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进希尔顿，弄堂里的阿二头变作James | 市民历史
今天推送的是一篇旧文，起因是位于华山路上的上海希尔顿酒店将于今年12月31号撤牌，不再隶属希尔顿酒店集团，这家酒店的历史即将翻篇。
对弄堂里长大的上海小囡来说，刚开业那些年的日子里，“希尔顿”三个字意味着高级、奢华和享受，是那么的遥不可及……
但对于我们这篇推送的采访对象而已，那是改变人生的三个字。看完弄堂毛头、阿二头与高级酒店的故事，相信经过这个时代的上海人，都会感同身受。
1986年，不少上海市民在《解放日报》、《文汇报》上注意到了一则招聘启事。
上海第一家由外商独资的五星级酒店即将开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启事里描述说，这家酒店“楼高43层，客房800间，中外餐厅酒吧8个，设备极其豪华，位于静安区”。
一时间，社会上引起了争论：社会主义培养出来的人才究竟该不该为外商打工？公交车上、办公室里，到处可以听到大家发表意见。而与此同时，应聘者在报名点悄然排起了长龙。
经过层层面试，有一批人脱颖而出。他们中有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也有工厂里的中层干部、工人。这些弄堂里的毛头、阿二头踏进酒店后，开始以“Violet”、“James”相称。他们在“大酒店”里，会遇到什么呢？
香港培训3个月，证件统一上交
1988年，酒店开业庆典时，门口礼仪小姐都是当时经过严格面试后招进来的工作人员
讲述人：张曙灏（James），客房部经理
那是1986年8月，当时我在一家机械厂的研究所工作，有的是时间翻阅各种报纸。
有天，我无意中在《解放日报》上看到一则招聘启事，一家即将开业的外资五星级酒店招聘受训管理人，要求英语水平在“新概念”第二册以上。
我在大学里学的是英语专业，看到这则启事，很想去试试，开开眼界。毕竟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外资公司非常少见。
报名有三天时间，在茂名北路上的新群中学，我是在截止前的一个半小时匆匆赶到的。
因为启事上规定，在职者必须带上所属单位开具的许可证明。可单位不肯开，急得我团团转。
最后，我跟单位的人事干部说：“听别人讲，很多年轻人在那里排长队，像阿拉这样的是肯定考不进的，只不过想去轧轧闹猛。”这才说动了他。
经过一轮又一轮的笔试和面试，有92名大学生被选拔出来，相当于现在的“管理培训生”。大部分被派往香港接受3个月的培训。幸运的是，其中也包括我。
2001年，张曙灏在美国出差时的照片。
从上海到香港，我们乘坐的是邮轮。一上船，我就被“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震撼到了。赌场、电影院、酒吧、图书馆……船上什么都有，60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
当时，内地和香港的差距还比较大。我们一到香港，证件就被要求上交统一保管。
不过，我们的住宿条件相当好，住在中环皇后大道上、集团同品牌的五星级酒店里。
集团之所以下此血本，是有道理的：在酒店管理方面，我们是一张白纸，但很快就将参与上海酒店的筹建工作。只有自己体验过，才能真正了解五星级酒店应该是什么样的。
上海是他们打开内地市场的第一站，因此对这次培训尤其重视。
除了有各种课程、实习，我们还去参观了当地的食品厂、洗衣房，游览了海洋公园，全方位了解一座发达的城市是怎样的，以及什么是真正的服务。
印象最深的是实习时有次我在行政楼接待一位刚入住的VIP客人，酒店提供了10块不同香型的世界名牌肥皂，放在一个很大的银盘子里给客人挑选。这样专业和个性化的服务在当时的上海很难见到。
从1987年开始，我一直在这家酒店工作，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后上海最早的一批外资企业白领。我的大学同学毕业后，人生轨迹各不相同。
我们出生在国家比较贫穷的年代，毕业后又经历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比上一辈要多许多选择的机会。当初谁也想象不到，这几十年的变化会这么大。
大酒店联手抓“外国坏人”
讲述人：朱信年（Owen），保安部经理
1986年，有天我在吃饭的时候看到一张报纸，上面有上海第一家外资酒店招聘的消息。我想去看看酒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报名了。
我报的是保安，因为对英语要求不大高，经过面试考取了。
当时，我已经30岁了，在工厂一路奋斗做到科长。要打破铁饭碗辞职，是件不得了的事情。
