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臻论叶荣钟 | 汉语书写与台湾主体性诞生的三个时刻

编者按

保马今日推送马臻老师的《叶荣钟：汉语书写与台湾主体性诞生的三个时刻》一文。台湾作家叶荣钟先生(1900—1978)跨越了日本殖民统治与国民党政府接收台湾两个高压政权时期，目睹台湾近代来几度浮沉的历史变迁。本文中，马臻老师探讨了叶荣钟先生的汉语书写和民族主体建构问题。马老师认为语言以及语言背后的历史、思想、文化等是建构个人和群体意识的重要地基。日本殖民统治期间实施的文化愚民和教育愚民政策，使被剥夺母语的台湾人民，自堕于奴隶的思考，语言背后的价值也被逐步侵蚀。用自己本民族的语言进行书写，是叶荣钟在绝境中对日本殖民者奴化政策的反抗。由此，叶荣钟的生命轨迹构成了台湾寻找主体性的历史缩影，其中有三个重要时刻：他对中国新文学的高度重视和领悟、将中国古典诗歌与个人生命的深刻交融、在晚年史传书写中重铸台湾的历史主体。这三个重要时刻确立了叶荣钟的精神主体和历史位置，也确立了台湾的精神主体和历史位置。 

本文转载自“马振衣的书房”公众号，感谢马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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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荣钟：汉语书写与台湾主体性诞生的三个时刻
文|马臻

叶荣钟《叶荣钟早年文集》，晨星出版社

语言，以及语言背后的历史、思想、文化、精神，是建构一个人、一个群体之“自我”意识的重要地基。

台湾史专家戴国煇先生，在他的名著《台湾与台湾人：追求自我认同》一书中反思日本对台湾残酷的殖民统治，曾说：“我早就有这种想法：殖民地统治的最大罪恶不是经济基础的破坏或物质的掠夺，而在于人性的破坏。语言上的三重生活，被剥夺了母语，自堕于奴隶的思考等，殖民地统治的罪恶之深，人们应该深深地知晓。”

所谓“自堕于奴隶的思考”，按他的说法，应该是指：“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的过程中，……侵蚀我们的语言，最终连我们的思考也被诱导陷入殖民者的圈套之中。从日本人亦即殖民者蔑视我们‘母语’的状况开始，到现在终于从我们自身之中创造出积极接纳这种蔑视的买办阶级与阶层。日语已不单单是手段，而变成我们价值的一部分，变成自己颓废的媒介”，于是，当人们“需要以自己的语言进行深入思考的时候，就会陷入非常艰难凄惨的状态”。

去年冬天，差不多读完了二十年前在中国台湾出版的叶荣钟全集。写了几万字的读书笔记，做了不少摘录。一直没有时间，主要是没有心情来整理和细化自己的笔记，写几篇正儿八经的东西。

将部分笔记略作整合，凑成一篇，谈台湾作家叶荣钟先生的汉语书写和民族主体建构的问题。请有识者批评。

林献堂等于大正十四年（1925年）摄于鹿港文庙

一、

语言反抗与主体建构

现有的关于叶荣钟的文学书写、史传书写的研究，大多是从局部着眼进行论述，从整体着眼的研究，并不多见。此外，由于台湾这几十年来愈益深化的台独和独台意识，已经通过长年的政治运作，深入到了台湾学术界的深处，成为一种霸权性质的意识形态装置，所以，大量的台湾地区研究叶荣钟的论述，其视野、思想和立场，乃至这一“天然”的立场背后具体的思路、词语、概念，都受到了很大的干扰，难以正常地理解叶荣钟及其著述。尤其是他探索和构筑的中华民族意识，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的汉语书写的重要意义，没有得到有效彰显。

叶荣钟（1900-1978），出生于台湾鹿港，一生经历了日本殖民统治和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两个历史阶段。在日据时期，他积极投身政治社会文化运动，追随台湾民族运动领袖林献堂，参与当时的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台湾文化协会等，同时作为作家、记者和编辑，他也参与新旧文学论争，推动台湾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更新。他晚年回顾：“台湾民族运动的目的在于脱离日本的羁绊，以复归祖国怀抱为共同的愿望，殆无议论余地。”

