一个人，不像狼，说不上有什么“狼性”，他和社会的关系，也绝对不是荒原和狼的关系。比之“荒原狼”，刘晓东是个更复杂的文学形象。在《所有路的尽头》里，这种复杂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展现。仔细读，在这个故事里，虽然并不缺少性（还有同性恋）、杀人、旅行、三角爱情，以及爱情和友情的背叛等等这一类构成故事的必须元素，但是，这篇小说里的刘晓东，并不是把这些元素组织起来，并且形成动力来推动情节的关键人物，在某种意义上，他在故事里是个被动的旁观者。如果一定要找到他和故事之间最要紧的联系，只有一个东西，就是他作为生日礼物，以“最大的诚意”送给邢志平的那个“一只大猩猩和女人交媾”的画作——一幅充满妄诞的色情夸张、又企图表达一点暧昧寓意的图像（就画论画，其实是很合中产阶级追求前卫口味的流行艺术）——首先，这张画是导致邢志平最后自杀的间接或直接原因，如果没有它，即使邢志平再软弱、再懦弱、再怯弱，要依靠“大猩猩和女人交媾”的想象才能性勃起，才有勇气投入女人的怀抱，才在女性那里寻得活着的理由，他也还是可以活下去的，不一定自杀；其次，在一次烂醉之后，刘晓东和“弱阳性男人”邢志平也差点发生了性关系，尽管最后，由于性取向不同才没有成事，使得前者“衣衫不整地冲出我的世界”，而后者，于事后想起两人之间梦游似的相互抚摸，却“觉得自己陡然触摸到了无尽的荒芜”，觉得“那种手感太惊人了，仿佛一下子摸到了死亡的本身”，这还不够，刘晓东甚至认为在那一刻，“也许我们的泪水，还在一刹那各自汹涌”。这感觉实在不寻常了，不能不让读者惊异。可是，这些情感活动该怎么解释呢？触摸到“无尽的荒芜”和“死亡的本身”，那是什么意思？这个情节和场面的描写，仅仅是“现实主义”吗？这一串的问题，当然可以从“写实”的角度去做解释，但是，那个含有“最大的诚意”的生日礼物，以及它引起的种种后果（不只是画本身），无论如何是一个横在解释前面的障碍，难以绕过。为此，这里的阅读和读解，是不是可以把它当做某种象征和暗示来看待？我觉得，这里的关键不在于谁是猩猩，是谁在和猩猩交媾（虽然这也是理解和解释《刘晓东》这部小说可能的方向），也许，它更多暗示的，是刘晓东和邢志平这两个人、这两个文学形象，貌离而神合，其实是一种人，或者，是这一类人的阴阳两面。不仅如此，仔细读《所有路的尽头》，揣摩故事里余下的一些人，我觉得还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看法：尹彧（这个名字对整个小说都是一种暗示）、尚阳、丁瞳，他们根本上也和刘晓东、邢志平是一类人。猩人交媾图，其实是他们所有这些人的某种尖刻的概括，他们的品行，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现实。

 《荒原狼》英文版封面

在这篇评论的开始，我说《刘晓东》的特殊结构方式为刻画人物带来了新的可能性，那么，这是一种什么可能性？现在回到这个话题上来：篇幅不过十八万字左右，小说里竟然容纳了近二十个人物，而且个个都有形有神，形象饱满，如果不是以三个中篇组合，构成形态变异的一种长篇写作，是很难做到的。问题是，这样苦心经营，弋舟究竟图的是什么？他想做一件什么事？认真检视一下他笔下的这些形象，我以为《刘晓东》营造了一个特殊的空间，作家利用它精心布置了一个人物画廊，除了两个贵为总经理、董事长的资本家之外，画廊里的人物年龄不一、境遇不一、性格不一，但都是深深打着改革时代烙印的当代知识分子——不妨把他们看做是“刘晓东家族”。只不过，不同于我们近年来在文学中遇到的类似写作，刘晓东的这个“家族”，有很鲜明的家族特征。什么特征？这可以从他们的年龄和经历入手去琢磨。不但刘晓东自己，他周围的那些人物，如周又坚、茉莉、扬帆、邢志平、尚可、丁瞳、尹彧，也都是于八十年代在大学里读书，经历了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他们不同于有过上山下乡经历那一代人，他们和文革历史没有直接的交集，和文革结束、改革破冰那一段历史也没有多少关系，养育他们的，是九十年代以后的改革历史，其实可以把他们称作后改革一代（如果把《刘晓东》看做是一种文化象征，“刘晓东家族”应该包括整个后改革一代）。今天，这个群体正在成为或者已经成为社会中坚，可以预见，这代人在未来对历史会有更大的影响。问题是，《刘晓东》的主要人物是刘晓东，从写作层面上看，其实小说里的三个故事，无论哪一个，都不难充分展开，都是一个可以发展成为很好看的电视剧的好题材，可弋舟置之不顾，费心费力，经营了这么一个“刘晓东家族”人物画廊，图的是什么？仅仅是故事需要吗？是写作的某种策略吗？还是有更深的考虑？

