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雪莲：数字全球化的价值与局限

数字全球化的价值与局限

刘雪莲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吉林大学东北亚地缘政治经济研究所所长

本文原载于《世界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转载对注释与参考文献进行了省略。

提要

数字全球化是一个以科技为核心界定的概念，它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以数字为手段的全球化，二是以数字为本体的全球化，目前的数字全球化更多地表现为以数字为手段的全球化。数字全球化在助力全球化发展、变革和创新全球互联互通方式、重塑全球价值链，以及使全球治理向着精准治理和差序格局转变等方面，凸显出重要价值。但是，数字全球化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全球化中主体结构和分配结构的矛盾性，对全球治理也提出了大国竞争激化、数字安全问题凸显、规则差异性等新治理问题。总体来说，未来的数字全球化仍是在矛盾统一的进程中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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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全球化；数字全球化；数字技术；全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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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全球化也逐渐成为热门词语，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全球化从1492年开始，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风雨雨发展到今天，已经使世界逐渐变成了相互依存、很难分割的整体。在这一进程中，虽然总会有全球化的逆流，但是全球化的总趋势并没有被改变。其中，科技的推动作用是显著的，从蒸汽机、电力的发明到信息化、网络化的发展，科技不断改变着全球化的面貌，使全球化的结构、规则、方式不断翻新，使人类社会的联结越来越紧密。在21世纪的今天，数字技术再一次重塑着全球化，展现出一幅不同于以往全球化的全新样貌。

一

数字全球化的界定与特征

数字全球化是近些年人们热议的一个话题。然而，关于数字全球化的研究，在中国的学术界则刚刚起步，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共识性的定义。

数字全球化既然是一种全球化，就应该具有全球化的一般性特征。比如，全球化的开放性，这是全球化发展的前提，它不只是地域上的开放，而且包括了体制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人员的全领域的开放；全球化的联通性是全球化的重要特征，全球范围的互联互通，人员、技术、资源在全球的流动和优化配置，才带来了全球化的推进；全球化的整体性是全球化带来的显著效应，伴随全球化的深入，个体成为整体的一部分，依赖于整体而存在，离开了整体，个体很难孤立地发展，这就是全球化带来的世界的相互依存性。

数字全球化是在开放的世界中生长起来的，它的一个显著功能就是在全球化受到阻碍的情况下促进了全球的互联互通，它打造了世界联结的新形式和新模式，使全球化焕发了新的活力。从这些特征来看，数字全球化承继了以往全球化的特性，是全球化的延续。那么，数字全球化是全球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还是全球化发展的一种新形态呢？

 Ⅰ 

数字全球化的两种界定

根据目前学术界的研究，对数字全球化的界定应该有两个方面。一是以数字为手段的全球化，就是利用数字技术以及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原有全球化的推动。其中，数字技术是手段，可以通过数字技术对全球化的要素进行赋能，以助力全球化的发展。二是以数字为本体的全球化，这是不同于以往全球化的崭新形态，是在一个新的空间领域展开的全球化。其中，数字是数字全球化的构成实体与要素，通过数字平台实现数据、信息、技术、知识等在一个“虚拟空间”的流动，打造的是一个虚拟的数字化的空间世界。

以数字为手段的全球化体现了全球化进程中科技所发挥的强大助力。从全球化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科技的发展、交通和通信技术的革命性创新不断打破空间和时间的障碍，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联结向全球扩展。在工业革命时期，斯塔夫里亚诺斯曾讲道：“工业技术进步和出于对利润的追求，国际市场经济有效地把亚马孙河流域的橡胶、印度的黄麻、罗德西亚和刚果的铜、俄国的锰、西非的棕油、澳大利亚的羊毛和埃及的棉花等都利用于欧洲的工业。这种全球性的经济一体化，把1860年到1913年之间的世界贸易扩大了11倍。”20世纪下半叶，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信息技术革命更进一步突破了传统的时空局限，为全球交往提供了新的可能，为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技术基础和支撑，使世界由工业时代发展到了信息时代，人们在惊叹“世界变小了”！马歇尔·麦克卢汉将科技给地球带来的变化形象地描绘为“全球村”。在科技的推动下，全球化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带动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重组，也使国际体系发生了重大变革，原来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政治逐步向世界政治、全球政治转变。在当今时代，以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引领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加速了各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成为全球未来的发展方向；科技研发成为数字全球化的主导，掌握高端科技成为全球化竞争的主要方面。“数字技术和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为海量数据和信息的跨境流动提供了条件，推动全球化进入了新阶段。”由此可见，数字技术对全球化的影响是深远的，也可能是革命性的。

