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亮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性别与家庭研究。
摘 要：未婚怀孕现象在中国呈上升趋势，而且随着未婚同居的兴起，未婚怀孕越来越多地发生在同居伴侣中。本文通过分析来自35位有未婚怀孕经历(自己或伴侣)和30位正面临未婚怀孕风险的两类流动青年男女同居者的深度访谈材料，探讨了流动青年的同居怀孕意愿，以及导致或阻止他们在同居关系中怀孕的因素。研究发现，同居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流动青年女性意外怀孕的风险，这种风险的增加往往是由于避孕时的疏忽大意和依赖有效程度较低的避孕方式所致，很少是因为缺乏避孕意识和知识。研究还发现，同居怀孕情况的增多部分取决于计划内怀孕的增多，同居关系特征、家庭期待和生育的年龄规范压力是影响怀孕意愿的关键因素，怀孕成为结婚准备过程中的一步，有时甚至是结婚前必要的一步。总之，在流动青年群体中，一种关于同居、怀孕和婚姻的联合决策模式正在形成，尽管这打破了组建家庭的传统顺序，但由婚姻来组织生育行为的社会规范并未被动摇。一、问题提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婚前性行为在中国年轻人中日益增多[1]，相伴而来的是未婚怀孕现象不断增多。研究表明，越来越多的初婚女性在结婚前怀孕[2]；各地零散的医院流产手术数据显示，手术对象中未婚女性占相当大一部分[3][4]。未婚怀孕，无论最终结局是“奉子成婚”还是流产，往往都被定义为意外怀孕，且被认为是青年人婚前性行为增多而“避孕意识与避孕实践没有跟上”所致[2]，对其展开研究的重点也集中在青年人(通常是女性)的避孕知识、态度和行为及影响未婚先孕的因素方面[5][6][7][8]，少有涉及怀孕意愿的讨论。然而，21世纪以来未婚同居现象的兴起[9]，意味着今天很大比例的未婚怀孕很有可能发生在持续共同生活的伴侣之中，而不是偶然的婚前性行为的结果。由此产生的问题是：这些怀孕的意义与非共同生活的婚前性关系中的怀孕有何相似或不同？避孕知识水平较低或避孕失败是否足以充分解释同居关系中的未婚怀孕？本研究通过对有未婚怀孕经历和正面临未婚怀孕风险的两类流动青年同居者样本的深度访谈材料的分析，探讨流动青年的同居怀孕意愿，以及导致或阻止他们在同居关系中怀孕的因素。这将有助于揭示未婚怀孕的增多，究竟是因为中国青年人同居行为的增加而带来的怀孕风险加大，还是可能源于年轻人关于婚姻与生育的规范和行为的变化。这将深化对中国家庭行为变化的理解。传统上，婚姻被认为是唯一适合生育的制度环境。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婚姻和生育之间曾经牢固的联系开始逐渐削弱，未婚生育特别是同居关系中怀孕和生育现象变得更为广泛，并被学者们视作“第二次人口转型”[10]和“婚姻去制度化”[11]的关键指标之一。对于同居生育水平的大幅上升，一派观点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同居的普遍化导致女性的怀孕风险加大。大量经验证据显示，与同龄单身女性相比，同居女性遭遇意外怀孕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尤其是那些年轻、未接受过高等教育及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家庭长大的女性[12][13]。与已婚母亲相比，同居母亲更多地表示孩子的出生是计划外的[14][15]。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同居怀孕女性的避孕知识水平较低，特别是受教育程度不高或较年轻者，她们获得高质量的生育控制指导服务的机会较少，且往往对指导者持不信任态度[16]。