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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往事 | 枇杷山的秘密:藏着一段金屋藏娇的香艳故事

2017-01-18 杨耀健 渝中最重庆

走进枇杷山公园,只见“红楼”一带车水马龙、人满为患。婚礼、生日庆典、同学会、战友会轮番在这里举行,众多宾客只知道“红楼”是一家川菜馆,却不知道它作为王陵基的旧居“王园”的组成部分,很早就是一座享誉山城的历史名园。


王陵基于1926年12月任刘湘部第二十一军第三师师长兼重庆警备司令,刚一到重庆,他就求田问舍,大兴土木。当时枇杷山还是一片荒山野岭,只是通远门到浮图关之间的便道。王陵基斥资将枇杷山主峰全盘买下,建造了以自己姓氏为名的“王园”。原公馆附有14座房屋和一座碉堡,主楼即为“红楼”。




曾经的“王园”,南起枇杷山正街,北止于罗家湾,正门(南)在今天的考古研究所台阶前,北墙一直延伸到今天的中山三路马路旁,自20世纪20年代后期修建后,经过数年营造形成规模,大致和现在的枇杷山公园面积相仿。


正门左侧以前是马号,也是王家存放车轿的地方。另外,还有冬季存放名贵花木的暖房,但那不是高档的房子,有点像大杂院。穿过正门,登台阶上行,便是一幢四进大宅院,依次往里是南房、前厅房、垂花门、带廊北房三间、东西耳房、东西厢房带盏顶。后院是后照房三间,也带廊子,其余还有房廊等。


再往上行,才是以“红楼”为首的主景区。“红楼”坐北朝南,建筑面积900平方米。这里石垒假山,高低凹凸,嶙峋挺拔;点苔叠翠,曲径通幽;引水作沼,通以沟溪,喷水为泉,夹石作瀑;酷似江南名园。由此,“王园”名噪全城,诗人墨客均以一游为荣。


后来,因抗战的需要,“王园”被选做防空基地。防空司令部曾设在这里。枇杷山头配备高射炮、高射机枪以及警报器等装置。军统局迁到重庆后,戴笠为包养影星胡蝶,也曾从王陵基手中获得一块“王园”地皮,建起一幢小别墅,至今犹存。



原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的私人公馆“王园”


位于枇杷山正街93号的李宗仁官邸




抗战时期物力艰难,国民政府外交部迁到重庆后并没有自己的招待所,外宾一般都下榻“嘉陵”宾馆。不同的是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领导人、国大党领袖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他领导的印度国大党从道义和物质上支援中国。1937年9月26日和1938年1月9日,尼赫鲁两次倡导“中国日”,号召各地群众举行游行集会,支持中国抗战。他在演讲中倡导支援中国,还在百忙中发表了一系列公开支持中国抗战的文章。


正因为如此,尽管国大党还不是执政党,尼赫鲁还没有成为印度总理,中国政府却给予了他国宾级的礼遇,借用风景如画的“王园”建立外交部招待所。1939年8月的一天,几辆小车沿着飞来寺街上行,不一会儿开进了“王园”的大门。王陵基说,只要是有利于抗战之事,他都愿意鼎力相助。他还专门告诫家人和警卫,外宾居留期间,要十分尊重人家、方便人家。当时的外交部长宋子文为此专门向其致谢。


尼赫鲁下榻“王园”期间,国民政府军政要员蒋介石、孔祥熙、陈诚等人时常拜访他,地点都在“红楼”。尼赫鲁说,他此行的目的,是考察中国抗战的实际情况,为印度民族解放运动提供借鉴;同时代表国大党及印度人民,向中国抗战表示深刻的关怀和同情。在重庆期间,尼赫鲁亲眼目睹了日军大轰炸后的惨景,后来他在自传中深有感触地写道:“我想,不会有任何力量能够摧毁这个古老而又年轻民族的精神。”


