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大历史】定海桥“流氓”史
“讲起定海桥，侬头一个会想到啥？”
“定海桥嘛，人家都讲，出流氓、出大亨的呀。”
谈及“流氓”，总会从定海桥那些狭窄巷子里牵出许多稀奇传闻。
“此地出过好几个‘流氓’。一拨一拨的，名气响的有贵宝、红根、宝才……（音），宝才呢，卖相相当好，看起来像电影明星，穿得也总归蛮挺刮的；还有贵宝，贵宝就是立在侬面前，侬一看就晓得伊是流氓，腔势蛮吓人的；还有红根、五子……多唻。”定海桥的老居民对我讲起。
时至今日，你问定海桥人，他们也很难评说“流氓”这个词在当地究竟是褒还是贬，就像让上海人评价黄金荣、杜月笙一样。
“拗军帽”开始的斗殴史
定海港路，提着痰盂罐的中年人，正在用苏北话询问邻居刚才见到的一条狗有没有主人
定海桥地处整个杨浦的东南一角，因为靠江便利运输，纺织厂、梅林食品厂、华光啤酒厂先后在此开厂落脚，解放前这里就是轻工业区，工厂需要劳力，所以定海桥也是和三湾一弄、虹镇老街旗鼓相当的苏北移民聚集地。
解放后不久，定海桥便迎来了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批婴儿潮，那是一个多生多养争当“光荣妈妈”的年代。到了70年代，这些工厂子弟们长大成人，刚刚提及的那些江湖诨名，几乎都是那一批人，其中贵宝那一拨年纪最长，是“老三届”的。
当年又恰逢时世动荡，不少年轻人过早辍学后便走入了社会，“流氓”这个称法便逐渐开始在定海桥阡陌纵横的小街道上被渐渐喊出来。
业余研究者于凌（化名）通过自己的私人关系，了解到了当地“流氓”的一条发展脉络：早期的斗殴起因无非是“拗军帽”，或者“踏女朋友”这类年轻人无所事事引发的街头纠纷，当时的年轻人口袋空空，一顶新军帽或者毛呢外套在都可算是硬通货了。
一来二去有了摩擦，被欺负的就会回去找兄弟们帮忙。当地的老居民说，“流氓”在定海桥出现的原因就是因为这里是工厂区，光荣妈妈多，生了“小七子”、“小八子”的大有人在，年轻人遇到摩擦，喊一声自己的亲兄弟统统出来就又一支队伍了，何况楼上楼下邻居的孩子出来帮忙，一下子就有几十个小伙子。
449弄平凉路的大门，正是常敬民提到当年“关门打死老虎”的那扇铁门。
449弄的居民常敬民至今都对发生在弄内的一场斗殴记忆犹新，“通北路来了三十几号人，伊拉就从大门冲进来。听到自家工房的小囡喊被人家打了，大人就出来帮忙了，铁门一关，就打死老虎了。阿姨妈妈都出来帮忙，抄起拖把就上了。”
杨浦、虹口人口稠密，像定海桥这样的情况也不是偶例，北面的控江、凤城、西面的通北路、虹镇老街，都和定海桥的青年们发生过摩擦。这些不同街区之间的较量也像丛林一般，一些个在场面上较为勇猛，又有号召力的人物开始浮出水面。而那些诨名流传在街坊中间的“流氓”们，几乎每个人背后都有一出单刀赴会或者单骑劫营的故事。
这种年轻人发泄能量的斗殴很容易失控，在七十年代末此地的恶性事件也时有发生。由于不少年轻人“顶替”父母进了工厂，技艺好的甚至偷用车床打造器械。不过到了1983年，这股暴力斗殴的势头很快就被那次“严打”扑灭了。定海桥人管这次严打叫“刮台风”。
“台风”过后，街头混混们也开始回归正常的社会秩序。 80年代，整个社会也在开始转型。时髦的喇叭裤，皮夹克甚至奶油包头通过电影电视走进上海人的视野里，“分挺不挺”开始成为衡量一个人能力的重要指标。“流氓”们自然也开始要“寻方向”了。
