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去年今日，写了一篇“四十感怀”，发了点牢骚。转眼又是一年，今天想扯几句“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我一直按农历算生日，所以“去年今日”和“今年今日”看起来并不是同一天，其实又是同一天。
去年今日，刚开始人生的第四十个年头，到今天则满了。古话说，人过四十天过午，正式进入人生下半场了，细思量，挺吓人的。
我的人生节奏走得有点慢，同龄人的孩子，上中学的都不少了，而我刚刚准备做父亲，故而有谈谈怎样做父亲的想法。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个标题，是因为鲁迅先生在1919年（他自己那时候还没做父亲）写过一篇同名文章，我想蹭一下大佬的IP。
鲁迅的那篇文章，写的“又臭又长”，现在来看，直看得人昏昏欲睡。之所以有这个感觉，是因为该文在今天已经失去批判性了。
鲁迅曾希望其文章“速朽”，意思是让他的文章和他的文章所批判的东西一起尽快灭亡。鲁迅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他批判的很多东西至今还在，阿Q等人还在遍地跑。可是唯独“我们现在如何做父亲”这一篇，是个例外。
鲁迅在文中反复鼓吹的是“幼者本位”，盖是因为在五四的背景下，他想要通过写作来反对父权，批判父辈对子女的控制和压迫。而这些东西，如今早已消失得干干净净，“幼者本位”的思想不但得到了彻底的实现，而且彻底得过了头，谁是爹谁是儿子，早就乱套了。
如果鲁迅活到今天得见此情此景，恐怕是要反过来批判了。
所以呢，我就不去讨论鲁迅的文章了，借他提出的问题扯点其他的。
我现在觉得好奇的，甚至可以说有点憧憬的，是父亲这个身份会给人的思想和行为带来哪些改变。
我觉得我是个挺理智的人，用一个小兄弟的评价是，这个世上，现实的人多，明白人少，像我这么明白的人就更少。那么，我将来会不会在父亲这个身份的影响下，变得不那么明白了呢？
提出这个问题，不是无来由的，而是有一个老师级的朋友的先例摆在那里。这个故事我早就想讲讲了，今天终于等到了机会。
我这位朋友，在我思想形成过程中给过我很大帮助。几年前了，我有一次打电话给他，想请他写篇文章，他说，手头有事情在忙，而且孩子病了，还老得跑医院，实在没时间。他的语气有点凝重，我还找了点别的话聊了一会儿，才小心翼翼地问，孩子怎么了，生了什么病？
他说，他儿子总是晃头，控制不住，不过睡着的时候就不晃了。大夫说，这是神经系统出了什么问题，还挺不好治的。
我听完，松了一口气，乐了。我说，这个简单，几巴掌就打好了，你要是舍不得打，把孩子放在我身边几天，我替你打。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小时候也曾经有这个毛病，我依稀记得，起因是头发没及时剪，到了眉毛了，就开始甩头发。甩着甩着就习惯了，就停不下来了，一会晃一下脑袋。自然，睡觉的时候也不会晃。
那个时候，谁会把这当成病呢？我妈发现了，先是给我把头发剪短了，剪短了还不管用，就巴掌伺候，晃一下脑袋就挨一巴掌。这还挺恐怖的，慢慢的也就板过来了，不晃脑袋了。
除了晃脑袋，我小时候还染上过别的很多小毛病，比如挤眼睛，隔一会儿就狠狠挤一下眼睛，否则就不舒服。
挤眼睛这个毛病是怎么开始的，我记不得了。不过，就算是现在，阁下您，刻意地挤眼睛，坚持一阵子，你就会发觉，过一会儿不挤，眼睛这一圈很难受，就会想挤一下，然后就舒服了。
说到挤眼睛这个事，我想起一个人来。想当年我短暂地在《北京晚报》工作过，大概八个月的时间，那时候北晚的总编辑叫肖培，一个团口出身的干部，当时才三十多岁，人高马大，办事雷厉风行的。肖培先生就有这个毛病，总是挤眼睛。
时隔多年，我发现肖培的官做大了，如今已经是中纪委副书记、国家监察委副主任了。有一回，我在新闻上看见他在讲话，特地盯着屏幕仔细看，就想看看他现在还挤眼睛不，但没看清楚。你想啊，那么大的领导，一边讲话一边挤眼睛，成什么样子？仕途因为这个受影响都是有可能的，组织也要考虑这个因素的啊。
我不是领导，但小时候有挤眼睛的毛病就罢了，到了这个年纪还挤，也挺不雅观的。
怎么看待这种小动作呢？我爸是个乡村医生，他说可能是因为“血热”（我模糊地记得他是这么说的）引起的，想给我整点药吃。我妈不信这个邪，认为这就是个臭毛病，可以通过暴力板（矫正）过来，所以看见我挤眼睛就给一巴掌。
挤眼睛习惯了，不挤还真难受。平时，我妈不可能总盯着我，麻烦的是吃饭的时候，一顿饭的工夫也坚持不住，就自作聪明地把碗举起来挡着。可是，这纯属掩耳盗铃，根本挡不住，我这边刚一挤眼睛，脑袋上就挨一筷子。
总之，在这样的高压之下，各种小毛病慢慢地都板过来了，也就是克服掉了。所以我当年看见肖培的时候，心里就想，肯定因为是他妈当年没有打他。
从医学的角度，晃脑袋、挤眼睛这种小毛病，能不能给出一个解释，并且相应地准备一个治疗方案呢？应该是可以的。可是，有没有这个必要呢？以我个人的经历，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习惯可以养成，也可以克服，没必要视作病。
