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民两用技术作者简介：崔健,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东北亚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诗悦,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世界经济专业博士研究生。05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础制度建设：日本的实践与启示刘川菡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朱锋在《日本学刊》2022年第1期发表《地缘战略与大国关系：中日关系基本走势的再分析》（全文约1.9万字）。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勇在《日本文论》2021年第1辑（总第5辑）发表《伊波普猷的琉球民族和政治问题研究》，第65—91页。徐勇认为，伊波普猷的史学建树是琉球/冲绳研究中富有学术价值的课题。自古琉球以降，经灭国之后的近代琉球，再至战后新琉球发展进程，伊波在史学领域发挥转圜与推进作用。伊波还以其跨多领域研究引领学术前沿，被公认为近代琉球与东亚学术的代表人物之一。伊波学术植根于琉球的文化生命力，也是近现代多方向政治文化角力的产物。本文重点探讨伊波的琉球民族论、王国政治史，在战后初期的研究等问题。具有大陆移民血统的伊波普猷（1876～1947年），以其跨越考古学、语言文学、社会学以及琉中日关系诸多领域的建树，被推崇为“冲绳（琉球）学之父”。对伊波学说的研究，中国学界虽然十分关注，但仍属新鲜课题。一、古琉球及灭国后的学术传承危机自《隋书》伊始的中国古籍，包括明清两代册封使的《使琉球录》，为古琉球历史研究提供了十分丰富的素材。在琉球史籍方面，有被视为正史的《中山世鉴》（1650年）、《中山世谱》（1701年）、《琉球国由来记》（1701年）、《球阳》（18世纪中期）以及《历代宝案》（1424～1867年）等大批典籍，纪录琉球文明与琉球王国存在实况，形成为多层面内容的琉球学术。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后走上对外扩张之路，1879年强占琉球列岛设置冲绳县，琉球岛国变成了日本东亚扩张的第一块殖民地。日本以“冲绳”之名取代“琉球”，将冲绳（琉球）人规定为日本人之一支，冲绳历史是日本全国史之下的地方史，控制历史编纂以为其同化政策服务。二、“孤岛苦”与琉球民族论琉球士族曾发动“复旧运动”“救国运动”等抵抗运动。琉球人的“忧国哀史”，与日本社会各界同情合力，促成一批琉球历史文化论著出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世界范围的民族解放运动，日本国内也有大正民主运动。其时琉球历史研究的声势与规模，有描述为“琉球论的喷涌”。伊波普猷的研究在其中最具代表性。伊波指出琉球人来源有多方向移民路径，介绍自己有移民血统是为“中国人子孙”。伊波对于自身家世命运的细致描述，可谓琉球人社会变迁的一段缩影。有研究认为，“孤岛苦”是贯通伊波“琉球史主线”的关键词，“南岛的自然与人为的=政治暴力压榨之下的‘琉球史’的多重苦难，都在伊波的‘孤岛苦’这一词语中得到集中表现”。伊波指出“日本人是混杂人种”。“既然已经是混杂人种了，就一定不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如此要求琉球族与大和族平等，区分琉日双方的多面关系，意义巨大。伊波的琉球民族论，是伊波学问成功一章，也是伊波学术的核心内容之一。三、王国政治论与琉球对外关系伊波普猷重视琉球和日本双边关系，平衡地建构琉、中、日三边关系研究。他在1926年指出：“要而言之，冲绳县的穷困原因，远在中央的榨取及其政策，近在冲绳自身的统治阶层过多消费。”1930年伊波描述琉球是长满苏铁植物的人间地狱：“我想说的是南岛今日的穷困状况，世人谓之苏铁地狱，其原因，可以说古有岛津氏所为，近是中央的榨取政策。总之，从岛津氏统治的奴隶状态下解放出来的南岛人，现今犹在濒死状态下疲劳竞争。”战后，伊波加重批判日本中央“榨取”政策使冲绳人处于“半殖民地化”状态，将萨摩与中央幕府政权并列，描述为“有组织的倭寇”。伊波评述明清500多年琉球与中国的关系，比较琉、中、日三边关系：“在萨摩方面是无穷尽的榨取，从中国来的总是恩惠，岛民的中国崇拜热逐渐高涨。”萨摩入侵琉球之后全面掠夺琉球财富，琉球人面临灭绝危机，幸亏前些年从中国引进甘薯并种植成功，中国甘薯免除了琉球人“饿死的恐惧”。伊波学术的政治倾向性，使他在冲绳县当地一直受到官方打压，长年漂泊东京。但是伊波对琉球文化历史的研究丝毫没有懈怠。每每论及琉球人的命运，伊波总是悲愤慷慨，故获一诨号“慷慨家”。四、“日琉同祖论”再探讨有关伊波普猷“日琉同祖论”研究，是民族史、政治史议题的延伸性专题讨论。虽然伊波在多领域研究都获得好评，但是其“日琉同祖论”及相关论述受到不少批判。伊波的学术与品行没有“媚日”成分。伊波的认识、治学动机与人品、性格诸方面，决定了伊波基于人类学语言文化研究的“日琉同祖论”，和日本萨摩的殖民同化政策具有属性区别。五、战后伊波的历史研究与伊波学术评价伊波普猷的《冲绳历史物语》既是其个人的收官作品，也是战后琉球历史研究的开局之作。指出日本政府与世界性“全体主义”合流，掀起“极端的国家主义、军国主义运动”，最终“无视人民的生活而支持军备扩张，与军部的青年将校合作，采取了暗杀手段，压迫和平主义指导者，策划了对中国的侵略”。他引用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所说：“冲绳诸岛是我们的天然国境。对于美国保有冲绳，我不认为会受到日本人反对。为什么呢，因为冲绳人不是日本人，日本人还放弃了战争。美国空军布置在冲绳，对于日本具有重大意义，是对于日本安全的明确保障。”伊波在战后提出了“冲绳之归属问题”，不过又指出，冲绳人固然有表达希望的自由，但命运并不能完全由自己决定：“所有一切，只能听凭后来者之意志，别无选择。”其夫人冬子曾记录了伊波的同样说法：“冲绳凭一己之力独立是不可能的。世界的弱小民族没有解放之际，冲绳也得不到解放。”结语如何整理伊波学术遗产，原琉球大学资深学者金城正笃指出：“对于伊波普猷的学问业绩，我绝不会给予否定或过小评价，但是也反对过大的评价。正确指出他的谬误与有疑问之点，并加以批判与检讨，要认识到这是作为‘后来者’的我们的责任。”想了解更多书籍详情及购买保存二维码到相册，打开App扫码可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文论》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图片来源于网络。实习编辑徐滕博雅整理）▼往期精彩回顾▼

日本京都府立大学文学部教授菱田哲郎在《日本文论》2021年第1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李乾、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李坤在《日本学刊》2022年第1期发表《消极“安全化”与政治社会化：日本儿童版的双重逻辑》（全文约2.6万字）。

郑寅珑和佟君在《日本文论》2021年第1辑（总第5辑）发表《对“白虹贯日，太子畏之”的接受研究》，第36-55页。郑寅珑和佟君认为，紫式部创作《源氏物语》时深受中国典籍影响，其中，头弁朗咏“白虹贯日，太子畏之”一句汉文该做何解读，自古以来便争论颇多。此句出自汉代邹阳《狱中上梁王书》，最早见于《史记》，以荆轲刺秦王的典故为背景。根据研究，《河海抄》的注释最为关键。第一，关于“太子畏之”的“畏”，中国古代学者有“畏惧”与“怀疑”两种解释，而《源氏物语》语境下当理解为“畏惧”，不过邹阳原意当为“怀疑”。第二，关于“白虹贯日”，邹阳认为上天被荆轲的精诚所感动，因此出现“白虹贯日”的吉兆，而在《源氏物语》中暗指光源氏想谋害朱雀天皇。据此可知，朗咏者头弁误读汉文，将歌颂反抗暴政的典故理解成“以下犯上”。紫式部通过塑造这一人物，呈现以右大臣一族为主导的朱雀朝的乱世景象。不过，前人并未提及，与通行观点相反、断章取义式“误读”也有可能是《源氏物语》作者紫式部本人的无心之失，只是现今并无实证。《源氏物语·贤木》中头弁吟咏的“白虹贯日，太子畏之”该如何解读，日本学界一直存在争论。自古至今的注家、研究者在“白虹贯日”的天象寓意、“畏”字的理解以及人物对应关系的解读上异见横出，值得系统梳理探讨。一、研究回顾古注释书及先贤研究极大地丰富了解读的可能性，如果在此基础上要提出新论，则至少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太子畏之”的“太子”指谁？“畏”为何意？第二，“白虹贯日”之象征为何？第三，头弁之意为何？与中国典籍有没有出入？第四，紫氏部此处书写有何寓意？二、“白虹贯日，太子畏之”的出处、原意及分歧（一）“白虹贯日”：凶兆还是吉兆？据考，此句最早见于《史记》所载汉代邹阳的《狱中上梁王书》，《汉书》《文选》等典籍中亦有同类记载。裴骃《史记集解》、司马贞《史记索隐》、颜师古《汉书注》及李善《文选注》皆认为“白虹贯日”即一种天象。然而，“白虹贯日”原本为君王受到危害的凶兆，晋唐之人却广泛采纳了荆轲“精诚感天，白虹为之贯日”（应劭）的说法。这是因为在中国的传统叙事中，燕丹与荆轲并不是企图谋反的乱臣贼子，而是勇于反抗暴秦的悲剧英雄。因此，“白虹贯日”虽然为凶兆，但在荆轲刺秦的典故中成为义士感动上天的经典意象。（二）“太子畏之”：恐惧还是怀疑？“畏”字见解主要分为两种：一是“畏惧”，即太子丹有畏惧之心，以《烈士传》“见虹贯日不彻”为代表，司马贞、李善同；二是“怀疑”，即太子丹怀疑荆轲不去刺杀秦王，意即怀疑荆轲有畏惧之心，以《史记索隐》引王劭之语为代表，颜师古同。根据上下文意，应作“怀疑”解。然而，《源氏物语》取“畏惧”义，与邹阳原意不合。三、“白虹贯日”天象在平安时代的意义“白虹”在日本古代作为不祥之异象被普遍认知，“白虹贯日”依然象征对君王不利的凶兆。头弁一方面以“白虹贯日”暗示光源氏一派有谋反之意，另一方面则以绝对的自信表示“你们的谋反必败，最后只落得恐惧担心的下场”。至于日向福等主张的“虹蜺主内淫”说，解释此处并不准确。四、燕太子丹、荆轲及秦始皇在平安时代的人物形象荆轲刺秦王的故事随着《史记》《燕丹子》等典籍传入日本后，关于燕太子丹、荆轲及秦始皇三人的形象多见于时人之记载，与中国传统典籍的记述基本一致。分析可见，首先，荆轲作为侠士广为人知；其次，秦始皇的暴虐形象深入人心；最后，燕太子丹典故的化用更为复杂，与一条天皇时期最大的政治动荡“长德之变”有所联系。光源氏与藤原隆家分别在文学作品与历史现实中被比作燕太子丹，从而形成物语与现实之间的互文，使物语内涵更具深意。结语头弁所言“白虹贯日，太子畏之”的意思是：“你（光源氏）作为臣子意欲对朱雀天皇行不轨之事，但如同燕太子丹恐惧刺秦失败那样，你也不会成功的。”然而，头弁的朗咏虽然达到了他想要刺激光源氏的效果，却是不恰当的，只是因为这句话语义所指向的燕太子丹与秦王的故事为当时日本贵族所熟知而已。秦王的暴虐、荆轲的忠义、燕太子丹的忧愤与不安乃是中日文献共同呈现的，也是平安朝日本贵族所接受的文化教育内容。头弁无视已有的历史叙事传统，将歌颂反抗暴政的典故理解成“以下犯上”，可见他作为右大臣家族的后起之秀，器量、学问却极其粗浅，与受文人仰慕爱戴的光源氏形成了鲜明对比。紫式部仅仅用一句汉文朗咏便成功塑造了头弁这一人物，也是见微知著，足以想见以右大臣一族为主导的朱雀朝的乱世景象。除此之外，前人尚有一点还未论及，即此处误读是紫式部故意而为，还是无心之失？本文遵循研究学史的通行观点，认为乃是紫式部为塑造头弁这一人物形象以及为整体故事做背景铺垫而有意预设了一种误读。不过，根据抽丝剥茧的层层分析可见，紫式部本人犯错误用也是极有可能的。当然，这也仅是一种可能，现今并无实证。想了解更多书籍详情及购买保存二维码到相册，打开App扫码可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文论》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图片来源于网络。实习编辑徐滕博雅整理）▼往期精彩回顾▼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李乾、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李坤在《日本学刊》2022年第1期发表《消极“安全化”与政治社会化：日本儿童版的双重逻辑》（全文约2.6万字）。

