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家里都有一张这样的照片，不信回去翻翻看 | 上海相册
“看看这幢楼高伐？当心头抬得忒高，帽子落脱！”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是人们谈论起国际饭店时口口相传的一句话。这座落成于1934年、高83.8米的大厦享有“远东第一高楼”盛誉近三十年，保持上海最高纪录达半个世纪，毫无疑问曾是上海最著名的地标之一。
无论是招待外地来的亲友，还是家里有人要远行，作为留念，几乎每个上海家庭都有一张以国际饭店为背景的老照片。——不信，你在家里找找看？——我们以此为题，收集了不同年代拍摄的照片，没想到相同背景下的人生故事，竟然如此丰富。
拍摄于1958年9月，国庆前夕
讲述人：沈三元，男，62岁
照片上是阿拉爸爸妈妈。侬看阿拉妈妈身上背的，实际上不是包，是全国第一台半导体收音机。这只半导体外头有个皮套，像包一样好背在身上，埃个辰光（那时）属于一种时尚。
拍这张照片的辰光阿拉爸爸只有四十岁左右，在上海无线电三厂设计科工作。这只半导体收音机是其他同事设计的。第一只样机做出来，要请单位里比较内行的人试听。阿拉爸爸把机器拿回来，就带着妈妈一道去人民公园了。当时阿拉屋里厢住在黄陂路、淮海路，走过去老近的。听讲（听说）公园里看的人交关（很多），都没看到过。
估计阿拉爸爸妈妈也觉得这个背出去老扎台型的，所以拍了这张照片，当初一直挂在屋里厢。
拍摄于1970年2月
讲述人：王汇廉，男，65岁
文革期间，造反派武斗，常州马路上经常传来枪声，不时有死人的消息。我母亲怕我有闪失，叫我到上海的外婆家避风头。
我带着父亲的Tokyo牌皮腔相机来到上海。这是1945年的时候，他从战败准备回国的日本兵手里买下的，花了大概3-5元法币。我常常步行一上午到南京路上的冠龙，淘过期处理的胶卷、相纸、药水来拍照。
这张照片是我在1970年2月拍的。当时我在上海交到两个朋友，一个叫“阿牛”，另一个叫赵云。阿牛是上海人，跟我在常州的邻居是亲戚。赵云呢，是哈尔滨人，阿牛跟他是串联时认识的。
我经常到阿牛家去玩。他家住在“下只角”，房子是挤得一塌糊涂，大多数时候在弄堂里做市面。但我愿意去，因为在那里很随意，他父母也很欢迎我。
赵云在上海住阿牛家。他喜欢上了阿牛的妹妹，可惜没追上。听说80年代末出国潮的时候，阿牛的妹妹到西班牙去了，开餐馆嫁了个外国人。赵云比较内向，年龄也比我们小，但是很仗义。后来我到溧阳插队，他给我寄了很多东北的粮食种子，还有乌拉草做的鞋子。那个鞋子很保暖，我穿了好多年。可惜现在，我们三个已经失去联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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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爸妈正年轻，我和哥哥还没出生
拍摄于1959年国庆期间
讲述人：胡清清，女，48岁
照片上是我的爸爸妈妈。拍这张照片的时候，正好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他们带着侄女去人民公园玩。当时爸爸26岁，妈妈24岁，我和我哥都还没有出生。
那时我爸妈结婚两年了，但是因为没有房子，只好分居两地。爸爸在区政府工作，住在单位宿舍里；妈妈在一家纺织厂上班，被单位推荐去读中专，平时就住在学校里。
休息时间少，工作又忙，他们俩一年也见不了几次。外婆和舅舅住在离南京路很近的牯岭路上，过节时他们就一起去外婆家。当时舅舅在旧货店淘到一架老式蔡司相机，爸爸很感兴趣，很快就学会了拍照。他们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趁有限的假期，拿着相机，带着舅舅的孩子去附近的人民公园、人民广场、外滩。
我爸爸去世二十年了，妈妈也八十岁了，现在翻看几十年前的老照片特别感慨：当时的人真是朝气蓬勃，脸上好像有种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拍张全家福，寄给宁波的阿娘
拍摄于1962年4月
讲述人：陈丽珍（前排右二），女，56岁
照片上头最小的是我。这张照片是1962年4月拍的，当时我只有两岁多。
当时为啥会拍这张照片，我也不晓得。但是我晓得，阿拉阿娘（奶奶）在宁波镇海，阿拉过段辰光总归要拍张全家福寄过去的。
阿拉阿娘生了六个小孩。大伯伯跟阿娘阿爷在宁波，阿拉爸爸跟两个兄弟在上海，还有两个爷叔在武汉。儿子从上海、武汉寄照片回来，阿娘就用相框裱好，放在屋里。
阿拉屋里厢有交关（很多）全家福，多数是在照相馆里拍的。阿拉老早住在老西门西马街，拍照片要么到城隍庙的大新照相馆，要么到文庙路上的一飞照相馆。我记得最后一趟拍全家福是1973年在一飞照相馆，阿拉阿姐到黑龙江插队之前。这些照片现在看都老珍贵的。
拍摄于1967年
讲述人：陈永祥（图右），男，68岁
1967年，我堂哥从广州到上海来玩，我带他去人民公园，看到好多人在这个位置留影，背后就是国际饭店。我们看看这个镜头蛮好，排队等了一会儿，一起拍了这张照片。等我们拍好，人家又上去了。
我堂哥当时在广州粤剧团里唱武生，所以你看照片上他很神气的。他来上海是想顺便考察，以后带个团来演出。考察了以后，他发现虹口区广东人比较多，后来真的带团来上海，在四川北路上的群众影剧院演出了几场。