服用避孕药的副作用、消极的态度以及缺乏伴侣的支持，使避孕对部分同居女性来说不仅代价高昂，也难以坚持[17]。对低收入和中低教育水平同居者的定性研究还发现，同居进展速度是影响采取有效避孕措施的重要因素，迅速同居的女性很容易在最初几个月内怀孕，因为关系的快速发展使伴侣之间没有足够的时机讨论避孕方法以及就如何避免怀孕达成共识[18][19]。国内针对有未婚(婚前)怀孕经历的不同女性群体的调查得出了类似结论，这些女性怀孕或是由于缺乏避孕意识没有采取避孕措施，或是不知道正确避孕的方法[20][21]。许多关于流动青年婚恋的经验研究也直接或间接地证实，怀孕往往发生在关系初期，快速进入同居状态导致怀孕的现象较为普遍[22][23]。另一派观点认为，随着同居的普遍化及其意义的变化，人们对适合怀孕和生育的环境的观念也会发生改变，同居生育的增多还受到“计划内”怀孕增加的驱动。一些学者基于第二次人口转型理论指出，那些将同居视作婚姻替代的同居者，同样相信同居是适合生育和抚养子女的环境，并会将怀孕纳入计划之内[24]。但现有的证据表明，这一推论仅在北欧国家获得一些支持[25]。来自其他工业化社会的证据显示，那些把同居看作婚姻前奏的同居者更容易有怀孕计划。许多经验研究发现，一些同居伴侣的婚姻和生育决策高度相联，经过一段时间(从几个月到几年不等)共同生活的伴侣在决定结婚的同时，往往也做出了生育孩子的决定，并有意停止采取避孕措施[26][27]。另外，结婚预期也会增加同居者的怀孕意愿，那些有结婚打算但认为近期还不是理想结婚时机的同居者很容易有怀孕的计划，原因在于共同抚育孩子可以进一步增强伴侣之间的承诺和关系稳定性[28][29]。相比之下，国内研究由于普遍把未婚怀孕预设为“非意愿”的，忽视了探讨计划内怀孕的可能性及揭示背后的推动因素。然而，一些迹象表明，许多婚前怀孕有可能是在计划之中的。例如，一项以婚检女性为对象的调查显示，26%的婚前怀孕者表示是“自愿妊娠”[6]。对流动青年女性群体的定量和定性研究表明，在未婚先孕的流动妇女中，不少人是在有婚约的情况下发生婚前性行为或同居[5][30][31]，或许正是有了结婚的预期，这些年轻女性把怀孕看作顺其自然的结果，因而未采取避孕措施。一项新近研究在剖析婚前同居和未婚怀孕之间关系时也认为，农村早婚早育和重视香火传承的生育文化为婚前怀孕提供了宽容和接纳氛围[23]。总之，对西方文献的回顾表明，同居关系中的未婚怀孕和生育比例的上升是大多数国家家庭中已经或正在发生的变化的一部分。因此，对于中国未婚怀孕逐渐增多的趋势，有必要放置在这种婚姻家庭行为变迁的背景下进行探讨。本研究认为，未婚怀孕尤其是同居怀孕增多，不只是由于婚前性行为、同居增多而加大了女性的怀孕风险，还可能是年轻男女对婚姻与生育之间的传统规范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与婚前性行为、同居一样，婚前的怀孕逐渐成为一种可接受的行为。本研究将运用对有未婚怀孕经历和正面临未婚怀孕风险的两类流动青年男女同居者的调查资料进行探讨。本文分析资料来自对65位正在同居或曾经同居的流动青年男女的深度访谈，其中包括35位经历过未婚怀孕(自己或伴侣)的同居者和30位当前面临未婚怀孕风险的同居者。所有受访者都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正处于择偶、成家和生育的关键时期，他们与伴侣(曾经)同居至少3个月。本研究将男性也纳入访谈范畴，因为男性关于怀孕、避孕的意愿和行为是同居关系中怀孕和生育的重要决定因素[16]。此外对研究对象的户籍和受教育程度进行了筛选，具体而言，本研究访谈的对象是农村户籍、大学本科以下的流动青年，也即学界普遍称之为的“农民工”或“打工青年”。调查于2017年6月至2019年4月进行，调查的地点包括长三角地区的上海、杭州、苏州、南通和珠三角地区的深圳、广州、河源以及北京和长沙9个城市。一方面我们通过个人社会关系网来寻找符合条件的访谈对象，同时在一些场所(如美容美发店、足浴店、小饭店、宾馆等)主动寻找可能的调查对象；另一方面，为了满足研究对不同类别样本的要求，由劳务中介代为发布有偿招募信息寻找受访者。