东北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苏杭、东北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博士研究生于芳在《日本学刊》2022年第1期发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背景下日本供应链安全保障的新动向》。

日本奈良大学教授吉川敏子在《日本文论》2021年第1辑（总第5辑）发表《日本女帝研究》（史冰容译），第26—35页。吉川敏子认为，日本古代史上曾经出现过多位女帝，日本学界开始在女帝与男帝为同等的君主的认识下论述女帝存在的历史意义。日本的女帝制度演变，经历了排除女系天皇、女帝登场、确立女帝过渡、女帝带来双重王权以及女帝终结的过程，这与同时期日本国家的王权状态存在密切联系。女性上皇和男性上皇存在差异，即女性上皇照顾天皇，男性上皇脱离国家政事，在不断尝试、不断犯错中摸索出的女性上皇辅佐天皇的双重王权体制，具有牵制外戚势力、保障皇室对天下强有力统治的作用。日本和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差异是女帝是否存在。在中国历史上，通过易姓革命即位的女帝只有武则天，但日本历史上曾有过8位计10代女帝，其中有6位计8代女帝集中出现在6世纪末至8世纪后半叶的约180年内。学界对日本古代女帝的关注度很高，在先行研究中，已经推翻了巫女王说、妹兄和姐弟分别承担祭事与政事的姬彦制等学说，开始在女帝与男帝为同等的君主的认识下论述其历史意义。本文将概述日本女帝出现的过程，并考察同一时期日本的王权状态。一、排除女系天皇关于女帝即位的原因，有过渡论和过渡否定论两种对立的观点，但女帝在皇位继承上起了过渡作用是不争的事实。在男系主义的皇室，女帝仅凭自己的血脉无法生出王位继承人（女系天皇）。本文以正统的男系天皇继承王位为前提，评价女帝在皇位继承中的过渡作用。757年施行的《养老令·继嗣令》“皇兄弟皇子”条中明确规定排除女系天皇：“凡皇兄弟皇子，皆为亲王，〈女帝子亦同〉以外并为诸王。自亲王五世，虽得王名，不在皇亲之限。”《养老令·继嗣令》“王娶亲王”条规定：“凡王娶亲王，臣娶五世王者听。唯五世王，不得娶亲王。”根据《令集解》所引的古记，701年制定的《大宝令》里也有“女帝子亦同”的本注。“皇兄弟皇子”条的规定是以女帝能够诞生子嗣为前提的，“王娶亲王”条的规定为女帝子嗣中的男系与王室保持血缘关系提供了保障。避讳女系天皇的意识可以追溯到大宝令制以前。日本首位女帝是592年即位的推古天皇，不过《日本书纪》里记载了神功皇后、饭丰青皇女、春日山田皇女等人或主动执政或被动执政的传说。她们不仅出身皇族，而且执政之后都没有配偶，推古天皇之后的诸位女帝也具有这样的特征。暂且不论上述叙述的历史真实性，至少“女性王族执政”作为理所当然之事流传下来。此外，《日本书纪》中将应神天皇和显宗天皇的即位时间分别安排在神功皇后和饭丰青皇女死后，这一点也表明，在645年皇极天皇让位以前，她们执政的传说就形成了。二、女帝登场与王位继承的探索本节将探讨日本首位女帝——推古天皇和第二代女帝皇极（齐明）天皇的即位过程。（一）推古天皇推古天皇在崇峻天皇被苏我马子暗杀后，由群臣推举，于592年即位。当时，宣化天皇、钦明天皇的子辈没有被推举为王，他们下一代的王子们也未达到年满30岁的即位资格。于是，作为下一代王位继承人的过渡，产下男性子嗣的钦明天皇女儿、敏达天皇大后受到群臣拥立。钦明天皇的女儿中，虽然穴穗部间人皇女、用明天皇大后也产下厩户皇子，但她此时已再婚。当然，拥立推古天皇并不只是因为她没有再婚，她的统治能力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虽有厩户皇子、苏我马子的辅佐，但日本与隋朝通交、制定冠位十二阶、大兴佛教等政策无疑是因推古天皇的决断力才得以成功实施。推古天皇在628年去世之前（75岁）一直在位，在她去世之前，下一代优秀的王位继承人选都去世了。因为推古天皇长寿，王位向下一代过渡失败。同时，因为群臣推举拥立为王的惯例，她的下一代还围绕王位继承发生了纠纷。（二）皇极天皇、齐明天皇641年舒明天皇去世时，曾经与舒明天皇竞争王位的山背大兄仍然健在，而舒明天皇的皇子尚年幼。于是，作为舒明系下一代天皇的过渡，皇极天皇即位了，但是她也未能完成理想中的过渡。在经历了645年“乙巳之变”的混乱后，皇极天皇放弃统治地位，将王位让给了弟弟孝德天皇，由此完成了日本历史上首次生前让位。有学者认为这次让位是由孝德天皇主导的，但笔者不认同这种观点。作为一个被后世认为通过大胆发动政变篡夺王位、主导大化改新的人物，孝德天皇留下的身影未免过于单薄。此时，舒明天皇的子辈中，外戚苏我本宗家在“乙巳之变”中被灭，古人大兄皇子出家去了吉野，皇极天皇所生的中大兄皇子年仅20岁。因此，把孝德天皇即位看成大王突然放弃统治权而下一代有继位资格者空缺的应急措施更为妥当。如此一来，皇极天皇便成为日本史上首个前大王，她在放弃统治权后暂时退出了政治舞台，其后的大化改新由中大兄皇子主导，以孝德天皇的名义推进。《日本书纪》记载，中大兄皇子曾用“天无双日，国无二王”来表达他的一君思想，虽然该言论的真实性已无从考证，但据此可以推测革新政府未曾设想会出现前王与现王并存的双重王权。可是，白雉四年（653）中大兄皇子与孝德天皇的对立公开化，事态的发展显现出前大王皇极巨大的影响力。孝德天皇不承认“倭京还御”，中大兄皇子却奉迎皇极回京，公卿百官都追随中大兄皇子。如果皇极不与中大兄皇子同行，中大兄皇子就难以带动百官，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人们依然介怀前大王所保持的王权威力。尽管推古、皇极两位女帝的过渡失败了，不过作为其副产品，统治阶层认识到让位会造成两个王权并存的情况。654年，孝德天皇去世，尽管中大兄皇子已经满足继承王位的年龄条件，结果却是皇极重新登基，即齐明天皇。齐明天皇即位有多重理由，笔者曾经主张，下定决心发动“乙巳之变”的中大兄皇子以在推古女帝治下施展政治才能的厩户皇子为榜样。孝德天皇的去世为中大兄皇子实现政治理想留下了可能性，但齐明天皇即位还有另一个理由，即在7世纪中叶激荡变幻的国际局势中，日本的统治阶层意图通过将权力集中于既有的皇极王权之下来强化王权。三、确立女帝过渡的方式持统天皇确立了女帝可以将王位传给她中意的皇嗣这一王位继承方式，并为元明天皇、元正天皇所沿袭。（一）持统天皇持统天皇即位时，已有让位的先例。持统天皇的丈夫天武天皇去世后，本来定下的继承人草壁皇子留下7岁的轻皇子（后来的文武天皇）等子嗣也去世了。在此悲惨的状况下，为了孙子能够继承皇位，690年持统天皇即位。持统天皇也是十分有能力的统治者，她将天武天皇推进的藤原京迁都、制定《飞鸟净御原令》等许多有助于律令国家形成的政策付诸实践。轻皇子15岁时，为了维护天武系的皇统，持统天皇搬出一度被否定的、由天智天皇制定的“不改常典”（不论皇太子年龄直接继承皇位的继承法），在立太子后让位。由于15岁的少年天皇尚不具备足够的统治能力，持统天皇以太上天皇（上皇）的身份辅佐皇孙。因此，文武朝施行《大宝令》、702年再次派遣遣唐使等政策，想必都是政治手段熟练的持统上皇牵头进行的。持统天皇深知祖母皇极天皇身为前大王的威严，她灵活地吸收借鉴父亲天智天皇制定的“不改常典”，并成功地加以应用。持统天皇是首位将皇位让位给理想的继承人并以上皇身份实现共同统治的王。由于天皇是超出法律的存在，所以并没有法律明文区分天皇与上皇的权能。但是，在《续日本纪》大宝二年（702）十月甲辰条开始出现的有关持统上皇行幸三河的记载中，行幸中的持统上皇行使了本应属于天皇的授勋、赐姓、赐封等大权，故可窥见上皇仍拥有与天皇类似的权能。（二）元明天皇庆云四年（707），文武天皇留下7岁的首皇子（圣武天皇）去世，享年25岁。当时，持统上皇已经去世，文武天皇的母亲与其同父异母的姐姐持统天皇做了相同的选择，即天皇位而成为元明天皇。她秉承文武天皇的遗志，实现了平城迁都，切实实行律令制。灵龟元年（715），元明天皇退位，继承皇位的并不是15岁的首太子，而是元明天皇的女儿、未婚的元正天皇，她相当于皇太子的伯母。《续日本纪》中，灵龟元年九月庚辰颁布的让位诏书中记载了元明天皇因体力衰弱，表达了退位的想法：“因以此神器，欲让皇太子，而年齿幼稚，未离深宫。庶务多端，一日万机。一品冰高内亲王，早叶祥符，夙彰德音……传今皇帝位于内亲王。”如果只将元明天皇让位给元正天皇归因于首皇子过于年幼而让元正天皇起“衔接”作用，这种解释并不充分。