在日据时代，出于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反抗和复归中国的向往，他铸炼了浓郁而深沉的中华民族意识。二战后，台湾回归祖国，他在战后初期曾担任“欢迎国民政府筹备委员会”总干事，继而随林献堂率领“台湾光复致敬团”访问大陆。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台省本地精英遭受国民党的镇压与排斥，他此后退隐于金融界，晚年以“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回归和记录历史，撰写了《日据下台湾民族运动史》（也称《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近代台湾金融经济发展史》（《彰化银行六十年史》）以及大量的随笔。

1921-1925年间，叶荣钟任林献堂秘书兼通译，摄于雾峰林家

诞生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叶荣钟，一生经历崎岖，可以说，他的一生，从侧面反映出台湾主体性探寻的崎岖路径。这从他一生的汉语书写实践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来。

叶荣钟出生于日据时期，一直到他45岁，台湾才“光复”。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通过政治、社会、教育、宣传、经济等各种残酷手段，对台湾的文化控制和母语剥夺，日益严重。他晚年撰写《台湾民族运动史》等作品，多次批评日本殖民统治最恶毒的，就是文化愚民和教育愚民政策，这是最不可饶恕的。因此，对于叶荣钟这样的人而言，汉语书写，用自己本民族的语言进行书写，首先就是一种绝境中的民族反抗精神，反抗日本殖民者残酷的皇民化、奴化政策。

叶荣钟曾有诗云：“一线能延便是功”、“著书留与后人看”，这个“一线能延”，就是延续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化和精神，其实也就是延续“自我”及其真实的历史的存在。

叶荣钟《台湾民族运动史》手稿

为了掌握好汉语，他付出了艰巨努力。回顾他的生平的自述，尤其是关于青少年时代的自述，就会发现，学习、运用汉语进行表达和书写，根源于他从小在生活和现实的压迫中、从自我心性深处生长出来的一种反抗性。这种贯穿一生的反抗性，与他的写作融为一体，是一个探索主体性的过程。写作与他自身的天分融为一体，他向来有写作的兴趣、自觉和自负，知道这是自己一生事业所系，但同时，他一生的历史时代，都没有给他一个写作环境，让他有机会、有条件去完成自己内心的使命。

他始终是在一种被统治、被压抑的状态下写作。因此，要获得一个自我的新的主体，就必须进行持续的抵抗、反抗。他的主体是在一种反抗和追寻、突围中诞生的。这是叶荣钟一生的历史处境。要把他一生的处境历程，和整个台湾的历程联系起来，他就是台湾寻找主体性的一个历史缩影。这个缩影，以压抑和残缺的方式，通过他流传的文字，而保存了下来。

所以，在叶荣钟这里，汉语写作的重量非同寻常。据他的晚年自述，他在青少年时代，已经有了对自我的奴隶处境的初步意识，并由此诞生了语言上的反抗。语言作为一种文化反抗、精神反抗，塑造了自我。汉语及其修养，让他在反抗之中，内在之我更为丰富强大，能够形成自己的文化主体和民族意识，并由此能够确立自我，提升自我的主体性，而不是“失语”。他晚年能够发表散文、杂文甚至史传书写，来批评社会、记录历史、回溯精神，不像同代人，处于失语状态。这种汉语书写，才是一种真正的反抗。

叶荣钟日记（1939年1月8日、2月14日）

叶荣钟从小就有反抗精神。小时候就喜欢打抱不平。对他而言，古典诗歌的阅读吟咏，带来了深沉的反抗情结，能增强自我的精神力量，产生了强韧的反抗精神。可以说，从青少年时代开始，那种立足自我、增强自我的独立自尊的反抗精神，真正锻造了他的自我。但如果仅仅只有青少年时代的古典诗文的吟咏，他的民族意识就无法与时俱进，他的汉语书写就不足以建构出一个真正的现代之主体。回顾他的一生，从汉语书写的角度着眼，我们可以说，对叶荣钟及其所处的历史而言，汉语书写也就是反抗扭曲和压抑的殖民统治、殖民文化，就是寻找、构建和树立主体性的过程。这一过程在叶荣钟的生命历程中有三个时刻：