9月1日,尼赫鲁突然接到国内急电,称欧洲爆发战争,四天后,在中国访问了13天的尼赫鲁乘飞机返回印度。1955年印度代表团访华,向中国方面提出希望参观抗战期间尼赫鲁访华时在重庆的住地。召集战犯打听无果,最后问到徐远举,他才慢条斯理地卖关子说:“王陵基知道,他是个老重庆。”老眼昏花的王陵基回忆半天,竟茫然不知。徐远举一语惊醒梦中人:“就在你老先生的公馆旁边嘛。”



听说这里是枇杷山王陵基的卫兵驻地


王陵基的私人公馆“王园”旁建筑一角




重庆解放前10天,几辆汽车风风火火开进“王园”。王陵基的贴身副官徐士毅和管家周云程,指挥佣人急匆匆地把王陵基为官40年搜括积储的171箱财物,装上汽车西运成都。原来王陵基当时的身份是陆军上将、四川省主席,响应蒋介石开展所谓的“成都会战”口号,在川西配合胡宗南顽抗。随着解放军进城,“王园”作为官僚资本财产被没收。


到了建国初期,这里又变成了党政机关的办公地。当时,重庆是西南区党政军机关的驻地,办公用房需求很大。中共重庆市委机关在未能找到其它房屋办公的情况下,决定应急进驻“王园”。这里房屋众多,而且又建有盘山公路,交通方便。与此同时,重庆市政府也进驻了杨森的公馆“渝舍”。这件事被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得知,遭到严厉批评。


邓小平认为,这类地方本应该开辟出来,作为人民群众文化娱乐的场所:“你们的群众观念哪里去了?这是脱离群众,忽视群众文化生活,缺乏群众观念的官僚主义!”邓小平要求重庆市委、市政府尽快设法从“王园”、“渝舍”两处迁走,将两处都开辟为公园,供人民群众享用,以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求。


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兼重庆市长陈锡联对邓政委的指示非常重视,但又苦于无现成的地方可搬迁,直到1950年10月,搬迁之事尚未办成,陈锡联又奉调赴京就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行前郑重叮嘱市委第二书记张霖之和第三书记曹荻秋,务必尽快实现迁出“王园”、“渝舍”的心愿……之后,这两处地方果然改建为枇杷山公园和重庆市少年宫。


枇杷山公园


重庆市少年宫




王陵基参加的所谓“成都会战”,不过持续了20多天,之后一直作为要犯被解放军通缉。1950年2月,王陵基被解放军俘虏,关押在重庆战犯管理所(现在的白公馆)。王陵基忘不了蒋介石对他恩宠有加,身陷囹圄仍以“当代文天祥”自居,声称保持气节,决不当“贰臣”,还写下两句“绝命诗”:“上将不可当,宁愿挨一枪。”


天天等着上刑场的王陵基,老是等不到死刑判决书。相反,狱方对他还格外关照,给其他战犯的伙食标准,都是每月9万元旧币的大灶;却为他单开小灶——每月15万元旧币的标准,比监狱长的伙食都好。他生病,管理所把他送到仁爱堂医院,还给他注射进口药物。他眼睛近视,管理员就为他配制了新眼镜。


不久,报纸上刊出成渝铁路全线通车的消息,战犯们读了报都不大相信。当满载着战犯的大客车开往菜园坝火车站,只见宽阔的广场尽头,一排整齐的候车室拔地而起,票房前人声鼎沸。行李房那边电瓶车开来开去,卸下一地的货物。门楼式的大立柱上端,“重庆站”三个大字龙飞凤舞,耀眼夺目。战犯们走进月台,亮晶晶的铁轨犹如彩带延伸天际,庞大的蒸汽机车轰轰驶过来,震得地皮直摇晃。


回到战犯管理所,王陵基陷入了沉思。根据档案材料记载,他从那以后变得比较合作,或多或少能提供一些情况。在小组学习会上,他不再一味推脱自己的罪责,该认帐的就认帐,有了悔改的表现。1956年1月,按公安部关于将重要战犯集中关押的通知,王陵基被解送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处服刑,1964年获得特赦,跨出了牢门。1967年3月,王陵基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4岁。


战犯王陵基被捕入狱


《川西日报》1950年2月11日刊登王陵基被捕消息


图@《重庆旅游》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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