元明天皇应该考虑得更长远，她考虑的是首皇子即位后的国家体制问题。文武天皇虽然15岁就已即位，但是文武朝的前半期都处于文武天皇与持统上皇的双重王权统治下。大宝二年持统上皇去世后，年仅20岁的文武天皇作为唯一的统治者开始独自承担国家统治的重任，但年纪轻轻就去世了。祖母与儿子、孙子的共同统治不会长久。因此，皇室从上述持统—文武天皇的统治中，得出了“拥立上皇长寿，以祈求稳固王权”的结论。实际上，元明天皇在养老五年（721）去世时，首皇子年仅21岁。（三）元正天皇东野治之通过考察自天武朝开始，持统、文武、元正、圣武、孝谦等相连朝代的正仓院宝物赤漆文罐木厨子的来源，指出元正天皇代替长年患有精神疾病的藤原宫子——首皇子的生母，成为首皇子名义上的母亲。元正天皇终身未婚，正是为了维护首皇子的皇权，她的即位与让位也有可能是文武天皇的遗志，即为首皇子的将来考虑。元正天皇即位后，也在元明上皇的辅佐下果断地开展了税制改革。岸俊男指出，元明上皇的存在感之强，从其去世前后的状况可见一斑。元正天皇在上皇去世后的两年多时间内，作为唯一的王执掌朝政，通过颁布《三世一身法》等具体政务来彰显自己的存在感，并在神龟元年（724）二月让位于圣武天皇。元正天皇的在位时间仅八年半，但是其作为上皇的生涯长达24年。与之前的上皇不同的是，她虽然不是圣武天皇的直系至亲，权威却不逊于其他上皇。天平十三年（741）七月，元正上皇移驾恭仁宫，先入恭仁宫的圣武天皇在河畔迎接元正上皇；天平十五年（743）五月，圣武天皇密宴群臣时命皇太子阿倍内亲王（后来的孝谦天皇）跳五节舞，出席宴会的元正上皇颁布诏书，向下臣诏示了皇太子阿倍内亲王的正当性。这些事例都表现出上皇权威之高。从天平十二年（740）十二月到天平十七年（745）五月，元正上皇与圣武天皇在平城京、恭仁京、难波宫、紫香乐宫之间经常分别行动。天平十六年（744）二月，左大臣橘诸兄在圣武天皇缺席的情况下，在难波宫宣布迁都难波宫的敕令，这很有可能是上皇的敕令。此事是否取得圣武天皇的同意以及宣诏的经过都尚不明确，所以无法据此判断天皇与上皇权力孰轻孰重，但可以知晓的是，上皇也拥有下令迁都的权能。上皇下令迁都的行为，在弘仁元年（810）的平城上皇之变中也有佐证。四、女帝带来的双重王权问题孝谦天皇是日本历史上最有特点的女帝。首先，她于天平十年（738）成为日本历史上唯一一位女性皇太子，并于天平胜宝元年（749）在男性天皇生前让位后即位，这在历史上也属首次。未婚未育的孝谦天皇在天平宝字元年（757）立远亲大炊王（后来的淳仁天皇）为皇太子，翌年让位于他。孝谦天皇虽于天平宝字六年（762）出家，但在天平宝字八年（764）用武力夺回皇位，在未还俗的情况下复位。她也是日本历史上唯一一位拥有僧籍的天皇。更甚者，她还想让自己成为根据血统继承皇位制度的终结者，创立佛法王统，打算拥立她崇敬的道镜和尚为天皇。宝龟元年（770），孝谦天皇去世，僧侣统治国家的构想由此破灭，天智系的光仁天皇即位。像孝谦天皇这样策划终结天皇世系的天皇也是特例。下文将尝试分析这位特殊女帝出现的来龙去脉。首先，分析孝谦天皇被立为太子的背景和目的。草壁皇子去世后，在文武天皇、圣武天皇皇位的嫡亲继承体系中，不只是女帝，正如正仓院宝物黑作悬佩刀所象征的那样，深受草壁皇子信任的藤原不比等也拥有卓越的功绩。圣武天皇的外祖父藤原不比等在他即位前去世，据传圣武天皇十分看重妻子——藤原不比等的女儿藤原光明子以及她的兄弟，连自己的接班人也坚持选立藤原氏所生的皇子。神龟四年（727）闰九月，光明皇后产下男婴，十一月他就被立为太子，但是翌年皇太子夭折。此外，在皇太子夭折那年，皇妃县犬养广刀自产下安积亲王，但安积亲王没有被立为太子。圣武天皇期待藤原家的其他女性能够诞下男婴，之后将藤原光明子的侄女藤原南夫人、藤原北夫人纳入后宫，但是她们都未诞下子嗣。尽管安积亲王是圣武天皇唯一的儿子，但在他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天平十年阿倍内亲王被立为太子，这就否定了安积亲王拥有皇位继承权。当然，如果此后藤原家的妃子诞下男婴，其自然应该是正统的皇位继承人。即便如此，阿倍内亲王也不会被废掉太子地位，而以皇女身份度过平稳一生。阿倍内亲王被立为太子，不只是作为过渡的皇太子来填补皇太子人选的空白，圣武天皇打算让她继承皇位，再作为上皇辅佐年幼的弟君。曾经入唐求学的吉备真备担任她的东宫学士，阿倍内亲王应该充分学习了帝王知识。最终，藤原家的妃子也未能生下圣武天皇所期盼的男婴。天平胜宝元年，圣武天皇出家，将皇位让给孝谦天皇。虽说圣武天皇已出家，但是他生下儿子的可能性也不是零。圣武天皇去世后，据传光明皇太后曾说：“冈宫御宇天皇（草壁皇子）（乃）日继（波）加久（弖）绝（奈牟止）为，女子（能）继（尓波）在（止母）欲令嗣。”因为男系天皇草壁的皇统到孝谦天皇这里就断了，但是可以从女系那里继承，于是便让淳仁天皇继承皇位。受此影响，孝谦天皇没有起到理想的过渡作用，因而退而求其次，让皇室男性远亲来维系皇统。出家的圣武上皇并不积极关心政事。孝谦天皇在位的一大特征就是，母亲光明皇太后比圣武上皇影响力更大，但她没有像上皇一样颁发敕诏的权限。天平宝字元年爆发橘奈良麻吕之乱，母女意见相左，孝谦天皇违反皇太后平稳事态的意愿，彻查和严惩了嫌犯。可见，皇太后的意向终究只是出于对天皇的辅佐和理解，在这一点上，皇太后与由上皇和天皇形成的双重皇权有所不同。光明皇太后去世后，孝谦上皇与淳仁天皇的不和趋于表面化。天平宝字八年，发生了惠美押胜之乱，孝谦上皇取得胜利，她废黜了淳仁天皇，以称德天皇之名再次登上皇位。为了维持草壁嫡系血统，孝谦天皇成为女帝，但是由于没有接班的皇弟，她主张打破血统的束缚，在拥立远亲男帝而实行共同统治的尝试也失败后，继续摸索新的王位继承方式。而且，称德天皇不只是要与草壁嫡系血统，也要与整个皇室血统诀别，企图成为由佛教徒继承王位的创始人。神护景云三年（769），因为宇佐八幡神讬事件，称德天皇拥立道镜和尚为新天皇失败，但她并未放弃，而是在道镜的出生地河内国建造由义宫并等待下一次机会，不过翌年称德天皇就去世了。称德天皇提出的不依据血统而由佛教徒统治的设想没有得到贵族阶层的支持。在她去世后，这一理想破灭，道镜和尚也被左迁。五、女帝的终结宝龟元年即位的光仁天皇否定了女帝和嫡系继承制度。他即位时已经62岁高龄，倘若其命不久矣，按照前例，为了年轻的嫡子他户皇太子顺利继承皇位，他的亲生母亲（圣武天皇的女儿）井上皇后也有可能暂时即位。但是，井上皇后因为宝龟三年（772）的诅咒事件被废，他户皇太子亦被废黜，而且宝龟六年（775）两人同时暴毙。由此，女帝再次登场的可能性被抹杀了。继而，光仁天皇在临终之年，即宝龟十一年（780）将皇位让给正值壮年的桓武天皇，此举意味着否定了将其同母胞弟早良亲王立为皇太子，也意味着否定了直系亲属继承制度。桓武天皇后来也未将皇位传给早良亲王，他希望能够在自己的孩子之间实现兄弟传承。其后，皇位在平城天皇、嵯峨天皇、淳和天皇兄弟间传承，没有再出现年轻天皇与女性上皇的双重王权。直到淳和天皇的接班人仁明天皇时期，因生前让位导致的旁系继承依然时有发生，但是嵯峨天皇经历了弘仁元年（810）平城上皇之变所引发的王权分裂混乱后，在让位于淳和天皇之际，正式宣布不再干涉朝政。自此，天皇生前让位之后引退成为常例。此后，皇位继承从以藤原北家为外戚的嵯峨、仁明系回归直系继承制，在天安二年（858）九岁的清和天皇即位后，幼帝变得很常见。不过，此时并没有为幼帝安排女帝，而是以太政大臣藤原良房摄政为开端，外戚开始代行王权。天皇委任外戚代行王权，表面上虽然维持了天皇的尊贵性，但事实上相对削弱了皇室的权力。结语吉川真司指出了女性上皇和男性上皇的差异，即女性上皇照顾天皇，男性上皇脱离国家政事，这种差异是值得肯定的。不过，不是因为上皇的权限存在性别差异，只是因为即位和让位的目的不同，所以平城上皇甚至可以发出平城迁都的号令。新的皇位继承人尚未出生，女帝即位和让位的目的是保障正统的男系天皇继承皇位和照顾年幼天皇，在使命上就与男帝存在本质的不同。可以说，从不断尝试、不断犯错中摸索出的女性上皇辅佐天皇的双重王权体制，具有牵制外戚势力、保证皇室对天下强有力统治的作用。藤原仲麻吕企图通过皇位继承的外戚化建立独裁体制，而击溃其野心的正是日本古代历史上的最后一位女性上皇孝谦，这一点颇值得玩味。想了解更多书籍详情及购买保存二维码到相册，打开App扫码可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文论》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图片来源于网络。实习编辑徐滕博雅整理）▼往期精彩回顾▼

