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瑞平认为，自1972年恢复邦交，中日关系已度过半个世纪岁月，迎来知命之年。步入知命之年的中日关系，依然存有诸多事关重大的“未知”，亟待进行重新认知。重新认知知命之年的中日关系，关涉众多视域和视角，其中最应关注的，无疑是两国各自的发展态势、环绕周围的东亚地区秩序，以及身处其中的世界百年变局等三大层面。一、围绕双方发展态势的新定位中日关系首先是建立在中日两国各自发展态势的基础之上，为双方国家发展战略目标服务的。从50年前恢复邦交，到50年间发展演进，再到50年后重新定位，整个历史进程都首先要受双方发展态势的影响乃至决定。（一）中日经济增长态势根本逆转长期停滞、积贫积弱的中国与高速增长、国强民富的日本，构成中日恢复邦交、开启半个世纪发展进程的历史原点和起始基础。步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日两国的经济发展态势发生巨大变化，出现明显分化：中国经济逐步形成持续高速增长势头，日本经济却因泡沫破灭陷入了长期萧条。中国经济从长期停滞转向高速增长，日本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入长期萧条，成为重新认知步入知命之年的中日关系必须首先关注、高度重视的最大变化。（二）中日实力对比关系显著变化经济增长态势根本逆转，带来中日经济实力对比发生显著变化，从而彻底改变中日邦交正常化、开启半个世纪发展历程的历史原点和起始基础——中国积贫积弱而日本国强民富。就中国实际GDP相对日本比重看，1990年为12.4%，2000年达到24.1%，2005年再达47.4%，2010年达到1.05倍，到2020年中国已相当于日本的2.95倍。（三）经济相互依存位势彻底转变伴随经济实力对比关系的显著变化，中日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在强度不断提升的同时，位势却发生了彻底转变。其基本态势和总体特征，是中国对日本的经济依赖程度不断下降，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程度快速提升，形成“日本经济更加依赖中国，中国经济越来越不依赖日本”的明显态势。（四）对日经济关系依然十分重要但在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总体布局中，对日经济关系依然十分重要。如果还要把大国外交定位为中国外交和对外经济关系的“关键”，那么日本并未改变其作为中国以外的“第二大国”的身份和地位。尤其是在中美战略竞争特别是经贸摩擦愈演愈烈的背景下，日本的这一地位显得更加重要。同时，中国对日经济关系发展还有广阔空间和巨大潜力。且目前的中国对日经济关系，正在形成众多蓬勃兴起、快速发展的新领域。（五）经济互利或政治互信的缺失经济互利与政治互信，是双边关系的两大支柱；双方只有形成良性互动关系，才能共同推动双边关系健康顺利发展，但在很多场合往往会出现脱节甚至背离。中日关系在半个世纪的发展中同样如此，且政治互信与经济互利的相互作用形态已经发生显著变化。半个世纪之前，中日恢复邦交，发挥主导作用的是政治互信。半个世纪之后，中日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双边关系，却遭遇政治互信严重不足的阻碍。（六）政治互信缘何背离经济互利为何中日之间日趋强化的经济互利未能促成相应的政治互信，尤其是日本从中国获得巨大经济利益，却未能促成其对中国的政治信任？根源显然在于，中日实力对比关系的显著变化，彻底改变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开启半个世纪发展进程的历史原点和客观基础。伴随中国经济实力乃至综合国力的快速增强，两国之间始终存在的历史问题、领土争端、意识形态对立、政治制度差异，在日本方面都被视为所谓“中国崛起的挑战”而日益凸显，从而对双方政治互信造成越来越严重的损害。当中国积贫积弱、日本国强民富之时，强势的日本认为可以把这些问题控制在战略上对己有利的方向；而当中国快速崛起、日本走向衰落之时，弱势的日本就越来越认定这些问题将成为战略上对己不利的“挑战”或“威胁”。（七）恶性循环与良性互动的轮转中日关系半个世纪的发展、演进，在经济互利与政治互信之间，经历着从良性互动到恶性循环的显著变化。半个世纪之后，构筑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所面临的主要是如何摆脱政治互信与经济互利恶性互动的艰巨任务。（八）探究政经良性互动的新路径步入知命之年的中日关系，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经济互利与政治互信之间的恶性互动，最艰巨任务是尽快实现从恶性互动向良性互动的转变，形成经济互利与政治互信的良性循环。为此，首先要重建政治互信，关键是如何切实践行中日“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尤其是日本方面，更要彻底扭转把中国快速崛起视为挑战或威胁的错误认知。二、基于东亚地区秩序的新观察中日关系发展与东亚秩序演变密切关联、高度互动。步入知命之年的中日关系，必须放在这一关联与互动关系中进行新的观察。（一）世界百年变局中的东亚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变局的每一重要层面，均能看到浓重的东亚身影：东亚引领新兴市场整体崛起、聚焦大国实力对比变化、担当全球治理变革重任，并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中心。（二）东亚崛起进程中的中日在东亚整体崛起乃至推动世界经济中心向东亚快速转移的历史进程中，中日两国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东亚经济总体格局中地位举足轻重，直接影响乃至决定着东亚经济总体走势；共同为东亚地区创造了“非西方式”崛起道路的成功典范；为东亚其他经济体提供了重要出口市场；对东亚直接投资成为东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三）中日全球布局中的东亚东亚在中日两国全球战略布局尤其是对外经贸布局中地位快速提升。