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烨 | 热带之间：帝国与革命的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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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马今日推送刘烨老师刊载于线上期刊ON OUR TIMES的文章《热带之间：帝国与革命的谱系》。“热带”与“（全球）南方”、“第三世界”、“（前）殖民地”的地缘关系往往遭到忽视，而事实上，热带的“发现”和“界定”与科学、大航海、殖民及资本主义的兴起密切相关。正是欧洲在热带的殖民事业将气候问题化，使其成为所在地动植物、景观、人群的最基本依托，由此赋予气候带以等级与价值，导致空间差异本质化、空间问题时间化。而热带的殖民主义扩张也与政治经济学不无关系，正是为保证帝国在殖民地的长治久安而对热带进行的调查、控制与改造导致了多个现代学科的兴起，重构了资本主义及其现代性特质。而当热带区域全然归于帝国后，以苏东为代表的另一种旨在替代全球帝国体系的全新现代性方案被迫加速生成，呈现于殖民地及其人民面前，热带由此成为通过脱离帝国而确立自身的否定性过程，成为革命最动荡的区域，也拥有着必要的战术特征。而游击则恰恰是热带本土知识与经验得到重塑过程中的范本，也同时再造并强化了土地与人的关系。作为一种新的地理纽带，热带将后殖民区域与社会主义世界观联系起来，试图用超越性的诉求重新连接彼此，在跨区域的团结中实现自我改造与革命，拒绝自我本质化；而社会主义也在此一过程中重新在政治经济学和认识论上重新绘制世界地图、想象世界秩序。因此，热带本身才是一种方法，一种区域化的认识论，而热带的再创造则需要寻找另一种认识的路径，为土地赋予人格，也同时需要为其革命想象在理论的把握下相互形成一种共同命运，一个可以共享的处境。

本文原载于“广东时代美术馆”公众号，感谢刘烨老师授权保马转载！

热带之间：帝国与革命的谱系

文 | 刘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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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是，“热带”和“（全球）南方”、“第三世界”、“（前）殖民地”在地理空间上有着极大的重合。换句话说，作为世界体系边缘部分的“南方”和“第三世界”的大部分都在气候上共享着热带的特质。实际上，直到1950年代，在欧洲众多的文献中，“热带”与“殖民地”完全可以同义替换。热带的“发现”和“界定”发生在文艺复兴后，与科学、大航海、殖民及资本主义的兴起密切相关，是一个持续数百年的进程。从这以后，我们才有了今天看来天经地义的“热带”。尽管“带”字并不直接出现在英文（tropics）和德文（Tropen）中（两者皆为气象学的主要语言），但其定义也保留了覆盖地球表面的带状物或环状物之意，如此说来，中文翻译不仅很形象，很可能也反映了现代自然地理概念在清末从西方进入中国时，中国人刚刚形成的全球观。

在大洲和海洋这样有着清晰视觉与物理边界之外，气候带的制造是真正在全球维度对地球进行分类和区划。当然，更早出现的子午线也是一种划分（如公元1500年前后由西班牙、葡萄牙等新兴海洋力量为了彼此平衡势力范围而制定的教皇子午线、萨拉哥萨条约子午线），但子午线划出的仍是一种空虚，犹如笛卡尔的坐标系，其本身仅是投射的、自我指涉的。每一个部分都无意义、无叙事、可以相互替换。而气候带是实在的、在地的、特定的、拥有面貌与性格的。毫无疑问，地球气温差异及其分布规律是存在的，但这一差异应是渐变且复杂的，所以我们猜想情况可能是这样：热带是第一个“被发明”的气候带，也即，欧洲在热带的殖民事业将气候问题化了——欧洲人把眼前的异域称为热带，与自己区别开来，而自家也就相应地被称为“温带”。气候带在此处被赋予了等级和价值。温带（temperate），也表示着温和的、适当的、脾气好的、不极端的。而后他们又发现在温带和热带之间，有着中间状态——干脆叫亚热带，再到后来对寒带的探索，都是逐渐划分而出。在气候带的划分上，我们才能真正在某个意义上掌握了世界，因为每一寸土地都被赋予最基本的属性。气候成了所在地的动植物、景观和人群最基本的依托。18世纪以后，类似气候决定论的说法极大地形塑了欧洲人的世界观，并在其后的一百多年里相当兴盛。气候决定论不仅是将空间差异本质化了，甚至也顺带着给空间安上了时间的链条。在普遍进化论的观点中，热带成了时间迟滞、进化缓慢，乃至为工业社会的人们提供了某种祖先的肖像。而这反过来让原始的或田园牧歌的色彩更深地附着于热带区域。

