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媛媛：日俄早期关系中的日本漂流民研究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邢媛媛在《日本学刊》2021年第3期发表《日俄早期关系中的日本漂流民研究》（全文约2.4万字）。
日俄关系始于1697年，到1855年两国签订首个双边条约《下田条约》，此间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可以称为日俄早期关系史。在两国早期关系中，到达俄国的日本漂流民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了不可或缺的纽带作用。到达俄国的首位日本漂流民是传兵卫，受到沙皇格外尊重的是广藏，首批被送返的是光太夫一行。1855年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后，漂流民的概念自此消失，但其影响犹存。
一、传兵卫与日俄关系的开端
日本人传兵卫是到达俄国的第一批日本漂流民的代表，被称为日俄关系史上的第一位“特殊使节”，是影响俄国早期对日决策的因素之一，对日俄关系进程有着重要意义。
1695年，传兵卫带领30艘船的商队前往江户（今东京）。当年冬天,商队在博利沙亚河以南的奥帕拉河口（约北纬52度）遭遇船难。俄国官员与传兵卫之间的问询内容被详细记载在两份《传兵卫见闻录》中，俄国由此获悉日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信息。这是俄国首次直接从日本人处掌握到较为全面、相对准确的日本概况。《传兵卫见闻录》是俄国最早、最完整的日本文化启蒙书，成为俄国了解日本的首批重要参考资料之一，也是彼得一世屡次派探险队“南下”的主要依据。
1702年1月8日，彼得一世第一次接见传兵卫，意味着早在18世纪俄国就已从国家决策层面重视对日交涉。俄国针对传兵卫制定了一系列厚助措施。俄国政府极为重视传兵卫提供的信息，很快将数年来“徘徊不前”的对北太平洋探险与开辟日本新航路的事务提上议事日程。彼得一世时期，传兵卫的到来不仅验证了之前俄国通过第三方掌握到的日本信息，而且坚定了其“寻找日本之路”的决心，俄国实际上已经制定出对日政策的第一步——贸易通商。同时，俄国认识到，与日本通商有可行性，也有利可图，但仿效对“西边”的军事征伐“攻取”日本绝非易事。这实际上契合了作为“欧洲二等强国”的俄国对外政治经济政策的总体目标。日本虽说是邻国，但距离俄国政治中心甚远，况且还拥有火炮。正因为日本漂流民提供了一手信息，彼得一世在新生的帝国初期就确定了寻求与日本通商的外交方针，这也是俄国对日政策的最初轮廓。
二、广藏与俄国对日政策的延续
日本漂流民广藏与倧藏的到来，为俄国进一步南下带来了一线曙光。广藏和倧藏在圣彼得堡的日语教学使停摆数年的日语学校重新运转。
1728年，载有岛津继丰供给大阪公职人员的纸张、丝绸、大米的日本货船由萨摩藩出发前往大阪。次年6月，船只遇险漂至卡扎奇亚河口，17名船员中侥幸活下来的只有日本航海员的孩子广藏和萨摩藩大商人之子倧藏。他们作为科学院新员工对自身遭遇的“陈述”，被载入《关于曾在圣彼得堡科学院工作的两个日本人简报》。
广藏与倧藏接到科学院命令，要从发生变故时的船上挑拣出日语书并翻译成俄语，除继续向修士学习教规外，还要选出两个“聪明伶俐”的士兵并教授其日语。将从日本带过来的书籍翻译成俄语，其原因显而易见是方便用来培养“急需”的日语专家。此时的俄国，正在雄心勃勃地准备俄帝国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探险——“第二次堪察加探险”（即“大北方探险”），以彰显其在亚洲东北部的存在，拓展其殖民空间。语言不通或许会增加俄国与他国、他民族交往的难度，因此需要不间断地培养日语人才。早在彼得一世时期，“日语比之前的其他东方语种更加幸运。征服堪察加保障了俄国同日本的重要商贸关系的建立，彼得大帝也将注意力放在这个国家（日本）上。此时俄国考虑的是打好和日本稳定贸易的根基，放宽对商人以及同日本有联系的学者的限制，培养本国的日语通”。