访谈采取现场录音，时间持续1-2.5小时，大部分在1.5小时左右。在访谈中，受访者讲述了他们的成长、流动和工作经历，对怀孕和结婚的看法，采取避孕措施的情况，以及与伴侣就怀孕和避孕问题进行商讨的情况。表1列出了调查对象的情况。调查样本包括31位男性和34位女性，来自全国16个省份，他们中年龄最大者28岁、最小者20岁，男女的平均年龄基本持平，分别为23.7岁(男性)和23.5岁(女性)。所有受访者都接受过中等程度及以上教育，其中初中程度占32.3%，高中程度占41.5%，大专程度占26.2%。男性受访者从事的工作以制造业居多，女性则主要从事各类服务行业或行政文员工作。
四、同居中的怀孕：是性行为的意外后果吗
在受访样本中，有35位受访者(自己或伴侣)在同居期间怀孕；除2位有过两次怀孕经历外，其余33位都只有一次怀孕经历。从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受访者经历的怀孕绝大部分(74.3%)是以孩子出生结束，3位正在怀孕的受访者也打算生下孩子，只有不到两成(17.1%)的怀孕终止于自然流产或人工流产。从意愿上来看，这些怀孕大多不是计划内的，近2/3的受访者把当初的怀孕描述为“意外”，声称在怀孕之前没有怀孕的想法；但也有1/3的受访者表示当初怀孕是计划内的，或者认为怀孕是同居后自然发生的结果。20世纪60年代避孕技术的进步使控制生育变得更加容易[32]，但大量的经验证据表明，未婚女性意外怀孕的比例还是相当高的，尤其是有同居伴侣的年轻女性，她们的避孕失败率高于已婚和单身女性[33]。在调查样本中，流动青年同居伴侣同样有着较高的意外怀孕发生率，根据这些受访者关于怀孕前采取避孕措施情况的描述，可以从三方面解释为什么进入同居关系的流动青年容易意外怀孕。
首先，避孕时的疏忽大意，最为常见的情形是偶尔忘记使用避孕套或中途才使用。质检员小曼在同居一年多后(当时24岁)“意外”怀孕，当被问及“意外”是如何发生的时，她回答说：“当时是端午节的时候，我们跟同事一起出去吃饭，也喝了一点酒，根本没有想起避孕这件事。就那一次忘了，没想到就有了。”把怀孕归因于避孕时疏忽大意的男女受访者，一个显著的共同点是他们在同居之初因担心怀孕而对避孕持谨慎的态度，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很难一直坚持做好避孕措施。“时间长了有些大意，不像刚开始那样很当一回事”，“到后面可能要到最后了才用(避孕套)，刚在一起的时候因为担心(怀孕)会一开始就用的”。基于美国社会状况的定性研究也表明，在中低受教育程度的年轻同居伴侣中，随着关系的持续，其对避孕的重视程度会下降，从而导致意外怀孕风险上升[19]。其次，依赖有效程度较低的避孕方法。在自述怀孕前有避孕行为的流动青年男女中，像小曼一样能够详细地描述当初导致怀孕意外发生的具体情境者只是少数，更多的受访者往往不清楚意外是如何发生的，而将其直接归因于避孕失败。例如，从事代理销售的阿鹏(23岁)和女友Sari(20岁)是一对同居伴侣，调查时Sari怀孕两个多月。两人都把这次怀孕归结于避孕失败，因为在怀孕前的性行为中他们一直采取了避孕措施。“说不清楚”是这些自认为有避孕行为的受访者在回忆怀孕经历时最常见的表述。然而，当进一步追问他们的避孕方式时，会发现很多的“意外”其实并“不意外”。随着同居时间的变长，一些人倾向于采取“避孕套+安全期”的避孕方式，即仅在自己/伴侣的排卵期才使用避孕套进行避孕。“有时候她会说是安全期，不用没关系”，“我算日子的，如果在排卵期就会要求他用(避孕套)”；还有些人委婉地表示，有时会采取体外排精的方法来避孕。虽然估算安全期、体外排精都属于合理避孕方式之一，但在实际情况下失败率很高[15]，流动青年同居者依赖这些有效程度较低的避孕方法，无疑会增加怀孕风险。再次，避孕知识水平低也是意外怀孕的原因之一。然而，与以往研究普遍推测年轻流动人口未婚怀孕主要是由于缺乏避孕知识[22][34]不同的是，调查发现，因为不知道如何避孕而怀孕者只是少数。