崔健：日本增强经济安全考量强化外资管理【日本文论】蔡凤林：东亚历史视域下的日本天皇制形成过程探析江瑞平：中日关系：知命之年的新认知扫码关注我们更多精彩等您发现

【日本文论】蔡凤林：东亚历史视域下的日本天皇制形成过程探析江瑞平：中日关系：知命之年的新认知《日本学刊》2022年第1期目录及摘要扫码关注我们更多精彩等您发现

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蔡凤林在《日本文论》2021年第1辑（总第5辑）发表《东亚历史视域下的日本天皇制形成过程探析》（第1-25页）。蔡凤林认为，在日本政治史研究中，天皇制是核心课题之一。日本古代天皇制的确立是以律令制国家建设为政治前提的王权高度集中过程，呈现出律令制建设与天皇制建构交融并进的政治发展轨迹。天皇制形成的内因在于古代日本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随之产生的国内政治发展需求，外因则是围绕朝鲜半岛问题展开的东亚国际环境对日本的深刻影响。古代日本始终和东亚大陆保持着紧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在古代日本统一王权的建立、律令制国家建设、王权向皇权迈进、天皇制确立的一系列过程中，均能看到古代东亚地区政治文化发展及政治局势变化的巨大影响。其核心纽带是朝鲜半岛这一文明通道，或可说朝鲜半岛问题是催生日本天皇制的主要动力之一。在日本政治制度史上，天皇制作为重要的组成内容和表现形式延续至今，且已成为日本的象征之一。天皇制确立后，不仅对古代日本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建立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对日本近代政治及国际关系也产生了极大影响。天皇制是古代日本王权及国家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其形成与古代日本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随之产生的国内政治发展需求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历史上推进天皇制形成的动力还存在外部因素，譬如7世纪以前围绕朝鲜半岛问题展开的东亚国际环境。内因和外因的交互作用促成了日本这一独特的政治制度。一、日本早期王权的形成与古代东亚社会王权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体现国家权力产生和存在的一种普遍形式，皇权则是以皇帝为核心形成的国家政权存在形式，是王权高度集中、扩大的产物。日本天皇制的确立也经历了一个由王权向皇权发展的过程。（一）日本国家雏形及统一王权的形成作为由各种典章制度和组织机构支撑的政治实体，国家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古代成熟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基于一套复杂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实现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日本的国家雏形“邑落国家”是在公元前3世纪或更早的时期由朝鲜半岛移居至日本列岛的稻作民族创建，这是日本王权雏形形成的特点之一。中国的西汉时期，日本列岛“百余国”林立的政治局面向列岛统一王权迈进，这大致发生在3世纪初。日本统一王权的雏形邪马台国联合体形成的重要动力是日本列岛各部族希望获得朝鲜半岛的铁资源或经由朝鲜半岛得到中国的先进物质。军事和外交是构成王权的两大要素。倭王权是奈良盆地各豪族长为了共同掌控通往朝鲜半岛这一文明通道而联合起来的产物，故在王位继承方面必然要求其继承者具有外交和军事指挥能力。5世纪时倭国在统一的专制王权形成道路上迈出了一步，这与得到中国刘宋王朝的政治支持并采用中国的政治制度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其根源在于朝鲜半岛动荡的局势。（二）日本基于“血缘原理”的王位继承制的形成天皇制的思想基础是由专制意识和皇位继承原理构成。其中，皇位继承原理是基于“血缘原理”的王位继承制的发展形式。向王位继承制中导入“血缘原理”是中央集权制和天皇制建设进程中的重要步骤和环节。“倭五王”以后，6世纪初即位的继体天皇的父系是近江（今滋贺县）豪族，母系是越前（今福井县）豪族或出自近江的息长氏。继体天皇出自地方豪族。在天皇制发展史上，继体天皇的即位是重要的转折点。此外，继体天皇的成长环境及其成功即位与古代日本移民集团“汉氏”有密切关系。7世纪末以前，日本的内政与朝鲜半岛问题紧密交织在一起，外交直接影响其内政。7世纪后半叶，日本在“白村江战役”中惨败而陷入空前的国家危机。为了建立以倭王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强化倭王血统和政统的紧迫性加剧，于是倭王开始编造王位谱系，其最后的成果便是出现在《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的“皇统谱”。二、天皇制的确立与古代东亚社会早期王权的形成不代表皇权的建立，但早期王权是皇权建立的政治基础。日本天皇制的确立亦是以律令制国家建设为政治前提的王权高度集中过程，呈现出律令制建设与天皇制建构交融并进的政治发展轨迹。尽管推古朝改革尚未废除部民制而实施真正意义上的律令制度，但开启了日本律令制国家建设的进程，王权得到加强。在日本律令制国家和专制王权建设进程中，大化元年（645）开始的大化革新是一次转折点，朝鲜半岛问题促成了大化革新。大化革新是日本天皇制确立的前夜。7世纪后半叶天智朝和天武朝的改革促成了日本律令制国家的确立，而这些改革的主要动力亦来自当时日本所处东亚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天智朝、天武朝改革，使日本律令制国家建设进程出现了质的飞跃，其代表性成果是《大宝律令》。律令编纂体现的是高度中央集权制国家建设的精神，“天皇”号的启用应是与日本律令编纂事业同步进行的。“天皇”号应启用于天武朝。至于天武天皇使用“天皇”而未用其他专制君主称号，这是基于他与唐朝皇帝的对等心理而仿效唐高宗李治做法的结果。三、余论在古代，日本积极汲取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大陆文明，对东亚大陆呈现出一以贯之的文化“开放性”（近代以后这种“开放性”转向欧美），其进步发展与中华文明（这里主要指典章制度和思想文化）的滋育紧密交织在一起；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与日臻成熟是和吸收中华文明同步展开的，其主因在于中日文明发展层次间的巨大落差和日本社会生存、发展的需求。人的本质特征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以群体形式才能生存发展；同时，人类群体的发展往往又是不同人类群体之间互动的产物。在日本政治史研究中，天皇制是核心课题之一，其形成固然与古代日本国内政治进程的需求有一定的关系，但作为古代日本国家体制的主要发展形式之一，历史上推进日本天皇制发轫并走向确立的动力还需要考虑7世纪末以前日本所处的东亚国际政治环境影响这一重要外在因素。直至7世纪末8世纪初天皇制确立，日本王权的建设发展始终没有超越与古代东亚社会间紧密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而独自推进，其主要动力是日本对朝鲜半岛这一摄取中华文化要素的文明通道的觊觎。简言之，朝鲜半岛问题是催生日本王权及其发展形式天皇制的主要动力之一，日本人的“大陆梦”古已有之。想了解更多书籍详情及购买保存二维码到相册，打开App扫码可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文论》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图片来源于网络。实习编辑徐滕博雅整理）▼往期精彩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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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封二）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21）“努力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暨日本研究所成立4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高文胜和同校博士研究生、山东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张永涛在《日本学刊》2021年第5期发表《日本“巨型FTA”战略：演变、特征、评估及对中国的影响》（全文约1.5万字）。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友骏和同院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赵磊在《日本学刊》2021年第5期发表《疫情背景下日本供应链的重塑及前景分析》（全文约2.6万字）。

《日本学刊》2021年第6期目录及摘要日本研究重磅集刊｜《日本文论》（1-6）"《日本文论》新刊及《日本学刊》2021年增刊发布会"在京召开扫码关注我们更多精彩等您发现

中日关系作者简介：张勇，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繁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日本系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06美日同盟台海危机管理机制与日本的角色转变范

《日本文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主办、日本学刊杂志社承办，为学术期刊《日本学刊》的姊妹刊，每年两辑。1.

2021年12月15日，“《日本文论》新刊及《日本学刊》2021年增刊发布会”在京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多家机构的专家学者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中国知网等相关单位代表和中国社会科学网、人民中国、中国网、中新社、共同社等媒体人士与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研究员在致辞中表示，经过几年的发展，在院相关职能部门、社科文献出版社、中国知网、日本研究六大学会的大力支持下，学刊增刊已连续出版三期，影响力不断提升。2022年，在院领导的亲切关怀和院科研局的大力支持下，日本研究所拟进一步将年鉴性增刊提质升级，创办《中国日本研究年鉴》。对于办好年鉴和《日本文论》，他指出：年鉴是以全面、系统、准确记述上年度学科发展状况为主体内容的资料性工具书，编撰工作务必要在专业性、权威性上下功夫；《日本文论》与《日本学刊》作为姊妹刊，应相互区别，相得益彰，真正实现“双子效应”；两刊都应立足国情，紧扣时代主题，着力为建设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日本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服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杨群在致辞中表示，学术刊物不仅是发表学术研究成果的载体，对于引领学术研究方向、培养学术队伍也会起到重要作用。办好学术刊物需要编辑部和专家学者共同努力，希望《日本文论》继续朝着长时段、广视域、深层次、跨学科的宗旨和目标继续努力，把问题分析得更深入、更透彻；希望明年的《日本研究年鉴》有重点、有亮点，打造好特色年鉴。中国社科院科研局期刊与年鉴管理处处长刘普在致辞中表示，人文社科的繁荣既需要搞好学术研究，也需要做好研究成果的传播与交流，这就需要办好学术期刊、学术集刊和学科年鉴等学术出版物。学术集刊和学术年鉴虽然在内容和定位上与学术期刊有差异，但在传播学术成果、加强学科建设、培养学术人才和开展学术评价、推动对外交流等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日本研究所不仅致力于办好《日本学刊》，每年还出版《日本学刊》年鉴性增刊、《日本文论》，重视为学术研究提供公共产品和平台，希望《中国日本研究年鉴》早日出版。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主任野田昭彦在致辞中表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从1972年成立以来致力于通过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促进国际社会的相互理解，对中国日本研究的了解也是中心的重要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是对日本进行全方位研究的专业研究机构，《日本学刊》《日本文论》等都是了解中国日本研究的重要刊物，希望继续保持合作，期待两本刊物未来越办越好。会议分为“《日本学刊》2021年增刊发布”、“《日本文论》新刊推介”和“大会总结”三个环节。在“《日本学刊》2021年增刊发布”环节，全国政协委员、《日本学刊》代主编高洪研究员对《日本学刊》2021年增刊情况做了详细说明。他表示，2021年增刊的主要内容包括学科综述、日本研究主要论文摘要和著作目录等方面，其在促进日本研究各学科相互了解、引领未来日本研究发展方向等方面得到了各界积极评价。中国知网评价中心副主任张义川就“2020年度日本研究主要论文”的数据来源情况进行了说明，并对未来期刊建设方面提出了宝贵意见，希望未来与《日本学刊》编辑部继续加强合作。学会代表林美茂（中华日本哲学会会长）、邱雅芬（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会长），编委代表蒋立峰（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韩铁英（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徐梅（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等与会专家，分别就学刊增刊建设以及年鉴性增刊提质升级等问题进行了阐述。在“《日本文论》新刊推介”环节，《日本学刊》编辑部主任唐永亮就《日本文论》2021年两辑的选稿、组稿、编辑情况进行了说明。《日本文论》的作者代表蔡凤林（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张艳茹（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杨（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孙家珅（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对所发表文章作了介绍。《日本文论》的编委、审校以及资深专家代表高洪、吴怀中（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张季风（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张建立（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张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国际部主任）、苏金燕（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孟晓旭（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等，就《日本文论》今后的发展方向、选稿组稿、编辑工作等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并希望《日本文论》能够在长时段、广视域、深层次、跨学科的基础研究方面深耕细作，努力成为中国日本研究成果推介的又一高端平台。会议最后由杨伯江所长进行总结，他首先感谢大家就进一步办好《日本学刊》《日本文论》、明确学科和学术定位以及推进《中国日本研究年鉴》的顺利启动等提出的宝贵意见，并作了积极回应。他指出，《日本学刊》和《日本文论》办刊方针要继续与日本研究所学科发展建设方向相结合、相一致；需要从资金和人力两个方面确保《日本学刊》编辑部落实好各项工作。

多维透析日本福岛核污水排放问题过程构建与关系利用：日本决定“排污入海”的生成逻辑（尹晓亮）日本核污水排海问题的综合法律解读——对国际法与国内法上责任救济规定的统筹分析（罗欢欣）基础研究

日本早稻田大学大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科博士研究生邵景楷在《日本学刊》2021年第3期发表《日本“固有领土论”的话语建构——从“北方四岛/南千岛群岛”争端谈起》（全文约4.1万字）。点击图片，进入微店“固有领土”一词为东北亚各国普遍使用的概念，其影响力延续至今。战后最早将“固有领土论”引入国家政治和外交谈判的国家是日本，“固有领土”起初被用来指称日苏（俄）存在争议的北方四岛/南千岛群岛。经过70多年的话语建构、话语扩散、话语绑定，“固有领土论”演变为日本领土政策的统一话术。邵景楷认为，日本的“固有领土论”是在冷战环境下，日本政治家和民间团体出于政治、外交因素的考量，有意建构的一套政治话语，主要服务于日本政府的战后领土主张，既有一定的东亚语言文化特色，又带有浓厚的东西方冷战政治色彩。（一）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邢媛媛在《日本学刊》2021年第3期发表《日俄早期关系中的日本漂流民研究》（全文约2.4万字）。点击图片，进入微店日俄关系始于1697年，到1855年两国签订首个双边条约《下田条约》，此间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可以称为日俄早期关系史。在两国早期关系中，到达俄国的日本漂流民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了不可或缺的纽带作用。到达俄国的首位日本漂流民是传兵卫，受到沙皇格外尊重的是广藏，首批被送返的是光太夫一行。1855年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后，漂流民的概念自此消失，但其影响犹存。一、传兵卫与日俄关系的开端日本人传兵卫是到达俄国的第一批日本漂流民的代表，被称为日俄关系史上的第一位“特殊使节”，是影响俄国早期对日决策的因素之一，对日俄关系进程有着重要意义。1695年，传兵卫带领30艘船的商队前往江户（今东京）。当年冬天,商队在博利沙亚河以南的奥帕拉河口（约北纬52度）遭遇船难。俄国官员与传兵卫之间的问询内容被详细记载在两份《传兵卫见闻录》中，俄国由此获悉日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信息。这是俄国首次直接从日本人处掌握到较为全面、相对准确的日本概况。《传兵卫见闻录》是俄国最早、最完整的日本文化启蒙书，成为俄国了解日本的首批重要参考资料之一，也是彼得一世屡次派探险队“南下”的主要依据。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博士研究生钟瀚声在《日本学刊》2021年第3期发表《文化外交的作用及局限：冷战初期的日本电影节外交（1954—1956年）》（全文约1.7万字）。点击图片，进入微店（一）二战后日美文化外交与东南亚电影节的起源由日本著名电影人永田雅一发起、成立于1954年的东南亚电影节，不仅是亚洲历史最悠久的电影节，也是美国在亚洲开展“文化冷战”的直接产物。由于美苏冷战对人类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影响延续至今，因此需要从更多元的视角切入冷战史的研究。而“文化冷战”的研究框架正是希望能在以美苏政经关系为中心的传统冷战史研究之外，尝试建构更为复合多重的历史面貌。由于“文化冷战”更多强调文化的“单向宣传”而非“互动交流”意义，导致冷战初期美国在亚洲的文化外交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局面。20世纪50年代，尽管美国与亚洲多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建立了密切合作关系，可对于美国文化宣传机构、民间基金组织费心建构的“自由”价值观，大部分亚洲国家并未全盘接受，在战后日美文化外交领域亦如此。美国利用新闻总署、亚洲基金会等机构，在亚洲发动一系列“文化冷战”攻势，一定程度上确实起到了作用。当永田雅一于1953年5月与亚洲基金会在东京的项目负责人约翰·米勒(John

