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智慧评《帝国之眼》｜“西眼”背后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
编者按：
对西方自“地理大发现”以来的旅行书写，人们向来是投之以赞赏的目光，认为其体现了探险家的大无畏精神或科学家的求真品质，但这种旅行书写实则也是现代西方殖民扩张乃至帝国全球霸权的一部分。在普拉特女士看来，这些书写背后隐藏着的，正是一双双“帝国之眼”。保马今日推出辛智慧老师为普拉特《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一书所作的书评。辛老师认为，本书对于中国人如何反思自身的现代思想、自我意识，发现潜藏在这些思想意识背后的西风西眼，以便重新辨认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具有范例的意义。
本文原载于《中国学术》第41辑，商务印书馆2019。此处对个别字句略有修订。感谢辛智慧老师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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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布发现美洲
《帝国之眼》书评
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西方世界随即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名曰“地理大发现时代”或“大航海时代”。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历史进程不再仅仅是欧洲内部自我调整的行动，而是将整个地球都搅动、拉扯起来，强行打断世界各地原本自行其是的逻辑进程，迫使其统一到西方主导的历史进程中来。而当今均质化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能够不论东西南北，遍地开花，就是其后果之一。
哥伦布开启的时代，因为美洲印第安人、太平洋岛民、非洲原住民等等，或被屠戮殆尽，或遭奴役终身，向来被看作是一个充满了罪恶和苦难的时代。的确，即使并非“原始”如美非等地的亚洲诸国，亦未能幸免被殖民或半殖民的命运。但这尚且是这一历史过程中容易被我们看到的层面。当20世纪亚非拉人民经过持续抗争，摧毁沾满血污的帝国主义殖民体系时，这一大航海时代开启的罪恶史似乎就可以随之终结。但那些深埋在文化、制度、知识、心理等软性层面之下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却远没有随着殖民政权的终结而终结，而附着在此类意识形态上的各种权力关系，更隐秘而深入地榨取、压迫着第三世界的人们。揭露、分析乃至批判此类隐秘的意识形态，就是普拉特女士《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一书的命意所在。她的切入点，则是地理大发现以来的各种旅行书写和文本。
《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美] 玛丽·路易斯·普拉特 著，方杰、方宸 译
所谓地理大发现，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从15世纪末至18世纪初，西班牙和葡萄牙作为主角，将其殖民帝国延伸至非洲南部、南美洲、亚洲等地，其目的重在殖民掠夺、开辟商贸路线和海外联系。从18世纪至整个19世纪，荷兰、英国、法国、俄国等国家逐渐成为世界的主角，由于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的刺激，随之展开一个科学大考察的时代，科学成为此一时代加诸商业和政治之上的另一枚发动机芯。而普拉特教授的著作就开始于对这后一阶段旅行书写的阅读和解析。实际上，无论是前后哪个阶段，都留下了丰富的旅行、探险、考察文本。其作者既有探险、航海的当事主角，也有商贸殖民公司的雇员，还有博物学家、学者、作家、画师、记者、教士、官员、商旅、水手、士兵等各色人员，有男人，也有女士。现存的著作虽称不上汗牛充栋，但绝对数量繁夥，是西方一大文类。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当代，皆对欧美社会影响深远，有些文本甚至家喻户晓，一版再版。然而在中文世界，我们却相对陌生，即使其中声名藉藉的文本，翻译成中文者亦屈指可数，更别说像欧美总汇、全编之类的汇编本了。因此，中文世界若想对《帝国之眼》有更好的理解，当去主动补上其所讨论的这些旅行书写的完整背景。