改革开放初期，很多人想跳槽，有些最后没有跳，阿拉踏准第一步，跳出来了，蛮不容易的。现在回想起来，当初的选择还是正确的。
我跳出来是厂里最兴旺的辰光，后来没多少年数，厂里就不大灵光了。老单位坚持了十年，1998年开始员工下岗了。
朱信年（左一）和保安部的同事们
刚到酒店来的时候，觉得这里简直就是宫殿，因为当时上海人家里布置得还比较简陋。
老早美国人不是拍过一个连续剧叫《大饭店》吗？就像里面描写的一样，社会上每个生活面都会在饭店里反映出来。大饭店就是个小社会，各种各样事情都有。
记得有一年，一些南美人跑到中国来，三五成群专门到酒店大堂、餐厅里拎包。
外国面孔隐蔽性高，当时我们酒店、香格里拉、波特曼、南京路和虹桥的大酒店，都有案子发生，问题很棘手。
阿拉酒店行业的保安部经理有个沙龙，大家把案发的情况搜集起来，总结出了这些人的作案规律：他们往往先到浦东，然后乘出租车到静安，再到人民广场、虹桥。
我们把信息报告给公安局，又跟刑警803联系，每个酒店都进行了防盗培训。
有趟南美人又来了，被服务员发现了。但是阿拉去捉的时候他逃掉了。好在阿拉晓得他下一站是波特曼，赶紧打电话过去：“坏人来了！”
小偷在波特曼大堂偷包的时候被抓了个现行。警方发现，这些人专门在深圳和上海连续做案。刑警803两地追踪后把他们一网打尽，一共捉住二十多个人，从此结束了他们在上海的盗窃历史。
小姑娘好好做哦，那里有空调的
1990年代的员工晚会上，陈云蓉（右三）被评为酒店优秀员工
讲述人：陈云蓉（Violet），酒店中餐厅经理
我读的是旅游学校，最后一年告诉我们有机会来我现在工作的这家酒店实习。校长亲自挑人，要看学习表现，也要看卖相，一个班级只挑五六个。
那天我被挑选上之后回家时骑车骑得特别快，很想快点告诉妈妈这个好消息。
这家酒店我之前从来没去过，对于阿拉这种生活在杨浦区2万户房子里的人来说，那里是上只角，还是外国人开的五星级饭店，实在是了不起的地方。
邻居知道了我要去实习的消息，都跟我讲：“小姑娘，好好做噢。那里有空调的，员工制服都老好看的。”
去实习前一天，妈妈特地和家门口发廊的人打招呼，第二天早点开门噢，帮阿拉女儿弄弄头发。后来我才知道，在这里工作，女孩子都不好烫头发的，所有头发都剪成齐耳短发。
在弄堂里被叫做“毛头”、“阿二头”的人，到了酒店里都是以英文名字相称的。叫“Lisa”、“Lily”的特别多，后面要加上姓来区分。
当时面试我进“沪江特快”餐厅的经理问我：英文名字有吗？我说没有。我就帮我取名叫“Regina”。名字挺好听，我回去特意查过字典，有女王的意思。
一开始我在厨房间工作，厨房里的人都比较粗，我的英文名字成了他们嘲弄的对象。最后我忍无可忍，跑到经理那里说：“我要改名。”
改英文名字在酒店里是一件大事，要对档案进行修改，还要告知部门里的所有人。经理问我为什么要改，我说我受不了自己的名字被读得很下三滥，很坚决要改。
最后经理同意了。改成什么名字呢？我当时手里有一本英文词典，随手一翻，心想就用翻到的那个字了——Violet。这个名字我用到现在，只碰到过一个重名的人。
刚进去的时候我上早班，从早上6点半上到下午3点。之后，领班级别的老员工会对阿拉进行培训。第一堂培训课，一个领班拿出七种矿泉水告诉我们分别是什么牌子。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她指着其中一瓶绿色玻璃瓶的水说：“这是法国的Perrier，是带气泡的矿泉水，你们吃一口，永远会记得这水。”
当时阿拉想，这么好啊，培训还能免费喝。然后我喝了一口，差点没吐出来，但确实是记住了那个味道。
进酒店工作，就像是给我们开了一扇门，看到很多新鲜的东西。
那时条件真的不错，阿拉穿的长筒袜、用的化妆品都是发的。
员工在酒店里能洗澡，员工餐吃得也很丰盛，咖啡还不是那种调一调的速溶咖啡，而是现磨的。最盼望的是员工年会，可以去集团旗下同品牌的其他酒店住两晚感受一下。
刚开始，客人大多数是外国人、香港人，本土客人很少的。
由于服务的大多是境外人士，我们培训的重点之一就是英文。可是不管再怎么培训，在实际运用中还是会出现笑话。
有一次，一个客人对我说：“你能帮我拿一个ashtray（烟灰缸）吗？”我马上问他：“你喜欢草莓的，巧克力的，还是香草的？”我听成了icecream（冰淇淋）。
那个老外当时摆出一副“哦，天哪”的表情，他马上做出抽烟的动作，然后把烟灰弄在手上。我看明白后，尴尬极了。
我在这家工作了22年，90年代的时候我所服务的“沪江特快”生意非常好，附近有个JJ迪斯科，凌晨两三点在那边玩好的人就会来阿拉这边吃夜宵。大哥大、钞票、摩托罗拉翻盖手机都捡到过，因为玩到这个点，人有点迷迷糊糊了。
1990年代名噪一时的沪江特快
那个时候，没有客人不给小费的，兑换券、外币、人民币都有。每个晚上，光是小费就能收到四五百元。