这些受访者与前两者相比，怀孕时年龄都很小(只有1人超过20岁)，因为“不知道”“不懂”，同居后没有采取任何避孕措施，基本在三个月内就怀孕了。生产线操作工阿贵19岁时和女友(18岁)一同前往上海打工，女友怀孕时两人同居才一个多月。当被问及是否采取了避孕措施，阿贵回答：“那时候还没有往这个方面想，因为也不是很懂那些。”美容师Lily怀孕时刚满20岁，在询问她当时是否采取过避孕措施时，她同样回答道：“我不知道怎么避孕，我也不懂。人家说采取什么避孕措施，我说什么避孕措施呀，我不知道，不懂。”文员小何开始同居时(21岁)曾担忧过怀孕的问题，但由于她缺乏避孕知识，男友也没有避孕意识，很快她就发现自己怀孕了：“(怀孕前你们有避孕吗？)我想过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第一次同房不太懂这个东西。毕竟长这么大，第一次同房，什么都不懂。那个时候我也很担心，会不会怀孕，他说不会。结果不知不觉就怀孕了。”正如西方文献所揭示的，同居关系中的怀孕并不总是计划外的，随着同居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安排，也会增加人们在这种关系中怀孕的意愿[29]。在怀孕的样本中，有超过1/3的怀孕属于计划内，这些受访者报告说当初在自己/伴侣怀孕之前就有了明确的怀孕计划或认为怀孕是理所当然的。一些人的怀孕想法产生于结婚计划之后。这些受访者描述了他们在同居初期一直采取避孕措施，随着关系的稳定发展和获得双方父母的认可，在确信会结婚后，两人都有了怀孕的想法，故而有意停止采取避孕措施。21岁的个体店主阿翔描述了一年前和同居女友计划要孩子的情形：“当时还没有怀孕的时候就想过了，如果有小孩的话就结婚了，就是打算结婚生小孩的，所以才没有采取措施。”在有计划怀孕者中，更为常见的情形是，同居后怀孕被认为是一种理所应当、顺其自然的结果，因而在同居之初就没有产生过避孕的念头。这些受访者一致强调，他们是在有婚约(订婚/定亲)或是父母赞同恋情之后才共同居住在一起的，两人已经有明确的结婚计划或预期，因此不需要避孕。电子厂文员小梦在20岁时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在回老家举办定亲仪式之后，小梦和丈夫返回各自打工的城市，不久男方辞去工作来到小梦所在的城市，同居三个月后，小梦发现自己怀孕了。对于当时的怀孕，小梦直言两人关系已经正式定下来，“没有必要”避孕：“有些很早就开始同居了，怕万一没成或者父母反对，怀孕就不太好嘛，这种情况女孩子肯定要注意避孕的。我们当时不一样，他过来我这边的时候，我们都订过婚了，没有必要避孕。”令人意外的是，这些计划内怀孕不仅反映了同居伴侣的意愿，也反映了来自双方家庭的外部期待。在解释当初为何有怀孕计划时，男女受访者一致强调家庭期待也是重要推动力，表示父母(双方或一方)希望他们尽早怀孕。前文提及的个体店主阿翔说：“她父母也说，反正在一起了，可以要孩子了，有小孩的话不要打掉，就生下来，她父母很早就这样跟我说过了。”文员小爱在订婚后(当时20岁)按照家乡习俗住到男方家里，双方父母都劝说她早日怀孕：“没过几天吧，我婆婆就整天来我房间跟我说，生个龙宝宝好啊，你看谁谁怀孕了，谁也怀孕了，都是为了生个龙宝宝。就是天天来催……我妈也是隔一段就要问一下的。反正当时被她们问得烦得不得了，恨不得马上怀了就好，不可能避孕的。”国内有研究发现，为实现男孩偏好和多子的生育目标，在一些农村地区存在只举办婚礼而不办理结婚登记、女性以未婚身份生育的情况[35][36]。在调查中发现，同居怀孕在当前成为实现生育目标的一种新形式。随着年轻人婚前性行为增多和同居兴起，未婚女性有(重复)人工流产经历的可能性增加，可能导致其婚后不孕不育的情况，为了“检验”有流动经历的年轻女性的生育能力，出现了男方家庭把怀孕作为结婚前提条件的现象。文员小桃在22岁时“奉子成婚”，一方面是因为她自认为“定了亲同居就不需要避孕”，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当地新形成的“先怀孕后结婚”风俗(1)：“我老家那边现在都要女孩子怀孕了男方家里才同意结婚。