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从马泮艳的不幸中反思点儿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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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泮艳，重庆巫山双龙镇金花村人，她的实名认证的微博名为“巫山六月雪”，认证信息是“重庆巫山童养媳事件当事人马泮艳”。她的经历最早是《京华时报》于2016年5月报道的，当年6月，巫山县人民法院裁定她与陈学生离婚。此后，马泮艳通过网络求助，要为自己的不幸要个说法。
2月24日，巫山县方面以政府发言人答记者问的方式，发布了官方的态度。以此为契机，舆论的关注再次投向了这一事件。
马泮艳的人生是不幸的：
马泮艳，1988年生人，共姐妹三人，她是老二。1997年，马泮艳9岁的时候，其父马正平被其母方登莲用锄头打死，其母由于患有精神疾病（据称是因为其父常年家暴导致的）而被免于刑事处罚。后来，其母离家出走，其大伯马正松担负起了照顾姐妹三人的责任。马正松当时已年届五旬，自己有3个孩子，妻子也有精神病，外加老母亲，相对于一个人要靠种田养8口人，困难可想而知。
2000年，因“实在无力代养”（官方的说法），马正松及马泮艳的姑父做主，把马泮艳许配给了1971年出生的陈学生，陈家给了马正松3000元“代养金”，给了马泮艳1000元“恋爱金”，并约定待马泮艳达到法定结婚年龄后与陈学生结婚。当地村干部见证了双方的约定。
女性法定结婚年龄是20周岁。但马泮艳在14岁那年就生下了一个女儿，19岁又生下了一个儿子。在这段婚姻存续期间，马泮艳多次从陈家出走，过去8年间她一直在广州打工，与陈学生的婚姻已经事实上破裂。法院据此判定二人离婚。
马泮艳的姐姐马泮珍和妹妹马泮辉的经历都差不多，也是在很小的时候就被许配了人家，年纪轻轻就生了孩子。据既有消息，马泮辉也已经离婚，马泮珍的情况并不清楚。
姐妹三人的人生经历无疑是不幸的，闻者都会为之扼腕。但目前争议的焦点是马泮艳提出的要求：陈学生第一次强迫她发生性关系时，她尚未满14周岁，陈学生构成强奸，应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其伯父马正松的行为构成拐卖妇女儿童，也应该依法治罪。
巫山官方给出的说法是，根据马泮艳的户籍登记信息和第一次生产的日期推算，受孕时间应该在马泮艳年满14周岁前后，而且时间过去这么久，有关证据无从提取，故而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陈学生涉嫌强奸罪犯。
另据法律专业人士说，强奸罪追溯期限为十年，现在已经过了追诉期。
马泮艳还声称，她在2001年，即13岁的时候，曾与姑妈马正英前往派出所报案，还到卫生院进行了检查，证明当时已经不是处女，但由于马正松说她已经嫁给陈学生，所以派出所只是作为家庭纠纷对待，没有立案调查。她要求就此追究警察的不作为。巫山官方对此的说法是，马泮艳和其姑妈都不能辨认出当时的接警警察，也查不到报案书证，卫生院也没有接诊记录，故而不能证明马泮艳曾经于2001年报过警，也不能证明警察不作为。
对此，舆论的反弹很大，尤其是来自女权分子的批评。这种批评如果仅仅作为一种愤怒来看待，是有其道理的，但在法律上，巫山官方的说法是成立的，也是必须接受的。这其中的道理跟聂树斌案一样，聂树斌在被处决后那么多年后又被改判无罪，并非是因为在事实层面证明了他无罪，而只是因为当年定罪的证据链不完整，按疑罪从无的原则，才做出了改判。
如果一个人认为聂树斌案改判无罪是可以接受的，那么就得同时接受无法认定陈学生涉嫌强奸的结论，否则就是搞双重标准了。马泮艳辩称，她户籍上的出生日期是1月24日，她父母是文盲，很可能这是按农历日期算的，那么她的出生日期就应该是3月12日。她的意思是，如果是这样，那么就可以确定受孕时间是在满14周岁以前，就可以坐实陈学生的强奸罪名。围观的女权婊们也这么说。
可是这仅仅是一种猜测，无法证实，她的出生日期在法律上只能以户籍登记为准。这就是法治的标准，如果你支持法治，就得支持如此认定，否则就跟我一样是个法盲，是“反法治”的。
关于其大伯，巫山官方认为，马正松对马泮艳姐妹三人没有法定的抚养义务，不构成遗弃罪的犯罪主体，同时马正松“主观上未以牟利为目的，客观上没有出卖行为，不能认定马正松涉嫌拐卖妇女儿童”。
女权分子辩称，马正松不是法定监护人，不恰恰坐实了“拐卖”吗？这是毫无道理的抬杠，所谓拐卖，“拐”和“卖”这两个动作是需要同时成立的。马正松将三个侄女早早许配他人，并以“抚养费”的名义分别收了人家的钱，将其视为“卖”是可以的，但这和长久存在以及现在仍然存在的“买卖婚姻”在性质上是等同的，买卖婚姻固然是陋习，但与贩卖人口毕竟是两回事。但“拐”的行为是不成立的，马泮艳的父亲死后，其患精神病的母亲带着3个未成年的女儿投靠马正松，是因为马正松是孩子的大伯，她们并不是马正松“拐”来的。
