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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娜娜、卫小将 | 劳累、拉扯与孤单:“老漂”母亲的母职实践及回应

卜娜娜、卫小将 妇女研究论丛 2022-04-24



作者简介


卜娜娜(1993-),女,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实习员。研究方向:女性主义社会学、流动人口。卫小将(1979-),男,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女性社会工作、社会政策、社会治理。



摘 要母职是女性主义研究的经典议题,主要探讨社会文化规范下母亲的孩童抚育行为。本研究以“老漂”母亲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照料子女及孙辈的母职体验,发现“老漂”母亲的母职实践呈现出劳累、拉扯与孤单的状态。她们承担着双重的母职照料责任,承受着身体的劳累,面临原有照料经验与现代科学及中产阶层育儿话语的拉扯,同时社会交往的匮乏、未来与子女及孙辈因地域分离而可能导致的情感联结减弱也使她们感到焦虑与孤单。这一母职实践的背后体现了“老漂”母亲面临着母职意识形态的内化、社会婴幼儿照料体系缺失等多层次的结构性约束,同时她们也在育儿方法调适、代际关系处理方面发挥着一定的主体性,母职在她们身上呈现出束缚与掌控并存的状态。




一、研究背景与文献回顾

近几十年公共育儿制度逐渐式微,面对儿童照料需求增加和儿童社会照料资源不足之间的矛盾,祖辈往往成为儿童照料非正式资源的提供者[1](PP131-155)。有研究显示,流动老人占流动人口总量的7.2%,照顾晚辈是老人流动的主要原因[2]。相关新闻与研究将这些为了照顾子女及孙子女前往子女工作城市生活的老年人称为“老漂族”[3](PP23-31)[4](PP10-14)。同时,在中国传统家庭分工中,女性老人承担了较多的孙子女照料责任,只有当女性老人无法或无力提供对孙子女的照料时,男性老人才会承担有限的照料责任[5]。但是现阶段关于女性流动老人照料劳动的研究还较少,本文将以照顾子女及孙子女为流动目的的女性老人称为“老漂母亲”,并引入母职的概念进行分析,探究这一群体在跨越代际、阶层、地域等背景中是以何种形式实践母职的,她们又对此做出了怎样的回应。
“母职”(mothering/motherhood),一般认为是女性承担人类繁衍任务所产生的对“母亲”这一社会角色的担当与认同[6](PP133-157)。母职被艾莉森·贾格尔(Alison Jaggar)延伸为“个人抚养和照顾另一个人而形成的任何关系”,不一定具有血缘关系。女性主义一般将母职区分为生物性母职(biological motherhood)和社会性母职(social motherhood),社会性母职对应社会所规范的养育行为[7](P112)。可以看到,母职被广泛认为是一种历史建构的意识形态,提供了一种女性性别规范[8](PP85-110),这种规范将母亲塑造成“无私的”“甘愿为孩子付出一切的”。关于母职的研究可以从母职与性别平等的关系、母职实践形式的转变等方面进行归纳。
第一,从母职与性别平等的关系来看,母职与性别不平等机制的形成有着紧密的联系。南希·乔多罗(Nancy Chodorow)从精神分析的视角进行探讨,认为女性的母职并不是由生理及人类进化过程决定的,而是女性角色培养和角色认同的结果。女儿在成长过程中逐渐认同母亲的角色,使男孩和女孩成为不同身份的社会成员,进而继续生产母亲的身份与社会性别的不平等[9](PP60-85)。同时,乔多罗认为,女性的母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跨文化普遍原则,男女的养育责任和孩子照料实践都在不断发生改变以适应社会关系的生产[10](P32)。也有一些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要获得性别平等地位,不一定要抛弃母亲的身份,这会使女性更加被动,重要的在于女性要以自己愿意的方式抚养子女[7](P216)。同时,母亲的角色影响着自身的行为规范,并容易使他人对拥有母亲身份的人产生刻板印象,对女性的发展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近年的研究显示,生育后的女性比未生育的女性在职场面临更多的劣势,获得更少的报酬,母亲的职场发展面临母职惩罚(motherhood penalty)[11](PP1297-1339)。在中国的研究也显示,学龄前儿童的母亲在职场上发展更加不利[12](PP967-1002)
第二,从国内外母职概念的发展来看,社会文化对于母亲的要求逐渐提高。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社会中单纯崇尚“妈妈的爱”的观念被逐渐放弃,这一观念被视为对个体的剥夺[13](PP667-668)。20世纪80年代,莎伦·海斯(Sharon Hays)提出“密集母职”(intensive mothering)的概念,即以孩子为中心承担密集的劳动,母亲的需求和利益必须从属于自己的孩子,满足孩子深层次的需求。对于有孩子的职业女性来说,不仅要完成自身工作还要照顾孩子,这对她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4](PP484-485)。