在《帝国的热带》中，尼古拉斯·戈麦斯（Nicolás Gómez）描绘了哥伦布抵达热带的加勒比地区后对当地的执念：热带为欧洲提供了急需物的补充，各种动植物、种植园、奴隶（人口）。这位航海家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储备库。从加勒比海、西印度、拉丁美洲、南亚、东南亚和非洲的征服，这一针对殖民地，也即热带地区的统治技艺逐渐深入，最终成为现代性与治理术的一个来源，热带也相应地被对象化为一个地方和一种知识。

行至热带的殖民主义深度扩张的基础还是要归结到政治经济学的起源，殖民体系在原材料、劳动力和贵金属的互补，使得热带和温带结成某种整体，而热带是从属的一方。深入热带在那时显然是一种探险行为。大部分西方人只能落脚在港口和海岸线上，只有零星的探险家和传教士不成系统地造访过腹地。玛丽·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的《帝国之眼》讨论了旅行写作作为一种重要文类的出现：早期探险家、传教士、水手和商人在异域的探索大多在热带，热带的生命力、茂盛、蓬勃、激烈，让他们在写作中常常陷入传说的惊恐。实际上，这种惊恐远非文学修辞的专利，加尔各答，曾经东印度公司的总部及英属印度的首都，就在这一对热带的恐慌中形塑为今日的模样。对刚登陆不久的英国人来说，热带是一个亟需克服的症候。而葱茏的草木也是殖民者的威胁——加尔各答市中心的威廉堡（Fort William）是英国人最早建立的据点，在其南部的曾是一大片密林，在多次遭到当地人的夜袭之后，英国人选择将这片林地完全夷平，以保证视野通透，让人无处遁形，以免袭击者靠近。多年后，这片人为的空地演化为亚洲第一处现代的市政绿地，再后来变成一度人声鼎沸的跑马场，让加尔各答成为日不落帝国中的欢愉之城（City of Joy）。

1844 年威廉堡地（左）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 Public Domain

《属于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孟加拉国的威廉堡风景》，

扬·凡·莱恩，1754（右）

User: Rudolf / Wikipedia / Public Domain

的确，从17世纪英国与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建立以来，经营热带成了一项持久的事业。近乎完全处于热带的南亚次大陆是英国人最重要的殖民地。选择加尔各答作为英属印度首都是因为其地理位置在陆海结构中的关键地位。后来这里成为大英帝国经略西起亚丁湾，东至摈榔屿的广大区域的中心节点。加尔各答成为帝国最重要的城市，仅次于伦敦，有“第二城”(the Second City)之盛名——除此及以上提及的“City of Joy”，加尔各答另有 “宫殿之城”（City of Palaces）之称，足见其特殊程度。一个令人不悦之处在于，其它酷热的城市也许到夜间还有海风，而加尔各答并非直接靠海（类似广州与珠江口的关系）。在早先一到了雨季，殖民总督就只能在府邸光着膀子，睡着竹床上，由仆人使劲扇风，别的什么都做不了。如何应对当地的热带气候是逐渐分布在非洲、南亚、东南亚和中南美洲的欧洲人共同面对的难题。为了完成帝国在散落世界的殖民地的长治久安，他们必须对热带的进行调查、控制与改造，继而导致热带成为包括植物学、农业、建筑、医学等多个现代学科兴起的特定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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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跨国家、跨区域，跨大陆与海洋的超级尺度划分方式，气候带从某种意义来说是世界最大的可用的类别单元。硕大的地球，只需几个气候带就瓜分完毕，没有死角。这种划分超出了欧洲从空间-地理上按照如《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格劳修斯的国际法等确立的地理划分原则，而进入到新阶段，一种把地球当作客体、知识对象的全球意识在萌生。航海技术、制图学、测绘学、星相学在坐标开始证明地球完全是可知的。