厦门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何军明教授与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丁梦在《日本学刊》2021年第3期发表《日本地方政府对外交往的实践及启示——基于“一带一路”的视角》（全文约2.0万字）。点击图片，进入微店何军明、丁梦认为，日本地方政府对外交往模式的主要优势在于：一是日本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地方政府对外交往的重要作用，将其作为国家总体外交的组成部分；二是日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涉外事务上形成了权责明晰、关系顺畅并且有助于激发地方活力的制度安排；三是建立了发达的半官方机构体系。基于此，日本地方政府对外交往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成功的经验和模式，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参考价值。中国可根据具体国情，参考、借鉴日本的经验和模式，从发挥地方政府对外交往的独特作用、建设中国特色地方政府对外交往制度体系、建立高效灵活的半官方机构体系等方面推动地方政府在对外交往中发挥更大、更有效的作用，深化“一带一路”多层次国际合作。（一）发挥地方政府对外交往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和国家总体外交中的独特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地方政府的特殊性质使其在对外交往中具有独特作用。从日本的经验可以发现，一方面，各级地方政府在对外交往中不仅可以依托其“准政府”地位来提升对外交往的权威性，同时又可以避免中央政府在国际事务中可能受到的种种限制，具有更加灵活的操作空间；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国内可以凭借其接触基层的渠道优势，为本土的企业、商业团体以及智库开展国际交流创造非正式但具有良好合作弹性的交流平台。重视和发挥地方政府对外交往的独特作用有助于更好应对共建“一带一路”面临的挑战。首先，地方政府在执行国际合作“软项目”领域具有独特优势。一是中国地方政府具有丰富的地方民生治理经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软项目”往往与地方社会经济生活紧密相关，需要对地方治理有一定的经验，而这方面恰恰是地方政府相对于中央政府部门的优势所在。二是地方政府能够契合“软项目”自身的特点,各类“软项目”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单个项目金额小、工作细碎而且需要长期持续进行的特点，这显然不适合中央政府部门去执行，民间机构能力有限也难以实施，而地方政府决策环节相对简单、执行力强，正是最适合的实施主体。三是地方政府作为实施主体有利于带动相关的市场化运作，地方政府具有“半官方、半民间”的特征，其对外项目合作往往能够吸引地方企业参与，并带动与项目相关的其他领域的市场化民间交流合作，能够在中观和微观层面加强“一带一路”经济融合，对加强民心相通起到重要作用。其次，地方政府是“一带一路”经贸合作走深走实的重要创新主体。在2019年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希望同各方一道，绘制精谨细腻的‘工笔画’，让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目前，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走出去”的主要是大型央企，而沿线国家大多经济总量小，多数企业都是中小企业，企业规模不对等，双方全面合作难以真正展开。吸引投资、促进贸易、旅游推介等经贸交流合作一直是地方政府对外交往的重点领域，地方政府的对外交往合作能够更好地带动中小企业“走出去”，丰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层次。此外，中国地方政府自改革开放以来进行了大量制度创新，相较于中央政府而言更加灵活，具有较强的创新动力，加强地方政府对外交往将有助于“一带一路”基层合作模式的创新发展。再次，地方政府对外交往可以作为推进“一带一路”第三方市场合作的重要方式。就中日合作来说，第三方市场合作可以作为中日两国进行国际产能协调的新模式，充分利用中日两国各自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比较优势，是实现中国、日本与第三方市场国家三方共赢的重要路径。第三方市场合作不仅需要中央政府层面的政策对接和战略合作，还需要搭建地方政府、跨国企业以及商业团体等其他层面的沟通交流机制，从而为第三方市场具体合作项目的信息共享、问题磋商以及矛盾协调等开展精准对接。比如在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进程中，中国吉林省政府与日本鸟取县政府就第三方市场合作中的自动驾驶辅助技术设备（ADAS·EV）项目达成了合作备忘录。可见，两国地方政府依托对外交往的灵活性，能够从微观层面直接参与和推动第三方市场的项目合作。最后，地方政府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对外交往有利于“双循环”的畅通与衔接。中国共产党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双循环”需要国内国际循环的相互促进，它不仅需要中央政府的相关政策支持，还需要地方政府在贯彻实施中央政策过程中能够根据地方的特点和需求在中央的政策范围内进行再创新。这种在中央的框架下先在部分地方进行制度创新、再进行复制推广的方式有效降低了“双循环”制度创新的风险。中国地方政府在中央的部署下设立了自由贸易试验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示范区、服务贸易创新试点等对外经济合作的创新平台，依托这些平台，地方政府对外交往在新发展格局中承担着衔接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重要支点的作用。（二）构建中国特色的“一带一路”地方政府对外交往制度体系日本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涉外事务上形成了一套权责明晰、关系顺畅并且有助于激发地方活力的制度安排。由于中日两国在诸多领域存在差异，所以在适当借鉴日本经验的同时，还应注重构建符合中国发展实际的地方政府对外交往制度体系。目前，中国外交部设有外事管理司，其职责主要是协调地方政府、国务院各部门以及中央企业的对外事务。各省市均设有外事委员会、外事办公室，中国地方政府对外交往也在共建“一带一路”领域进行着丰富多彩的实践。但总体来看，中国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涉外事务领域的权责还需要进一步厘清，地方政府对外交往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还可以进一步充分发挥，中央对地方政府对外交往的支持和指导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可借鉴日本的某些经验，从提高地方政府对外交往的能力和积极性、主动性入手，构建系统的制度安排。一是统筹全国地方政府对外交往的顶层设计，制定地方政府对外交往的总体发展战略规划。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已经开展了一系列针对性强、重点突出、适合地方发展特点的对外交往工作，初步形成了全国地方政府对外交往的整体构架。在此基础上，可统筹规划“一带一路”框架下地方政府对外交往的顶层设计，出台地方政府对外交往的总体发展战略规划，为地方政府对外交往发展提供宏观指引，地方政府则可基于此制定有特色的对外交往的发展规划方案。二是厘清地方政府对外交往的职权范围，完善中央与地方外事领域的双向沟通协调机制。可结合中国自身特点，借鉴国际经验，出台一系列地方政府参与国际合作的规范性文件，厘清职责，在国家总体外交框架内适度扩大地方政府对外交往分权，提高地方政府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建设完善沟通协调机制，在国家外交大局中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三是提升和强化地方政府对外交往的能力，在中央的授权范围内推动地方政府开展同“一带一路”沿线各类主体的交流合作。交流合作对象可以是沿线国家地方政府、跨国企业、民间机构，也可以是国际组织、外国中央政府。提升地方外事办公室的地位并加大资源投入，研究实施一批“一带一路”地方政府对外交往试点，探索沿海沿边地方政府的对外交流合作模式。通过试点探索、形成可复制的经验，创新相关制度安排。（三）建立高效灵活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半官方机构体系半官方机构是介于政府机构和民间机构之间的行为体，既具有政府机构的正当性和政策支持，又具有非政府机构的灵活性。日本国际交流合作领域的半官方机构相当完善，而且各机构分别负责专门和专业的领域，形成了一整套机构体系，在促进地方政府对外交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国际交流合作的相关机构在改革开放以来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存在一些亟待改善之处。一是缺乏有影响力的、专门的地方政府对外交往的牵头组织。二是对相关的半官方机构投入不足。目前，中国半官方机构经费来源主要有社会捐助、自身收入和政府资助，政府资助是主力，而政府资助投入难以满足当前需要，相关机构往往难有足够的资源去支持地方政府对外交往工作。三是未能形成完整的机构体系。当前中国在文化教育交流、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对外援助等专门领域的全国性半官方机构较为缺乏，难以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总之，“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开展地方政府对外交往需要高效的中间组织体系。为此，可借鉴日本经验，加大投入力度，有针对性地在“一带一路”各个合作领域建立支持指导地方政府对外交往的半官方机构，尤其可重点建立体现“软实力”的专业性半官方机构，通过与地方政府紧密合作，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等“硬项目”配合服务。同时也可支持地方政府参与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半官方机构，如2017年杭州市政府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在世界城地组织（UCLG）亚太区框架下牵头成立了“一带一路”地方合作委员会(BRLC)，促进这些机构在推动地方政府共同抗击疫情、城市治理互学互鉴、数字经济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图片来源于网络。实习编辑徐滕博雅整理）▼往期精彩回顾▼何军明、丁梦：地方政府对外交往在日本公共外交中的作用与经验平力群：国家创新体系、创新种类与日本经济波动朱锋：中美战略竞争与日本的安全战略选择扫码关注我们更多精彩等您发现