以数字为本体的全球化则超越了物理层面的地缘空间，用数字打造了一个新的世界。在这个新世界里，一切都是数字和算法编程的结果，比如互联网游戏世界、元宇宙等。当前，为了不断解决人们对交互水平日益增多的诉求，互联网形态不断受到技术发展的驱使并发生剧烈变化。可以预见的是，互联网最终的形态必定是完全以“人”为中心，是完全的“社会化”的虚拟空间。元宇宙的提出恰逢其时，它总结了互联网发展趋势的终点。一旦互联网迈进了元宇宙，就宣告互联网的功用中心彻底由信息变成了人，这标志着互联网“世界化”形态的完全形成，也就是以数字为本体的全球化的形成。因此，在互联网研究中，元宇宙成为深受追捧的热点，元宇宙就是数字技术的集大成者。“简而言之，元宇宙就是互联网、虚拟现实、沉浸式体验、区块链、产业互联网、云计算及数字孪生等互联网全要素的未来融合形态，又被称为‘共享虚拟现实互联网’和‘全真互联网’。由此可见，元宇宙不是某一项技术，而是一系列‘连点成线’技术创新的集合；它集区块链技术、交互技术、电子游戏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网络及运算技术等各种数字技术之大成，是集成与融合现在和未来全部数字技术于一体的终极数字媒介。”以数字为本体的全球化由于其虚拟性与受制于交互平台的限制，无法保证数字全球化中的“世界”会像物理世界一样只存在一个全球，虚拟空间中的世界将是多样的。这种以数字为本体的全球化超越了现实世界，叠加于现实世界之上，也部分地复制了现实世界的逻辑，同时，它与现实世界有交互性、有一定的联系性，但是直接影响物理世界还需要一些转换的过程。

在学术界，关于数字全球化的界定并没有明确将以数字为手段的全球化和以数字为本体的全球化进行区分，而是混同在一起的。主要原因在于以数字为本体的全球化还没有成熟，因此我们现在所研究的数字全球化主要是以数字为手段的全球化，在这种全球化中，有大量的现实发展作为基础，形成了全球化中虚拟与现实的空间交融，物与非物的相互结合，是全球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Ⅱ

数字全球化的几个特征

从关于数字全球化界定的讨论中，我们可以认识到，目前的数字全球化主要是以数字为手段的全球化，是借助于数字技术对全球化的推动。因此，为更好地理解数字全球化，还需要明确数字全球化的几个特征。

1. 数字全球化是以科技为核心的全球化。以往我们在研究全球化的时候，经常冠之以“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等领域的分类，而数字全球化更凸显科技的内涵，是科技全球化的表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数字全球化看作是全球化进程中科技脉络的一个发展环节，也就是说，在全球化进程中，可以有多个发展脉络供我们进行观察，比如全球化主体的变化脉络、全球化规则的演进脉络、全球化方式的变革脉络等。而全球化与科技之间的关系同样是一个值得探究的脉络，在全球化中，科技有其自身的进步规律，它往往产生于现实的需要，同时也受制于生产力的条件，从科技本身来说，科技发展有其累积性，后期科技的进步是建立在前期不断的研发基础上的。数字全球化凸显出数字技术的作用，而数字技术同样是以往科技进步的延伸，同样是紧靠全球化发展需求的。

2. 数字全球化使科技的主导性作用凸显出来。在以往关于全球化的研究中，学者们在讨论全球化与科技的关系时，往往将科技视为全球化的助推力，科技是服务于全球化发展的。我们将数字全球化界定为以数字为手段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这样的观念。但是，与以往不同的是，数字全球化在表述上将这种科技的手段直接凸显出来，从而突出了当前全球化中科技的主导性作用。数字全球化的表述使科技从以往作为全球化的背景走上了全球化的前台，从单纯的助力到主导性的重塑，这是我们认识数字全球化需要关注的重要特征。

3. 数字全球化使数字技术贯穿于全球化的主要过程中。数字全球化不只是缩小了时空距离，为全球化的发展铺路搭桥，而且在现实中将数字技术渗透到全球化的各个环节，改变着原有全球化的运作模式，开启了全球化发展的一个崭新时代。在这个意义上，数字全球化不仅凸显了科技的作用，更是对全球化发展模式的变革与创新，这是数字全球化的特征，也是数字全球化的价值所在。