第一个是文化运动落潮之后的新文学研究运动阶段，他早有记载历史的意志，通过研究和论述新文学，与他青年时代参加的文化协会运动呼应在一起，成了他的主体性建构的第一个阶段，他用现代的白话文，寻回了自己的现代主体。（政治史中文化协会一章结尾处的慨叹特别值得重视。台湾留学生运动一章开头探讨自己这一代人的“祖国”意识的诞生，也很值得重视）。

第二个时刻是汉诗写作，这种写作的重要性不在20、30年代，这一年代的写作只是青年时期的抒情。而是在1937年现代汉语、白话文被禁绝的情况下才出现的。古典诗歌写作的成熟，意味着在空白的历史阶段，找回了自身的历史文化主体，这种深深浸染着中国历史文化熏染的诗歌文体，为他内心最微妙深刻的表达找到了渠道。

叶荣钟旧体诗诗集《少奇吟草》1979年家属自印本

第三个时刻是晚年写作的阶段，这个阶段应该作为做一个整体来看，尤其是台湾历史书写的三本书，应该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为他树立和找回了内在于中国的台湾人的主体性（无论是写散文来证明台湾人的白话文水平、还是批评时代现象来表达心声、或者撰写历史探索台湾历史的主体性，都是如此），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他晚年和林庄生的通信，为什么他和林庄生的对话其实不在一个层次上。

下面分别简述这三个时刻。

二、

中国新文学与民族意识的更新

第一个时刻，是通过深入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新文学，更新、深化了自己的民族意识。让传统的民族文化和精神，进入了20世纪的现代世界和文化之中，由此，叶荣钟跳出了台湾“遗老”式的传统文化氛围和精神反抗，成为了一个内在的“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这个时刻如果要一个时间的话，我认为是1929年写下《中国新文学概观》的时刻，更具体的话，则是1929年11月7日夜半，“脱稿于冷雨凄迷的高圆寺精舍”的时刻，这是一个富于象征意义的时刻。

吕正惠老师曾撰文探讨过叶荣钟的汉语书写问题。他分析叶荣钟他的中文文笔那么好，有好几个原因。但有一个重要原因却似乎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就是叶荣钟全面、精心地搜集、阅读乃至研究了中国新文学的作品，揣摩了白话文的写作。他的《中国新文学概观》，篇幅长，成系统，可以算作他早年的一部著述。

叶荣钟（中坐者）受林献堂资助赴日留学，1920年摄于日本东京

从这部著述来看，他的视野全面、分析深入、语言流畅锐利，在早期白话文中已经非常不错，如果专注于文学研究与评论，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文学评论家和史家。他这并非出于一般兴趣的泛泛而读，而是有意的搜集和阅读。从其中的“我国”等措辞，以及对中华民族的批评、赞美、期许来看，他这种阅读的背后寄寓着深深的家国情怀、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在殖民地环境下，探索、深化和理解自我的民族意识，并与时俱进，关注民族内部文化的发展和演化。在这种阅读中，他获得了民族情感的救赎，所以才会那么激动，搜集材料来撰写《新文学概要》。

我们可以明确，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诞生的新文学，让他的民族意识深化了，不再仅仅是古典的传统的民族意识。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尖锐批判、鲁迅对传统国民性的批判和悲悯，深化了他的民族意识。他自觉置身于五四新文化脉络之中，与民族发展同频共振，并由此来探索殖民地环境下的“民族”、“自我”及其表达。他晚年回忆林幼春，就慨叹台湾人千万不能自外于民族文化的发展之外，抱残守缺。

叶荣钟（左四）带彰化银行同仁赴日看望林献堂（右三），1925年

在这一阶段，他较深入地参与了台湾新文学、文化的论争与建设，写了一系列的文艺评论和社会评论，并参加台湾的文化协会，寻求在日本严酷的殖民统治下的民主、解放问题。这背后当然有着浓烈的民族尊严和气节。但他显然不是林献堂式的旧式知识分子气质的人。例如，在1928年开始的，对昭和日报和堕落的诗人的犀利的讽刺，显然受到了鲁迅的影响。他对丧失了独立、尊严和人格气节的绅士们有尖刻的批评。白话文学不仅影响了他的白话文写作，深化了他的民族意识，而且推动了他的社会批评、对文学和社会的理解，也可以看出他内心的愤怒、压抑和批判的情绪。