热带区域有着最广大、最持久、也最晚独立的殖民地，它完全重构了资本主义及其现代性特质。人们已经认识到实际上并不存在线性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演化路径，甚至在特定时空内，是殖民主义更大地刺激了宗主国内部的资本主义势力发育，使其有了新的特质，形成新的行业、新的规则、新的社会群体和阶级。这种本土-海外的对照关系成了众多新事物的起源。西敏司（Sidney W. Mintz）的《甜与权力》告诉我们，恰恰是海外的种植园反过来更新了伦敦的商业内容，促成一个新阶级的诞生。这一阶级并非在本土直接形成，而是在政治经济关系上与遥远的殖民地互补，诞生在跨地域网络中。西敏司直接说出了那句话：资本主义起源于种植园。这一切又在印证于安·斯托勒（Ann Stoler）在苏门答腊种植带寻找劳动力、性别、种族和阶级实践的历史痕迹中。可以说，热带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实验室和培养皿。民族、国家、种族、人口、阶级、法律，乃至治理术，这些现代资本主义的范畴，都有着在热带的刺激和历练，从而被带回欧洲。欧洲人在如同镜像的热带中看见自己并依此说明自己的位置。

作为殖民帝国的内在部分，热带呈现一种纷繁的图谱。一个占地球表面积 40% 的区域被卷入，开始脱离某种地方性知识，成为殖民资本主义的某种母体。把地球的一片称为“热带”是西方对与欧洲气候及文化迥异之地的定义方式，也为那些广袤的区域带去了通行的地理身份。热带开始成为一个形容词，如热带疾病、热带水果、热带农业……而广大的热带被同质化为一个轻易指认的区域，带着某种统一的特性。可是，我们何时听过“温带XX”（更不用说“寒带XX”）的说法？温带是异质的、多样的、生活着的、分国别的 ，而远非一个由气候来赋予统一认同的地理单位。有趣的是，作为热带医学世界中心的伦敦热带医学与卫生学院（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and Tropical Medicine），其门楣上用铁艺铸出几种热带昆虫，而其校徽上带着一棵棕榈树——热带似乎是一个可见的概念，它由众多的边界勾勒而成，它不再是一个由具体的生活、身体、日常实践、人-物关系、人-空间关系来认定的，而是一个被抽象化、科学化后的对象，置放在自我复制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认识论中。时至 1870 年，只有 10% 的陆地（即沿海一带）被殖民帝国直接控制，而这一数字在 1914 年已经超过 90%，其间 1885 年柏林会议对此功不可没。对大陆进行成片的彻底的瓜分标志着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时代的降临。每一寸土地走遍，洛克（John Locke）意义上的无主之地（terra nullius）也不存在了，地图上不再有未经标注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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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外部装饰

© User: Colin / Wikimedia Commons / CC-BY-SA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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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物总是走向自己的反面，在热带区域全然归于帝国后，另一种空间变量正在被迫加速生成。在一战——这一被称为帝国主义内战的大战期间——列宁从沙俄最脆弱的核心处发起袭击，长期酝酿的革命像闪电一样成为现实。从退出一战开始，苏俄（联）使得东欧和北亚的巨幅土地脱离帝国主义秩序，以另类的方式组织起来，开启其 “横站”于帝国时代的先锋潮流。一种旨在替代全球帝国体系的全新现代性方案呈现在殖民地及其人民面前。

罗伯特·杨（Robert J. C. Young）在后殖民历史的梳理中认为：“就认知各种不同形式的宰制与剥削（阶级、性别与殖民主义）以及必须要将它们全部废除，才能为各种解放奠定成功的根基而言，共产主义是第一个列出这样的政治纲领的，也是唯一的一个。”[1]1920年，“殖民地问题”及其正式表述第一次作为一个全球性的政治提纲出现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共产主义者们开始意识到，战胜帝国不仅取决于本土工人阶级的反抗，遥远的殖民地的解放也是一个前提。在那次大会上，英属印度的代表罗易（M. N. Roy）与列宁的激烈争辩是被视作一个殖民地革命者走入前线的历史性场景。