克里斯托弗·凯伦(Christopher Karen)认为,近年来已婚职业母亲构筑了“松散型母亲”(extensive mothering)的模式,她们强调就业对自己的益处,为了减弱工作与家庭的冲突,她们将大量日常儿童照料委托给其他人,并将好母亲定义为“掌控式负责”(in charge),自己虽然无法时刻照料儿童,但掌握着儿童照料的情况,是儿童照料的最终责任者[15](PP73-96)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量女性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中,政府鼓励家庭妇女参加生产性劳动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20世纪70年代,中国女性开始走向自我发现的道路,“自爱自强”成为女性角色的新期待[16](PP88-91)。改革开放后,市场话语开始逐渐影响母亲的角色期待,母亲既投身于生产活动中,也逐渐接受现代科学育儿话语的影响。陶艳兰对流行育儿杂志中理想母亲育儿知识进行分析后发现,20世纪80年代杂志倡导父母共同育儿,妇女被视为国家建设的重要力量,理想母亲则是集牺牲奉献、努力、节俭等特质于一身的女性;20世纪90年代杂志强调母亲素质,认为好母亲应该提高自身素质以培养适应竞争社会的高素质儿童;21世纪以来,杂志倡导的好母亲应增进理性、遵从专家,利用育儿商品和服务养育快乐的孩子[17](PP25-37)。杂志中的母亲形象反映出社会对母亲的多面要求:既是学龄前儿童首要且最佳的养育者,又可以平衡家庭与工作,同时还是独立自主的女性[18](PP120-125)。区别于改革开放前相对闭塞的话语环境,母亲的身份与角色在改革开放后受到多种观念的影响,给母亲身份带来更多张力。同时,现代城市教育中“拼妈”现象十分普遍,全球化催生的竞争型教育与市场法则的入侵和“家长主义”的滥觞使家长在子女教育市场的比拼方面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母亲成为子女教育的负责者,这与以往母亲注重对孩子生理性照料的期待不同[19](PP61-67)
第三,从母职研究对象的年龄来看,关于中青年女性特殊生命历程中的母职体验方面的研究较多。研究显示,在怀孕及母乳过程中,母亲的生命体验不断被现代科学技术与消费主义所形塑。在孕期女性的生命体验中,医疗技术的干预使孕妇自身的身体经验被不断贬低,母职体验也因此变成一种经由现代医学健康方案所主导的想象[6](PP133-157)。妊娠期女性不仅面临工作与家庭的角色冲突,而且身体体验受到工作制度与生活环境的重塑[20](PP32-36)。对于城市女性的母乳喂养来说,“现代科学话语和母职神圣的传统观念共同塑造了城市女性的哺乳实践,并将女性的身体异化成‘以哺乳为中心’的身体,母职实践受到市场和商业的形塑”[21](PP95-106)
第四,从母职研究对象所属的阶层来看,不同阶层的母职实践形式存在差异。薇妮斯蒂·马丁(Wednesday Martin)对纽约上东区母亲的研究发现,美国上流阶层的母亲有着严格的母职规范。一是对母亲的外表形象有着严格要求,其生产后要迅速恢复身材,无论是否照料孩子都要保持良好的外在形象与优雅的举止;二是在子女的教育上,追求对孩子的顶尖精英教育,投入巨额的教育费用,并雇用专业的家政人员和司机照顾孩子[22]。国内中产阶层女性希望在履行母职的同时能够保有自我的职业和生活空间,但母亲的行为决策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平衡状态不易实现[23](PP55-66)。蓝佩嘉的研究显示,中国台湾地区的新贵家庭中不少母亲雇用家政人员照料孩童,孩子妈妈除了监督家政人员的育儿工作外,更多地扮演非体力照顾性质的陪伴者角色以及践行“精神层面的母职”[24](P146)。关于劳工阶层母职的研究大都与地域流动相关联,地域的转变形塑着母职的实践形式。针对中国香港地区菲佣母亲的研究显示,她们虽然不能陪伴在孩子身边,但可以利用通信技术完成母职,为孩子建构一种母亲的“虚拟在场”,以在情感和道德两个层面履行其作为母亲的职责[25](PP199-222)。基于中国大陆的研究也显示,进城务工女性的母职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城市育儿文化的影响[26](PP73-87,P95),面临着多重的结构性限制。
第五,现阶段有关老年母亲照料体验的研究发现,老年母亲的照料经验受到现代育儿规范的挑战。长辈帮忙带孩子减少了子女家庭的经济压力并满足了孙辈照料的需求,但在子女家庭中,老人与其子女常因带养孙辈出现代际矛盾[27](PP105-114)。从家庭内部权力关系角度来看,在与子女同住的家庭中,老年母亲大都承担着对孙辈的照料工作及部分家务,但育儿科学话语的转变使老人的经验在“操作层面”与当下的实际需求产生了一定的背离,老人经验与现代育儿期待的冲突造成其经验在“符号意义”上的贬值[28](PP148-171,PP244-245),从而使他们在家庭权力关系中的照料主导权威下降[29]。同时,关于“老漂族”的研究发现,“老漂族”在社会融入方面存在困难[30](PP34-43)[31](PP22-31)。新环境融入难、家庭矛盾多、医保报销难、社会交往关系断裂等困境导致“老漂族”普遍存在心理不适[32](PP154-155,P171),容易出现孤单、被排斥、焦虑和无助等消极情绪[33](PP68-72)。“老漂族”对迁入地的社会认同程度偏低,自我身份认同感也较低[34](PP71-75)。可以看到,老年母亲的母职体验面临着来自时代、地域、阶层等方面的挑战。
现有研究显示,母职实践在不同时代背景、阶层、地域文化中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也揭示出母职作为一种文化规范对不同年龄、阶层女性的个体发展产生的影响,构成社会性别不平等机制的重要一环。但现阶段国内关于母职体验的研究大多数集中于对中青年女性特殊生命历程的研究,或是针对城市中产阶层母亲的研究,对“老漂”母亲这一老年流动女性的母职研究较少。母职的发展既具有连续性又具有可变性[35](P1),本文试图在母职可变性的框架下探索“老漂”母亲的母职实践,探究她们在跨越代际、育儿时代背景、城乡等方面的情境中,母职实践的形式是怎样的?她们又如何回应当下的母亲身份?