什么是病，什么不是病，从来就不只是个医学问题。它可能是个政治问题，比如，同性恋算不算病？以前是算的，同性恋要被强制纠正，但现在谁还敢说同性恋是病呢，不但不是病，还特么成了时髦了。
病的定义也可能是个经济和文化问题。在当下的城市生活中，把晃脑袋、挤眼睛说成病，把治疗方案推销给家长，是可能的，多少钱都能骗到，但换到我小时候的那个环境下，就不可能。我小时候还被狗咬过，腿上的疤现在都涨到三四厘米长了，可是我连狂犬疫苗都没打过。这是一个道理。
我把我自己的经历讲给我的那位朋友听了，我建议他别让孩子吃药，毕竟会有副作用，几巴掌就打好的事情，干嘛要当病治疗呢？
至于如何定义病，以及病是怎么被定义出来的，这些道理我就不需要给他讲了，因为，这是他当年教给我的。想当初，我的这位老师给我讲什么叫资本主义，何谓资本逻辑，医药资本如何通过把以前不认为是病的症状定义为病，从而针对性地开发新药，并且卖钱……当时听得我嘴巴张得老大，打开了我认识新世界的窗口，直接促成了我思想的成熟。
可是，当资本主义的这套小把戏用在他身上的时候，他把这些道理全给忘了，全盘听信了医生的忽悠。
我劝导了他一会儿，也就算了，我总不能死乞白赖地非要帮忙打人家儿子吧？
那通电话过后，我一直在想，父亲这个身份怎么会对人有这么大的改变？那样犀利的一个人，思想那么充满了批判性的一个人，为什么在父亲这个位置上，就把批判性思维丢得一干二净了呢？
于是我就联想到我自己。等我做了父亲，会是什么样？放眼望去，市场上打着孩子的名义收智商税的事情太多了，我能不能忍住不交？如果我们家守财也出现了我小时候的那些毛病，我明知道几巴掌就可以解决，会不会下不去手，反而要往医院跑？我今天叭叭叭地讲得明白的这些道理，切换父亲的身份，还讲得明白不？
我很期待观察我自己的变化。我甚至想，也许我可以另外弄个育儿号，就叫“李守财他爹”，记录和讨论一些相关的问题，说不定有人喜欢看呢。
以上，说的是父亲身份与理智的关系。接下来，我还想扯几句父亲身份与私心的关系。
我天生是个对生活考虑很少的人，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都不是很在意，在意的大都是那些与个人生活没有直接关系的比较虚的问题。我觉得，是这种天性导致了我的政治倾向，而不是相反，因为有社会主义的立场，才有这样的生活态度。
以前可以那样生活，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有了孩子就不行了，他一张嘴哇哇一哭，就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洞。他跑过来要吃这个那个，要小汽车玩，总不能让他滚一边去吧？这是责任。
生活的改变，父亲这重身份，肯定会影响到我在未来看待和分析事物的方法。会是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也很想知道。
政治，无非是两个大的方向，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方向所涉及的，无非是私与公的关系，是先私后公，还是先公后私。社会主义否定的并不是本源意义上的私，而是因私坏公的那种私，提倡大公无私，逻辑也是通过公，进而实现每个人的利益的满足。
什么对公心最大的威胁？毫无疑问是家庭，是子女。所以，我认识的持最坚定的左翼立场的朋友，是反对家庭的，认为家庭是私有制最后的堡垒，必须破除。在逻辑上，纯粹在逻辑上，这无疑是说得通的。
前些日子，我在知识星球读者社群里面信手写过一段话，这样说的：
家庭是私有制最后的堡垒。什么时候共产主义才有可能？得到了人类再生产的方式跟奶牛一样的时候，即：孩子生出来，便与父母隔离，交由统一的社会机构抚养，吃一样的穿一样的，接受一样的教育，起点完全公平；养老也要完全社会化，人没有必要也没有了心理上的需要与亲生子女联接，从而没有了积累财产留给后代的最直接动机。
破除了家庭，才能破除私有制，才能消灭国家。
这不是胡说，这是Maxism的观点。
由此，可以有很多可以思考的…
我外甥看见了，就问，人要是这样生活，那活着还有啥意思啊？
他的问题当然有道理，而且我也认为，以上这段话讲的只是赤裸裸的逻辑，现实如何选择又是另外一回事。
观察现实，如果你想到那些坐在台上的人，同时也有父亲（母亲）的身份，很多事情就好理解了。注意，我这里说的好理解，不是说他们在私欲支配下的一些行为是对的，可接受的，仅仅是“可以得到解释”的意思。
明白这点，就知道政治的蜕变是有其必然性的。老一代打江山的人，见惯了生生死死，心都比较硬了，多多少少还是会因儿女而产生私心。但跟后来习惯了和平环境的人比，那是要好得多的。承平年代，要保持政治清明，让官员队伍达到“不想腐”的境界，那是非常难的。
反过来说，真正的社会进步总是来自于某些先行者的牺牲，其中就包括他们以父亲的身份做出的牺牲。说到这里，您一定想到了毛主席为了打败美帝而牺牲了自己的儿子。可是这样的牺牲，终究也改变不了什么，抵挡不住汹涌而下的所谓“人性”…
唉，不说了，说多了都是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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