纵观从彼得一世至安娜女皇时代的俄国对日政策，俄国以和平友好的方式寻求与日本建立贸易关系。在与东方国家的早期交涉中，俄国采用和平手段缓慢推进是一个显著特点。正如俄国参政院下达给白令探险队的和平指令，俄国在西方实行武力攻伐，对东方的日本、中国等地区和国家则实行“和平友好”原则。远道而来的日本漂流民提供的“日本国情”使安娜女皇贯彻了彼得一世开创的对日“和平友好”的通商之策，并将其更加明确与具体化。女皇对广藏与倧藏的救助优待、对广藏的格外尊重，实质上是出于维护俄国国家利益、保障远东安全的利益需求，而日本漂流民的出现使俄国的扩张目标逐步明确并得以实现。
三、光太夫与俄国对日政策的深化
大黑屋光太夫是俄国送返的第一批日本漂流民，成为俄国送返漂流民的先例。俄国以此为契机，成功实现了与日本幕府高层的直接接触，是日俄官方正式、高端接触的开端。俄国在艰难“寻找日本”一个世纪后，终于在对日交涉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可谓“开日俄关系之先河”。以送返光太夫为契机，亚·埃·拉克斯曼作为团长的俄国第一届官方赴日使团到访日本，虽然最后未获得与日本建交、通商的许可，但得到了宝贵的“长崎通行证”，为12年后俄国第二届官方赴日使团（以列扎诺夫为团长）再次与幕府交涉创造了条件。
伊势国河曲郡若松村人大黑屋光太夫于1783年1月4日同16名船员乘“神昌”号商船运送500石大米前往江户。“神昌”号在途中遭遇风暴漂至阿姆奇特卡（今阿留申群岛）。1791年，光太夫、矶吉、小市被送往圣彼得堡，以接受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召见，最后踏上返日归途的就是这三人。鉴于俄国所处的国际殖民竞争形势、国内统一大市场最终形成而激发的对日贸易呼声，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叶卡捷琳娜二世改变了挽留光太夫的想法，转而积极支持送其回国。“省弊、从愿”是历史上对待漂流民的最初原则，为节约外籍漂流民的救助成本，经过思想转变的女皇下达送返令。
作为日本当时鲜有的“海归”，光太夫口中 “强大”的欧洲国家形象既增加了日本对“俄国威胁”的恐惧感，又引发了日本与俄国建交的浓厚兴趣，日本社会中出现了许多拥护与俄国和欧洲各国建立关系的人。这种“想接触但又怕接触”“既爱又恨”的矛盾情绪曾长久并存于日本社会中，一度加重了日本统治者与普通民众的锁国、封闭心态，直到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推动日本“必须”睁眼看世界，为日俄关系的继续发展创造出新的社会基础。从长远来看，光太夫回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知识分子的觉醒。他们越来越认识到，日本的孤立必将被打破，日本必须变革，以在科学文化、军事技术上达到欧洲水平。这为日本的近代化之路埋下了伏笔。
四、日本漂流民对日俄关系的作用
（一）国际政治的视角
在国家层面，漂流并不是简单的偶发事故，而是被看作对外关系中的一种“事件”。将消极“海难事故”转化为积极“外交事件”，仰赖于国际政治内生的巨大驱动力。
（二）文化认同的视角
永居俄国的日本漂流民与被送返的日本漂流民的切身体验和漂着地见闻，在丰富两国国民国际信息的同时，也影响到国民对“世界”认知的变迁，分别构成俄国“日本观”和日本“俄国观”的重要部分，促进了两国早期相互的文化认同。这些现实感既体现在社会整体意识中，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国家统治者的观念，为国家出台、调整、实施对外政策孕育了深厚的文化文明土壤。
（三）情报搜集传递的视角
对俄国来说，日本漂流民口述的日本相关信息是不可多得的情报，完全不同于俄国通过第三方（中国、西欧）或俄国探险家与船员获知的日本消息。漂流民带来的信息具有相对的可靠性和准确性，也易于受到政府重视。俄国之所以颁布关于漂流民饮食起居、工资、教学任务的各项敕令，是统治者权衡政治、外交利害的结果，目的是使漂流民成为其稳定的情报来源。但是，由于日本漂流民多为渔民、小商人、海员等普通下层民众，有限的社会地位和文化程度限制了其认知范围。加之失事船只大都是在海上漂流数年之久后才有机会被救起，其口述的日本可能早已今非昔比。所以，日本漂流民提供给俄国的消息又有相当大的局限性和滞后性，俄方对日本始终未能形成全面、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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