我的看法是，有了这个画廊，刘晓东这个人物不但有了一个具体又清晰的时代和社会背景，而且，他对自己的厌恶，以及由此生出的种种内心活动，就有别的读解空间，避免变成一个孤独个人的孤独故事。

评论家李雪在讨论弋舟的时候，写了一篇名为《被重写的故事与被植入的历史》的很好的文章，文中指出：“在《所有路的尽头》中刘晓东想要搭建一个同代人对话的平台，孤独的个体借助沟通、探知、在对方身上认出自己，来建构具有同质性、整体性的‘我们’”，我以为李雪这看法很准确，是理解刘晓东这个人物文学意义的一个关键。让我们再回到“费神的对话”。刘晓东和他的朋友、情人那些对话，为什么都那么费神？如果进入这些对话过程做更细致的分析，对话之所以费神，双方虽各有缘由，其实根本上是刘晓东自己的问题：是刘晓东对自己的厌恶躲在了或溶进了那些对话之中，对话中的每一个对方，这时候都成了一面镜子，让他总是在这些镜子里看到自己的灵魂，于是，每一次对话都成了他进一步自我审视的机会，也成了进一步厌恶自己的机会。如此，对刘晓东来说，很日常的对话里总是隐藏着一种莫名的、难以言说的恐怖，一种很日常的恐怖——说起来，“费神的对话”，不过是《刘晓东》故事叙述一个线索，但是其中的每一个环节，几乎对刘晓东都是一次磨难，他不仅“在对方身上认出自己”，并且一次又一次明白自己是那个同质性的“我们”的一员。反过来说，“我们”不过是一群不知反省，也永远不会对自己生出厌恶的一群刘晓东。也许，其中周又坚这个人稍有不同。在《刘晓东》几个故事中的重要人物里，作为茉莉失踪的丈夫，刘晓东的情敌，他的角色本来很吃重，但弋舟对这个人却着墨不多，可以说是简笔，为此人物形象比较简单化，有点可惜，不过，在故事结尾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像惊险片一样的大反转：周又坚不但意外现身，声称他在三次刺杀有夺妻之恨的仇人不成功之后，已经投在了仇人门下，而且，他还对刘晓东高声宣布，“现在，我成了他的人。我觉得，他比我们更配爱茉莉”，“晓东，世界变了，你知道吗？世界变了！”以这样一个戏剧性的结局，弋舟不但一下子让这个人物立体起来，活了起来，创造出一个活生生的市侩型知识分子的形象，同时独具匠心，给刘晓东设置了另外一面镜子。再三琢磨刘晓东那些考察自己、质疑自己、自我折磨的时刻，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说他和邢志平貌离而神合，其实是一种人，是一类人的阴阳两面，这让刘晓东感到恐惧，以至觉得自己“一下子摸到了死亡的本身”，那么，周又坚这面镜子，则让他看到了另外一个景象——早早晚晚，他自己也会成为一个市侩型知识分子。