除“序言”和“导论”外，普拉特教授按照时间顺序，同时也是地域顺序，将《帝国之眼》一书组织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科学与情绪，1750-1800》，共有四章，主要讨论1750至1800年前后的非洲旅行文本。第二部分《重构美洲，1800-1850》，共有三章，主要分析1800至1850年前后，旅行文本对美洲的书写。最后一部分《帝国之文体学，1860-2007》，共两章，则相对宽泛地讨论帝国意识形态在当今世界的潜在影响。
在本书开始其讨论的1750年前后，北欧同时出现两个交叉的历史进程，一是作为一种知识结构的博物学出现了，一是航海探险接近了尾声，而内陆探险则徐徐展开。前者的代表是瑞典博物学家林奈的《自然系统》，于1735年出版；后者的代表是法国探险家孔达米纳，他于同一年，在科学的名义下（为解决地球的形状问题）对南美进行的内陆探险，其探险报告出版于1745年。
林奈和他的《自然系统》
普拉特认为，林奈的博物学，不仅对旅行和旅行书写，而且对欧洲公民在地球上的自我认定产生了深远影响。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标本收集、藏品积累、新物种命名、未知物种确认，都成为旅行书写的标准主题。如今我们还能从大英自然博物馆，看到当年这些书写的丰富遗存。博物学对包括自然在内的全球事物进行观察、编目、命名及叙述。将之组织进一整套博物学所开展出来的系统化叙事中去。这种系统化叙事，与旧的航海探险叙事不同，博物学在地图上标识的，不再是所走路线的稀疏轨迹，而是那些构成行星表面的陆地和水体的内在内容。这些内容，无形中被与扩大商业资源、市场，以及拓展殖民土地组织在一起。因此，表面而言，此类叙述似乎是一种毫无功利及剥削关系的科学态度，然而实质上其背后潜藏着一个正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欧洲白人男性的结构化了的历史眼睛，他在编制此类无剥削关系的科学叙述之时，即是他将叙述对象从其原有的经济、历史、文化、符号脉络中抽离出来之时。当然，这也是将资产阶级的全球在场和权威自然化的编码和实践过程。博物学显然构建了一种全新的行星意识，对整个星球开始分门别类、描绘蓝图，进而突破当时对命名法和分类标准的众多学术讨论，仰仗报纸杂志和旅行文本的威力，将博物意识推扩到广大的欧洲公众之中，从而由反面塑造了欧洲公众的自我感觉和自我意识。
博物学要求人类介入（主要是智性上的）以构成秩序，其所创造的分类系统，是为这颗行星上的每一个物种定位，将其从原本独有且任意的物质、历史关系网络中提取出来，似乎所有描述对象都是无人拥有、无历史记载、无人占领的，甚至就连描述者自己都不在其中。然后将之重新安置于以欧洲为基础的全球划一的秩序模式中，并附上欧洲的新名称。拥有这个系统的，是欧洲白男。普拉特举例说，像“花岗岩峰”这个标签，就可以同时适用于东欧、安第斯山脉、美国西部。甚至德国人塞缪尔·维特在1789年发表论文声称，世界上所有的金字塔，从埃及到美洲，皆不过是“玄武岩堆积物”。显然，命名将原本混乱的万物，重新分配进一种全新的知识形态中，导致新的秩序现实的产生。表面上看，与掠取土地和资源的军事殖民相比，博物学似乎仅仅是描绘了土地和资源，没有展现控制此类资源的意图。它不要求赋予任何改造的潜能，这与帝国公然宣扬的征服、驯化、掠地和奴役截然不同。然而普拉特认为，这种天真无辜，恰恰是最具有帝国主义性质的。它显示了一种没有恶意的霸权想象，充当着欧洲扩张性意识形态和行为的侍女。
马戛尔尼使团绘制的中国风俗画
比如，正是博物学性的旅行书写，为欧洲的扩张性商业提供了知识和智力支持，往往对其本国的贸易和商业利益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书中提到，在某些旅行者眼中的在地风景，如巴罗（此公乾隆年间曾随同马戛尔尼[第75页误将其译为乔治·麦卡特尼勋爵]来华，对中国有同非洲类似的丑诋，见其《中国行纪》），则不过是有待开发的资源、有待交易的剩余和有待建设的城市。再比如，虽然博物学涉及的是植物、动物和矿物，没有涉及人，但即使在欧洲内部，因为这样一种对自然看法的改变，也使得城市和农村的关系迅速发生变化。城市资产阶级开始在一种全新的目光下大规模干预农业生产，寻求使生产合理化和剩余最大化的路径，并强化对农民劳动力的剥削。圈地运动即为其显例。而在殖民地，脱离历史关系的居民，不过是有待开化和改造的劳动力。乃至以标准化、官僚化、军事化和正规化为标志的现代管理与统治的技术，也都开始试验于奴隶贸易和种植园之中。
即便到后来，旅行文本中的感伤主义书写兴起，突出探险主人公在九死一生中所遭遇的千难万阻，将叙述的立足点，建立在了资产阶级世界的私人领域——欲望、性、灵性、个人之上，用个人的感觉经验代替了国家的宏大叙事，并以这一经验的真实性来保证书写的权威性。但这类似乎纯个人的书写，依旧没有代替客观主义科学的权威，而成为它的重要补充。普拉特认为，如果说后者为基于国家的领土野心编码，而前者则体现的不是家庭生活，而是商业和私营企业的理想。如感伤主义书写的代表，1795年成功深入非洲内陆为尼日尔河探源的帕克，其个人记述即充满了每天与当地人用随身携带的各种物件换取食物供给、行路方便、困境脱离，乃至过境允许等等的描写。可以看出，与科学旅行书写相比，帕克文本背后的目光是沿着互惠的路线运作的。然而这一新的特质，也是与欧洲内部自己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