正如戴国煇在《台湾与台湾人：追求自我认同》一书中指出的：“台湾的语言问题——特别是随之而来的思考方式——如前所述，与中国的近代化意向有部分的断绝。又在近代的统一国家成立以前——当然标准语也未制定，其普及也没能来得及当成课题排上日程——已被日本分割占据，台湾海峡自然的不连续性，加上人为的强权隔离政策等的结果，使得回归祖国的同时，台湾便客观地被加上语言生活的三元性了。”从叶荣钟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语言、日本语、中国现代白话文学，成为了他“语言生活的三元性”，但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消化，尤其是对中国新文学的阅读、学习和体会，让他形成了新的、打破这种“语言生活的三元性”的基础，而中国传统语言书写，并不具有这种可能性。

《戴国辉讲台湾》中信出版集团、九州出版社，2021年6月

戴国煇还说：“我想，如果只作为传达意志手段的语言机能成为问题，那还是单纯的。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透过语言的悲剧含有价值的部分，变成如前所述所谓价值转移的胶着状态的一个原因。”也就是说，语言背后不仅仅一般的意志问题，更在于语言背后的“价值转移”的问题。这个深层次的价值转移问题，必须要有“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文学、新文化才能解决。

叶荣钟超出同时代台湾文人的地方，很可能就在他对中国新文学的高度重视和领悟、将中国古典诗歌与个人生命的深刻交融、以及在晚年史传书写中重铸台湾的历史主体，这三个时刻，是他运用汉语写作超越“语言生活的三元性”，超越台湾历史的扭曲和暗伤，逐渐建构出深沉的民族意识和自我主体的时刻。这贯穿了他的一生。

叶荣钟《台湾民族运动史》手稿

三、

1937年的古诗书写和主体深化

    我们会发现，1937年七七事变那一年，叶荣钟人到中年，拿起了他停搁了一段时间的诗笔，重新开始写作古典诗歌。而且，诗歌风格慷慨悲郁，以七律为主，而他在此前的青年时代，是几乎不写七律的。从整体上看，从这一年开始，因为时代和心境的巨大冲击，他的诗歌写作，开始与早年的风格、内容、体式，有明显不同。我认为，这是他的古典诗歌写作开始步入成熟、形成一个深沉的“自我”的时期，是他的民族意识和精神更为深沉悲慨的时期，是他的汉语书写和主体建构的第二个时刻。

正如我刚刚指出的，叶荣钟对“五四”的认同和新文学的深刻洞察，有着非同寻常的情怀，值得体会深思。这其实也影响了他的古典诗歌写作。我们会发现，他的古典诗词创作，是以写诗为主，词很少，几乎不写词，这是因为词这种体式过于复杂繁难，对古典文学修养要求更高，更华丽多变，可能不适合他；其次，他的古诗，很少用典，力避晦涩；再次，不太重修辞和辞藻，没有华丽，也不力求精致，大多是自然清新、抒发胸意的诗句，紧紧与当下时事深刻关联。可见，“诗”对于叶荣钟来说，是感时忧世、针砭时弊、即时抒发个人情怀，其中，“文化传承”、典故修养、精致精细的一面不多，反倒是时代的、自我的、现实的、“匕首”的一面较多。我们或许可以将之概括为，不很追求传统的诗意诗境，不形成一种意境，却清新自然，追求介入现实和自我。

他的诗作，早年以绝句为主。中年以来，尤其是七七事变以来，忧患更深，沉郁顿挫的律诗渐渐成为主流，比率大大提升。据统计，是律诗和绝句各一半。30年代末叶，日本法西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故国风雨飘摇，“忧患如山惨不舒”，他也迎来了一生中诗作的高峰期。他的代表性作品往往是在忧患中产生的。而描写山水美景、人事欢乐的诗句，大多是绝句，而且占比少，从主题和深度上来说，也无法体现他个人特色。晚年之后则更显平淡，七绝较多，律诗、五律、五古、七律相对较少。1974年旅美，是诗歌创作的另一个高峰。