刘晓东是否意识到，他有可能变成一个当代市侩？

他的日常恐惧是否与此有关？

在《等深》的故事里，当茉莉承认早已经被一个大款半包半养了，并且请求他不要谴责她的时候，刘晓东有这样一段内心独白：“我当然无意去谴责她。人人都在偷窃着生活，她只是很不辛被逮着了而已。在这个时代里，我也活得看起来有滋有味，我在讲台上说油嘴滑舌的学问，我在床上，奏响一个又一个女人。”这几句自言自语并不复杂，但是其中裹挟的情感活动内容却很复杂，“人人都在偷窃生活”，这已经包括刘晓东自己在内，说茉莉只是“不幸被逮着了”，意思是他很幸运，至今还没有“被逮着”，应该说一个人能这样看待自己，表明他具有相当的反省能力，如果更自觉，他有可能实行道德上的自救。然而，也是在这段话里，一句“奏响一个又一个女人”，又泄漏了他的妥协，以及他的得意，特别是“奏响”这个文绉绉的甚至可以说是很“酷”的修辞，客观上不但把前边那些自谴自责全部推翻，而且显得完全是假惺惺。于是，问题又回到了本文前边从刘晓东的自我厌恶里引出的一个分析：当语言进入自我意识的时候，它绝不再是交流工具，当一个人试图通过反省认识自己的时候，自己语言恰恰会是自己的敌人。

如果这样的分析，是从对《刘晓东》的批评里逻辑地引申出来的，那么，它和《刘晓东》的写作，又是什么关系？

对此我想到李雪的《被重写的故事与被植入的历史》这篇文章中的另一个意见，她认为，弋舟的写作有一种尝试，是“将人从观念中移位，放置到具体环境中，让人在现实关系与历史背景中获得自我阐述的能力。”依照这个思路，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刘晓东》的写作，看做是把人放在“现实关系与历史背景”里，然后检测能否“获得自我阐释能力”的一次试验？如果是，刘晓东的自寻烦恼，他对自己的厌恶，能不能算作是一种不自觉的“自我阐述”？

刘晓东是个喜欢思考的人，有时候他会把自己的苦恼和疑惑放大，把心里的那种荒芜感和大的问题联系起来；在《所有路的尽头》这个故事的篇末，他再次想起了邢志平，“今天算是我和邢志平共同的生日。我们差不多是前后脚来到了这个世界。我们都赶上了一个大时代。我们是两个陌生人，但我们是一代人。现在，他死了，我的路却还没有走到尽头。当然没有。起码，对于这个世界，邢志平走到尽头的时候一无所欠。而我，还欠着一个巨大的交代。”但是，如此把自己和大时代联系起来的思虑，在刘晓东那里从来不能深入，如果把他的内心比作一池涟漪，那每一波的荡漾都是越远越无力，永远不能到达岸边，无论是此岸还是彼岸。我们越是仔细研究这个人，就会越发现，他最关心的是他自己——自己的忧郁，自己的惆怅，自己的苦闷，还有自己对自己的厌恶，即使其中总有一种想认识自己，解释自己的冲动，但终归是走不出自己。怎么解释刘晓东这样的心态？这能算是一种“自我阐释”吗？依我看，恐怕这里只有“自我”，没有阐释。

或许，《刘晓东》写作的一个重要意义恰恰在这里：尽管小说里，或者刘晓东的烦恼里，自我这个概念并没有成为叙述的核心，但实际上它无所不在，像一个无形无声的魔咒，约束着、支配着刘晓东所有的思想和行为，也约束和支配着由刘晓东这个人物贯穿的三个故事的整体叙事，无论是其情调、风格或是内涵。如果把这个批评继续，那我们必须面对一个问题：在改革开放后期，也就是在刘晓东和他的家族成长、成熟的这一段时间里，一种新的有关自我的话语是如何迅速膨胀起来的，在这膨胀过程里，它与传统的个人主义话语有什么继承和变异，还有，是什么新的历史环境促使很多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人这么乐意进入这个话语，自觉自愿地习得这种话语，同时一起快乐地一起奔向“实现自我”、“活出自我”的美丽梦想。