二、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深度访谈法和田野观察法于2018-2019年在北京市海淀区、朝阳区的社区收集资料。在前期调查中发现,社区中存在几个“老漂”母亲带孙辈玩耍的聚集地,本文的访谈及田野观察均在这些区域完成。“老漂”母亲群体具有很强的异质性,因本文注重地域、文化等因素对“老漂”母亲母职体验的影响,研究对象均选取来自农村的“老漂”母亲(她们面临着更强烈的地域与文化冲击),同时遵循以下原则:在子女核心家庭中有至少3个月的稳定居住时间;在子女家庭中主要承担照料子女及孙辈的劳动,“老漂”群体中有夫妻一起流动和一方单独流动的情况,本文研究的“老漂”母亲为单独流动或者在家庭中承担主要照料劳动的母亲;子女拥有固定住房和稳定工作。与“老漂”母亲一样,她们的子女也存在着阶层的差异,本文突出育儿文化转变对母职的影响,践行着中产阶层育儿观念的子女家庭与来自农村的“老漂”母亲之间存在更强的张力,能够更加清晰地诠释“老漂”母亲面临的育儿文化转变的情境。因此,本文选择的研究对象的子女均为在京有稳定工作和住房、学历在本科及以上的中产阶层(1),家庭年收入不低于20万元。选择北京作为调查地点有两方面原因:其一,北京作为一线城市,生活压力和生活成本较高,子女家庭在日常生活及孙辈照料上更需要“老漂”母亲的支持;其二,北京作为首都,其国际化的文化与教育环境对跨境遇母亲而言意味着更大的地域与文化挑战,研究更具典型性。本文选取6个典型的案例进行分析(见表1)。

表 1    访谈对象基本情况

注:调查对象的年龄为调查当时的年龄。


三、劳累、拉扯、孤单的母职:跨代际、阶层、城乡情境中的“老漂”母亲母职实践

(一)跨代际的劳累母职:双重母职照料与身心劳累

“老漂”母亲承担着双重的母职照料责任以满足子女的生活需求:她们在子女家庭中既承担着一部分对子女的照料,又承担着绝大部分对孙辈的照料;对子女日常生活的照料以满足其生理性照料需求为主,对孙辈的照料则承担更多“代理母亲”的责任。
1. 满足子女的照料需求——成为子女的“好母亲”
B奶奶和老伴一起来北京照顾孙子,他们共有三个儿子,现在主要照顾的两个孩子,一个是大儿子的女儿(4岁),另一个是二儿子的儿子(3岁半)。两个孙辈相差半岁,两个儿子相差一岁。两个儿子在同一个小区居住,楼也离得很近,小儿子还没有结婚。B奶奶和老伴以前在农村老家开饭馆,两人厨艺都不错,在做饭这件事上,老伴有时候会做,但大部分时间还是B奶奶做。因为两个孙辈的年龄相差不大,所以之前两家人是在一起吃饭的,之后大儿媳生二胎,在家休产假,B奶奶就开始两边跑给大家做饭。B奶奶和老伴一直住在二儿子家里,在大儿媳生二胎的时候,B奶奶住到了大儿子家,但因为要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总是起得很早,做早饭时会吵到在客厅睡觉的大儿子,最后还是回到了二儿子家居住。大儿媳由于照顾两个孩子睡觉,一般起床比较晚,九、十点钟才会起床,所以B奶奶每天起床后先在二儿子家做早饭,大儿子起床洗漱完毕后就到弟弟家吃早饭再去上班。吃完收拾好之后,大儿媳也该起床了,B奶奶再去大儿子家给大儿媳做早饭,“她们(大儿媳及两个孩子)吃完就十点十一点了,又该到二儿子家这边给小孩子做午饭了,时间刚好”,给二儿子家做完午饭,B奶奶再去大儿子家做午饭。
现在虽然是两边跑,但比起之前住在大儿子那边,至少不会吵到他睡觉了。以前我在那边儿子只能在客厅睡,房子不大,要早起给大儿子做饭,然后再去二儿子家也很麻烦。(访谈对象B)
可以看出,B奶奶承担着两个儿子家的大部分照料任务,包括平日里给全家人做饭、照顾坐月子的儿媳以及孙辈。为了满足两个儿子家庭的不同需求,B奶奶每天都要往返于两个家庭之间,相比老伴,她承担更多的照料责任。B奶奶基本不会过问子女工作,“他们工作的事情我们不管”,只是尽力满足子女的日常生活需要。
2. 事无巨细的照料——成为孙辈的“代理母亲”
对孙辈的照料是“老漂”母亲的主要职责,她们在子女外出工作时,承担母亲的责任,尽力照顾好孩子的日常起居。
首先,她们对孙辈的照料要保障其安全并给予关心。“老漂”母亲一天的行为轨迹多数是固定的,尤其在工作日有较为规律的作息,可以简略地归纳为“早起做早饭—带孩子出去玩/送孩子上学(回来后做家务/休息)—中午做饭给自己(老伴、孩子)吃—午休后带孩子出去玩/接孩子放学—回家做晚饭/等子女回来后一起做饭”。以一位照料2岁孙子的“老漂”母亲为代表,其在工作日具体的生活作息可见表2。