(为什么？)怕女孩子不能怀孕、生不出孩子呀。因为女孩子十七八岁就出来打工，现在人又开放得很，在外面怀孕、流产也很常见，流产次数多了不就生不出来了嘛……所以要结婚办酒，女方得先怀上孩子。”需要指出的是，同居后怀孕是结婚先决条件这一点起初在访谈提纲中并没有涉及，是受访者在讲述中主动提及的。我们把这一点列入了后面的访谈问题中，尽管只有少数几个女性受访者承认自己当初遭受或现在面临着男方家庭“先怀孕后结婚”的压力，但很多受访者表示朋友或同事当中不乏有过此类压力者。总而言之，同居怀孕受访者的经历表明，共同生活在一起增加了流动青年女性意外怀孕的风险，最常见的原因是同居伴侣避孕时疏忽大意和依赖有效程度较低的避孕方式，很少是由于缺乏避孕意识和知识。然而，对那些有明确结婚计划的男女同居者而言，怀孕更有可能是他们的预期行为，而且通常还得到了父母支持，甚至是父母积极“施压”推动的结果。回溯性资料可能会受回忆偏差的影响，因为人们很难将怀孕前的想法与怀孕后的经历分开，从而可能会根据当前的现实修正过去的想法[12]。相比之下，对尚未怀孕的同居者进行前瞻性调查，更有可能准确地反映同居者的怀孕意愿[37]。因此，我们访谈了正处于同居状态的流动青年男女，询问他们目前的怀孕意愿以及促使他们计划或避免怀孕的因素。样本中包括30位有怀孕风险(自己/伴侣)的流动青年同居者，他们与伴侣同居的时间长短不一，最短的刚三个月，最长的有三年之久，大多数在半年以上、两年以内。基于目前怀孕意愿、采取避孕措施的情况及对今后万一怀孕的应对，这些受访者可以被分为三类：第一类正在积极尝试怀孕或持顺其自然态度，没有采取任何避孕措施；第二类认为近期还不是怀孕的理想时机，因而坚持使用避孕措施以尽量避免怀孕，但同时也表示万一意外怀孕还是会要这个孩子；第三类强烈反对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怀孕，他们严格采取避孕措施，防范避孕失败，并且认为万一怀孕了也会选择放弃。超过1/4的受访者表达了期盼怀孕或顺其自然的态度，认为如果自己/伴侣怀孕了会很高兴。其中，一些受访者因为有怀孕的计划，已经停止采取任何形式的避孕措施。23岁的机械设备操作工阿凯和女友已同居两年多，婚期定在了即将到来的春节期间。在被问及怀孕计划和避孕行为时，他表示：“今年开始吧，我们商量过的，后面也没避孕了……现在有了的话当然高兴啊，毕竟早就有这个想法了。可能父母比我们更要高兴，一直在问。”与那些曾经在同居期间计划怀孕的流动青年相类似，希望自己/伴侣现在怀孕的同居者，其怀孕想法的产生与结婚准备紧密关联在一起。例如，两人之间有了明确的结婚计划(订婚、大致商定好结婚日期)，或是非常肯定两人关系的“下一步”是结婚。这些流动青年男女倾向于认为，一旦两人决定结婚就意味着到了适合怀孕的时候。家庭期待同样也被普遍认为是计划怀孕的驱动因素，男女受访者都提到自己的父母多次询问是否怀孕，提醒他们到了考虑怀孕的时候。此外，年龄稍大的受访者希望怀孕还反映了一种与生育有关的年龄规范，受老家相对较低的适龄婚育观念的影响，他们认为自己即将错过怀孕和生育的最佳年龄，甚至已经“有点晚了”或“属于高龄了”，促使他们在确定要从同居走向结婚的同时做出了怀孕决定，不再采取避孕措施。这一点与有早婚早育传统的东欧社会的研究发现有相似性，在东欧，初次生育的年龄规范约束性仍然很强而且年岁相对较低，同居者的生育意愿与年龄密切相关[38]。需要指出的是，伴侣双方的怀孕意愿有可能不一致。多数情况下，男性的怀孕意愿更为强烈，而女性表现出一种矛盾心态，她们希望晚一点怀孕，但如果现在怀孕了，也会感到很高兴。不少男性受访者解释说，他们盼望同居女友怀孕，原因在于怀孕很大程度上可以起到“结婚催化剂”的作用。这些男青年(包括他们的父母)有强烈的结婚意愿，但女友希望推迟结婚，或是女友父母还没有完全同意婚事，他们表示，如果女友怀孕，可以借此尽快向婚姻过渡。20岁的生产线工人阿炳与19岁的女友同居将近两年，受老家的同学相继结婚生子的影响，他认为自己也到了“该结婚的年龄”。