形式主义的法律和残酷的现实生活不是同一个逻辑，但即便严格地按法律的思维去衡量，也不能认定这其中存在犯罪行为。为了泄愤，非要歪曲事实，是不对的，任何人也没有这个权力。
而且，回到现实生活的逻辑，马正松在生活困难的情况，毕竟抚养和照顾了马泮艳姐妹一段时间，至少在最低的标准上尽到了亲人的义务。马泮艳姐妹的人生是不幸的，可是，如今回过头去指责马正松，甚至要以“拐卖妇女儿童”的罪名将其治罪，这恐怕是只有女权婊这种生物才能想出来的。
与其命运同样不幸的，甚至是更不幸的是，马泮艳竟然被女权婊裹挟了，持同样的说法，说她被马正松“拐卖”了。穷苦人的亲情原本就淡薄，这样一来，就彻底没有了。如果马泮艳坚持这样“讨说法”，恐怕还要透支掉社会给予她的同情。
再说一遍，马泮艳姐妹是不幸的，令人痛惜。她现在需要做的，是在结束以前的人生之后，好好规划未来的生活，虽然大女儿已经快15岁了，但马泮艳才只有29岁，还年轻，还可以追求幸福。巫山当地政府已经承诺给她们一定的帮助，社会各界也会给予她们帮助。
马泮艳姐妹最不该做的，就是被过去困住，所谓追究陈学生、马正松的刑责以及要求国家赔偿，不但于法无据，于理也无凭。这些是女权婊们设置出来的议题，它们又是在拿马泮艳姐妹当作工具，来实现它们的目的。
说了以上这样，我们来理性思考一下，简单地谈谈，我们到底应该从马泮艳的不幸中反思些什么。
马泮艳把自己定性为“童养媳”，这倒是挺贴切的，马泮艳跟旧社会的童养媳相比，区别只在被送到陈家的时候年龄大了一点，旧社会的童养媳被送出去的时候年纪更小。
童养媳是旧社会才有的。马泮艳成了“童养媳”的时候，已经是2000年了，为什么进入了21世纪，中国的农村仍然处于旧社会时的状态？这才是问题。
新旧社会的区别是什么？是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不同。在旧社会的基层，是没有国家的存在的，基层社会靠宗族自治来维持秩序。旧社会也有孤儿，怎么办呢？由家族担负，负担不起的时候，女孩就送给别人家做童养媳，当然还有比做童养媳更糟糕的选择，比如卖给有钱人家当丫环。
马泮艳的父亲死后，其母亲患有精神病，三姐妹成事实上的孤儿，由其大伯马正松代养。由于马正松也无力抚养，只好在三姐妹为成年的情况下分别将其许配了人家。这跟旧社会的模式是一样的。
其实新中国已经改变了这种基层的社会关系。建国后，尤其是合作化之后，照顾鳏寡孤独者成了村社的公共问题，此外，村社一级还有能力完成自办基础性教育和兴修水利等公共事业。这方面的材料不大好找，我只从网上找到了1956年通过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中关于建立农村“五保”救助制度的规定，“农业生产合作社对于缺乏劳动力或者完全丧失劳动力、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疾的社员，在生产上和生活上给以适当的安排和照顾，保证他们的吃、穿和柴火的供应，保证年幼的受到教育和年老的死后安葬，使他们生养死葬都有依靠。”
条文是死的，但今天年纪稍长的那一代人还有活的记忆。马泮艳三姐妹在1997年成为事实上的孤儿，如果这种情况早二三十年出现，结果反而会不同，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三姐妹不至于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就被“嫁”出去了，因为村集体会管她们。
但马泮艳姐妹遇到难处的时候，村集体在哪里？基层党组织在哪里？也不是完全消失了，至少当地的村干部还见证了马泮艳和陈学生的“婚约”。
村干部还有（据报道上说，马泮艳的父亲曾经是村支书，因超生被撤职），但原本可以担负的功能没有了，因为农村集体被解散了，分了田，各自单干，重新各顾各了，农村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又回到了跟旧社会差不多的水平上。年轻人纷纷出去打工，农村衰败了——2000年春节过后，刚刚被送到陈家的马泮艳就跟着陈学生等人到福建打工去了。
反思这些已经无法改变马泮艳经历过的不幸，但也不是没有现实意义，因为类似的问题还在大量地存在着。央视有个“最美孝心少年”的评选，我一直以为这是个极其混蛋的节目，分明是社会解体，以至于弱势者失去了社会的支持，责任落在了未成年人稚嫩的肩上，却要美其名曰“最美孝心少年”。
我们要重建社会，重建集体，给人提供适合人生存的有人味的环境，而不是放任原子化态势的加深，把社会变成滋生人间悲剧的温床。如果我们能从马泮艳姐妹的不幸中吸取到什么教训，应该是这个，而不是女权婊那种唯恐天下还不够乱的架势。
最后，还是要祝福马泮艳姐妹在结束不幸的人生阶段后，能在未来能获得幸福，千万别被女权婊当枪使。（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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