表 2    访谈对象D在工作日的一日生活作息



基本重复的照料工作是“老漂”母亲日常生活的写照,她们大部分时间花费在对孙辈的照料上,也要间接完成一些家务,如洗衣服、做饭。有些“老漂”母亲的子女工作时间不固定,她们会根据子女的下班时间调整自己的时间安排。
在日常照料过程中,“老漂”母亲对孙辈(尤其是学龄前儿童)百般呵护,保护其安全的问题更是重中之重,经常是孩子去哪里就要跟去哪里,一刻也不能放松。用一位“老漂”母亲的话来说“既费体力又费精力”,这样的照料行为对年龄较大的“老漂”母亲来说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来自安徽60多岁的D奶奶经常在家不远处的花园里和2岁的孙子玩。D奶奶装备齐全,随身携带的布袋里装着孙子喝水的儿童水壶和自己喝水的水杯,还带着足量的卫生纸,给孙子吃的小零食、水果,以及小汽车模型等小玩具。小孙子闲不住,一会儿往这边走,一会儿到那边去,D奶奶将布袋放在花坛边之后就跟着孙子一起走,孙子走到哪里,D奶奶就跟去哪里,时刻注意他的安全。小孙子在一个台阶旁边,D奶奶马上拉他上去;小孙子走到水池旁边,D奶奶马上拉住他说“那里有水,别过去”。小孙子这两天有点感冒,一直流鼻涕,D奶奶就拿着纸一路跟着不时俯身给他擦鼻涕。小孙子走了一圈后,D奶奶领他回到花坛边,拿起带吸管的水壶喂他喝水,自己也用自己的水杯喝了几口,接着D奶奶拿出洗好切好放在饭盒里的水果,喂给小孙子吃。吃完水果后,小孙子又开始跑着玩,D奶奶继续跟着。在接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D奶奶基本上没有休息,孙子爱玩爱跑,D奶奶就一直跟着,时刻注意孙子的安全。(对调查对象D的田野观察)
成为一个无微不至的孙辈照料者对“老漂”母亲的体力精力有很高的要求。在调查中经常可以看到满头花白的“老漂”母亲照顾年幼的孩子,小心翼翼地保护孙辈的安全,无微不至地给孙辈提供尽可能好的照料,付出了巨大的心血,非常辛劳。
其次,“老漂”母亲要在子女无暇顾及孙辈的时候承担起一部分对孙辈人格培养的责任。也就是说,“老漂”母亲的照料行为除了无微不至的生理照料外,还会对孩子进行严格管教,规范孙辈的一些行为。
F奶奶的儿子和儿媳经常出差,无暇照顾12岁和7岁的孩子,F奶奶就和老伴来到儿子家照顾孩子。F奶奶说自己很累,老伴年轻的时候天天忙着干活,几乎没有带过孩子,抱孩子、哄孩子都不会,现在基本帮不上什么忙,也就看着别出事情。孙子淘气的时候自己也管不了,孩子不听话。
孙女的成绩不是很好,她妈妈给她报了辅导班,考试前还报了网课,几节课就5000(元),还是考得不好。两个孩子都喜欢玩手机,有时候管不了。我也不能时时刻刻盯着呀,我还要做饭、洗衣服、收拾家。小孙子淘气,刚上小学,老师都找家长好几次了,在课堂上坐不住,不遵守课堂纪律,家里人还说我不好好看着,我也骂他呀,也逼着孩子天天写作业,教我也教不了,最多就是看着。我也不是不管啊,管不好都埋怨我,我太累了,想回家了。(访谈对象F)
F奶奶认为,儿子和儿媳都很忙,自己和老伴来帮忙照料孙子、孙女十分必要。老伴并不擅长照料孩子,因此F奶奶不仅要完成家务劳动还要承担照顾孩子的主要责任,这种照顾既包括衣食住行等生理性照料,也包括对孩子进行人格培养、督促他们学习,当孙辈学习成绩不理想时,“老漂”母亲难免会被埋怨。可以看到,“老漂”母亲对孙辈的严格要求一方面是出于孩童成长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对母职期待的积极回应,完成子女对自己的母职期待,不至落到“只知道宠爱孩子”的境地。
“老漂”母亲对孙辈的日常照料一定程度上束缚着她们的身心,这主要体现在“老漂”母亲在照料孙辈的过程中要时刻在场、注意保护孙辈的安全,同时她们对自己的身心需求无法及时回应。双重母职期待下的“老漂”母亲承受着更大的母职压力,她们对孙辈的照料更加尽责与谨慎,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对自我的要求,而且关系到自己在子女面前的形象。