在数字全球化界定的基础上探究数字全球化的特征，可以使我们进一步深化对数字全球化的理解，也使我们更深地认识到数字全球化研究的意义。应该说，关于数字全球化几个特征的分析是一个递进的过程，数字全球化首先是以科技为核心的全球化。其次，数字全球化与以往不同，科技起到了主导性的塑造作用。在此基础上，数字全球化将改变全球化的运作模式，使全球化的发展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此外，在探讨数字全球化概念的时候，数字全球化与全球数字化的区分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全球数字化指全球事务的处理方式以及各国的国家行为越来越依托数字技术，如国际组织和各国首脑的线上会议等，或者是指数字技术在全球各领域各层次的广泛应用；数字全球化更偏向于以数字技术为依托的全球互联互通、互相融合的整体化发展趋势。

二

数字全球化的价值

数字全球化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在产生之初就蕴含着价值，这种价值就在于它的出现是为了解决全球化面临的困境，适应主体对全球化的诉求。同时，作为全球化的一个新阶段，数字技术的助推力量能否带来全球化的变革与创新，也是人们对数字全球化的期待，着眼于未来，数字全球化的发展前景如何，又会将全球化带向何方，更凸显数字全球化价值目标的追求。

Ⅰ

数字全球化对全球化困境的纾解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化的发展速度明显放缓，一方面是世界经济在贸易、金融等方面遭受严重打击；另一方面是国家对全球化的推动力不足，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逐渐看到了全球化中的力量不均衡发展，对全球化开始有所抵制。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英国的“脱欧”、西方国家国内民粹主义的盛行、2020年新冠疫情的暴发，都对全球化趋势带来严重打击，使全球化的发展陷入困境。数字全球化能否纾解这些困境呢？

从全球化发展历程来看，全球化每一次的“排忧解困”都伴随科技的发展。当全球化早期资本受困于狭隘的领土范围内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坚船利炮”为手段打开了世界各国的大门，将资本推向了全球。当全球化的发展需要向一体化推进的时候，美国推动的“信息高速公路”加速了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沟通，极大地助推了一体化的进展。当“逆全球化”潮流涌动、新冠疫情使全球化面临碎片化风险之时，数字技术成为促进全球互联互通的推动力量。

数字技术对全球化的纾困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数字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2021年全球47个主要经济体数字经济规模为381000亿美元，较去年增长51000亿美元，数字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其次，数字全球化进一步摆脱了物理地域的限制，促进了跨境数字流动，使世界进一步联结在一起。人们通过虚拟空间的交易行为获得了现实世界的某种利益，同时在现实世界所获得的权力与财富进一步完善了虚拟空间内“化身”的建设。再次，数字全球化激发了各层次主体的积极性。一是各国政府都在极力推动着数字技术的研发和数字经济的发展；二是作为全球化载体的跨国公司在数字技术的刺激下，又有了新的活力；三是一些中小企业可以广泛参与进来，并在数字化平台上获取利益。在数字全球化中，已经形成了多层次主体共同推动的局面。

Ⅱ

数字全球化对全球化的变革与创新

目前，人们对数字甚至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因为数字技术已经深入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使人们对数字科技产生了严重的依赖。从全球化角度来看，数字技术成为推动全球发展的变革性力量，已经渗透到全球化的各个要素之中。数字全球化绝不是对以往全球化的简单复制，它改变了全球化的逻辑基础，使全球化发展从资源的争夺、信息的获取到数据成为一种关键的经济资源和生产要素；数字全球化打破了全球化发展中传统的“路径依赖”，将虚拟技术和现实世界紧密衔接，开拓了全球化发展的新路径，也创新了全球化研究的新范式。

1. 数字全球化创新了全球互联互通的方式。以5G为代表的新型网络技术开启了万物互联的新时代，推动了边缘流量特别是行业流量的爆发式增长；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新型分析技术深刻变革着决策模式，突破着人类的能力边界；在不可信环境中，以区块链为代表的新型互信技术支撑着可信业务协作，区块链技术正在成为解决产业链参与方互相信任的基础设施。数字全球化正是通过这些高新技术的快速融合和贯通，“重新建构了层次繁多、结构明晰、复杂多维的结构化世界，实现万物互联互通互惠，通过信息、结构和通信的光速化，实现经济文化的互融互合、共融共享的新业态，开创人类通往全球化大同世界的和合之道”。目前，数字技术的创新仍然日新月异，在前沿技术创新、基础设施建设、相关人才的培养和流动等方面，世界各国仍在努力推进，也使世界的融合趋势不断向前展开。

