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中日两国迎来邦交正常化50周年。自中日两国恢复邦交关系以来，努力建设和推进两国“睦邻合作”关系、实现“世代友好”，让两国记取日本侵华战争的教训、保证两国“永不再战”，一直是中国对日关系的基本方针。2021年10月8日，习近平主席在与日本新任首相岸田文雄的电话通话中，语重心长地提出“亲仁善邻、国之宝也”，推动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然而，从安倍晋三、菅义伟到岸田文雄，近十年来日本对华战略呈现出明显质变的态势。受两国久拖不决的钓鱼岛主权争端以及中国军事力量现代化进程的双重刺激，日本政界和战略界的主流认识越来越趋向于全面加强日美军事同盟、扩大与区域内外国家的防务合作、在美国“印太战略”下直接采取共同军事行动，其防卫法案的涉华解释也越来越具有直接军事对抗的性质。从2013年推出系统性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到2021年日本前副首相麻生太郎将台湾冲突直接同日本集体防卫法中的“国家兴亡事态”挂钩，日本安保外交和军事战略的“中国指向”已经完全确定。冷战结束30年后，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军力发展规划和安保法制体制已经完成从“应对俄罗斯和中国”到完全“制衡中国”为主体的转变。岸田文雄在自民党总裁竞选中甚至直言不讳地公开表示，他上任后的首要目标是“对付中国”。我们无须惊讶日本地缘战略的这一战略性变化，国际关系理论大师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N. Waltz)就曾明确指出，随着大国崛起带来的力量对比实质性变化以及“安全困境”效应的深化，地缘上邻近大国对崛起大国采取战略、军事和外交上“制衡”(rebalancing)战略，是常见的战略选择和地缘政治演变态势。2020年的“疫情外交”对改善和升温中日关系的短暂效应，已经清楚地说明了在美国实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后，日本以制衡中国为国家安全利益定位的“国家利益论”和“国际贡献论”都变得越发清晰。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日两国高层保持频繁互动，就抗疫、防疫等展开积极沟通和协商，曾一度开创了中日关系中的“疫情外交”，为两国关系注入了难得的温情。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日两国之间的相互支持对中日关系起到了明显的升温作用，“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一中日邻国之间守望相助的情感再度被“激活”。然而，疫情期间未能停止的钓鱼岛海域海警船进入之争和特朗普政府大肆炒作的“新冠溯源论”迅速恶化了日本政界和民间开始出现积极势头的“中国认知”。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具体来说，一是中国发展迅速，中日实力差距拉大。截止到2021年末，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是日本的三倍，再加上中国军事力量现代化进程的长足进步，日本对于中国崛起的安全和战略担心在其政治和政策精英层中不断增强。日本还没做好准备去接受一个强大的中国。二是日本媒体与美西方的媒体和舆论基本同调。在信息化时代，美日欧媒体对于中国的报道在视角选择和问题判断上几乎一致。日本长期的“脱亚入欧”的观念、制度和心态传统，决定了日本的“西方国家”定位。三是中日两国存在着钓鱼岛主权争议。2020年下半年，日本媒体多次密集报道中国海警船进入钓鱼岛附近海域。中方采取这一举措，是为了驱离试图登岛的日本右翼势力船只，但日本媒体和政府却动不动就指责中国“入侵”，对日本社会的对华认知有很大的煽动性和伤害性。此外，中日两国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导致两国在处理同一问题时往往采取不同做法，日本国民在情感上难以接受。其根本原因是“历史演变中中日两国实力对比的结构性变化”。进人21世纪后，中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增强，近20年里出现了“中日同强”局面。这在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史上尚属首次。随着中日两国实力对比的变化，日本对外加强与美国的安全与军事合作、对内积极修宪扩军，两国在亚太地区安全秩序调整进程中的努力事实上越走越远。2020年的“疫情外交”也只是两国关系近年来难得的“温情”闪现。