鸿运楼上王又发
449弄里遛狗的爷叔，算算年纪，应该是经历过当年“街头风云”的
王又发（化名）今年60岁，是在定海路上摸爬滚打长大的，他不是“流氓”，却和贵宝、红根有着无法割断的联系。他是那一片比较早就闯出去的人物，在上海滩人脉开阔，加之为人豁达，虽然王又发和这些“流氓”差不多同岁，当年却在定海桥有着类似“老娘舅”的影响力。
“实际上伊拉格帮人，为人都是很实，很讲义气，很质朴的人。这也是定海桥人的特征。这些年我在外头，人家认可我，交关辰光也是因为这些特征。”王又发讲。
要讲定海桥的“街头史”，先要预热一下定海桥的地形结构。定海桥地区基本上是被两条居中纵横交错的小路平均分隔，一条是东西走向定海港路，一条是南北走向的定海路。十字路的西北角是当地唯一的工房449弄，东南和西南角则是沿着定海港路先后搭建起的棚户区，当地人把这片棚户区称为“穷街”。实质上449弄和定海港路在居住条件上并无本质不同。
“449弄和定海港路相当于威虎山和奶头山，两边一直是互不买账，两边也各有自己的许大马棒和座山雕，不过也是几年就换一拨的。”熟悉那段历史的王又发向记者介绍。
诉诸暴力的时代很快就结束了，定海桥的人也自然而然开始向经济看齐。
“他们收入一般怎么来？”
“有的是正常上班的，但是也有像贵宝这样的，好像一直没哪能正经上过班。”王又发回忆。
靠“敲竹杠”始终不是长远之计。80、90年代，街头混混里开始有做生意的，一群兄弟中间只要有一个发达了，自然会惠及其他人，王又发说，“我记得他们中间有一个做仿冒的凤凰牌脚踏车车牌，也不是什么正经生意，假车牌贴到假的脚踏车上头，不过当时也赚了不少钞票。”
为了谋求发展，定海桥的“大佬”们也很看重王又发的人脉资源，所以一直想要攀援。
定海路和定海港路交界处的露天菜场
“我屋里厢要翻房子要平土，贵宝来得起劲，热天就穿了条短裤帮我在院子里夯土，穷夯巴夯，满头大汗，隔壁人家都看不懂唻——嘎大的流氓在做啥？”王又发说。
“还有一趟我请几个朋友吃饭，就订在平凉路上的鸿运楼，这是爿小饭店，楼下烧菜，楼上也就4、5张台子吃饭，鸿运楼的老板老早也是混的，所以帮贵宝、红根、宝才伊拉关系都蛮好。我要去吃饭，老板呢就悄悄打电话给伊拉，就讲又发阿哥要来吃饭咯，因为伊拉是请勿到我吃饭的，所以这也算一个机会，鸿运楼又没包厢的，坐在一个楼面，伊拉么就好过来敬敬酒。搁么当天我就带了朋友去吃饭咯，吃到一半，一歇红根上来了，一歇贵宝上来了，伊拉都装不晓得，‘喔唷，噶巧，又发阿哥也在吃饭啊！’”
王又发想到那几个“流氓”卖萌，忍不住笑：“吃到一半，几个人就过来敬酒，伊拉几个人酒量都很吓人，一个人一顿饭一斤白酒没问题，伊拉也只吃白酒。贵宝呢讲讲来敬酒，敬敬么就坐下来了，我也不忌讳，伊拉也都是老直爽的。坐下来就开始‘划’了：‘大家是又发的朋友，今朝开始也是我的朋友，有事体寻我一句话。’”
449弄的一角，露天摆着的小椅子上空无一人。
王又发记得，贵宝自始至终都是一口苏北话。
这一点也需要补充讲一下，定海桥的语言很有意思，此地的“官方语言”就是苏北话。王又发说，自己家的隔壁邻居哪怕是宁波人、苏州人，但凡住在定海桥就不得不学苏北话。