厦门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何军明教授与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丁梦在《日本学刊》2021年第3期发表《日本地方政府对外交往的实践及启示——基于“一带一路”的视角》（全文约2.0万字）。点击图片，进入微店何军明、丁梦认为，二战后，日本地方政府对外交往经过长期的国际实践与国内磨合，已经成为日本外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独特作用。日本地方政府对外交往在助力国家总体外交、打破双边关系僵局、塑造良好国际形象、提高对外援助效率、推动地方国际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日本地方政府对外交往的重要作用日本地方政府对外交往在国际合作中经过了长期的发展实践，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日本原有对外政策的构成体系。地方政府在对外援助、国际贸易合作、跨国投资以及文化交流等非政治领域所开展的对外交往已经成为日本国家总体外交的组成部分，形成了日本国家总体外交的鲜明特色和重要优势。二战后，日本地方政府开展了多种多样的对外交往活动，这些活动通过各种方式在实现日本国家对外政策目标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通过友好城市交流合作助力国家总体外交。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日本地方政府开始积极利用“和平宪法”赋予的自主权开展对外交往，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在中央政府的推动下，各级地方政府与其他国家的城市建立国际友好城市关系。截至2021年3月，日本各地方政府已经缔结各类友好城市共1782对，其中与美国缔结的最多，达到458对，中国排第二，为375对。此外，日本一些地方政府在自治省的支持下加强友好城市交流合作的探索性实践，进一步开拓领域、充实内容，逐步将象征性的友好城市关系拓展到经济合作、技术合作、教育文化合作、环境保护合作等更广阔的领域，通过友好城市交流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发展已成为日本地方政府对外交往辅助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形式。第二，以地方政府对外交往打破双边关系僵局。地方政府虽然不能代表国家，但具有一定的官方性，地方政府的这一独特性往往使其在两国关系走出僵局过程中充当一种桥梁或者“预热先导”的角色。譬如，在日本与朝鲜关系改善的过程中即是如此。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呼吁缓和半岛紧张局势并注意改善与朝鲜的关系，但在当时的局势下，日本需要考虑美国、韩国的态度，于是双方从地方政府交往开始着手，为改善日朝关系“预热”。1971年日本政府放宽了日本与朝鲜人员往来的限制，1972年成立了由地方政府主导的日本—朝鲜沿海地方城市友好贸易促进会、日朝进出口商社、日朝文化交流协会等机构，并开展了一系列地方政府对朝鲜的交流活动。这些地方政府的交流活动打破了日朝关系僵局，同时也为应对美国、韩国的指责建立了“缓冲区”。第三，通过地方政府对外交往塑造国际形象。20世纪70年代后，日本的经济实力快速增长，对外贸易发展迅速，但是大量的国际贸易顺差也引发了不少国家的不满，日本的国际形象因此受损。为改变这种状况，作为应对方式之一，这个时期的日本政府鼓励地方政府开展各类有针对性的对外交往活动。例如，日本神奈川县知事提出日本要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经济动物”的形象，应积极开展以文化交流为主的地方政府对外交往活动；广岛通过战后“和平外交”来塑造日本的国际形象，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广岛建设了和平纪念公园、和平纪念资料馆，举办了很多以和平为主题的国际会议，同时广岛地方政府向参观者印发大量的宣传册，宣传广岛的“和平主义”理念，对塑造战后日本“和平”甚至是“受害者”的国际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四，提高对外援助的有效性。为了偿还战争赔款、重返国际社会，二战后日本开展了大量官方对外援助，官方对外援助逐步成为日本外交的重要政策工具。一方面，日本地方政府在环保、脱贫等地方治理领域和技术援助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技术，同时各地方政府也往往在世界各地有自己的友好城市和一定的关系网络资源，有利于提高援助资金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日本各地方政府分散参与对外援助的具体项目，也更加适合援助资金分地区、分部门的分散化特点。这种分散化实施政策进一步提高了援助资金的使用效率。第五，促进地方国际化与经济社会发展。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得日本地方的经济社会不可避免地要融入世界网络中，日本各级地方政府的职能开始发生深刻转变，即从传统的提供社区服务向面向全球寻求经济社会发展转变。日本地方政府首先面临国际化过程中的地方治理问题。大量外国人在日本居住，截至2018年底，生活在日本的外国人共有约264万人，日本地方政府因此积极推进“地方社区国际化”发展计划，促进本地居民形成良好的国际化态度。此外，促进贸易、吸引投资是日本地方政府对外交往的重点领域，各个地方政府通过投资推介、地方产品展销会、设立驻外办事机构来加强经济交流合作，同时也积极建立地方的国际网络来加强经济贸易合作，如北海道建立了“北方圈论坛”和“北方都市会议”，东京都建立了“21世纪亚洲大城市网络”等交流合作平台，有力地补充了国家的外交关系，分功能、分区域地助力落实国家总体外交政策。（二）日本地方政府对外交往的主要经验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阶段，至1968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联邦德国，成为当时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是亚洲较早积极开展地方政府对外交往的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进一步带动了日本的国际化与对外交流合作，地方政府对外交往能力得到不断提升。在长期的对外交往实践中，日本形成了一些值得借鉴的重要经验。首先，日本中央部门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二战后，日本依据新宪法建立了地方自治制度，之后又在中央设立了专门负责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自治省，自治省在中央层面成为地方政府的利益代表，并且一直是日本地方政府开展对外交往的有力倡导者和支持者。从20世纪60年代到21世纪初，日本中央政府的省厅体制长期稳定不变，中央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竞争成为日本官僚体制中一个常见现象，这种竞争在客观上对地方政府对外交往带来了一定积极影响。一方面，地方政府对外交往的作用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重视，成为总务省、外务省和经济产业省等中央部门争相利用的领域，以图增强自身影响力，也正因此，地方政府的对外交往活动得到了中央的大力支持；另一方面，中央各部门间的竞争也促使中央政府在支持地方政府对外交往的同时，加强了对其监督与管理，使之在一定框架下进行。总体来看，经过一系列思想转变和相互协调，日本中央政府各部门已经认可并高度重视地方政府对外交往在国家总体外交中的重要作用，促进了地方政府对外交往的良性发展。其次，强化地方政府对外交往的规划和制度建设。20世纪60—70年代，日本自治省就已经开始对地方政府对外交往进行制度性支持和引导，如1962年成立了日本市政国际友好联盟、1977年成立了日本地方自治中心等，这些机构专门负责推动和扶持日本地方政府对外交往。20世纪80—90年代，日本地方政府对外交往规模逐渐扩大，中央政府开始系统构建地方政府对外交往的相关制度并建立各类机构，逐步将地方政府对外交往纳入国家总体外交的体系框架内。20世纪90年代，日本中央政府实施的一系列权力和职责下放的措施为各级地方政府对外交往开辟了空间，并为其常规化与制度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经过几十年的磨合和协调，日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涉外事务上形成了一套权责明晰、关系顺畅并且有助于激发地方活力的制度安排。目前，日本地方政府主要由总务省负责管理，地方政府对外交往事务由总务省平级与外务省进行协调，具体事务由日本自治体国际化协会负责牵头和沟通，总务省、外务省和经济产业省等中央省厅根据需要对地方政府对外交往实施资金投入、培训指导、项目委托等各类支持。最后，构建发达的半官方机构体系。在地方政府对外交往发展过程中，日本中央政府在不同领域建立了不同类型的半官方机构，这些机构与中央政府联系非常紧密，在贯彻中央政府意图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又能够代表地方和民间的利益。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通过专门化和机制化途径不断加强这些半官方机构在日本对外援助、全球治理、国际贸易投资等多个领域的参与能力，使其逐渐成为日本政府在全球输出资本、开展文化交流、施加影响力的重要载体，也有效推动了日本地方政府的对外交往，加强了国家总体外交的多层化和多元化。这些半官方机构主要包括日本自治体国际化协会（CLAIR）、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BIC）、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等，这些机构在不同领域推动了日本地方政府的对外交往，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国际合作组织体系，并在不同领域实施了许多由日本地方政府参与或者主导的国际交流合作项目，对国家总体外交形成了有效补充。（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图片来源于网络。实习编辑徐滕博雅整理）▼往期精彩回顾▼平力群：国家创新体系、创新种类与日本经济波动朱锋：中美战略竞争与日本的安全战略选择李向阳：后疫情时期亚洲地区全球价值链的重塑与中日经济合作的前景扫码关注我们更多精彩等您发现