但对于他明年结婚的提议，女友以自己年龄还小为由尚未答应。阿炳表示，如果女友怀孕，“正好可以结婚了”。一些女性受访者同样表示，男友希望当前就怀孕，而她们认为理想的怀孕时间是半年或一年后，提及的原因包括“想多自由一段时间”“喜欢当前的工作”等。尽管对怀孕表达了一些保留态度，这些女性仍非常肯定地表示，如果现在怀孕了她们还是会很高兴，原因在于她们与男友的感情稳定，早已做好结婚准备。然而，这些女性受访者的话语还反映了一种更为关键的事实，即当男友和双方家庭一致施加怀孕压力时，她们很难坚持自己对怀孕时间的偏好。23岁的商场营业员小昕的回答颇具代表性：“我自己是觉得过两年是最理想的，这边的工作我很喜欢，不想这么早就放弃。但这种事情也不是我一个人就能决定的吧，他还有家里面是希望我们早点生的……怀孕还是得看机缘，有就要，肯定要的，家里人也会说要留下来的，毕竟我们在一起很长时间了，有了(孩子)还是会很开心的……”这些一方对怀孕持高度期盼态度(通常为男性)而另一方持保留态度(通常为女性)的同居伴侣，目前也处于未避孕状态。阿炳解释说，女友不再像以前那样要求他使用避孕套，因而“她不说要用我就没有用了”。小昕将不再采取避孕措施归因于前段时间避孕套用完了，男友没有及时补充，她也没有催促男友去购买，“顺其自然吧，有了也很高兴”。样本中最大比例的一类同居者表示，他们还没有做好怀孕的准备，将尽量避免在今后一段时间里怀孕。这类流动青年同居者目前与伴侣的关系稳定，也表达了未来进入婚姻的信心，对于在同居期间怀孕，他们在态度上并不反对，当前没有怀孕计划主要是还没有做好准备。其中，男性会认为他们还没有做好经济准备：“现在我感觉我的经济条件不怎么样，从学校毕业才两年多，没车没房没钱，(要孩子)还太早了。还有，我觉得有了孩子，你就不敢出去闯，去做什么事情，因为会有顾忌，有种责任感……至少自己多少存了点钱，父母再支持一点，有个首付，就可以考虑要孩子结婚了。”(生产线工人阿邵，男，23岁)女性强调的则是家庭方面的原因，她们把关系获得父母同意视为怀孕的重要前提条件。25岁的生产线操作工珊珊，计划在五一假期带男友回家见父母，被问及怀孕意愿时，她表示：“他也问过我，我就说等我父母那边同意(婚事)了再说这个问题。”美容师Kitty与男友来自不同省份，她父母不希望女儿嫁去外地，一直劝她再考虑，因而对于怀孕她表示：“先要让父母接受吧，我也不想让他们不高兴，然后什么时候有了(孩子)就有了吧，这样才是最好的。”这类男女受访者的避孕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他们避免怀孕的想法。所有人都表示一直在采取避孕措施，不管是否在自己/伴侣的安全期。珊珊的观点很有代表性：“安全期不准的，我周围就有安全期怀孕的，这个不可靠的。”另外，在避孕工具(通常是避孕套)快要用完时，他们通常会记得及时购买补充。可能导致意外怀孕的风险因素在于，他们对待避孕的谨慎态度随共同生活时间的增加有变得松懈、大意的迹象，如存在性行为中途才使用避孕套的情况。然而，可能性更大的是这类流动青年同居者会发生计划内的同居怀孕。研究表明，年轻同居者的怀孕意愿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变动性，因为对怀孕的看法会随关系的发展状态和年龄的增长而发生变化[39]。在受访样本中，这些努力避免怀孕的流动青年男女的话语中暗含的一种观点是，只要克服了怀孕的阻碍因素，比如“自己多少存了点钱”或“父母同意婚事了”，怀孕将会是顺其自然的结果。另外，避免怀孕的男女受访者同样对初次生育的年龄规范有着高度认同，因而一旦同居关系进展到结婚准备阶段，对生育年龄的担忧很有可能会促使他们做出怀孕的决定，停止采取避孕措施。总而言之，随着同居时间的增长和感情的稳定，这类流动青年同居者很容易发生从避免怀孕向计划怀孕的转变。(三)坚决反对怀孕