“人家讲上海人对苏北人有点看法，但是在定海桥呢，苏北人对其他地方的人会有看法，侬想要融入此地，侬就要讲苏北话。老早点阿拉开玩笑，要是有人到定海桥，开上海言话，就有人要教训侬了：‘啦边来点啊？讲什么东西？（苏北音）’”
回到鸿运楼。那场酒席吃到很晚都没有结束，因为其他的“大哥”听说贵宝、红根和王又发在一道吃老酒，不想落了下风，便都借故纷纷赶来，最后二楼坐到扑扑满。
“饭吃到一半，宝才打电话给红根，红根就‘划’唻，‘我跟又发阿哥一道吃老酒！’鸿运楼么就在定海桥对面，走过来一歇歇。侬勿要看伊拉威虎山奶头山，实际上伊拉平常也白相在一道的。”王又发讲。
那天散席，王又发特地到楼下找老板，“侬个人，哈烦！”老板嬉皮笑脸打朋讲，“伊拉自家看到侬上楼梯的呀。”
在王又发看来，定海桥的这些“流氓”，虽然会耍耍滑头，但和无赖也有不同。“侬勿要看，伊拉去吃饭都是吃好就结清，从来不奢账。反过来是老板自己要寻机会，比如逢年过节碰到伊拉来吃饭，老板就借题发挥‘今朝给我做做人，吃好直接走噢！’碰到这些人屋里有人做生日，老板账面上也会拉脱一点。”
“伊拉呢也会‘挑挑’老板，比如有时候生意上面吃酒席，讲好是对方老板买单的，就拉到鸿运楼来，1000块的酒水要伊1500块。这种都有来有往的。”王又发说。
定海路菜场里的一家五金店，马路菜场虽小，但上海滩曾经的大亨也是从这里起步的。
鸿运楼的夜老酒随着十多年前平凉路一线的拆迁不复存在。九十年代初，王又发搬离了定海桥，这些年他已经很少回去，至于那些当年攀援他的“大哥”们，王又发也早已失联了。
据他所知，贵宝今年已经将近70岁了，搬出定海桥了；宝才后来自己出去做了生意，据说做得还很不错，也早就搬走了；红根想法子跟上了定海桥出去的一个大亨，摇身成了公司里的保安队长……
“穷则思变”，这是王又发对江湖人物转型的形容。而在陈韵的视角看来，普通的定海桥人和外界接触的机会并不多，而这些“能人”正是因为看到了更大的格局，所以或多或少搭上了开出“穷街”的列车。
在定海桥，还有一批搭上更早一班车的，这些人也是1950年代出生的，他们没有在街头耗费太多的青春，趁着开革的先机，在有经商传统的定海路上早早破墙开店，成为了此地的第一批个体户。
80年代的定海路一条街远没有今天繁闹，不过也算是当地最主要的商业街，定海路靠近平凉路方向，有两家贴隔壁开的小店，一间是馄饨店，一间是杂货店，不晓得多少定海桥人都在这两家日常小店吃过馄饨买过物事。这两家小店诞生了定海桥人尽皆知的两个“富豪”。
馄饨店的老板叫周正毅，杂货店的老板叫刘根山，前者不必赘述，后者也曾是上海滩的“公路大王”。“周正毅离开得比较早，刘根山赚钱之后买了奔驰600，还经常停在平凉路上，手里么拿着9万块一部的砖头大哥大。”王又发回忆。
隐退江湖胡万宝
张一铮为胡万宝所作肖像
“我其实不愿意去谈这种所谓的打架，一是发生的几率很少，而是惨烈的程度也没传说中那样。人家讲定海桥出流氓，这里的人也就千把块收入，一天三顿饭，男同志么还要吃根香烟。我看伊拉又没闹事，过得还是挺平和的，是不是自在？我不敢说。马桶拎拎看，你就知道什么是定海桥人了。”一位传说中退隐了的定海桥“老流氓”胡万宝说。
胡万宝，今年50岁，现在是一位书法家，同时还兼着着一所万宝空手道队法人。
我们见面的地方在五角场附近的一间咖啡馆门口，那天正好是寒潮突袭上海，冷风在马路上打转，让人不愿在室外多留一刻。胡万宝早到了几分钟，进去问服务员室内能否抽烟，被拒绝后他又转身出来，正好撞见我。