(二)跨时代与阶层的拉扯母职:照料行为的低话语权与再建构

育儿要求与特定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政治、经济及文化的变迁都会导致育儿文化和育儿实践的改变,老漂母亲在母职实践中面临着时代与阶层的挑战。
首先,“老漂”母亲面临育儿文化转变的挑战。科学育儿随着人们对科学热情的高涨而逐渐兴起,母亲开始感到依靠口耳相传的方式获得的传统育儿知识已经无法帮助她们教养好孩子,科学的母职由此形成[36](PP161-178)。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的母职不断发生改变,传播着专业主义、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当代育儿知识的生产呈现出三种趋势:亲子关系的平等与相互尊重;育儿方法技术化、专业化;育儿观念商品化使更多父母被建议消费特定的商品和服务以更好地满足孩子的需要[37](PP31-45)
其次,对于来自农村的“老漂”母亲来说,也面临着跨越阶层的育儿情境。“老漂”母亲的子女大都拥有较高的学历、稳定的工作,已在大城市扎根,作为中产阶层育儿观的实践者,其育儿观念与方式已与“老漂”母亲不同,对育儿也有着更高的要求。中产阶层的教育理念倾向于素质培养,注重拓展孩子的兴趣爱好与见识,但在秉持让孩子“快乐学习”的理念下也重视应试与分数,呈现出矛盾的育儿现状[38](PP19-26,PP94-95)。对上海中产阶层父母的调查显示,他们普遍感受到育儿的压力,且压力更多来自其“快乐精英”的子女教养目标:希望孩子既快乐成长,又拥有出色的竞争力[39](PP40-46)。高期待的育儿行为也带来城市中产家庭育儿消费的不断增长,育儿压力增大。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3-2014年的数据分析显示,每个家庭用于儿童校外教育的消费支出平均为1883元,独生子女家庭的支出高于多子女家庭。各阶层都重视孩子核心课程辅导班的参与,同时家长职业地位更高、受教育程度更高、经济状况更富裕的家庭,更有意愿让儿童参加艺体兴趣班,而且中产阶层家庭更加注重孩子学业之外的文化资本积累和阶层品位培养[40](PP163-190,P245)。在科学育儿话语流行及中产阶层高质量育儿观念的情境下,“老漂”母亲在照料孙辈的过程中话语权较小,并需要不断学习以适应新的育儿观念。
1. 中产阶层育儿观下的低话语权
C姥姥经常提到外孙女的奶奶是正式工、爷爷是高校退休职工,自己作为临时工为照顾外孙女辞去了工作。“我是农村的,农村户口嘛,半个文盲,读书就读到五年级。”C姥姥只有一个女儿,女儿怀孕6个半月她就来照顾,现在外孙女的衣食起居也都由她照顾。对于外孙女的教育问题,C姥姥表示自己不太管,都是女儿管。
(给孩子)报了个什么亲子班,我才小学毕业,放在现在就是文盲,教写个字还行。现在的孩子可麻烦了,我女儿怀孕的时候还听什么音乐,说是对孩子好……想着把女儿养大,再把这个(外孙女)养大就算完成任务了,要不要二胎那就再说了。(访谈对象C)
在照顾外孙女上,C姥姥提及很多东西自己都不了解,多数情况下听女儿的。
每天孩子的饭要单做,今天早上(女儿)给我发来食谱,让我给孩子做,把鳕鱼、蔬菜弄碎蒸熟再与鸡蛋放在一起……现在的孩子不好带了,她妈小的时候,做什么就吃什么,现在这个孩子倒是也不挑食,但孩子吃饭要讲究营养。(访谈对象C)
C姥姥讲到女儿说不给孩子吃猪肉,现在的猪肉不好,但没有说出为什么不好(当时新闻报道个别地区暴发猪流感),“就吃鸡肉鱼肉”。在做饭问题上,“早上不用起早,他俩(女儿、女婿)不吃早饭,我就做点我俩吃,再给她(外孙女)单做一点”,至于晚饭,“我都是下午出来前蒸上米饭,然后回去炒俩菜我和老伴吃,他俩一般不在家里吃”。衣服“一般不给他们洗,有时候攒得多了就顺便一起洗了,小的都是我洗,不能用洗衣机,都是手洗”。访谈正值夏天,孩子在小车上被老人拉着,老人还不停地扇扇子(绝大多数老人都用扇子给孙辈驱蚊)怕孩子被蚊子咬到。C姥姥指着孩子腿上的包说:“前几天不注意,看这大腿上咬的。”
外孙女的营养餐食,对C姥姥来说是每天都要注意的。虽然大部分时间按照自己的经验给孙女做一些食物,如粥、鸡蛋羹,但是如果女儿发来营养食谱,她就会按照食谱准备,制作过程要复杂得多。在访谈过程中,恰巧女儿又给C姥姥发来信息,让她给孩子做营养餐,女儿用微信语音说了一个食谱,也是多种食材,有荤有素,制作过程听起来有些烦琐,但C姥姥似乎已经掌握了这些。“老漂”母亲在科学育儿的过程中大都听从子女的安排,成为忠实的执行者。正如之前的研究所述,在城市中产阶层的育儿实践中,形成了“严母慈祖”的格局[28](PP148-171,PP244-245)
2. “老漂”母亲照料行为的再建构