2. 数字技术的革新重塑全球价值链并深刻影响着企业的发展模式。数字全球化与以往全球化相比，对全球化的重大改变在于对全球价值链的重塑。按照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定义，全球价值链主要由技术环节、生产环节和销售环节构成。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就将这些环节进行全球的优化布局，以增强在全球化中的竞争力。技术环节处于价值链的上游，在价值增值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营销环节处于价值链的下游，是产品能否实现增值的关键。“数字全球化使全球价值链的知识密集度不断上升，研发、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占企业收入的份额不断上升，对高端服务要素投入较高的企业将具有更强的吸引能力，价值创造正在向上游的研发设计以及下游的分销和售后服务两端转移。”企业的发展模式也从以往的重生产向重研发、重销售的方向发展。在数字全球化时代，科技研发的很多环节如设计、图纸、零部件以及功能的匹配，全部可以在平台上实现，全球化的研发平台建设也正在成为一个主流的模式；同时，数字贸易服务平台也在发挥着重要作用，海量的供应商和客户在平台上通过智能化的方式去实现既有个性又高效率的匹配，这是以往很难想象的一种贸易模式。可见，数字全球化对全球价值链的这些改变是前所未有的。

Ⅲ

数字全球化带来全球治理的创新

数字全球化在变革全球化的同时，也带来全球治理的创新。2020年，北京信息化百人会曾发起“2035数字议程”的倡议，提出了未来数据治理的8大趋势和4大挑战，为中国国家2035年愿景目标的实现贡献了产业界的智慧和力量。其中涉及的治理理念认知问题、参与主体问题以及国家治理议题、国际竞合议题等，对我们思考全球治理的未来变化有启示意义。从目前来看，数字全球化给全球治理带来的创新主要体现在精准治理和格局转变上。

1. 数字全球化打破了全球治理“泛治理”的概念范式，可以实现针对不同问题的精准化治理。全球治理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全球性问题的治理，近些年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复杂化，并有在全球各领域各层次不断蔓延的趋势，而全球治理远远没有跟上需求的步伐，形成全球治理的“失效”或“赤字”。数字全球化的推进，为全球治理在全球性问题的治理上实现精准治理提供了可能，因为“能否破除信息稀缺、实现精准滴灌，决定着治理的成效。数据汇聚与挖掘有助于获得服务与监管对象的精准画像，从而实现政策资源的精准投放”。数字技术的进步和应用使全球治理有望实现治理的科学化。

2. 全球治理的结构从等级格局向“差序格局”转变。2008年以来，全球治理由于霸权秩序的逐步衰落而从垂直走向扁平，全球治理更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在数字全球化的推动下，由于数字技术降低了跨境交易成本，进一步压缩了时空距离，从而促使中小企业甚至个人等更多的主体参与其中，使全球治理的主体结构向差序格局转变。“差序格局”是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概念。他将中国传统人际关系格局形容为差序格局，就好像把一块石头投到水里，而产生的一圈圈扩展开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所属关系的中心，每个人与扩展开的某一层关系都会有不同，越远会越淡薄。数字全球化在全球治理主体结构方面，可能会创造出一种“差序格局”，带来数字空间中新的关系模式。在这个空间中，每一个主体都有其影响的范围，也处于其他主体的影响范围内，这些主体构成了一种复杂的网络系统，让每一个参与者的主体性都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发挥。

总体来说，数字全球化能够得到人们的青睐，数字治理能够超越国界而成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趋势，主要在于数字技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人们面临的发展困境和治理难题，它所体现出来的价值是有目共睹的。数字全球化给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所带来的变革和创新是多方面的，这里只是阐述一些主要的方面，很多问题还有待继续观察和进一步深入分析。

三

数字全球化的局限性

关于数字全球化的局限性，国内学术界讨论得比较多。有从数字技术本身出发来探讨的，有从安全与风险角度来研究的，更多的是从大国在数字全球化中的战略博弈来阐述的，这些成果非常详尽地阐明了数字全球化发展中的问题。本文主要从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矛盾性角度来探讨数字全球化的局限性。