胡万宝留着一大把白色的长胡须，一米八十多的大个头，一眼便认得出。见面前，我对胡万宝所知不多，此前听讲了一些关于他的轶闻，说他曾经“一脚便踹碎玻璃幕墙”。见面他并无寒暄，上来就搭住我的肩膀——“侬看，阿拉也勿要吃咖啡了，寻爿饭店，点几只炒菜，吃点老酒，哪能？”
胡万宝穿着一件运动羽绒服，推起他的助动车挪到马路沿子上，我们顶着风走了一段，找到一间东北菜馆落座下来。
“服务员，黄酒里给我加一点姜丝，热一热。”胡万宝讲话中气足，双手往大腿上一撑，肩膀的架势马上就起来了。他看着我，“今朝打算聊点啥物事？”
定海桥是低矮的，抬头一看是隔壁动辄四五万的楼盘
胡万宝出生在定海中联村，和那些定海桥后来出挑的“人物”一同长大的，至于那些传说中街头少年腥风血雨的故事，他一笔带过。
“人家讲定海桥出流氓，听起来吓牢牢，但是侬去查查看，此地吃官司的人就比其他地方多？犯刑事案的人就比其他地方多？也不见得伐。有点事体传起来特别吓人。真要都是坏人，警察不来抓？”胡万宝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包软壳中华，点了起来。
“我五十几岁的人，讲话相当负责。自古以来，全世界哪里的流氓像定海桥的流氓这样，正当年没了工作，每天还要照例倒马桶，一倒几十年。爷娘三班倒，伊拉也三班倒。外头人讲伊拉都是流氓，我讲伊拉也就是人。为啥？老婆三班倒，伊拉也要接小囡，也要买小菜、烧饭，无非属于自己的就是10块一包的香烟。我倒觉得可以给伊拉戴戴高帽子。”胡万宝说的时候情绪很激昂。
“我老房子对面的，当年也算是大流氓，现在呢，子承父业，配配钥匙了。我是搞体育出来的，我晓得打打闹闹勿是啥大问题。打相打是没名堂经的。有一趟我邻居小孩在学堂里被人欺负，阿拉陪到学校去，一看对方来了一批人，搞得像真的一样的。”胡万宝张开了肩膀，“我是定海桥人我怕过啥人啊，我们这个是为了正义而战。不是人家想象的、电视里拍的整天打打杀杀。该出手的时候自会出，我们也不会娘儿们的。”他的话匣子就着香烟，一根接一根地打开了。
胡万宝其实更像一种“能人”，他在40岁之前也已搬离了定海桥。但看得出，他对那片土地仍有着非常深厚的情感联系。
内急了还要跑公厕，这是今天定海桥最大的无奈之一。
解放前，胡万宝的母亲13岁便从苏北泰州来到上海，到当时的永新纺织厂，也就是后来的国棉十七厂做包身工。包身工的生活正如夏衍小说里写得那样，要在热水里捡蚕丝，苦不堪言。后来认识了胡万宝的父亲，在定海桥上结婚生子。
胡万宝少年时期所看到的定海桥是怎样的呢？
“‘侬轻点哦，300号伊拉屋里夜班哦，勿要影响人家哦。’阿拉老早点都是这样的。落雨了，收衣裳了，都是邻居提醒的，碰到侬屋里没人，邻居帮侬把衣服收回来，竹竿收起来。现在还有伐？大家门一关，‘啥人叫侬管人家事体！’老早我还没结婚的辰光，我欢喜一箱一箱买啤酒，每趟都是‘兄弟们来’。” 现在家长就会讲，‘侬做啥，钞票捡回来的啊？’定海港路，阿拉几代人在一起就是互相帮助。屋里有人过生日，小囡做十岁，老年做七十岁，家家人家屋里一碗面端过去，都不要侬钞票的。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魂，哪怕定海桥落魄的时候也还是有的。”胡万宝说。
讲到这里你才会理解，那些街头少年讲的兄弟义气，一定程度上也来自于这一碗碗面条端出来的感情。老胡讲得起劲，桌上的小菜都没怎么动，倒是石库门已经半瓶下肚了。