随着理性主义与人道主义意识形态的确立，种族灭绝与贩卖、奴役的行为，变得越来越不可接受。特别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帝国主义国内的平均主义、民主政治意识形态与国外残忍的控制、灭绝结构之间的冲突，更显尖锐。可是，作为帝国主义赖以生存的生命线，资本的需求依然存在。加之随着资本的扩张，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也变得日趋激烈。在这种情形下，过去对新世界控制的手段，显然没有办法适应新的形势。欧洲列强随之发展出了新的干涉意识形态：文明使命、科学种族主义、以技术为本的进步和发展范式。而此时的非洲，也就顺其自然地被重新构想为一个可以互惠的市场，而不再是一件需要贩卖的货品。
亚历山大·冯·洪堡
《中非湖区》，[英] 理查德·弗朗西斯·伯顿 著
在第三部分，普特拉将目光转向1860年直至当下的旅行书写。她举伯顿的《中非湖区》为例，说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用语言当画笔，将其所发现的景观描绘得极其无瑕和重要，其最终目的，不过是为国内受众制造英国赢得了地理大发现的巅峰时刻。这与林奈学派的分类系统，洪堡学派的科学诗学，并没有两样。然而在本质上，这类发现不过是一种姿态，它不过是将当地人早已知道的知识（话语），转变成与欧洲形式和权力有关的欧洲话语而已，所谓“发现”，仅是抹除当地人的存在而自以为是的结果。此类发现的描写具有三个特征：一是风景被审美化；二是意义的稠密，即以堆叠物象和辞藻的方式，将风景描述得极富质感和语义；第三是观者对被观者的控制关系，即观赏者对风景可以评判、鉴赏，同时能且只能由他来为欧洲大众描绘（创作）风景的模样。
而在当代的旅行书写中，此类君临一切的书写原则，得到了重复。虽然当代的旅行者，不再是在山颠水涯、丛林旷野中，而是在第三世界大城市饭店的阳台上俯视一切。只不过，此时的风景审美化，不再是充满瑰丽诱人气派的茫茫旷野，而是阴暗破败、丑陋低矮的城市风物。同样堆叠物象和辞藻，制造意义的稠密，不过堆叠的都是灰色、衰败、毫无生气的种种所见。与以往一样，尽管这些旅行家并不十分熟稔他们的旅行地，但他们照样与伯顿类似，并不怀疑自己视觉的权威性，从不对自我的阐释权进行限制，在伯顿本文中显示出的控制关系，依旧清晰可辨。
显然，他们书写的是审美的反面：丑陋、失调、无序、琐碎。伯顿在解读其风景中的美、秩序、庄严时，将一个欧洲人指导下更加有序、更加美丽的未来想象投射其上。而在20世纪70年代，深陷“欠发达”和去殖民化的后殖民时代，已经没有多少原始世界供欧洲人去“发现”，而且之前大航海时代的历史早已证明，欧洲人所谓的文明使命这一神话的虚伪性。此时这些旅行者，再一次应和了那些后殖民宗主国的意图，即谴责他们之所见，使之破败化，使他们自己完全与眼前的这一切分离，仿佛历史从来不存在一样。虽然事实上，地球人都知道，那些被他们鄙夷的所在，恰恰是因为西方资本扩张所造成的依附关系带来的。
当下这类旅行书写的经典范式，为一种关于否定、支配、贬低、恐惧的话语提供了范例。此类范例，直到现在依旧是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构成西方关于被其所征服的人民和土地的认知。在本质上，这类修辞，与殖民统治在亚洲和非洲大部的终结，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以及世界许多地方的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不谋而合。由于再也没有丰饶的资源供西方进行巧妙、完美的干预，所以新近努力向西方看齐而去本国情调的地方和民族，在看客眼中，变成了驳杂混乱、反常怪异、暧昧虚无的矛盾聚合体。毫无疑问，虽然当代的旅行家放弃了他们的岬角和素描簿，可是他们依旧在那里君临着风景，确定其价值，无视他们感知能力的局限，照样将他们的特定权力关系完全自然化。
对于拉美而言，20世纪的最初几十年，一方面，由于政治参与的民主化，伴随着消费市场、工业化、日常生活技术的改造，包括工会制度、女性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在内的现代政治运动的兴起，城市中产阶级应运而生。独立国家也通过战争稳定边界，并通过公共教育系统和文化机构着手建设强大的、世俗的民族文化。在艺术方面，收音机、摄影、电影院、先锋派运动，也繁荣兴旺，知识分子成为现代性和都市价值观的承载者。另一方面，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关系，也日益被固定在一个国际体系之中，尽管名义上是独立的，但其民族国家并无法控制其命运。