《叶荣钟选集·文学卷》，人间出版社出版，2015年

从这一风格出发，我们会发现，他不是一般的沉醉于古诗文创作的传统“文士”，试图写好写精致古诗词，他其实没有这种强烈的意思。他晚年与儿子（贯儿）等人通信，对自己的“诗人”角色有认同，但是这种认同不是一般的认同。可见叶荣钟写的虽然是古诗，但是侧重点不一样，这是一种置身于时代和自我之中的古诗，具有现代自我的感受和观念而已，或许可以称之为新旧之间的一种诗。至少，他所致力的诗，有其时代的意识特点。

他的诗作，大多抒发身世、时事的感怀，具有浓郁的批评倾向，很少注目于营造诗意纯美浓郁的传统诗境，也就是说，他的诗以“议论”为主，以“批评”为主，刻画个人的心绪和思想，而心绪也是融化在思想和议论之中的，确实是现代意味重，“宋诗”的风格重，更与现代诗歌接近。台湾国立中央大学尹子玉的博士论文《叶荣钟诗稿研究》曾指出，叶荣钟的诗歌，存在平仄、韵律、对偶、重复、句法、用典、主词前后不一等等问题。甚至指出叶荣钟在诗意上缺乏美感、不够含蓄、不合逻辑、违背礼节、缺乏意义层次等。这是站在古典诗歌传统的立场上来看叶荣钟的诗作。我觉得，叶荣钟的诗要从“现代”的角度去看。我很怀疑叶荣钟并没有真正想好好钻研并写作古典诗，反倒是还抽空写现代诗，但却从来没有尝试过词。于此可见他对于诗的态度。

1935年，叶荣钟夫妇和长女蓁蓁合照

举几个小例子。比如，他的寄周定山七绝《索居漫兴三续》第十首，诗句如下：

暮年头角枉峥嵘，物换星移当废兵。剩有丹心无处托，搞诗聊作不平鸣。

有台湾学者从正统的中国古典诗词写作技艺出发，认为“‘搞’是做、干、从事之意，音义都不太优雅”，他认为，周定山改“搞”为“藉”，“藉诗聊作不平鸣”，“音义近似，但音义比较雅致。”其实，这恐怕不曾真正体会叶荣钟写诗的志趣。我认为，只有“搞”才能体现那种叶荣钟那种现代人的无奈和沉痛。用一个“藉”字固然文雅，但全然是古人的诗词格调，“雅”而失真，无法真切表现叶荣钟的现代心境。以叶荣钟的修养，何曾想不到“藉”字，但之所以不用“藉”，恐怕也有他自己的必然吧。

又如，叶荣钟有寄庄太岳《海水浴场即事》一诗：

群众如蚁簇碧滩，从容莫见水云宽。一湾垢腻随波转，万顷汪洋插足难。应有鱼龙愁失所，已无鸥鹭狎回澜。忘机那得桃源住，心事茫然不自安

1943年6月4日，叶荣钟受日军征召赴菲律宾大阪每日新闻任汉文编辑，摄于马尼拉

此诗被他的朋友庄太岳修改了。庄太岳将首联“群众如蚁”改为“万众纷如”（有研究者认为原作能“真实描写出作者对人群感发恶心不快”，修改后“只是单纯叙述群众聚集，没有带出任何负面情感”）；又将“从容莫见水云宽”改为“从容想见水云宽”（研究者认为“‘莫见’是负面的否定，见不到之意，也同时排除了‘水云宽’的美感”，太岳修改后，“则是正面的肯定，希望见到之意”）；“一湾垢腻随波转”，太岳眉批颔联：“垢腻二字不雅”，将上句改成“一湾清浅随波转”；“心事茫然不自安”，庄泰岳改为“满目苍茫付浩叹”（研究者认为原句“前四字‘心事茫然’是心情怅惘若失之意，后三字‘不自安’意为无法自安其心，两者都是不安定的心理情绪，意义略觉犯复。庄太岳将此句改成‘满目苍茫付浩叹’，“以外在的视觉意象，用广大的海、天、人群之茫然感，将‘心事茫然’形象化”，“不仅改善字意重复之病，也使句意更加丰富、曲折”）。

事实上，我与一般的研究者的意见相反。我认为，庄泰岳的这种修改，其实是用一些古典诗词的格套，来匡正和修改叶荣钟的直觉性的现实表达。追求古典的雅致，而忽视了情感的自然抒发，没有置身于现代、当下的真实。我愿意再重复一遍，叶荣钟的古典诗歌，更近于一种置身于时代和自我之中的古诗，具有现代自我的感受和观念而已，或许可以称之为新旧之间的一种诗。