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平力群在《日本学刊》2021年第3期发表《探析日本经济波动的制度因素——基于国家创新体系的视角》（全文约3万字）。点击图片，进入微店平力群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变化所表现出的经济波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增长率相对变化所表现出的经济绩效逆转，与国家对创新种类的适应性具有高度相关性。不同类型的国家创新体系具有选择不同种类创新的偏好，进而对国家经济绩效乃至经济波动产生不同的作用。日本完成工业化后的经济稳定增长、长期停滞、低速复苏，以及在这一系列波动过程中发生的日美经济绩效两次逆转，正是源于日本“关系型”国家创新体系偏好选择渐进性创新、美国“市场型”国家创新体系则偏好选择颠覆性创新。一、国家创新体系与经济波动的作用机理最早提出“国家创新体系”这一概念的是克里斯托夫·弗里曼，把国家创新体系描述为一种由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共同构建的网络，一切新技术的发起、引进、改良和传播都通过这个网络中各个组成部分的活动和互动得以实现。这个动态体系决定了基于科学知识和技术经验学习过程的创新能力建设的效率与方向。简言之，国家创新体系将直接影响创新行为。国家间的差异性形塑了具有不同特征的国家创新体系，这些国家创新体系的制度安排又会选择不同种类的发明者。在创新形成的过程中，对各创新主体的联结，一些国家依赖市场交易，另一些国家则依赖组织内或组织间的稳定关系，我们将前者称为“市场型”国家创新体系，将后者称为“关系型”国家创新体系。由于“市场型”国家创新体系较之“关系型”国家创新体系更充分释放了资本追逐利润的天性，所以“市场型”国家创新体系在辨识范式颠覆性创新的能力方面具有优势，进而导致“市场型”国家创新体系的国家更容易早于“关系型”国家创新体系的国家发现、认识颠覆性创新。另一方面，虽然“关系型”国家创新体系的国家在发现范式颠覆性创新方面不具有优势，但一旦认识到新技术创新将带来颠覆性影响，其国家创新体系所具有的内在适应性调节能力就会启动社会、政府、企业、大学、研究机构等相关组织进行适应性调整与改革，为有效利用范式颠覆性创新提供制度支持。在范式颠覆性创新出现后，拥有支持“颠覆性创新”优势的国家创新体系即“市场型”国家创新体系的国家会首先发现并采用这一创新。与渐进性创新的“低风险、低收益”相对，颠覆性创新一般意味着“高风险、高收益”，因此率先采用范式颠覆性创新的国家的投资回报率会快速提高，并推动本国经济增长进入扩张期，实现良好的经济绩效。此时，具有“关系型”国家创新体系特征的国家的创新一般还停留在传统型产业的成熟阶段或下降阶段，由于竞争日益激烈，其投资回报率呈现递减趋势。随着具有“市场型”国家创新体系特征的国家顺利度过范式颠覆性创新的采用阶段、实现产品商业化并进入扩散阶段，“关系型”国家创新体系的自我适应性调节能力会被触发，通过内部适应性调整实现与新技术经济范式的再协调与再匹配，支持本国企业积极采用颠覆性创新所激活的新技术群，并利用长期积蓄的资源快速且低成本地将这些新技术转化为大规模的更优质的产品，进而支持企业创新进入由“市场型”国家创新体系的国家开拓的利基市场。如此，拥有支持“渐进性创新”优势的国家创新体系的国家的创新效率开始提升，投资增加，逐渐摆脱经济低迷，其经济增长甚至会超过具有支持“颠覆性创新”优势的国家创新体系的国家。可见，拥有不同类型国家创新体系的国家的创新绩效会随着范式颠覆性创新所引爆的经济长周期的波动而改变。二、日本“关系型”国家创新体系和美国“市场型”国家创新体系“市场型”国家创新体系最大限度地释放了资本追逐利润的天性。在美国，以政府对基础研究特别是国防研发的高水平支出为基础，以多层次、成熟化的资本市场及发达的风险投资为支撑，在反托拉斯政策营造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中，许多科研人员成立公司将科研成果商业化，开展破坏性创新的风险企业不断诞生，成为美国经济活力的源泉。从知识向技术、技术向产品转化的过程中，拥有创新技术的研究人员可以跨组织移动，甚至脱离原组织利用风险投资创立风险企业，而且大企业也多通过并购风险企业或利用大学、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开展开放型创新，提升研发效率。这使得美国的“市场型”国家创新体系具有发现范式颠覆性创新的优势。元桥一之将这种动态演化的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称为“分裂衍生模式”（spin-out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朱锋教授在《日本学刊》2021年第3期发表《中美战略竞争与日本的安全战略选择》（全文约0.6万字）。点击图片，进入微店中美关系的战略竞争已经全面展开，两国关系正在发生质变。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难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是国际关系的权力政治本质的必然结果。习近平主席近年来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来应该成为中美继续保持建设性合作以及冲突管控的思想基础，但美国仍然执迷不悟的霸权心态决定了华盛顿的战略和政治精英今后很长时间内难以正视中国和平崛起的事实。在中美战略竞争的未来走向中，关键的变量并非只是中美的互动方式，“第三方”因素，即对中美未来的发展进程能够起到战略性平衡作用的国家或者国家组织对中美关系的反应与应对的策略和战略选择，将同样对中美竞争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日本对于中美战略竞争究竟将做出什么样的战略选择，是一个具有重大紧迫政策性和学术性的课题。从冷战后日本国内政治和国家安全思维变化的基本轨迹来看，美国对中国“翻脸”恰恰是日本愿意看到的。这不仅可以进一步拉近日美军事、战略、商业和科技联系，更重要的是，日本可以不用继续担心美国因为顾及美中关系而忽视日本的地缘战略利益。同样，一个在地缘战略选择上高度和美国保持一致的日本，也是美国保持在印太地区霸权地位、制衡中国崛起的最大帮手。正如约瑟夫·奈（Joseph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李向阳在《日本学刊》2021年第3期发表《后疫情时期亚洲地区全球价值链的重塑与中日经济合作的前景》（全文约0.6万字）。李向阳指出，步入后疫情时期，全球价值链重塑的进程会进一步加快。作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组成部分，亚洲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必然会相应地做出调整。同时，这一调整过程会因拜登政府的亚洲政策与对华政策而更加复杂化。未来一个时期（5—10年），亚洲地区的全球价值链有可能演变为两个平行但又相互联系的区域价值链。中日两国是亚洲地区全球价值链的主要参与者，双边经济合作的格局可能会发生较大的改变。一、后疫情时期全球价值链重塑进程加快对全球经济而言，新冠肺炎疫情无疑是一种外生冲击，但它是否会转化为一种内生冲击，经济学界的看法不一。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全球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测就建立在外生冲击的前提假定之上。IMF据此预测了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影响，认为无论是沿着乐观的复苏轨道还是悲观的复苏轨道，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都将回归到“正常的”（危机前）增长轨道上。许多经济学家（及其他学科的专家）认为，即便新冠肺炎疫情能够在2022年前结束，它所带来的冲击也将是持久的，因为它可能会改变经济行为主体的决策，从而导致经济运行机制发生持久性变化。在这种意义上，新冠肺炎疫情就会从一种外生冲击转化为一种内生冲击，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此，本文所基于的前提是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运行机制的冲击具有持久性，其时间段是未来5—10年，至于更长时期的影响（是否存在周期性的回归）则不在讨论范围之内。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全球价值链的重塑趋势就已经出现。一般认为，全球价值链的重塑始于国际金融危机。这突出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全球价值链趋于“缩短”（curtailing）。在上一轮的超级全球化进程中，伴随国际分工从产业间的分工到产业内的分工，从产业内的分工到产品分工，再到产品内不同生产工艺的分工，全球价值链呈现出不断延长的趋势。然而，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价值链呈现出“缩短”趋势。比如，利用产品零部件的运输距离作为衡量指标，多数产业都显示出下降趋势。另一方面，全球价值链又呈现出“本地化”（localization）或“区域化”（regionalization）趋势，即价值链越来越围绕最终消费市场进行布局。推动全球价值链重塑的主要因素包括：一是以人工智能、数字技术、自动化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对劳动力的替代上升，跨国公司利用国家间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的动力下降。二是跨国公司投资布局决策开始从效率（efficiency）优先转向韧性(resilience)优先。全球价值链延长的主要动机是企业为了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但价值链不断延长的同时，供应链中断的风险也越来越高。这种风险既可能来自自然灾害，也可能来自恐怖主义、网络攻击、战争及贸易争端。在效率与韧性之间寻求平衡将成为跨国公司投资布局决策的主要考量。三是因发达国家经济民族主义的兴起，以产业安全为由鼓励制造业回归。这不仅出现于特朗普执政时期的美国，而且欧盟也出台了相关政策以鼓励价值链回归到欧盟境内。四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提升，客观上缩短了价值链。过去十余年中国进口的零部件产品所占比重下降即证明了这一点。新冠肺炎疫情对上述几乎所有驱动因素都产生了加速效应。最突出的表现是：（1）在疫情阶段，供应链中断成为一种普遍现象；（2）大国普遍把保障供应链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目标；（3）民众的民族国家意识因疫情而普遍强化，经济民族主义有了更坚实的民意基础；（4）政府干预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合法性提升，干预经济的空间扩大，以至于像美国这样的国家都开始明确接受产业政策。总体而言，后疫情时期，全球价值链重塑将步入一个加速阶段。二、亚洲地区全球价值链重塑的发展方向亚洲被认为是全球价值链中三个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后疫情时期，亚洲地区全球价值链必然会做出相应的调整。除了上述驱动因素之外，亚洲地区全球价值链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美国的“去中国化”战略。特朗普政府时期，“脱钩”与“去中国化”已经启动，拜登政府则基本上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这一战略。目前，拜登政府正在审核评估美国供应链面临的风险，并将以评估结果为基础制定具体的“去中国化”战略。与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政府奉行“民主同盟”理念，重视联合盟友（即“志同道合者”）共同推动供应链的“去中国化”。在其执政的前三个月，这一导向已经明确显现出来。比如，在2021年3月12日举行的美日澳印四边机制（QUAD）首次峰会上，围绕供应链问题达成的共识包括：其一，四国致力于在稀土领域开展合作，确认分散供应链的必要性（探索不易排放放射性废弃物的低成本的冶炼方法，向开采和冶炼提供银团贷款的方案，联手制定相关的国际规则）。其二，致力于在疫苗领域开展合作，美国承担技术和资金，日本承担资金和冷链运输工具，印度负责生产制造，澳大利亚负责分配给东盟和南太国家。其三，共同应对来自中国的贸易制裁。不过，在对华关系上，与特朗普政府的“全面脱钩”相比，拜登政府更倾向于“选择性脱钩”。具体到供应链上，拜登政府未来可能会在所谓涉及“国家安全”的产业领域实施“去中国化”。长期以来，亚洲国家普遍推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形成了以日本—韩国—中国及东南亚国家为核心的从高端到低端的全球价值链。同时，由于亚洲经济体总体上缺少最终消费市场，美国和欧洲成为亚洲地区全球价值链的出口市场。在可预见的将来（5—10年），这一格局将难以改变。唯一的变量是中国的消费需求迅速增长，吸纳本地区越来越大的出口份额，进而成为国际资本投资的一个重要目的地。基于上述变化，伴随全球价值链的重塑，亚洲地区有可能出现两个平行但又有联系的区域价值链：以美国及欧洲为最终消费市场的区域价值链和以中国为最终消费市场的区域价值链。需要说明的是，亚洲地区形成两个平行的区域价值链并不会重现冷战时期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全球价值链的“区域化”或“本地化”决定了亚洲经济既不可能脱离美国，也不可能脱离中国。三、中日经济合作的前景日本和中国同为亚洲地区全球价值链的主要参与者，后疫情时期亚洲地区全球价值链的调整将不可避免地影响中日双边经济合作的意愿和方向。对日本而言，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日本政府从一开始就着手调整供应链的布局。2020年4月，日本政府推出“针对供应链对策的国内投资促进事业费补助金”。到2020年6月，有57个项目（574亿日元）通过审查获批，竞争率（申请者/获批者）不到两倍；而到2020年10月，竞争率已高达11倍（获批金额为1600亿日元）。尽管涉及的企业数量和补助金额不大，但这种趋势不容小觑。在企业层面，因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调整供应链已成为越来越多日本企业的共识。2021年3月《日本经济新闻》所做的“百名社长问卷调查”显示，在日本国内拥有工厂的企业中，有84%已着手调整供应链。在疫情暴发后的2020年5月所做的类似调查中，有72.1%的企业回答“今后有必要调整供应链”。这表明，过去一年间，日本企业调整供应链的计划已经付诸实施。无论是政府层面的鼓励措施还是企业层面的具体调整，日本都没有明指是为“去中国化”，但其背后的动因都是指向中国的。拜登政府执政后，日本政府越来越明确地参与到美国所倡导的“去中国化”进程中，比如在四边机制的框架下参与供应链重塑与“去中国化”。这偏离了长期以来日本对华政策（尤其是对华经济政策）有别于美国的传统。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既有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这种客观因素，更重要的是日本民众对华好感度的不断下降。2021年4月日美首脑会谈首次把台湾问题写入双方联合声明之中，这被认为是半个世纪以来日本对华政策的重大改变。对中国而言，围绕后疫情时期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国经济学界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后疫情时期中国将成为全球资本的“避风港”。这主要是基于中国率先实现复工与经济复苏而做出的判断。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后疫情时期中国将面临“去中国化”的冲击。但如果把这种分歧置于全球价值链重塑的背景下，这两种观点可能是同时成立的。一方面，全球价值链的“缩短”与拜登政府的“去中国化”短期内是难以改变的趋势；另一方面，全球价值链的“本地化”与中国的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尤其是中国实施以国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战略后，以中国为最终消费市场的价值链会进一步集中于中国。基于上述前提，后疫情时期的中日经济合作将不同于以往。第一，中日关系中的“压舱石”效应将呈现出递减趋势。长期以来，经济合作一直被认为是中日关系的压舱石。中日在非经济领域的矛盾增加证明“压舱石”效应正在递减。在同盟关系之上，日美双方致力于日美澳印四边机制与“印太战略”的机制化。小泉纯一郎政府时期，日本倡导四边机制合作与“印太战略”时还会回避“中国指向”。拜登当政后，菅义伟政府已经不再回避四边机制与“印太战略”的“中国指向”。不久前日美首脑会谈后发布的联合声明就明确指出四边机制致力于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同时双方就所谓中国在该地区违反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及其影响）交换了看法。在后疫情时期亚洲地区新的价值链格局中，日本不会放弃中国市场，但这不等于日本会放弃在高科技与重要原材料领域的“去中国化”。经济上在中美之间奉行骑墙战略最符合日本的利益，至于能否成为现实则取决于中美日之间的相互博弈。第二，在“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框架下开展中日经济合作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在中国领导人表示积极考虑加入CPTPP后，许多人期望中日未来能够在这个新的平台上开展更深层次的经济合作。