《百年孤独》，[哥伦比亚] 马尔克斯 著
这致使拉美的知识分子不得不面对二律背反的困境：要现代化，就需要同意宗主国的价值观，并力图实现他们；要去殖民化，就不能这么做，可是又不能完全退出这个系统而另辟蹊径。在别处生产的规范，不能在殖民地实施，但又不能拒绝。因此，空间和时间上的混杂，就堆叠在前殖民地。如马尔克斯《百年孤独》所塑造的故事背景地马孔多，长尾巴的人、吉普赛人、鬼魂、钢琴手、铁路、香蕉公司等等奇诡怪异，似乎并非来自同一个世界的混杂物象，统统游荡在当地，居民们吸收、考察、调整、接受、改编、虚构、欣赏、管理这些东西，却对他们来自哪里以及如何起源一无所知。整个世界充满了魔幻般的荒诞感，然而这确是第三世界当下所面对的现实。
20世纪80和90年代，苏联的解体带来了新的地缘政治秩序，帝国的全新阶段也随之展开。大规模变迁和加速的人类流动性模式，是这种秩序的关键新元素之一。然而这次的特征，与以往人口从宗主国流向殖民地相反，则是劳动力从穷国向富国，从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迁移。虽然普拉特认为，在全书的结尾处不适合对全球化进行完整描述，或根据帝国设计的新自由主义对行星关系进行重构。但是显然，这种逆向流动，不但不是脱离帝国控制的产物，而恰恰是由多国资本主义的最新方案引起的。这个方案就是，通过国内外债务和低工资，实现利润最大化。富国联盟通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启动新一轮的掠夺，以公司利润的名义，将极端严苛的社会经济条件强加给弱国的全体国民。而殖民地国家，为了生存与发展，不得不放弃其对本国监护和再分配的功能，转而为宗主国的商业阶层服务，满足多国投资者的利益。显然，帝国的幽灵并没有收手，也并没有离我们远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总之，地理大发现的旅行书写，我们向来是以赞赏的目光，或钦佩探险家坚韧不拔的大无畏精神，或激赏科学家崇高奉献的求真品质。此类态度，即使在当下的出版物中，依旧到处充斥着。然而普拉特并没有将思考停留在这些文本看见并纪录了什么，而是追究其背后如何看和为何如此看的根由，从而揪出了隐藏着的一双双帝国之眼。她反复告诉读者，本书既是旅行文本的文类研究，同时也是意识形态批判。她针对的是隐藏着的欧洲帝国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和大男子主义。她坦承，本书是20世纪后期去殖民化努力的一部分，尤其是将帝国构建意义的权力置于监视之下，对知识、历史、人际关系去殖民化的大规模努力的一部分。她的这一著作，将重点放在了展现在欧洲扩张主义的关头，旅行书写如何在为欧洲读者编制欧洲以外的世界的同时，对帝国经济扩张的抱负进行编码并赋予其合法性。显然，她的写作是成功的，其解读之深细，批判之犀利，每每让人击节赞赏。
我们知道，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从四部到七科，何尝不是在欧洲人的分类、范畴、体系之下，主动重新引进新知、整理国故所致。乃至中国人的现代思想、自我意识，何尝不是在参考种种西人的目光下获得的。比如仅仅一部旅华传教士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气质》（Chinese Characteristics），就从民国流行到当代，其译本之多，不下数十，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更被当做近代以来声势浩大的国人国民性探讨的范导之作，被屡屡提及。如果说当年在坚船利炮的威逼下，我们急于师夷争胜，无暇他顾，也是无可奈何之举。时至今日，对近代以来深藏在西学、西风、西眼背后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对其无形或有意抹除我们固有历史与文化的主观意图及客观效果，则不可不察。如何对我们习以为常的历史的构造性展开剖析，释放我们被遮蔽的视域，打开被遮蔽的历史，重新辨认我们是谁，从哪里来，普特拉的这本著作，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极好的范例。然而可惜的是，格于体例，本文仅能摘其要旨略飨读者，而不能将作者详细解读、评析各个旅行文本的精彩过程充分展现出来，无疑对作者作为文学教授所特别具有的卓越文本分析能力和批判能力，缺少展现。此诚为憾事，期待读者去寻原著读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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