读他的古诗，有几个主题特别值得注意，因为有殖民地的意识特点、历史特色：

一是“漂泊”、“无家”的意识，青年时代没有成家时如此，中年后忧患，更有忧患意识，变成了一种家园摧残的意识。这个“家”引申为台湾岛，“蓬莱”、“瀛洲”等等，家园早已被摧残、改变，就引申为家园丧失意识。

1946年10月5日，台湾光复致敬团代表叶荣钟（前排右三）等人返台前摄于上海机场

二是敏感的“奴役”、“奴隶”意识，这种奴隶意识贯穿了前后两个时期，多首诗有对奴隶、奴役的反思和批评。奴隶处境的一再指认，从政治层面到个人层面，从外在的社会历史到内在的精神结构，都是奴隶。奴隶的特点就是剥夺了反抗的可能性，就是内心自觉进入“被殖民”的自我扭曲和民族认同。

三是“无用”“弃才”意识。不能做奴隶，就只能被边缘化。这也是一种消极的反抗，但是这种无用意识，毕竟不能像栎社的老一辈遗老那样，自然而然隔绝于时代之外了。毕竟他出生于殖民地统治下，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从青春时代开始就要面临着一生的抉择。那是他的个人价值、家庭生存、事业尊严等等所系之处。他不能像老一辈“遗老”诗人那样逃避这个现实。他在诗中反复慨叹一生光阴虚度、岁月无多。从青年时代起就说自己无用，连诗歌和写作也无用。读来有很强的悲剧性。

四是诗歌多写忧患和批判、讽刺，而且多是暗讽。忧患深沉，身世郁结，时代黑暗，形成一种悲恸、怅惘、沉郁之感，是台湾历史的反映。这种忧患的特点就是无法明说，无法真正慷慨地言说和表达，只能压抑、吞声。强自慷慨，往往又转入低沉悲郁，这是他的情绪特点。所以诗歌不仅仅是花前月下或悲歌慷慨，不仅仅是牢骚，而是意味着民族意识的延续和对殖民统治的反抗，“一线能延”。

叶荣钟《叶荣钟日记》，晨星出版公司，2002年

五是写作观，写作是无奈、无用、无聊的。写作中除了讲究“真情”和自然之外，还有就是“近事思量无一可，强驱才气学吟哦”，“一筹莫展惟耽咏”，诗歌是自己无奈之下的悲吟，是面对时代无用武之地的无奈之举，诗歌写作本身只是一种消磨，是无法实践之后的“无聊”，所谓“搞诗无聊做悲鸣”。所以写诗应当不计工拙，“作诗何必拘工拙”。

以上这五种意识，在1937年所开启的忧患写作中，得到明显的加强和深化，既是他个人心境和主体的成熟，也是他的古今之间、中西之间、殖民地和文化母国之间探索多年后，所形成的一种坚毅稳固的精神主体性的体现。在1937年的风雨如晦之中，时代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但恰恰是这种人到中年所面临的时代绝望，才能让他在挣扎反抗之中，让自己的民族意识和主体精神，变得更为深沉和牢固，获得了内在的开拓。

合而观之，他的诗歌是二十世纪台湾文人的心史。他的诗文，其实也批判了当下的台独和独台，批判了当下台湾“新殖民”地处境下的奴隶意识。晚年他在书信中，他依然自觉将台湾纳入这样一种国民性的批判和改造之中。

叶荣钟自1948年后进入彰化银行任职人事室兼秘书处主任，而后又任协理、董事长秘书长，至1966年退休，此照摄于任职期间

四、

史传书写和历史主体

人的主体建构，必须进入深邃浩瀚的历史之中，才能获得更为深刻的一个位置，将自我之小我和历史之大我，熔铸一体。

从这个角度而言，叶荣钟晚年的史传写作，不仅仅是回顾和记录历史，也是在深入地历史书写中，把握台湾的曲折悲壮的历史精神，把握台湾的历史主体，在一个悠长的历史图景中，重新建构台湾历史之主体。这个历史主体，恰恰是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所要抹杀和遗忘的，也是台独思潮所要扭曲和篡改的。他的书写，就是对这些抹杀或扭曲的反抗。如果要为他晚年的反抗确定一个象征性的时刻，我以为，这个时刻应该是在1974年的美国之行中得到了完成。