“小辰光的定海桥感觉就是很有朝气，很活泼。做啥道理？侬爸爸是十七厂的，我们跟着你白相，夜里转来大家有盐汽水吃，伊爸爸是自行车厂的，总归大家夜里好白相白相脚踏车，大家抢了踏。当年的定海桥，从一根线、一只杯子，到一只热水瓶，都是从这里出来的。我讲啥是朝气？老早点讲‘今朝夜里加班哦’，讲起来很理直气壮的，甚至有点自豪的，今朝我是去做贡献了。”胡万宝说。
定海路马路菜场
胡万宝十来岁不到，便因为体格出众被选入少体校去练撑杆跳，所以此后他一直和体育打交道。另一方面，因为当时的沪东工人文化宫离定海桥不远，他也时常去那里白相，然后对篆刻、书法产生了兴趣。
“当年这个做法是有道理的，工人集中生活的地方，也有电影院，有体育场，定海桥为啥足球踢得好，明摆了噶许多足球场啊，当年还有文化宫，侬总归有地方可以去白相的。”胡万宝说。
80年代学校毕业后，胡万宝是被分配到定海路上的粮管所工作，这在当时算是一份有分量的铁饭碗，“碰到人家生小孩做月子，当时都是凭票供应的，侬手里厢松一松，松一松就大推板了。”
“最后为什么还是走了呢？”记者问。
“譬如讲邻居造房子，这边多一点，那边少一点，为了一点很琐碎的事情会吵得不可开交。我的房子在定海桥其实算蛮大的，但是撒尿还是要跑出去的。我那个时候因为体育比赛已经经常出差了，外面看得多了，才知道当时这种要跑到外面撒尿的情况早就不应该存在了。拆尿就算了，早上出污（大便）也要排队的。公厕门口一帮男人排队骂山门，就因为里厢的人动作慢，啥事体不好排队，出污都要排队！我是定海桥人喔，我可以这样讲。另外一点，好听点叫志向，其实也跟你谋生的手段有关系，我是搞字画什么的，那一片也不需要我们。我身边的这个圈子到九零年基本都走都光了，出国的也出国了。所以你总归也想要走了。”
过去华光啤酒厂的厂门，就开在定海路中央，不过现在运输啤酒的卡车早已无法通行了
1990年代初，风起云涌，和宝才们同龄的胡万宝也看准了经济起飞的这个势头。他出去之后开过贸易公司，参与过某省驻沪办的筹建，捣腾过铝合金像框，据他说当年王开照相馆的镜框都从他那里拿货的。
“我这个其实勿叫做生意，只不过我肯做。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阿拉是定海桥出来的人，会当家。现在最可怕的是什么？读了物理系的毕业生出来，家里火表坏了还要寻物业。诶……”
“现在和当年的兄弟们还有联系吗？”我问。
胡万宝又开了一包“中华”，抽出一根，“侬看，实际上我吃的也是十块钱的烟，只不过出门带俩包好的。我回去，见到隔壁邻居，也就发一根香烟，‘兄弟！’”，他做了个挥手打招呼的动作，“我点也不点的，发好就走了。做啥呢？问人家侬现在哪里混？侬这个不是戳人家神经吗？什么叫路人，就是路过点个头，‘侬好’，也就这样了。这个也已经是我回去最高级的打招呼方式了。”
胡万宝的老母亲现在还住在定海桥，他隔一段时间会回去看看，虽然搬出这里几十年了，但每年春节，他还会回去陪老母吃年夜饭，“我想侬这么大，过年的辰光家家灯火通明的，闹忙了一塌糊涂。我是每年年夜饭都要回去吃，陪陪老娘，把门口的玻璃窗擦擦清爽，再贴红字，贴好，六点钟整点放炮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