柄谷行人｜《民族与美学》中文版序言
【译者按】本文系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为《定本柄谷行人集》第四卷《民族与美学》（『ネーションと美学』，岩波书店，2004年）中译本所作序言，该书已收入西北大学出版社的“精神译丛”，将于2016年推出。
2004年，我在本书的“后记”中说道，“本书写于1990年代前半期，又依据后来所得到的新观点亦即《跨越性批判》中的观点进行了改写。”十年之后，值此中文版推出之际，我没有什么要特别改写的地方。不过，我想稍许补充一下在此期间获得的认识，也就是《世界史的构造》（岩波书店2010年版，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中展开的观点。
鲁道夫·希法亭（1877—1941）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有关帝国主义的问题。希法亭和列宁将帝国主义作为经济史的阶段来看待，这一观点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具有代表性。前者指出金融资本是帝国主义的特质，称其为“帝国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基本承续了他的观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表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根据列宁的预测，即将来临的社会主义革命应该把帝国主义看作“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可是，帝国主义显然并没有就此消亡。
另一方面，摩根索等国际政治学家质疑上述看法，主张将帝国主义放在政治的维度，也就是国与国的关系中来考察。从这一点看，可以说帝国主义作为国家扩张主义至今仍然存在。但摩根索将帝国主义看作非历史的形式，并没有区分罗马帝国、现代以前的世界帝国和现代的帝国主义，最终是把国家扩张主义等同为了帝国主义。然而，我在本书中严格区分了帝国与帝国主义。现代国家是旧的世界帝国解体后产生出来的，本没有什么“帝国的原理”；帝国主义则是在这种现代国家自我扩张、像帝国一样行动的时候形成的。
这里想补充我在那以后的一些思考。要把握帝国主义，不能仅把它看作资本主义线性发展的历史阶段或者无历史性的国家政策，而应将其放在历史性的循环中来考察。这一点我深受历史学家沃勒斯坦的启发。他认为自由主义是霸权国家推行的政策；帝国主义则是霸权国家衰退，众多国家争相袭取后继霸权地位的状态。于是，形成了自由主义、帝国主义、自由主义……这样的循环。沃勒斯坦进而指出，现代世界经济中只有三个霸权国家：荷兰、英国，以及美国。
然而，在这一循环中真正使用“帝国主义”概念的只有19世纪末英国霸权衰落，德国和美国争夺霸权的阶段。此前霸权国家荷兰衰落，英国和法国争夺后继霸权地位的时代被称为重商主义时代，但那毋宁被看作是“帝国主义的”阶段。类似的状况，也适用于1980年以后随着美国霸权衰落而形成的今天的局面。尽管经常被叫作“新自由主义”，本质上还是“帝国主义的”。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1930—）
自由主义跟新自由主义完全是两码事情。英国实行自由主义的时期，全面推进了国内的社会福利政策和劳动保护措施。换句话说，这一时期资本—民族—国家的功能运转顺畅。但到了19世纪末，情况为之一变。汉娜·阿伦特考察了19世纪末的英国帝国主义，认为资产阶级第一次掌握了政治权力。“帝国主义时期，欧洲内部的中心事件是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在此之前，资产阶级尽管在经济上取得了支配地位，却从未觊觎过政治上的统治”（《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二卷）。换个角度来说，资本—国家正是从民族的平等主义诉求中解放出来的。资本抛弃本国的劳动者向海外转移，国家给予军事上的支持，这就是英国的“帝国主义”。
这一过程并不适用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但那时英国发生的事情正是今天发达国家所遇到的情况。处于霸权国家时期的美国既奉行自由主义又是福利国家，而它之所以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是因为丧失了霸权地位。但如今在中国和印度也可以看到新自由主义的倾向。简单说来，就是资本为了追逐投机的利润和低廉的劳动力而流向海外。这当然会扩大贫富差距，增加失业人群。但由于国际竞争，就算牺牲人们的生活也在所不惜。
因此，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帝国主义的相类似。帝国主义时期的主导意识形态是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新自由主义时期仍是其新版。譬如，成功人士、失败者、自我负责等语词被堂而皇之地使用；经营业主、正式工、临时工、失业者这样的等级序列也被看成是自由竞争理所当然的结果。