如果说殖民帝国的扩张导致了热带的顺便诞生，那么二十世纪的革命史恰恰是一个热带通过脱离帝国而确立自身的否定性过程。二战直接开启的冷战中，伴随着欧洲帝国的衰落与革命阵营的空前扩展，50年代起，第三世界的概念迅速形成。它最初源于一个法国人口学家用“第三等级”来比喻既非资本主义又非社会主义，且深受压迫的广大（前）殖民区域，但伴随着万隆会议、苏伊士运河危机、尤其是阿尔及利亚战争，第三世界迅速激进化，形成清晰自我认同与政治性格。被压迫者第一次成为自己的议程设定者。

在发出了20世纪初以来的一系列漫长、纷繁、琐碎、不成规模、微弱的声音后，清晰的回响终于从热带集体形成。而与殖民帝国中被迫规治和区划的热带不同的是，这一次，热带成为反抗者自主的联合与认同，一个本用来抹去具体面目的面具却直接被反过来用作新的面目本身。革命成为一种基本的生活形式与世界观在第三世界（及第三世界主义）中通行，热带成为最动荡的区域。贯穿1950到1980年代，热带布满了冷战世界里少有的热战：马来西亚“紧急状态”、奠边府战役、古巴革命，桑给巴尔革命，刚果危机、安哥拉解放战争、莫桑比克解放战争、越南战争都成了散布在热带的烈火，反抗帝国的解放风暴将它连成一处宽广的前线。这一主体性的成长并非自然，而是社会主义全球方案在和资本主义体系抗衡中识别的世界位置。这是燃火的时刻。在古巴倡导的路线里，我们需要更多的越南，将战场扩得更大，以至于帝国无法承受因而系统性地崩解。热带不仅是地点，它也拥有着必要的战术学特征：隐蔽、茂密的植被使得它成为一个反叛丛生的地带，而美国在战后的军事理论反反叛（counter-insurgency）战争与低烈度战争（low intensity warfare）模式的起源都源自热带。而它的热量，无论是取暖还是获取食物上都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多少带有温情。

游击战争中一处丛林场景

电影《切·格瓦拉》剧照（2008）(左)

1965年，美军在越南北部密林上空喷洒橙剂（落叶剂），旨在脱除树木枝叶以暴露地表，消除游击队藏身之所，压缩游击区域。（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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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蔓延的热带革命者打通了巨幅的区域，使得游击成为可能。在第三世界兴起后的游击，早已不是当地人朴素的愤怒与反抗，而已是一个经过中国、阿尔及利亚、古巴、越南一系列游击战取胜的淬炼后上升为革命战略的行动，作为一种胜利哲学镶嵌于现代性的时间观和国际主义的空间观之中。游击的政治性格被极大地明确了，它天生就是反帝国的。而热带作为游击的海洋，从帝国的附属位置上实现了一个拓扑学的反转，成为一种全球革命的地理前线与理论后方，正如风势的变化导致火攻的意义走向反面。不要忘记，游击在卡尔·施米特与毛泽东的论述中都是一个扎根于土地特性的行为，它也恰恰是一个热带本土的知识与经验得到重塑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对土地的依赖、利用和觉醒，及土地与人关系的再造得到了强化。“大地法”（the Nomos of the Earth）第一次出现了来自被压迫者的主张，反抗体现在对“热带性”的争夺——作为一个帝国的创造物，热带要寻找到自己的灵魂并创造自身的叙事和在世界中的位置。它要的不是回到想象中的前殖民（pre-colonial）分散而无辜的身份中去。相反，是要在站在帝国的遗产上，用超越性的诉求重新连接彼此，在跨区域的团结中实现自我改造与自我革命。