我记得到他们后台去看，印象很深的：哦呦，好多箱子噢！其实箱子是好多，但是放不下多少东西。一顶帽子就要占很多地方，上面都是珠珠啊翡翠啊，值不得了的钱。
我堂哥回去没两年，就因为文革被下放到制药厂的锅炉房里。他老早是唱戏的，做工人肯定是不大在行的。结果得了肺病，几年后去世了。
我觉得蛮遗憾的，现在也只剩下这样一张照片，可以纪念当时的情景。
拍摄于1968年初冬
讲述人：韩红根（右一），男，62岁
照片上另外两个人是跟我在一个弄堂里长大的邻居。当时最左边的小钟要去云南西双版纳农场了。
小钟和站在中间的“杨弟”都戴了军帽，杨弟还穿了件军大衣，这是那个年代最流行的装扮。现在回想起来，有可能是因为当年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穿的就是军装。我戴的那顶灰色开司米细绒线帽是有帽沿的，那时也算蛮时髦的。
小钟是我们弄堂里第一个去云南的。当时我们对云南完全没有概念，就觉得很远，比较神秘。没想到后来弄堂里陆续有好几个人被分配到西双版纳农场。
小钟是那一年的12月22日出发去云南的。那天正好是毛泽东发表指示、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日子。我们去火车北站送小钟，在广播里听到了这个消息。我是69届初中生，两年以后也去了云南。
拍摄于上世纪70年代初
讲述人：朱伟俊（图左），男，53岁
我昨天给阿拉儿子看照片，问他左边那个人是谁，他讲不认得。我告诉他：“这个是爸爸。你看看爸爸小时候穿什么衣服，什么裤子。”现在的小孩呢，老实讲，没啥感想，就觉得你们埃个辰光太苦了。
照片上右边那个是老远老远的远房亲戚，银川的。按照辈分，我应该叫他“哥哥”。当时他出了工伤事故，到上海来看毛病。照片侬仔细看，他右脸上有个老大的疤，所以拍照的辰光戴了顶帽子。
阿拉为啥会认得银川的亲戚呢？这个谈起来要谈到阿拉娘舅了。当时他支援西北建设，跑到宁夏去，在当地结婚了。这个是阿拉舅妈家的亲眷。
上海人侬晓得的，五六十年代响应国家号召，交关人支边、支内去了。阿拉爷娘的兄弟姐妹基本都在外地，伊拉在上海特别亲近的亲眷就阿拉这一家。所以讲，阿拉屋里就像伊拉在上海的一个接待点。在我印象当中，小辰光不断有人过来，阿拉屋里厢接待了交交关关人。
拍摄于1974年冬天
讲述人：龚若栋，男，62岁
我是69届初中生，1969年底到黑龙江大兴安岭插队。这是1974年冬天回上海探亲时拍的。
我们在黑龙江跟当地的老乡关系很好。那时还看不到电视，老乡对上海没什么概念。我就想留个影回去，给他们看看上海什么样子。
拍摄于1975年春节期间
讲述人：府天祥，男，59岁
1974年，我去了崇明农场。第二年第一趟回来过春节，我跟新同事约好到人民公园白相，拍了这张照片。阿拉两个人在农场是一个寝室的，岁数差不多，蛮讲得来的。
我身上穿的双排扣大衣是阿拉同事带过去的，他叫我穿了拗拗造型。围巾是我自己的。埃个辰光行（流行）长的羊毛围巾，侬去问年纪大的，基本上屋里厢都有。不管男男女女，颜色都单调来兮的，要么灰的，要么黑的。料作是正宗羊毛，十几块一条。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上海老多人出国，他到澳大利亚去了。阿拉刚开始还通通信，到后头就慢慢失去联系了。他喊我照顾照顾他家里，我后头工作忙去得少了。等再想着了，到伊拉屋里厢去，已经动迁了。
人就是要多碰碰头。一直不碰头，就疏远了。这是我老早年纪轻辰光的朋友，牵记还牵记的，就是联系不上了。
春节休假回上海拍一张
拍摄于1977年2月
讲述人：俞国花（一排左三），女，58岁
这是1977年2月，我们崇明东风农场11连（老八队）第一次在上海搞团活动拍的集体照。
春节假期是很宝贵的，大概只有7-10天左右，但大家还是想着要抽一天时间搞活动。我们连的上海知青来自杨浦、卢湾、南市、闸北、长宁等区，大家约好在人民公园碰头，这样从四面八方过来都比较方便。
直到现在，我们老八队的农友在一起还是特别亲切，很快我们又要聚会了。
彩色照片刚刚行起来，阿妹带我去拍照
拍摄于1982或1983年
讲述人：余月丽，女，58岁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阿拉妹妹分到照相机厂，格辰光正好开始行（流行）彩色照片。休息的辰光，她就专门带着我一道去拍照。
照片上头我穿的那件衣裳，是阿拉妹妹同学的阿哥去开广交会买回来的。这条裙子呢，是阿拉阿嫂的阿哥在外洋轮上做海员，国外买的。——出去拍照片总归要稍许打扮打扮，带两套时髦衣服调（换）了穿穿。
我手上拎的包是阿拉妹妹在南京路上买的。这只包呢，薄悠悠的，东西摆不多的，但是样子好。我记得老清爽，是橙色猪皮的。
眼镜也是她的。她叫我戴上去装饰装饰，讲我这样拍得像老师一样。我一直不大会拗造型，阿拉妹妹蛮欢喜的。所以拍照片都是她指导我。她到现在还是老会赶时髦的。
她为了把国际饭店全部拍出来，镜头斜了一点点，但是一只尖尖头还没全部拍进去。当时国际饭店算最高的了。
-End-
写稿子：韩小妮
拍照片：杨眉
画图片：顾汀汀
编版子：unFu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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