首先，从写作者本身来说，叶荣钟有一个综合的视野和辩证的立场，来回溯和发掘台湾的历史。这其中，他对左翼运动的观感特别值得分析。不能像若林正仗那样，出于独特的政治立场，而把叶荣钟定义为单纯的右派。叶荣钟的立场其实是一个综合的立场，一是他能超越知识精英视角，具有一定的底层意识。从阶层来说，他也并非资产阶级，而只是他们的“文胆”而已。他的一生，都是小资产阶级。二是他对鲁迅的深度认可，贯穿一生。值得玩味。这丝毫没受国民党影响。三是他对马列主义的认识，使用的视角，以及运动史中对右派的反思、对左派的微妙书写，都是复杂的。四是晚年对中共和毛的认同，使他超出了一般的所谓右翼的视野。

叶荣钟《叶荣钟选集：政治经济卷》，人间出版社2015年版

这一写作主体的位置，为他提供了书写台湾历史的一个较为辩证的立场，较能如实、客观地去书写历史，这种客观，展现了好几个方面的对立综合。

从写作的内容来说，他的《社会运动史》，是很多方面矛盾的辩证综合。一，《政治社会运动史》，也叫《民族运动史》，“政治”、“民族”二者是表与里得关系；既有“政治运动”，也有台湾地区的中华“民族”意识，二者融为一体，缺一不可。二，这是客观历史与个人体验的结合。某些地方用学术眼光来看，还不够细腻结实，但他是过来人，可以径直把握时代氛围和体悟。书写中透露出一种审慎的反思的意味。例如，这本史传中，在新文学部分，他间接提到自己，而且对自己有不好的评价，这个值得玩味，由此可以定位他的新文学概述。三，文与史的结合。感性和理性、文采和思想交融，用理性来把握台湾社会政治运动史背后的精神。四，左与右的结合。对左翼的思考和理解、乃至批评，都是有一定道理的。这说明他有审慎的自我反思的能力，能突破自我的思想，去展现了历史发展的过程。五，台湾与大陆的双重视角的统合，毕竟是民族运动史，从台湾向全中国的移动，从日帝殖民向民族复归，从资产阶级文化向无产阶级政治运动。这些双重视角结合在一起。

叶荣钟《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晨星出版公司，2000年

从历史精神上看，他的日据下台湾社会运动史，自成体系，其中已能看出台湾社会政治运动发展变迁的脉络，更可以感受出其中蕴含的基本精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叶荣钟先写《人物群像》传记，再编《大事年表》，再写《社会运动史》，这与中国的史传传统很有贴合之处，几乎可以对应古代史书的编年体、国别体、纪传体。在对代表人物的精神事迹的把握中，洞察更深刻的历史真相及其精神。

如果说《社会运动史》是一个脉络性的陈述，可以看出一场台湾人的反抗运动，怎么由精英知识分子渐渐扩散到一般的知识分子、士绅之中，再渐渐扩散到普通的民众工农之中的。它已经在史的叙述中，昭示了真正的台湾精神脉络。那么，《台湾人物群像》则是他对记忆中的台湾知识精英的刻画，我们会发现，这些知识精英所连绵而成的精神群像，无不具有深沉悲慨的中华民族意识，恰恰是这种意识与时代的挣扎碰撞，诞生了台湾的历史精神，也诞生了可以称之为台湾主体性的东西。《人物群像》、《大事年表》、《社会运动史》，这三者要放到一起看，才能更深入地把握叶荣钟对台湾历史精神的挖掘、总结和书写，才能理解台湾历史中所产生的真正的主体性。

对于叶荣钟而言，晚年的史传书写，不仅仅是呈现一段历史发展的脉络，更是对于历史主体的重新挖掘和确认，是对自己所经历过的历史和人物的精神的深刻把握。从这个角度而言，在叶荣钟的汉语书写及其反抗中，确立了自我的精神主体和历史位置，也确立了台湾的精神主体和历史位置，这才是真正的关于台湾主体性的探寻，而迥异于台独的自我扭曲、自我阉割、自我异化的“台湾主体性”。