“以民促官”、大力开展民间交流在改善两国关系进程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在两国的力量对比、安全认知以及利益选择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的事实面前，2020年“疫情外交”给中日关系带来的变化非常有限。正如中国驻日本大使孔铉佑指出的，“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中日两国民众相互理解存在短板，日本社会存在的一些对华片面认识对日本民众对华感情造成消极影响”。这也从另外一个视角说明了改善中日关系的严峻性。从安倍晋三政府到菅义伟政府再到岸田文雄政府，日本已经在中美战略竞争中明确选择了美国这一边，即典型的“战略清晰” (strategic clearance)策略，而不是更多的东亚国家所采取的“战略模糊” (strategic ambiguity)策略。这两者的区别是，坚持在中美两国之间采取“战略模糊”策略的国家，即便继续保持对美军事同盟或者安全伙伴关系，但注重在保持与中国强大的经贸联系的同时警惕美国想要把“新冷战”强压给中国和东亚地区，因而倾向于在地区安全秩序建设和可能出现的中美战略对抗中不“选边站队”，更倾向于不直接参与美国的各种对华打压行动，以便与中美两国都保持友好与互利的关系；而“战略清晰”策略则强调对美国的同盟责任、认同美国对中国的政治妖魔化和战略打压、准备在中美未来可能出现的军事冲突中和美国采取共同行动。采取“战略清晰”策略的日本，为了应对未来在南海、东海和台海可能出现的冲突，必然将追随、配合甚至在个别问题上主动推动美国对华采取遏制行动。日本的对华经贸与科技合作的原有框架必然在这样的“战略清晰”策略的选择中逐步进行调整，以便降低未来涉华安全风险可能带来的经贸代价。从2020年9月开始，安倍政府就提出政府出资鼓励更多的在华日企转移投资，这就已经传递了明确的信号。岸田政府宣布设立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和首相办公室的“经济安全协调员”，都已经反映出在中美之间奉行“战略清晰”策略的日本，正在全面准备削减和降低“联美制华”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尽管疫情严峻，2020—2021年中日双边进出口贸易不仅没有衰退，反而继续增加。2020年，中日贸易额达到3175.38亿美元，同比增长0.8%，其中日本对华出口增长2.1%，反映出中日经贸合作带来的收益仍然在明显上升。但在将安全优先于经济的大国政治中，日本对华“经贸转向”将是未来长期持续的过程。即便如此，面对把“制衡中国”作为国家安全战略中心目标与手段配置的日本，中国的战略反应不是简单地在“敌国”还是“睦邻”之间做出选择。中国崛起以及由此带来的权力、利益和财富再分配结构的调整，必然会导致地区和全球秩序的调整和变化。明确地选择“制衡中国”是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与中国存在地缘政治竞争、两国仍然存在未解决的领土纠纷和复杂的历史情结的日本做出的选择。在中美之间采取“战略清晰”策略的日本，也正在为日本的“大国化”注入新的国内政治动力。但日本政界和社会各界必须认识到，把日本“捆绑”到美国战船上，从长期来看是否真的有利于日本人民的福祉。冷战结束30年以来，世界经济中心之所以向东亚转移，东亚之所以成为这一时期战乱最少、发展最快的地区，根本原因是中国、东盟、韩国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共同致力于经济的发展和地区的稳定与繁荣。如果日本的“战略清晰”策略进一步助长美国在东亚的“新冷战”企图，东亚的繁荣与稳定前景可能难以避免地存在崩溃的风险。即便面对采取“战略清晰”策略的日本，中国仍然需要加强“战略协调”。我们需要鼓励日本在地区安全合作、稳定与繁荣这一共同目标上，拿出日本的智慧、眼光和决断。中国必须警惕的是，中短期来看，日本的这一“联美制华”的战略选择将有助于美国继续增强和巩固在亚太地区的霸主地位，加剧亚太地区力量对比的失衡，增强美西方在亚太权力、财富和利益结构中的主导地位，给中国致力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带来新的阻力和挑战。事实上，中国的周边安全态势正在出现恶化。自冷战结束以来，中日两国已经形成了多层次和多样化的沟通交流机制，双方经贸和社会交流广泛而深入，但两国之间的差异同样是巨大的。日本把自己作为“美西方阵营坚定分子”的国家定位和利益选择，是中短期内中日两国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仍然难以跨越的鸿沟。日本政界对美国实施对华竞争战略充分肯定、日中长期未能缓和领土争议以及地缘战略上日本对中国消极认知，都将继续成为中日关系改善难以顺利实现的严峻考验。东亚区域战略局势的尖锐性、复杂性将会长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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