调查中只有少数受访者对同居怀孕持明确反对的态度，表示“不会发生”“坚决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我个人很拒绝未婚先孕”。从关系现状来看，这一群体与前两类并无差异，也把同居伴侣视为未来的结婚对象，相信两人最终会走入婚姻。这类流动青年同居者是出于关系以外的因素考虑而反对同居怀孕。同样，在论及反对的原因时，男性同居者和女性同居者的观点出现了明显差异。流动青年女性拒绝同居怀孕多与家庭压力有关，家人极力反对这段关系打消了她们近期怀孕的念头。21岁的美容师Linlin和男友已经同居了一年半，半年前两人开始与家人商量结婚的事情，但她母亲以哭闹的方式激烈反对她嫁给外省市男友，Linlin一直试图说服母亲，但在接受访谈时还收效甚微。在解释为什么坚决反对同居怀孕时，Linlin说：“他也这样跟我说过(先怀孕)，我就说不可能的事，这是我的底线和原则。我说我们可以一起住，但是有个底线，不能奉子成婚，也不能拿孩子去要挟父母。”还有女性则是担心未婚怀孕会导致自己在婚姻进程中失去主动权，“整个很被动，女孩子就很被动”。在这些女性看来，为应对婚前怀孕通常是匆忙举办婚礼，不太可能按自己的节奏和意愿来完成结婚这件人生大事，因为“肚子越来越大，很难坚持自己的想法”。也许这些女性更为担心的是，怀孕后男方家庭有可能趁机在婚事商定时“压价”，“有些男孩子家里就故意拖着，说拿不出这么多彩礼，买不起房子，反正就是各种拿捏，不答应你提的条件”。这种担忧并非没有现实社会基础，实际上，王小璐等在对冀中农村未婚先孕女性农民工的定性研究中发现，男方家庭有可能以未婚先孕作为降低婚姻支付成本的筹码[31]。反对怀孕的流动青年男性同居者，与那些希望避免怀孕的男性相似，提及的理由也是与经济因素紧密关联。他们倾向于强调自己缺乏经济基础，无法做一个负责任的父母，如让孩子随父母一同生活，接受良好的教育。正如21岁的销售员阿茂所阐述的：“经济条件不好的话，孩子没办法带在身边，生下来就得丢在家里。现在我们父母那一辈的，思想我感觉是跟不上的，要是教育下一代，可能最后跟自己也差不多。这样是对孩子不负责任。”尽管在怀孕意愿方面，希望避免怀孕和反对怀孕的两类流动青年群体是一致的，即因为各种阻碍因素使他们没有同居怀孕的想法，但是当被问及万一发生意外怀孕将如何解决时，两类群体的态度却存在鲜明差异。对于希望避免怀孕的流动青年男女来说，即使没有达到怀孕的理想阶段，稳固的关系和生育的年龄规范压力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愿意接受孩子的到来，“我不会考虑不要的，这是一种责任感，再说我们也不小了”。相比之下，反对怀孕的流动青年男女更倾向于终止怀孕。父母强烈反对婚事的美容师Linlin说：“如果家里还没同意，不管他怎么想，反正我会打掉的。”销售员阿茂也表示：“选好(结婚)日子了，那说明我经济上准备好了，有了就要，在那之前我会主张不要的。”很显然，这些流动青年并不是出于遵守结婚后再怀孕生育的传统社会规范而反对未婚先孕。在他们看来，只要具备了结婚的条件，包括父母同意、婚期已定、做好了结婚的经济准备，两人随时可以走入婚姻。在这种情况下怀孕是可接受的，他们并非将正式婚姻作为怀孕的前提条件。从避孕行为来看，这些受访者不仅坚持避孕，还十分注意防范避孕失败，降低意外怀孕的可能性。美容师Linlin讲述到，在一次性行为中，男友在中途才使用避孕套，虽然当时她的经期刚过，处于相对安全的时期，但她第二天还是服用了紧急避孕药，“要是万一呢，还是小心点好”。还有女性提到，为防止避孕失败，在非安全期会避免与同居男友发生性行为。男青年阿茂也表示他非常谨慎，“我对这一块是特别注意的”。本文通过对有和可能有同居怀孕经历的两类“90后”流动青年同居者的怀孕意愿、避孕实践和怀孕经历的分析发现，同居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流动青年女性“非意愿”怀孕的风险。大多数经历了同居怀孕(自己/伴侣)的男女受访者当初并没有怀孕的计划，这些意外怀孕通常是由于避孕时的疏忽大意(如偶尔忘记、中途使用)和依赖有效程度低的避孕方式(如“避孕套+安全期”、体外排精等)，只有少数是因为缺乏避孕意识和知识。然而，本研究的结果提供的证据表明，流动青年女性未婚怀孕情况的增多，部分归因于同居伴侣们“计划内”怀孕的增多。