第一，数字全球化并没有消除全球化中的结构性矛盾，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矛盾性。“从以往全球化的主要进程和特征来看，全球化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几个结构性的矛盾，阻碍着全球化的推进。一是全球化主体结构的矛盾。以往的全球化始终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主体结构上始终是不平等的。二是政治与经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实质上是国家与市场的矛盾问题。国家的自主性与市场的全球性之间始终是一个悖论。三是全球化分配结构的矛盾，以往的全球化以资本逻辑进行收益的分配，必然导致全球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在数字全球化中，数字技术可能是中性的，但是数字技术的利用是有目的的。“明确它是谁的工具，它的目的是为谁服务”，就需要回到资本和资本主义发展演化的具体情境和过程中，就是要看到数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本质。数字全球化虽然是科技层面的凸显，但其并没有与资本相脱离，在数字全球化中仍然存在着资本的属性和资本的逻辑，本质上呈现出资本与数字技术的内嵌融合。在这种情况下，数字全球化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全球化发展中的矛盾性问题，在资本的作用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会极力维护其在全球化的主导地位，并利用数字技术掌握在国家竞争中的优势。

数字全球化也不能够解决全球分配结构长期存在的矛盾性问题。数字全球化可能带来的“数字鸿沟”问题，已经引起了人们普遍性的关注。这种数字鸿沟会使世界不均衡发展状况进一步加剧，从而带来世界局势的不安定性。2021年，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上，联合国副秘书长刘振民表示：“持续存在的数字鸿沟是国际社会面临的最紧迫的挑战”，“全球数字鸿沟是一种新的全球性不平等现象，弥合这一鸿沟是当务之急”。他表示，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世界上约有36亿人依然无法接入互联网。他们主要生活在发展中国家，这个数量接近世界人口的一半。由于数字技术指数型增长的特性，这一数字鸿沟可能会迅速扩大。而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内部，也存在着这样的数字鸿沟，在给国家的稳定和治理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可能“外溢”到世界层面，成为全球不确定性风险的来源。

第二，数字全球化给全球治理带来的新矛盾，也凸显数字全球化的局限性。首先，在全球治理向“差序格局”转变过程中，其大国性的主体特征也很显著，呈现出多元性与大国性并存的格局。随着国家主义的回归，全球治理已然从“无政府治理”转变为“有政府治理”，数字全球化特别是数字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利益差距，导致了国家间竞争在新的领域、新的问题上展开。同时，对数字技术中“国家属性”的强调，以及随之而来的各国对“数字主权”的维护，也极易引发国家之间的竞争。当前，国际社会最凸显的是中美之间的竞争。自2018年中美贸易战以来，两国之间的科技战愈演愈烈，两国科技战的前沿越来越集中于数字技术的竞争上，网络空间的数据已被视为一种战略资源，被称为“未来的新石油”，数字技术的突破性发展成为国家实力增长的主要源泉和大国崛起的重大契机。目前，世界范围内的主要科技强国都在谋划布局相应的数据发展战略。同时，《2021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世界各国均努力将资金集中于发展核心技术和高精尖领域，并在新一轮的国际战略竞争中，尽可能争夺数字战略高地和技术霸权。这使得数字经济竞争成为大国核心力量博弈的新边疆。

其次，全球安全治理有了崭新的内容。在当今时代，由于新冠疫情的全球流行以及俄乌冲突的暴发，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瞩目。在这种大环境下，随着数字全球化发展中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凸显，数据安全的重要性也在不断提升。“涉及国家利益、安全机密和个人隐私的数据化信息都可能遭遇棱镜门式渗透、病毒式破坏、黑客式攻击，从而暴露于众或遭窃取。”因而，数据安全成为全球安全治理的重要方面。同时，对于全球治理来说，由于数字技术对国家安全侵蚀的风险逐步增高，在缺乏相关的法律法规保护的情况下，可能会带来全球安全治理的新困境，因为对国家而言，数字技术已经广泛接入交通、能源、医疗、通信等基础领域，保障数据隐私成为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因此，在数据安全的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选择中，各国会更倾向于将数据把握在国家手中，这就会使全球安全治理面临分散化和权威缺失的治理困境。