“老漂”母亲在科学育儿话语及中产阶层育儿期待的情境中逐渐适应现代育儿观念,接受子女对孙辈教育活动的安排,她们的照料行为也在这一过程中被重新塑造。
在A奶奶看来,时代已经发生改变,自己的很多想法已经跟不上变化。她的儿子35岁结婚,生孩子也较晚,但在北京靠自己打拼奋斗出了属于自己的房子,“不靠家里都要这么长时间,刚毕业才赚多少钱啊,生活压力大,都是这样的,结婚晚”。不仅是子女的婚恋年龄,孙子的饭食品质、学习培训,也与A奶奶年轻养育儿子时不同。
作为老人,我们能做的就是把孩子照顾好,现在上幼儿园也贵,有的要20万(元)一年,工资才多少钱啊,一个孩子大学读完可能都花不了这么多钱。我这个孙子现在他妈妈也给他报了编程班,马上读小学,也要他妈妈辅导,跟我们那时候不一样了,以前养孩子哪有这么管的,我儿子和女儿都没有让我们操心的。(访谈对象A)
“老漂”母亲普遍认为,现在孩子的教养方式已经与过去不同,自身的观念也有些跟不上时代,所以大部分养育孙辈的事情都会按照子女的要求去做,同时自己的育儿观念也逐渐向现代育儿理念靠拢。前文C姥姥在讲起外孙女饭食的时候提到了营养均衡、猪肉要少吃、孩子的衣服要与大人分开以免受到污染等,可以看到C姥姥已经接纳了这套当代育儿方式。在给外孙女做营养餐的过程中,她学会了用搅拌机、蒸蛋器等机器,不断适应与实践现代育儿观念。在子女没有特别要求时,“老漂”母亲也会依照原有的照料经验进行照料,如照顾年轻母亲的月子,在孩子小的时候按照自己的经验做一些辅食。但“老漂”母亲的照料活动并没有因为子女的不在场而得到较多的自主权,年轻母亲虽人在工作岗位,但时刻心系孩子的生活,“指挥”着“老漂”母亲的育儿行为,展示出现代城市职业女性母职照料的“心理在场”现象[41](PP87-96,P105)
科学育儿话语束缚着“老漂”母亲和年轻母亲两代女性,年轻母亲作为孩子的第一负责人,要完成现代育儿话语中的密集母职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也更难平衡职业发展与孩童照料间的矛盾;对“老漂”母亲来说,为了完成子女的育儿期待,学习科学育儿方法成为必然,她们的育儿观念与实践被解构并重新建构,呈现出拉扯的状态,不断在自身的照料经验与现代科学话语之间寻求平衡。
(三)跨地域的孤单母职:社会交往受限与分离焦虑
地域差异首先体现在城乡差异方面。乡土社会有着相对稳定的社会交往圈子,对于“50后”“60后”的“老漂”母亲来说,几十年生活在农村,来到城市会有一些不适应,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人际交往的流动化。B奶奶刚到北京最不习惯的是,周围人的流动性很大,邻里之间都不认识,不像农村那么熟悉,很难建立起像乡土社会那样紧密的社会联系。
刚认识的人,明天可能就搬走了,这里人太多了,这么多栋楼,有的房子是租的,有的是买的。和孙子一起玩的小孩,有时候玩了一阵就搬走了。我刚来的时候可不习惯了,刚认识不久人就搬走了,太快了,我们那边(街里街坊)都很熟的。(访谈对象B)
二是“老漂”母亲社会交往的有限性。来到异地的“老漂”母亲,因为忙于照料子女和孙辈,社会交往圈子狭窄,一般没有其他休闲交往活动。和老伴一起来的“老漂”母亲还可以与老伴交流,相互帮忙,独自来到异地的“老漂”母亲则孤单感更加强烈。
来自鲁西地区的E姥姥63岁,外孙上三年级,来北京已经快十年,因为当时房子比较小,老伴过来不方便,就没有一起来。E姥姥在访谈时讲到在这边很孤单,没有人玩,也没有人聊天。现在外孙大了,自己也不想在这边长待了。
每天就是早上给孩子做饭,然后去周围的大学转一圈,中午大家都不回来,下午的时候接孩子、做饭,再到别的学校操场转一圈,一天就是这样的。他(外孙)小的时候照顾他很忙,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现在孩子大了,觉得有一些孤单。以前我们住在昌平那边,一起看孩子的老人比较多,有时候还一起去超市,上小学后搬来这边(海淀)了,这边认识的人也少了。(访谈对象E)
对于回去之后的生活,E姥姥觉得自在些,但也会想女儿,“回家后也会想女儿的,之前回去过一段时间,在老家自己心里也空落落的”。
三是跨地域带来的对未来的担忧,这种担忧来自今后将要面临的与子女及孙辈分离的焦虑。一方面,她们想在孙辈长大后回到家乡,拥有更加自在的老年生活;另一方面,她们担心回到家乡后与子女和孙辈的情感联结减弱,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在这里无趣,回家想孩子”的情感焦虑困扰着“老漂”母亲。尤其是对于独生子女家庭来说,“老漂”母亲回到家乡后没有其他情感寄托,会感到更加孤单。回去还是留下对“老漂”母亲的情感及生活均产生一定的冲击,“老漂”母亲从逐渐适应子女家庭的生活,到孙辈长大逐渐“走出”子女的家庭,面临着母职的再次转换。