作为一种新的地理纽带，热带将后殖民区域与社会主义的世界观牵连起来。热带的解放，始于拒绝自我本质化。放弃原始的、田园牧歌的、度假村式的想象，投入到现代生产力的狂飙中来。这绝不是鲍德里亚式的“生产之镜”所担忧的资本主义合谋；相反，帝国从未同质化热带区域，制造和把控差异才是维系帝国体系和资本主义需求的根本。如同列宁在1913年赫然写下 “先进的亚洲”，中国在1964年喊出“先进的非洲”（周恩来访非通讯集）。这先进之说当然不是现实，而是相信身处旧世界底端的人才有可能是对这一世界釜底抽薪的否定性力量，同时也是生成新世界的先锋。所谓先进，是时间透过革命现代性在未来的辩证投射。当社会主义诸国基于反帝与反殖及其地缘政治理由深度介入第三世界时，热带是它们最基本的感官和实践前提，也是未知的挑战形式，这尤其在大规模物质和技术援助项目中表露无疑。热带成为社会主义实践者第一次集体遭遇的“异域”：地理、土质、温度、雨量、日照、昆虫到草木大都有全新之处。不夸张地说，为了让建筑物适应非洲的热带气候，毛时代的中国工程师付出了十几年的努力。在那之前，殖民地的意义更多是共产主义者们从政治经济学上做出的推导。从东欧横跨到东亚的国家，对热带都不具备系统的知识——那是殖民帝国才独有的知识类别。如何在世界革命的语境下认识热带是一个物质和思想的双重任务。作为坚称普世革命的一方，社会主义世界对于自然、技术与人口的全球观的最后一块拼图在热带得以补全。现在他们才真正进入这一区域。冷战中，社会主义也存在着一个如何认识后殖民状态下的热带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阵营与第三世界的联合极有可能是重新认识和书写热带的努力，也即重新在政治经济学和认识论上重新绘制世界地图和想象世界秩序。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

1972年《坦赞铁路在建设中》截帧

就此而言，热带本身才是一种方法，一种区域化的认识论。在殖民、去殖民和后殖民的纠缠中，热带是一种殖民的症候，又带有着从内部革命的潜能。如何处理热带、认识热带，反映着如何认识殖民性、第三世界和全球南方。一个基于地理特性的革命地带，横向历史在地球的维度上展开，将诸多政治范畴以对应与置换的形式纳入其中。从中国毛时代的革命文艺（如《友谊颂》、《赤道战鼓》、《坦赞铁路工地诗歌选》、《在非洲的密林中》）和大众话语中，热带总带着一种浪漫主义的强力修辞，热带景观一方面是开阔的、力量的、磊落的、直率的、热情的、激进的。另一方面，它也是艰苦的、磨练的、朴素的、使人成长的——因而也即革命的，它促成了主体的锻造。热带被视作一个能产生自觉的和辨证效果的地理意象，这也是当时中国谈及非洲时将 “热带的大陆”和“革命的大陆”建立认知联系的基础。这种新的热带知识包含着瓦解旧式权力结构的可能，一个以自然地理概念命名的区域的解放，不能不重新编码它的自然属性及连带着的政治特质。曾作为帝国史一部分的热带知识在其大陆上没有自己的位置。当地人千百年的生产和一代人的实践中积累和历练的认知都被隐去，无效且无意义，知识也不再是有机的，对于自然环境，风雨雷电，不必和其它类别的知识有任何关联。人民在知识生产中没有位置，不断被剥离，对自己生活的土地丧失了解释的使用的能力，成为某种多余的、附着的人口，成为认识论上的流放的对象，而事实也是他们作为奴隶被带到了全世界。而热带的再创造则要寻找另一种知识的路径，为土地赋予人格。当然，在地的地理人格不代表某地或一地，而是一个替代的、置换的、关联的、互为语境的广泛认同。热带的革命想象是国际主义的重要机制，经验与想象能够跨越一时一地而在理论的把握下相互形成一种共同命运，一个可以共享的处境。就如格瓦拉在1964年说，密西西比的问题只能和刚果问题一同得到解决。在此即在彼“环球同此凉热”。

注释：1 罗伯特· J. C. 扬，《后殖民主义：历史的引导》 （Wiley-Blackwell，2016），1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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