研究发现，同居的关系特征和发展阶段与怀孕意愿紧密相联，在有结婚承诺(如定亲、订婚)的情况下同居或是关系发展到“下一步”向婚姻过渡的流动青年同居者(尤其是男性)，往往会认为他们到了适合怀孕的阶段，故而不(再)采取避孕措施，怀孕成为结婚准备过程的一部分。可以说，在年轻的流动人口群体中，一种同居、怀孕和结婚的联合决策模式正在形成。而且，流动青年同居者的怀孕意愿往往受到家庭期待的推动，有计划内怀孕经历或意愿的男女受访者都提到双方父母催促他们尽早怀孕，这与一项新近研究的解释相呼应[23]。本研究进一步发现，男方父母对同居女性的怀孕期待，还反映了婚前性行为增多和人口流动背景下男方家庭实现生育目标的一种策略性应对，为检验流动青年女性的生育能力，怀孕有可能是结婚前必要的一步。此外，与生育有关的年龄规范压力也可能增加年龄较大同居者“计划内”怀孕的意愿，当同居关系进展到结婚准备阶段，对生育年龄的担忧会推动他们做出怀孕的决定。总而言之，本文的调查结果表明，婚前性行为和未婚同居的增加，不仅提高了年轻女性未婚怀孕的风险，还使婚姻和生育之间的联系复杂化。一方面，与性行为、同居一样，怀孕不再是结婚后才可以发生的，而越来越多地被视为一种结婚前奏。样本中的流动青年男女，包括那些把自己/伴侣过去的怀孕描述为意外的同居者，和那些正面临怀孕风险但目前希望避免怀孕和反对怀孕的同居者，尽管对同居期间适合怀孕具体阶段的看法不一，但所有人都对同居关系中的怀孕表示接受。由此看来，未婚怀孕在今后将会继续保持上升的趋势。另一方面，尽管传统的家庭行为顺序被打破，但由婚姻来组织生育行为的社会规范并未被动摇，流动青年同居者想要怀孕的意愿与结婚计划密切相关，结婚可能性和结婚准备在同居怀孕决定中至关重要。需要说明的是，对本文访谈的65位乡城流动青年同居者态度的分析结果必须谨慎地解释。尽管存在一定的限制，本文的发现强调了将未婚怀孕从婚前性行为意外后果的前提预设中转移出来的重要性，特别是同居女性怀孕将继续占未婚女性怀孕相当大的比例时，未来需要对影响同居青年怀孕意愿的因素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这将有助于加深对婚姻和生育意义变迁的理解。本文结果还表明，对未婚怀孕的研究需要从对女性的单一关注中转移到重视对男性和家庭因素在影响怀孕意愿、采取避孕措施及未婚怀孕后应对选择作用的理解层面上来。此外，尽管同居关系中的“计划内”怀孕基于结婚预期，但怀孕后是否顺利地进入婚姻，在孩子出生之前还是出生之后进入婚姻，将直接影响着到中国未婚生育水平的变化，更需要在未来研究中加以关注。《妇女研究论丛》是由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管、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和中国妇女研究会主办的全国性学术期刊。1992年创刊，1999年成为中国妇女研究会会刊。
本刊为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CSSCI)、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HSSCJS)、全国中文核心期刊（CJC）、中国核心学术期刊（RCCSE）、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人民大学 “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本刊主要栏目有：理论研究、实证研究、法律与政策研究、妇运观察与历史研究、文学•文化•传播、国外妇女/性别研究、青年论坛、研究动态与信息、图书评介等。官网投稿平台：www.fnyjl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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