四、“老漂”母亲面临的结构性情境及回应

在“老漂”母亲母职实践的背后,面临着怎样的情境?“老漂”母亲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现在的照料行为的?“老漂”母亲的母职实践面临着各种结构性因素制约,既包括客观社会条件的影响,也存在长久以来母职意识形态的内化。结构在制约行动者的同时,行动者也会通过反思性行为不断修正结构。在“老漂”母亲的母职实践中,她们不断以自己的方式适应这一结构情境,积极地看待自己的母亲身份,在一定程度上掌控着自己的母职。
(一)“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漂”母亲面临的结构性情境
“老漂”母亲面临着多重的结构性情境,这些结构因素使得她们的母职实践呈现出自身的特点。
第一,性别文化中的母亲身份与孩童照料。母亲身份对“老漂”母亲有长远的影响,母职意识已经成为社会的结构观念。“吉登斯把人们头脑中的结构观念称为记忆痕迹,用于强调支配人们社会行动的结构观念;这不是传统认识论所称的逻辑思维,也不是语言表达出来的概念、判断,是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日积月累形成的习惯性的实践意识。”[42](P408)“老漂”母亲对母亲身份的认同在其生活的社会环境中早已形成,社会文化对母亲行为规范的要求不断加深这种认同,使其母职意识不断内化,并不断强化自身在照料行为中的责任感与奉献精神。母亲身份使她们被认为应该对家庭的照料需求负责,这一传统社会性别分工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体现在当子女家庭需要照顾时,“老漂”女性大都“必须在场”,“老漂”男性则是“选择在场”。在调查中经常听到“老漂”母亲说“这是我应该做的”“把孩子带到XX岁我的任务就圆满完成了”等包含自我行为规范的话语。“老漂”母亲将养育孙辈看作自己的责任之一,养育完孩子再竭尽所能地照顾孙辈,自己才算是真正完成了作为母亲应该做的事情。可以看到,在“老漂”母亲身上,母亲的责任作为一种人生信条和行为准则影响着其观念和行为,在老年时期继续照料子女及孙辈成为社会文化及其自身的规范。在日常照料中,她们也不断利用反思性监控继续完成作为母亲的责任。反思性(reflexivity)是指“持续发生的社会生活流受到监控的特征”[43](P23)。反思性行为不断监控着行动者的行为。“老漂”母亲理解自己的母亲身份,也了解社会文化对于母亲的期待,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监控着自身的行为,以期不脱离“好母亲”的标准。
第二,婴幼儿社会照料体系的缺失。“不过来没办法啊,想着能给儿子减轻点负担就减轻点,他们每天晚上七八点才回家来,工作也很辛苦,儿媳妇的父母又不能带孩子,身体特别不好,我女儿在杭州,也需要照顾,我老伴在那边照顾着。”(访谈对象A)“我儿子工作很忙,儿媳妇是工程师经常出差,没有时间照顾孙女和孙子,两个孩子都要照顾,现在都要上学。照顾孩子是很累啊,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又不能扔下不管。”(访谈对象F)
“老漂”母亲的子女到异地扎根安家,其社会支持资源较少,“老漂”母亲往往成为子女家庭孩童照料的主要支撑。改革开放后社会制度对0-3岁婴幼儿照料的支持逐渐减弱,婴幼儿照料的家庭负担加重,育儿市场化趋势增强,同时生育政策不断放开。对于“老漂”母亲来说,如果子女生育多胎,她们对子女家庭的照料时间也会相应延长,照料压力进一步加重。
第三,“老漂”母亲年龄困境下的身心负担。首先,作为老年群体,“老漂”母亲的体力精力不如年轻时,照料行为中身心负担更重,身体更易疲劳。其次,年龄的增长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她们在育儿观念上与子女的脱节,现代科学育儿话语在儿童的衣食住行、文化知识学习及爱好培养上都遵从所谓的科学逻辑,无论是日常照料中食物的营养搭配还是胎教音乐、大脑开发教程,都与“老漂”母亲的认知有所不同。高标准的育儿期待使得“老漂”母亲原有的照料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排挤,在对孙辈的照料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其照料工作的自主性被进一步挤压,照料行为以满足子女的育儿期待为目标。
第四,地域转变与社会关系建立困难。“老漂”母亲来到子女居住地,普遍出现文化上的不适应。原有的生活经验与新地域的生活经验对其产生拉扯,她们往往需要一定的时间去适应,同时“老漂”母亲平时忙于照料子女及孙辈,社会交往活动较少,在异地很难建立起自身的社会关系,更容易感到孤单。
第五,子女家庭的现实处境会进一步制约“老漂”母亲。这一现实处境包括家庭中可以照料孙辈的老人身体状况和子女家庭的经济收入情况。在A奶奶儿子的家庭结构中,儿媳的父母由于身体原因无法承担照料劳动,A奶奶的照料显得更为重要。这给A奶奶的生活带来了一些不便,A奶奶和老伴处于两地分居的状态,老伴在杭州照顾女儿的孩子,但是如果自己不照料儿子家庭的生活,雇用家政人员的开销很大,会给儿子家庭造成很大的负担。A奶奶也提到,身边存在老年母亲不愿意照顾孙辈的现象,但出于对子女家庭利益的考虑,自己还是选择继续照看孙辈,“能做就做了”“没办法啊”等词语多次出现在与阿姨的对话中。“老漂”母亲选择照料子女及孙辈除了对于母亲身份的认同之外,自身及子女家庭的现实处境更进一步加强了“老漂”母亲的付出行为。个体所处的结构性力量,是个体自我身份认同形成的基础和前提[44](PP1-9)。“老漂”母亲了解社会文化对母亲身份及其带来的行为规范,同时,孙辈照料需求、不同的家庭结构与面临的家庭问题等因素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老漂”母亲的行为,当“老漂”母亲的自我生活期待与子女的需要发生冲突时,子女家庭照料需求越强,“老漂”母亲越会遵从子女家庭的需求,其自我约束会越强,结构性的制约进一步加强“老漂”母亲的身份认同。
可以看到,“老漂”母亲处于性别、年龄、地域交叉的弱势地位,这一弱势地位背后是男权制、科学育儿话语的转变及地域区隔共同塑造的。男权制社会中的社会分工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女性的选择,男性在社会生活中的绝大多数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女性相对处于劣势。传统的社会分工将女性视为私领域的负责者,女性被认为是照顾孩子与家庭的第一人选。这一观念影响了两代女性的个人选择,她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承担着更重的育儿责任。对于年轻母亲来说,面临着职业发展与孩童照料平衡的现实,“老漂”母亲成为调和年轻母亲工作与生活冲突、维护家庭利益的良方。但由于年龄的增大,“老漂”母亲育儿经验与现代育儿话语脱节,体力也不如年轻时。而异地生活中社会交往的相对贫乏使她们的生活更加孤单,也给她们带来了今后是否要回家乡以及什么时候回家乡的困扰。在性别、年龄、地域三者交叉的影响下,“老漂”母亲的母职实践呈现出自身的特点,也凸显出更加弱势的境况。