东亚是中国体制改革的主要学习借鉴对象，也是中国对外贸易主要对象、引进外资主要来源和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始终在“一带一路”地缘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东亚在日本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对外发展援助和区域合作布局中亦占据重要地位。（四）从奇迹创造到奇迹再造东亚地区的整体快速崛起，建立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基础之上。东亚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以1993年世界银行发布专题报告《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为标志，分为“奇迹创造”和“奇迹再造”两大阶段。“奇迹再造”阶段与“奇迹创造”阶段的显著变化，一是中国越来越成为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最重要引擎；二是区域合作开始全面展开、快速推进，直至正式签署和如期启动RCEP。（五）从增长奇迹到合作奇迹关于“东亚奇迹”，最受关注的首先是其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增长奇迹”。但在“奇迹再造”阶段，东亚不仅依旧保持着经济增长优势，而且还伴随有区域合作的全面展开、快速推进，甚至后来居上、逆势而上的 “合作奇迹”。（六）从日本主导到中国引领在“东亚奇迹”的创造与再造两大阶段，中国和日本作为东亚两大经济体，在其中占据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明显不同。前一阶段的“东亚奇迹”创造，主要靠日本主导，当时中国经济尚未全面步入持续快速增长时期；而后一阶段的“东亚奇迹”再造则越来越靠中国引领，此时的日本经济已经陷入长期萧条。（七）从单独推动到协调促进此前“东亚奇迹”的创造与再造，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依靠日本或中国的单独推动。而未来“东亚奇迹”再造若要取得重大进展，越来越需要中日两国的协调促进。步入知命之年的中日关系，应在协调促进东亚增长奇迹与合作奇迹两大方面的再造进程中，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首先是要变单独推动为协调促进，通过相互协调合作，发挥地区大国应有的责任和担当，共同推动东亚增长奇迹再造。三、立足世界百年变局的新思考中日关系步入知命之年，适逢世界格局迎来百年之变。百年变局遭遇世纪疫灾，演变进程因此全面提速，中日关系受到深广影响。正是在与世界变局、世纪疫灾的多重关联和强烈互动中，中日关系步入了知命之年。（一）知命之年适逢百年变局正是在百年未有之世界大变局中，中日关系迎来了知命之年。回望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日关系的每一重大变化，都是在与世界变局的多重关联和强烈互动中展开的。而步入知命之年的中日关系未来如何，仍将与世界百年变局的演进态势息息相关。（二）世纪疫灾加速世界变局从总体上看，世纪疫灾对世界变局产生的加速效应，集中体现在如下几大层面：第一，新兴市场群体加速崛起。第二，大国实力对比加速变化。第三，世界经济中心加速转移。第四，全球治理体系加速变革。（三）世界变局呼唤中日担当中日关系始终是在与世界变局的多重关联和强烈互动中展开和演进的。同样选择开放型发展模式的中日两国，作为大国基础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都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世界变局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世纪疫灾加速世界变局，给后疫情时代的世界提出了一系列更加重大、更加紧要、更加严峻的问题，也呼唤中日两国发挥世界大国应有担当。这一共同担当应该成为中日关系步入知命之年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也要将这一共同担当放在突出重要地位。（四）从发达国家到新兴市场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群体快速崛起，为步入知命之年的中日关系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一方面，中国是全球第一大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日本应该更加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另一方面，也为中日加强面向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第三方市场合作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五）从治理赤字到治理变革中国和日本都是全球治理高效以及国际体系稳定的最大受益者，也必须加强协调合作，在全球治理体系完善和变革中共同发挥积极作用。这越来越成为世界百年变局对步入知命之年的中日关系提出的迫切要求。（六）从中美冲突到中日协调中日关系步入知命之年，伴随大国实力对比深刻变化，大国战略竞争尤其是中美战略冲突不断恶化，美国对华战略遏制愈演愈烈。日本是美国的战略盟友，中美战略竞争势必冲击中日关系，这是步入知命之年的中日关系面临的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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