进入21世纪，思想和伦理领域中一个非常显眼的现象，就是有关“自我”话语的迅速繁殖和扩张。发现自我、实现自我、超越自我这一类说法和语言，已经成为今天日常生活中最活跃、最亮眼、最得人心的概念，由它们为中心衍生出来的一些通俗版的自我话语，不仅非常流行，而且几乎在建构一种最新版的当代“三观”。举个例子，查一查百度的“自我价值”的解释，其中有这么一段，“自我价值是理解层次中‘身份’的衡量面﹐就像一栋房子的高低﹐或者一个 面包的重量。自我价值并不明确﹐就像尺寸或斤两等衡量单位﹐但是可以由一个人的生活多么成功快乐而测知。”如果联想到网络中还有这样的说法：自我价值的实现是人生金字塔的塔尖，那么百度中对自我价值的这种介绍，可以看作是今日自我话语的一个很好的缩写。不过，真正发挥影响的，不是这种缩写，而是当下文化产业所生产出的众多产品中所蕴含的自我话语的变异形式，例如《延禧攻略》中一个主题——保护自我，永远不要失去自我——在此剧播出后就产生了巨大的社会连锁反应（可是，似乎至今没有对这个主题做的批评和讨论），说这个主题为近来自我话语的正当化和合理化做了第一重要的贡献，也许都不为过。但是，《延禧攻略》还只是冰山一角，当代自我话语的繁殖和传播，在水面下有更活跃更广泛的渠道，再举一个例子，当前有很多企业的文化活动（数量惊人）其主题就直接是自我价值的实现，而且，由于有成功企业和明星企业家做双保险，做示范，那种“场”的巨大威力，又是其他形式绝不可比拟的。可以说，自我话语的生产和传播由此不但获得了大资本的背书，也获得了实实在在的物质形式。总之，伴随着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当代自我话语的不断更新和扩张，已经是今天意识形态领域中一个绝不容忽视的新动向。我不清楚理论界和学术界对这个新动向是否做出了反应，让我高兴的是文学已经做出了反应，那就是弋舟的《刘晓东》的写作。也许，小说领域里已经有作家做了类似的事情，但至少，好像没有弋舟做的这么尖锐，这么直接——问题不在怎么尖锐和直接，重要的是，《刘晓东》并不是把它对自我的质疑，当做社会问题“点”出来，或者说出来（近来不少小说写作，在涉及社会重大问题的时候，往往还是“说”出来的），弋舟是塑造了一个人物刘晓东（还有刘晓东家族），这个人物并没有说多少有关自我的话，他不过是痛苦地怀疑自己，厌烦自己，是一个被自我折磨而不自知的文学形象。正是这种“不自知”构成了这个形象的魅力，而这种形象魅力才是对“自我”的一种文学式的质疑和批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有一定哲学意味的质疑和批评。

一个文学人物，一个文学形象，能具有这样的能量，在当代文学写作里，还不多见。

限于本文宗旨，在这篇文章里，我不可能对《刘晓东》的写作和自我话语的批判之间的关系，做更细致的讨论，那要涉及很多别的学科，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等，还要涉及自我话语建构的历史和现状，那就很复杂了。不过，我以为就文学批评来说，毕竟《刘晓东》这个文本，还有弋舟在这个小说里实现的写作，都是进入有关当代自我话语分析和讨论的难得的机会。相较其他学科，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有它自己的优势——毕竟文学是一个专门以“研究”人的复杂性为自己“专业”的思想领域，而且，还可以直接以现实的、当下的、正在发生的活材料为对象，那是理论和学术难以企及的。批评如果这样做，我觉得会对目前通行的仍然比较“纯文学”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是个提醒，何必那么自缚手脚？再说，文学批评本来很多时候就是跨领域跨学科的，一点不纯，寓于文学中的思想是那么丰富，批评应该比它更丰富才是。

此文最前面，我在副题上引了卡尔维诺的几句话，似乎那是他写作《分成两半的子爵》的心得，也许他还认为那是这小说的主旨。为什么需要这引文？因为这给我一个机会，可以拿《分成两半的子爵》和弋舟的《刘晓东》做一个比较，我想说的是，比较之下，卡尔维诺不显得很肤浅吗？不错，现代人是分裂的、残缺的、不完整的、自我敌对的，但是把“自我”简单地分成了“善”和“恶”的两半，不管是什么考虑，不管有多少复杂的文学动机，都不过是假借古典的名义在有关人的主体的认识上实行肤浅的倒退。这本小说译过来之后所以很流行，我想还是和前述那种庸俗的新版自我话语有关，是流行促进了流行。读读《刘晓东》吧，即使像刘晓东那样一个聪明的、不安分的人，一旦陷入这种自我话语构成的自我，他所得到的可不是善和恶的清晰分辨，而是无尽的苦恼。

《荒原狼》电影海报

最后要说明的是，在2016年4月号《读书》上，尚晓岚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荒原狼的嚎叫》（笔名所思），我以为是迄今有关《荒原狼》这小说最好的评论，至今我还清楚记得自己读这篇《嚎叫》时候那种莫名的感动，写这篇关于《刘晓东》的评论文字，不但是受了《嚎叫》一文的激励，也是对她的很多思考的一个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