(二)自我掌控的母职——“老漂”母亲的积极回应策略

“老漂”母亲在各种结构性因素制约下,也积极回应自己的母亲身份,体现着自身的主体性,不断修正现有结构对她们的约束,以不断适应“老漂”生活。
1. “我不能只知道宠孩子”——适时调整的育儿行为
一是在孩童的照料分工上,“老漂”母亲根据子女的需要适时地调整育儿理念。在子女工作不是很忙碌的时候,不干涉子女的日常生活和孙辈的教育活动;在一些子女经常不在家、无暇顾及孙辈学习的家庭,“老漂”母亲在承担着无微不至的生理性照料的同时,也尽自己所能严格要求和督促孙辈的学习活动,尽力破除“老人只知道宠溺孩子”的刻板印象。二是主动学习新的育儿知识。虽然自身的育儿经验在现代中产阶层的育儿观下已经不适用,但“老漂”母亲也通过主动学习使用料理工具、健康搭配饮食等不断了解符合当代育儿观念的育儿技能。
2. “老人不要管太多”——以和为贵的代际相处智慧
无论是对子女的生活还是孙辈的照料,“老漂”母亲的态度都是“做好该做的”,体现出“老人不要管太多”的独特智慧。儿媳妇喜欢睡懒觉,B奶奶就等她醒来了再做早饭;A奶奶的儿子、儿媳喜欢吃辣味食品,身为浙江人的她虽然从来不吃,但是不会干涉他们,同时也不参与子女的外出就餐活动,而是自己做自己吃,用她的话说,“我不在意这么多事情,家庭和谐最重要”。可以看出,“老漂”母亲对自己有着清晰的定位,在与子女家庭朝夕相处之中,形成了独特的代际相处之道,不再只做一个“逆来顺受”或者强势的长辈,她们在与子女的相处中逐渐寻找平衡,维持着家庭关系的和谐。
3. “我是很开心的”——代际情感的紧密联结
“老漂”母亲也将帮助子女、照料孙辈当成一种情感联结方式。“老漂”母亲来到子女家庭照料孙辈,除了满足子女的照料需求外,也是“老漂”母亲与子女建立情感联结的机会,这让她们感到十分开心和幸福,“来这里和他们一起很开心,带自己的孙子也挺开心的”(访谈对象B)。子女来到异地安家,父辈与其相处时间较少,尤其对独生子女家庭来说,“老漂”母亲来到子女家庭中照料孙辈是与子女相处的难得机会,也让三代人之间的联系变得紧密。同时,在提倡“养儿防老”的乡土文化中,“老漂”母亲来到子女家庭照料孙辈也给她们带来了更强大的依靠。
五、“老漂”母亲的母职实践与关怀策略
“老漂”母亲的母职实践在跨越代际、阶层育儿观念和地域的情境下呈现出劳累、拉扯与孤单的状态,“老漂”母亲也在不断积极回应其母亲身份,将这一老年时期的照料行为当作一种积极的家庭情感和经济联结方式,在学习育儿知识、运用自身的智慧维持三代家庭日常和谐相处等方面体现出“老漂”母亲的主体性。在“‘老漂’母亲如何做母亲”这一问题下,母亲身份在“老漂”母亲身上呈现出束缚与掌控并存的状态。
关于“老漂”母亲母职实践的研究,让我们看到老年时期处在异乡的她们在“做母亲”的体验中面临着特殊的社会境遇,进一步丰富了老年女性的母职研究,也促使我们反思当代社会育儿文化中老年母亲面临的一些现实问题,为给她们提供相应帮助开启了新的思路。“老漂”母亲在承担社会婴幼儿照料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现阶段获得的关注较少,今后应在以下方面加强对这一群体的关注。
一是从社会照料体系来看,应在政策层面加大对婴幼儿照料的重视,加强婴幼儿的社会照料体系建设。应完善0-3岁婴幼儿的社会照料体系,将这一年龄阶段儿童的照料逐渐从家庭中转移出来,建立相关的机构专门或者辅助照料这些孩子,有效减轻婴幼儿家庭的照料负担。同时加大公立婴幼儿照料机构的建设,市场化的育儿机构虽然解决了一定的育儿需求,但收费标准不统一,有些私立机构过高的收费加重了家庭的负担。
二是从“老漂”母亲群体的福利保障来看,应加大这一群体享受流入地政策优惠的力度。目前“老漂”群体没有或只是部分享受流入地区的老年人照顾政策,如游览公园、公交出行等。在看病就医等方面并没有实现医保政策的贯通,“老漂”群体在享受医疗服务、医保报销等方面还不够便利。
三是从“老漂”母亲的日常生活来看,社区可以建立相应的活动组织。“老漂”母亲来到异地,社会关系网络薄弱,尤其对农村“老漂”母亲来说,适应城市生活方式也需要时间,社区可以在“老漂”母亲时间允许的情况下,组织一些娱乐活动,丰富她们的休闲生活,排解其孤独感。同时,针对有着相同生活处境的“老漂”母亲,可以引导她们组成社区活动小组,如基于家乡地域、年龄阶段等组成的活动小组可以起到一定的互助作用,使“老漂”母亲在面临困难时,能够得到其他老人的帮助,进而促使她们尽快融入新生活,减轻心理负担。
四是从社会氛围来看,应营造尊重与爱护“老漂”母亲的社会环境。照料劳动的价值在传统文化中往往不被重视,人们大多认为母亲照顾子女及孙辈是理所应当的。应更多地看到“老漂”母亲照料劳动的艰辛,很多情况下她们是在克服身体的劳累、花费巨大精力照看孙辈,努力适应新环境,学习新技术。她们的辛劳与付出应得到更多的尊重与爱护,全社会应共同营造尊重、爱护“老漂”群体、重视照料劳动价值的氛围。



注释和参考文献略
本文来自《妇女研究论丛》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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