那时小费收好要上交，等到发工资的时候根据级别统一分配。因为收入高出同龄人不少，还有小费，很女孩子眼界很开阔，很早就买起名牌了。
瑞典厨师送我他家照片，还有张地图
讲述人：朱曼（May），自助餐服务厨师
来酒店工作以前，我是无线电专用机械厂的划线工。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家里人都很高兴。酒店建成的时候，是上海最高的大楼。阿姐说，她在江宁路上的橡胶厂车间里都能望到阿拉酒店。
我被分在咖啡厅做buffet attendant（自助餐服务生）。我们的地面是大理石的，收拾的时候脚下动作一快很容易摔跤。但是老滑稽的，好像大家都有种本能一样，人摔下去，手上的东西不会甩出去，都抱得紧紧的。
当时，我们每个部门都有外国人做头头。我们的总厨是个德国人，叫“Peter”。他人高马大，眼睛一瞪，样子很威严。
他总是上上下下不停地巡视。有时不知怎么，他一下子就能从二楼窜到你面前来，所以我们的神经一直高度紧张。
有个中国主管也很严格，我们看到他都害怕。怕到什么程度呢？同样是给餐台上加菜，他一来就不知道该怎么加了，总觉得自己的动作做错了。
这些老板对我们要求很高。比方讲，自助餐台上摆的食物来自各个部门，有饼房的、面包房的、牛肉房的、冷菜间的等等。
老板要求，每样食物都要说出它的制作方法，客人问起的话好介绍。这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难，下班后已经很累了，还要去抄菜谱背出来。有个同事因为老板考她，她没说出来，就叫她回去了。
1990年，宴会厅的德国主厨即将回国，大家为他举行了欢送会
刚进去的时候，我几乎天天回去要哭，觉得苦死了。但是为什么我们能坚持下来呢？因为工资比人家高，福利比人家好。我在厂里工资只有九十几块，到这边有280块。吃得又好，工作衣、皮鞋，甚至口红、丝袜都是发的。
最早来吃自助餐的都是老外，或者香港人、台湾人。这些客人对我们很友好。跟着意大利客人，我们学会了“Ciao（你好或再见的意思）”，跟着法国人，我们学会了“Bonjour（你好）”。
自助餐台上几乎每个小姑娘都被客人邀请过吃饭，我也是。
当时，我的思想观念里觉得，跟人家出去肯定是不好的。但是回绝人家吧？又好像不礼貌，很难说出“不”字。所以，我选择性地跟一些客人出去吃过饭。贵都，扬子江，波特曼，花园饭店……
他们请客都在上海比较好的酒店。有些人也会讲点暗示的话，我就讲我已经结婚有家庭了。
我们每年有好几次食品节，邀请各个国家的厨师过来。有个瑞典的厨师每年都来，问我要了地址通信。他们写的英文是连体的，我看不大懂，只好大约摸猜猜。
有一年他没来，特意叫他同事带了一盘瑞典的音乐磁带、一张地图和一些照片给我。照片上有他家的房子，狗，还有他儿子。
可能意思是想把他儿子介绍给我，叫我到他那边去。我心里想：我怎么去啊？那时是90年代，出国感觉是件很难的事情。
到了第二年，来了另一个厨师，我就请她帮我带了一套中国的茶具给他，也不知道他收到没有。之后就慢慢断了联系。
还有一个美国客人，大概有八十多岁了，听说年轻时是赛车手。他在美国开餐厅，想叫我过去工作。
他有个秘书是香港人，叫“琪琪”，我到现在还记得这个名字。他叫琪琪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要到美国去有三种途径：一种是从墨西哥偷渡；一种是考托福；还有一种大概是先办旅游签证。
我想我有家庭，是不可能去的。再说，偷渡多危险啊？
后来，他看中了一个波特曼的客房服务员，跟她结婚了。
他们俩一起来我们酒店吃自助餐，我还看见过。再后来，他又看中一个贵都的服务员，觉得她长得像巩俐，托我跟她讲，叫她去念英语，家教费他来出。
我帮他联系过一次，之后就不联系了，不晓得这个小姑娘后来怎么样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要是真的想出国，当时机会蛮多的。酒店是最早跟外国人接触的地方，我们自助餐台上就有几个同事嫁给了外国人，有一个跟新加坡人结婚，还有一个跟德国人结婚了。
这些故事，我老公都知道。以前人家打电话到家里来的时候，他都在。他从来不讲什么，就算心里有点吃醋，也要假装很绅士的样子。当然，我也过得硬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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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稿子：韩小妮 顾筝/
编稿子：陈不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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