仅从生产方式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看，1990年以后所凸显的状况一般会被看作是某种新的东西或“最高阶段”/“最后阶段”。但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世界史的反复的样态。帝国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的……这一循环强烈地制约着我们。我认为这些阶段大概每个持续60年，并以120年为周期。如此看来，现在是帝国主义的阶段，在东亚正好对应着日清战争（1894年）的时期。
尤其在今天，东亚具有重要的意义。理由有以下几点：在19世纪末的帝国主义阶段，随着英国的没落，新兴的德国与美国相互竞争，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成为这一竞争的舞台。其结果是美国变成霸权国家，中心发生了位移。尽管如此，中心仍然处于欧美世界。但目前“帝国主义的”状况是随着美国的衰落而开始争夺后续的霸权。主要的竞争者便是中国和印度。换言之，亚洲成为了世界史的主舞台。
这是20世纪始料未及的事情。不过，亚当·斯密在18世纪后半期曾说清朝的经济实力超过整个欧洲。这样看来，现在的状况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19世纪西方列强入侵并支配亚洲后，被视为不言自明的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已然难以成立。相反，对亚洲历史的考察变成了世界史最重要的主题。在这个意味上，对19世纪末的亚洲的考察并不是地方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可以说都汇集在了日清战争的时期。
毋庸置疑，今天东亚的地缘政治学结构——包括台湾在内——都是在日清战争前后形成的。重要的是，在当时的东亚，不必说俄罗斯，便是美国也已经存在，现在的情况也一样。今天的状况经常会被拿来跟1930年代相比照，但这样无法理解最要紧的问题。譬如，19世纪末日美之间没什么矛盾，毋宁说两者是相互勾结的。在此之后，美国控制了菲律宾，日本则吞并了朝鲜，彼此交换密约予以承认。
因而，单看日本和中国的历史难以理解两国之间的关系，因为它总是处在这样的“世界”之中。就像19世纪末日中关系的背后有着“帝国主义的”状况，如今日中关系的背后也有“帝国主义的”状况。因此，为了正视今天，尤其需要回顾日清战争的时代。
即将出版的《民族与美学》中译本封面及日文原版书影
日清战争是东亚的重要分水岭。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对抗西方列强，急速推进了近代化/西洋化。日清战争前的日本民族主义都具有积极意义，日本人设想为对抗西方而结成亚洲的连带。但战争的结果彻底改变了这种情况，日本蜕变为帝国主义，竭力跻身西方列强，尽管此后仍残存了想要与亚洲结成连带的大亚洲主义。另一方面，清朝在战败后不久向日本派遣了大批留学生。其初衷是想巩固统治，然而适得其反，留学生成为了推翻清政府，创建现代国家运动或民族主义的核心。虽然意味不甚相同，但日清战争在两国都构成了莫大的分水岭。
从政治、经济的层面观察，上述情况显而易见。但日清战争带来的变化却更为微妙而多义。譬如我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于日清战争之后的文学里发现了“起源”。现代文学是日本在蜕变为帝国主义的时候，从失败的自由民权派人士那里产生出来的，因此是排除了政治性现实的内面的文学。另外，近些年我发觉，这一时期同样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
事实上，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留日学生构筑了包括“言文一致”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与思想的基础。但跟日本现代文学的内面性、封闭性不同，所建立的反而是以鲁迅为代表的那种指向了现实变革的东西。而日清战争之后的思想家们也颇有意思，尤其像提倡“大同思想”的康有为就是在“帝国”（而非帝国主义）经验的基础上思考的思想家。日本没有他那种类型的思想家。
我想重申的是，日清战争胜利后，日本变成了帝国主义，最后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覆亡。其结果是——尽管并未彻底实现——日本人获得了放弃战争的宪法。我在《死亡与民族主义》中对此进行了讨论。我认为，今后日本人只有朝着实现这一宪法的方向前进，才能获得普遍性的立场。当然，日本的资本—国家妄图挑起对外的危机，在实质上废除宪法，但这样将会导致“历史的反复”。我认为无论如何都要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柄谷行人
2014年5月30日于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