然而，中国加入CPTPP的可行性受多种因素的制约，除了中国自身的开放意愿之外，作为CPTPP主导者的日本的意愿、其他成员国的意愿、美国重返CPTPP的可能性等都会成为制约因素。2021年2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官员关于接纳新成员谈判条件的表态，为中国参与CPTPP谈判设置了门槛。短期内期望在CPTPP框架下开展中日经济合作并不现实。第三，RCEP将成为中日合作的主要平台。与CPTPP相比，RCEP的自由化程度较低，但包括的成员国更多，这一点对日本有巨大的吸引力。2021年3月19日，日本政府向国会提交RCEP批准案时指出，预计该协定将使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提高2.7个百分点，远高于CPTPP的1.5个百分点，按照2019年的经济规模，折合收益约为15万亿日元。关键原因在于RCEP涵盖了与日本没有自由贸易协定的中国与韩国。至于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前景，其本来就不在日本政府自贸区战略的优先选项中，面对日趋恶化的中日双边关系，短期内不会成为中日经济合作的平台。（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图片来源于网络。实习编辑徐滕博雅整理）▼往期精彩回顾▼武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日关系《日本学刊》2021年第3期目录及摘要第九届“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征稿启事关注日本学刊网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扫码关注我们更多精彩等您发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武寅在《日本学刊》2021年第3期发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日关系》（全文约0.8万字）。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主要特征是一大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极大地冲击并改变着整个世界，形成了一种百年未有的东升西降的局面。在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这种趋势更加明显、更加突出。从全球视野和百年历史演变的时空两重维度来看，变局加速后，影响中日关系的主要因素有三个。（一）复杂的国际形势百年变局的加速使大国博弈激化，而这种带有新旧势力不同背景的大国博弈的激化，使得整个国际形势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错综复杂局面。其典型特征是，新起的东升西降与既有的西强东弱两种状态相互交织、风云激荡，使未来形势充满变数。美国拜登新政府上台后，毫不掩饰地亮出了底牌，把中国视为最大的竞争对手。在该政府发布的《过渡时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中指出：“我们不能假装世界可以简单地恢复到75年、30年甚至4年前的样子”，一个“更加自信的中国是唯一有可能结合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提出持续挑战的竞争对手”。也就是说，美国决不允许中国成为其霸主地位的威胁。早在18世纪60年代，英国率先掀起前所未有的技术革新浪潮，技术革新带动了工业革命，生产力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工业生产量成十倍甚至百倍地增长。到18世纪末，英国已经取代西班牙、葡萄牙的海上商业霸权，成为新的世界霸主。到了20世纪，美国后来居上，借助19世纪下半叶开始的第二次技术革命浪潮，高起点、快转型，以快于英国的速度使本国工业化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战胜德国，超越英国，成为新的世界霸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占领日本，遏制苏联，继续强势维持其世界霸主的地位。直到世纪之交，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强势崛起，使美国有了压力和危机感。突如其来且持久不退的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使中美两国的影响力和经济实力一升一降、反向发展，导致两国综合国力差距大幅度缩小。这种变化趋势又进一步加大了美国的压力和危机感。为了遏制中国的快速崛起，美国对中国采取了一种内攻外打、内外夹击的做法。所谓“内攻”，就是在中国内部制造和激化矛盾，搞乱中国，企图使中国不攻自破。具体做法包括在中国香港、西藏、新疆等有关问题上大打人权牌，挥舞制裁大棒。而且，其制裁和打击范围越来越广，一直延伸到科技企业、军工企业，甚至不惜挑起中美科技战，在量子通信、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所有中国科技走在世界前沿的领域，美国都针锋相对地制定了遏制计划，把科技竞争作为与中国竞争的重中之重，企图从源头上摧毁中国成长为一流强国的基础和条件。美国还采取了所谓“分开打”的做法，把中国共产党党员和群众区分开，把爱国和爱党区分开，并点名制裁中国的政府官员和机构，等等，花样翻新，不一而足。所谓“外打”，是指在国际上拉帮结派，构筑全球性的“抗中联盟”，对中国进行全方位打压。具体而言，美国对已有的双边同盟、四边机制、五眼联盟、七国峰会、北约等小圈子进行修补和强化，使其提质升级，以图形成合力。在大打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牌的同时，美国还联合盟友，动用军事手段，直接对中国进行威胁和震慑，声称有必要在全球部署军舰应对“中国威胁”，对南海、东海、台湾海峡的军事动作不断升级。仅以南海为例，2020年，美国就向南海部署了航母打击大队、两栖戒备大队、核动力潜艇、轰炸机等等，多型侦察机前往南海对华开展抵近侦察近千架次，侦察空域包括华南沿海等敏感区域，重点对中国濒海地区重要军事目标实施监控。无独有偶，英、法等国也跃跃欲试，分别派出航母、战舰等前往南海。总之，无论是从规模、数量上还是从在南海地区活动的时长上看，西方军事活动强度均为近年来罕见。但是，形势的复杂性就在于，许多看似极端的事情又都存在另一面。美国的西方盟友也并非铁板一块。美国不断拉拢欧盟针对中国的“人权问题”发难，就在欧盟有史以来第一次以所谓的新疆人权问题为借口、与美国在同一天对中国进行联合制裁后，中国立即还以反制裁。中国这种前所未有的举动，立即在欧盟内部引起了强烈反应。欧盟随即表示，从长远看还是需要坚持“战略自主”。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欧盟对华政策将继续贯彻“欧洲主权”，尽管欧盟同美国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并非完全一致，欧盟在中国问题上有自己的立场很重要。匈牙利更是站出来公开批评联合制裁，认为这样做毫无意义，并表示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各国应该做的是拯救生命，而不是制裁。甚至英、法等国也在其他场合、其他领域特别是经济领域，强调与中国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希望能与中国继续保持合作关系。北约领导人也表示，必须与中国打交道，称中国的崛起为北约国家提供了新机遇。中欧之间的投资协定谈判，历经七年35轮磋商，终于在2020年12月30日完成协定签署工作。对欧洲来说，中国这个大市场的潜力和发展前景及其对欧洲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是世界其他任何市场都无法替代的。2020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中欧班列爆发式增长，全年开行1.24万列、发送113.5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50%和56%，年度开行数量首次突破1万列，单月开行均稳定在1000列以上，成为欧亚经贸联系的稳定器。正是欧洲自身利益的刚性需求，使其不可能成为美国的铁杆盟友。不仅如此，就连美国自身，也并非一直一意孤行。其不愿意放弃中国巨大的市场，甚至一边打贸易战、一边继续与中国对话，就相关领域的合作进行探讨。2020年，中国商品占美国进口商品总量的19%，占比居首位。为了给自己留有足够的空间和回旋余地，继特朗普之后出任美国总统的拜登把这种又打又拉的做法美其名曰“该竞争时竞争、该合作时合作”。当然，拜登的对外政策以及他自身的状态，也都给人以种种不确定和不稳定的印象。总之，变化、变数成为百年变局下国际形势的两个突出特征。这种百年未有的复杂局面，给日本对华政策的制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影响。（二）日美同盟日美同盟一直被日本奉为外交的基轴。在美国打压中国的全球战略布局下，日美同盟出现了两个提升。一个是日美同盟在美国全球布局中的地位迅速提升，另一个是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地位迅速提升。用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话说就是，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地区正在成为中美对立的最前线。因此，日本也就成了前线中的前线。这种“双提升”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大国梦，使其表现得格外兴奋与活跃。从“2+2”会议到四边机制，从日美首脑通话到菅义伟首相亲往白宫与拜登总统会面，到处都可以看到日本活跃的身影，特别是与同样场合下其他亚太国家如韩国、印度、澳大利亚等国的表现相比，日本显得格外活跃。日本政府一再强调当前形势下要进一步深化日美同盟关系，而其真实意图则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同盟的力量，保持甚至提高日本在地区乃至世界舞台上的发言权和应有地位。在遏制中国崛起这一点上，日美两国有着高度的共识和共同利益。也正因为如此，日美同盟的升级版成为百年变局加速后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三）日本外交的实用主义传统明治维新后，日本初登资本主义世界舞台。面对列强混战的角斗场，为了能给自己争得一个有利的位置，后起的日本选择了一条独特的策略，用其精英决策者的话即“附骥尾”，就是把自己绑在快马的尾巴上，与快马一起飞奔。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借强者之力为己所用。当时的世界霸主是英国，于是日本千方百计与英国结成同盟。第一次日英同盟于1902年缔结，期限为五年。借英国之力，日本取得了日俄战争的胜利，震惊了世界。第二次日英同盟于1905年签订，以日俄战争后新的世界形势为背景，进一步强化了该同盟的性质为攻守同盟。第三次日英同盟于1911年签订，将第二次同盟期限延长十年。正是以该同盟条款为“依据”，日本堂而皇之地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列强的分赃会，大发战争财，不仅使自身经济迈上了新台阶，而且取代了德国，扩大了在华殖民利益和势力范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个延续了20多年、让日本占尽便宜的日英同盟被新的世界霸主美国强行拆散。二战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日本敏锐地感觉到中国正在成为新兴的“快马”，并且已经远远地跑在了自己的前面，这是其最不愿意看到而又不得不面对的局面。传统的实用主义外交告诉日本，抵近而不是疏远这匹飞奔的“新马”，将给自己留出最大的战略空间和回旋余地。但是，新旧势力的激烈博弈和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又使日本感到单纯地把宝押在哪一边都不保险，只有两面下注、从中谋取最大利益才是最佳选择。日本有一位智库学者曾用一个简明公式对此做了说明，即“日美同盟+日中协调”。这也正是日本政府在现实中的做法。日本政府把其国家利益明确地设定为三个方面，一是安全，二是繁荣，三是价值观。安全主要是就政治而言。在这方面，日本通过日美同盟把宝押在美国一边，于是有了在美国牵头下，日本格外活跃的身影。但是，日本也留有余地。在联合抗华行动中，凡是与自己利益密切相符的就全力以赴，凡是有可能得罪中国而自身又捞不到什么实惠的就态度谨慎，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繁荣主要是指经济。在这方面，日本毫不犹豫地把宝押在中国一边，百年变局的加速更强化了这一点。根据日方统计，2007年中国已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截至2019年日本是唯一对华直接投资总额超过千亿美元的国家。2020年，日本经济受疫情影响由正转负，外贸大幅下滑，但对华贸易一枝独秀，在日本外贸总额中的占比不降反升。中日间还开通了商务人员往来的“快捷通道”。中国连续14年保持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2020年11月，日本与中、韩、澳等14个国家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日本政府称，加入RCEP将拉高日本GDP约2.7%，该数值远远大于与欧盟签署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对日本GDP约1.0%的牵引力。日本还努力与中国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使中日经贸关系发展进入新阶段。这也标志着日本在较大程度上认可了“一带一路”倡议引领的区域合作新模式。从根本上说，日本是经济全球化、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受益者。在捍卫国际多边主义、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这一点上，较之美国，日本与中国有着更明显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关切。近日《日本经济新闻》的一项民调显示，认为中日关系对日本发展“重要”的受访者占78.2%，而认为“不重要”的只占20.6%。可见，不论官方采取什么样的对华政策，在中国对日本的重要性这一点上，日本民众的共识度是相当高的。至于价值观，其实质只是日本实用主义外交的一张牌，是为其政治和经济利益服务的。需要亲美时，日本就打出自由、民主、人权的西方文明价值观；需要友华时，日本就亮出“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东方文明价值观。日本外交的两面下注使中日关系呈现出一种曲折动荡的不稳定状态，这是两千年中日关系史上从未有过的一种新常态。它既不同于古代史上以中国一边倒为主要特征的状态，也不同于近代史上以日本一边倒为主要特征的状态，而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以跌宕起伏为主要特征的第三种状态。这种状态的出现和持续，反映了风云激荡、新旧博弈、错综复杂的时代特点。它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日美同盟以及日本的实用主义外交传统三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我们要认识这种状态，习惯这种状态，更要学会驾驭这种状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掌握对日关系的主动权，才会不畏浮云遮望眼。（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图片来源于网络。实习编辑徐滕博雅整理）▼往期精彩回顾▼《日本学刊》2021年第3期目录及摘要第九届“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征稿启事第四届“日本研究青年学者论坛”征稿启事关注日本学刊网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扫码关注我们更多精彩等您发现

经济绩效作者简介：平力群，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03日本地方政府对外交往的实践及启示——基于“一带一路”的视角何军明

为提高征文整理效率，发送论文时请务必注意：电子邮件主题为“第四届日本研究青年学者论坛—第一作者姓名”；征文电子版文件名为“第一作者姓名—征文标题”。

年将举办第九届“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本届论坛将采取征文形式，欢迎国内外学者踊跃投稿。现将征文相关事宜通知如下：一、征文要求1.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有引用、转载、请注明出处。实习编辑李世豪整理）

在任内完成修宪，是安倍晋三最大的政治抱负和施政目标。在这个问题上，安倍绝不孤立。他是长期以来主张修宪的日本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本次日本大选后，日本将进入安倍内阁推动修宪的决胜阶段，但仍有不确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