再次，新规则的制定与差异性所带来的新矛盾。随着数字全球化的发展，全球治理中的数字规则制定成为一个重要需求被提上议事日程。目前来看，一些区域贸易协定成为制定数字规则的载体，而且适用范围在扩大。但从全球范围来看，数字贸易规则存在差异和竞争。美国和欧洲国家都在纷纷进行数字规则的制定，同时美国通过“长臂管辖权”不断强化其对境外数据的长臂管辖范围和管辖强度，企图建立美式数字贸易规则。新兴国家也想摆脱对以往规则的“路径依赖”，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规则的制定，以应对美国“长臂管辖”在全球数字治理领域的延伸和滥用。总体而言，由于不同国家或区域组织在制定规则的时候都有着不同的偏好和需求，因而制定的数据政策和法律会有很大的差异性，从而带来全球治理在规则治理方面的新竞争和新赤字。

数字全球化的这些局限性有些是全球化中的固有矛盾性，有些是数字技术发展带来的新问题。不管是固有矛盾还是新问题，都无法在短时间内解决的。这些局限性也告诫人们对数字全球化不能盲目乐观，数字技术一方面是全球化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也可能成为全球化的阻力。

四

结语与思考

本文关于数字全球化的价值与局限的分析，并不意味着两者是对立的或者是分割的。数字全球化作为全球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对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变革有很大的创新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数字全球化发展中所带来的新问题、新矛盾也是客观存在的。应该说，全球化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统一体，在其发展进程中，一直交织着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矛盾、全球化与国际化的矛盾、全球化与均衡化的矛盾等。未来，数字全球化还将在一种矛盾交织的状态下向前推进，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全球化的历史潮流是不可阻挡的。

在上述分析基础上，有几个问题还需要在未来的数字全球化的研究中加以思考。第一，在全球化发展中，科技扮演的不只是促进者的角色。科技的进步历来被认为是“双刃剑”，它在给人类带来美好生活的同时，也会给人类造成困境甚至灾难。在数字技术发展的时代，伴随着数字技术对全球化各方面的渗透，也带来了全球化整个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因为数字技术包含着多重技术环节，如空天地一体化的基础设施、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等，数字技术的一个微小误差就会引发“蝴蝶效应”出现，一个微不足道的环节出现问题可能就会引发大的危机。由于人类对科技越来越强的依赖性，这种脆弱性也会越发明显，从而给全球化带来损害。这是数字全球化未来发展必须关注的方面。

第二，数字全球化需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结合。在现实中，科技的不断发展创造了一个日益紧密的世界，但是，事实上，单纯的科技并不会自然形成全球主义的进路，科技本身不是目的，是主体将科技运用于目的。数字全球化的推进过程也是一样，不可能唯科技而科技，而要使科技真正能够服务于全球化追求的价值目标。数字技术可以“赋能”全球化，但不是“万能”的，没有目标的导向，单纯依靠数字技术很容易出现反常识性的结果，在国家交往中，也容易产生误解和误判，从而给世界带来更多不确定性的风险。全球化发展中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可以是多层次、多领域的。它可以是普遍性的，比如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也可以是具体化的，比如在贸易领域、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等方面所追求的诸多有益的“正向发展”价值。数字全球化的发展需要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结合，一方面要通过数字技术传导凝聚这些价值，另一方面要使这些价值目标真正发挥导向作用，确保全球化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

第三，人类的和合共生是全球化的终极目标。数字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目标终究是要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数字为中心的。数字治理“是让人成为自己，而不是成为工具；是维护人的自主性，而不是将人交给机器来主宰；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不是将人异化为数字的奴隶”。在数字全球化发展中，如果过分强调数字技术的工具理性，而忽视人的主体性价值，就变成本末倒置了。无论是数字全球化还是其他什么类型的全球化，未来都将是追求“人类”的生存价值的全球主义意识下的全球化，就像习近平主席所说的：“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一个家园。面对共同挑战，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路。”全球化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挫折，人类追求美好世界的愿望始终不会改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

总之，数字全球化不仅是以数字技术应对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其中包含着实现人类更美好未来的价值使命。数字全球化在当前和未来的一段时期内对推进全球化、创新全球治理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是，还应该看到数字全球化的局限性，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全球化的固有矛盾，同时也给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带来了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面向未来，数字全球化不能拘泥于数字技术进步的动力，而更应该把握全球化的大方向，为实现人类的和平与福祉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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