叶荣钟《台湾人物群像》，

晨星出版公司，2000年

从这个主体立场出发，叶荣钟其实特别关心台湾和台湾人的主体重建。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1974年叶荣钟与林庄生的通信中，还特别提到中国人（尤其是台湾人）的国民性问题，如何改造国民性也是他最重要的考量之一。他的国民性思想，应该受到过鲁迅的影响，是一种对本民族的缺点、劣根性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既反思自我民族，也反思自身，这种反思也就让他的民族意识和自我意识都有了深度。他在诗歌里那么多“奴隶”和“批判”的思想，对不平等和奴役的敏感，内心的压抑与沉痛，这种沉痛悒郁，特别值得关注，应当都与这种意识有关。这种痛感和沉郁，最值得珍视。

仔细分析他晚年和庄生的通信，会发现，其实他们两个人并不在同一个层次上。庄生的立足点，是认为当下的世界里，原有的国家、民族观念都是过时的、落后的东西了，与叶荣钟完全不同，在这一种立场之下，林庄生为自己渐渐淡薄的民族观念找到了立足点，并且丧失了对欧美和台独的批判性，他看到的“现实”有了侧重。而叶荣钟的民族意识深厚得多，并且还对国民性有更深刻的体会，叶荣钟的两封信中，其实还是透露出他的台独的批判和不信任，以及对于祖国的忧心。他对中共历史，以理解和赞赏为主，但他也有独立的思想意识，而且对美日帝国主义的“奴役”有着更为微妙的自觉。这里的关键在于，二人在信件中，所透露的情感重心和情感倾向是截然不同的。

1975年叶荣钟夫妇合影

假使叶荣钟高寿，活到了台独甚嚣尘上的九十年代乃至新世纪，他反对台独，除了具有浓郁的民族意识之外，还因为他对美日具有独立的批判意识、理性意识，对依附和奴役有着鲜明的批判和反抗意识，对真相有着坦诚正直的坚守（台独常常扭曲和遮蔽历史真相），对民主也有着鲜明的独立的思辨意识，这就让他不会被台湾主流意识形态所卷走。尤其是台湾当下的对日本殖民统治的美化乃至留恋，更是叶荣钟受不了的。

从叶荣钟的视角来看，当下台湾的主流意识形态，因为阉割掉了正常的独立主体和理性，阉割掉了真正的反思和自我批判意识，也就无以脱离“奴隶”气质，无以发展出健康的、属于中华民族之一部分的“主体性”。

《叶荣钟选集·晚年书信卷》，人间出版社，2002年

五、

余论

叶荣钟去世于1978年。吕正惠老师曾在文章中感叹——也许该庆幸叶荣钟没有面对1979“美丽岛事件”之后台独急剧发展的历史，否则，叶荣钟会很痛苦。

我则以为，叶荣钟也许会“痛苦”，毕竟，台湾近现代以来的历史是如此悲壮而崎岖，而1979年以来的台湾历史，更是如此。但如果将之放到整个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格局中，我们更会发现，台湾的历史及其产生的问题，是中华民族历史所浓缩的问题，内在于海峡两岸。台湾的痛苦，也并不仅仅属于台湾，而是属于整个中国。

1977年，叶荣钟夫妇摄于病房

其实，叶荣钟用自己一生的汉语书写和主体探索，已经昭示了台湾主体性的真理及其答案。在这一过程中，他青少年时代出于民族气节和反抗之心的中国古典诗歌写作，是一个初始的界标。1929年的《中国新文学概观》，在对中国新文学的阅读、反思和总结，把握新的“中国”及其“精神”，获得自己的语言和思考，获得新的民族观、民族意识。1937年的古典诗歌创作，在悲慨绝望的律诗中，孕育了深沉的主体性反抗，使自己在绝境中的精神坚持、文化坚持，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只有在这种情境下，主体的自我精神才能得到成熟。而在1960、70年代，晚年的他对国民党统治有很深愤怒与憎恨，但他的史传书写，超越了台独本土派扭曲、狭隘的视野，重新发掘和建构了台湾历史的主体性。

他以汉语书写为基础、以压抑和反抗为核心的一生，为中国台湾寻回和重建自身的主体性，提供了重要参照。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