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上海楼王”，今天成了这个样子……|新村故事
这篇文章的诞生来自于本号的一位资深粉丝刘强（化名），他看了我们的新村系列文章后，在后台留言，“什么时候写写万体馆对面的‘九栋楼’高层吧。”
于是，我们就带着好奇心百度了一下这个地方，发现关于这里的资料少得出奇。
不过，当我们走进“九栋楼”，翻开它的身世，却发现这里曾是上海的一张名片。放在今天，其格调与档次是任何高档楼盘都无法企及的。
它是一个时代的标志，承载过千千万万普通上海人心头的云端与梦想。
四十年前的梦想住所，谁住谁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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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沪闵高架路的匝道，马路极宽，车辆日夜川流不息，发动机轰鸣嘈杂。“九栋楼”就紧挨着长长的匝道，从外观上看，整齐划一、平淡无奇。
以今天人们期待中的社区标准来看，“九栋楼”基本是“不及格”的——“九栋楼”东侧全部紧靠着大马路，楼与楼之间没有独立的小区绿化景观，也不是封闭式小区，户外通道完全开放。房子内部呢，没有会客厅，只有狭小的过道厅，厨房和卫生间的空间较小。
这里叫徐汇新村，门牌号为漕溪北路750-1000号（双号）六幢，裕德路45号（1-21号）三幢。不过，在上海人口中，他们习惯了称这里为“九栋楼”。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九栋楼”代表着上海人对梦想中住房的最大向往。
今天，曾经云绕在“九栋楼”之上的那些光环，早已随时代远去了。
今天，不仔细观察，九栋楼就淹没在都市中了。
一
地铁一号线上海体育馆站的8号出口对着“九栋楼”从南数过来第一幢和第二幢之间，周边小店众多，交通方便，生活便利，房子很好租。
在中介公司，50多平方米的两室户，能租6000到7000元每月。
不过，到了二手房市场，“九栋楼”就有点尴尬了。
在中介眼中，同样单价在九万、十万元，相比周边，这里没什么优势，面积小、得房率低、停车难……软硬件上都有不少硬伤。
附近的中介人员在带客户看房时，都会提到，这里是新中国成立后上海最早建设的高层住宅建筑群，房子老，然后“顺便”给客户推荐附近其他更新的小区。
“房子老”是实话，40年前的电梯房，建筑设计的理念和现在天差地别。
单从外观看，每栋楼都像一艘中间窄、两头翘的大船，裕德路南面六栋每层都有公共连廊，连通01室到09室。
每户厨房和卫生间的窗都对着走廊，部分住户还保留着那种老式的铁门、铁窗，散发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气息。
楼里的老居民说，这种设计是为了充分利用建筑面积，但也造成了得房率偏低的缺点。当然啦，“得房率”是一个属于21世纪的词汇，在商品房都还没出现的年代，哪里有“得房率”这种概念。
在这里，总能找到与现代居住条件格格不入的元素。比如，靠南面的六幢楼总高14层，每层“两梯九户”，北面三幢总高17层，每层“两梯八户”。对比现在新房流行的“一梯两户”甚至“一梯一户”的格局，在二手房市场，“九栋楼”难免有点气短。
这一系列现在看上去与时代脱节的设计，放到40年前，却是无数人心驰神往的梦想之家。
时间退回到上世纪中后期，上海人的居住条件普遍紧张，石库门里万花筒般的七十二家房客不用多说，空间狭小，拥挤潮湿。像曹杨新村里那种“两万户”，都能算好房型了。
《繁花》中这样写道，“两层砖木结构，洋瓦，木窗木门。”“每个门牌十户人家，五上五下，五户合用一个灶间，两个马桶座位。对于苏州河旁边泥泞‘滚地龙’、‘潭子湾’油毛毡棚户的赤贫阶级，‘两万户’遮风挡雨，人间天堂。”
那个年代，人们理想中家的样子，最多也就像田林新村那样，四到五层楼房，独门独户的一室户或一南一北两室户，要是再有个小阳台，不要太满足。
除了房型，现在买房首当其冲考虑的还有地段。
当时的“九栋楼”落成的时候，周边还是处处农田和低矮房子，在市区人们的概念里，那里几乎“不属于”上海了。
在这片多少有点偏僻荒凉的地方，忽然出现一排整齐笔挺、气势磅礴的九幢高层住宅，这种视觉冲击感是颠覆性的。
好奇心使然，当年的上海人都想更多了解“九栋楼”。
结果一打听，原来在这几栋富有神秘色彩的高楼里，家家户户都有白瓷的抽水马桶、独立的灶间、管道煤气，甚至还有见都没见到过的电梯载着住户上上下下。
这放在当初那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呢？简直是一种连想象力都到达不了的诗和远方啊。
这张城市的名片，曾频繁出现在各种宣传片的里，作为安居乐业的一种象征与符号。
资料显示，这“九栋楼”始建于1977年。住进去第一批居民，多数是航天、文化、卫生、公安和邮电系统的干部和技术人员，还有一部分回迁户。
那时新入住的居民们可谓正值盛年，意气风发的社会中坚，如今40年过去了，一些人搬走了，一些人过世了，留下来的多已是白发婆娑。
刘建栋（化名）是本文开头提到的刘强的父亲，是第一代“九栋楼”住户，他向我们回忆了当初搬进“九栋楼”的那段经历。
1978年，刘健栋一家人搬入“九栋楼”之前，是住在宛平路的一个大庙里，妻子每天下班回家后，与别家共用的煤球炉经常熄灭了，大冷天的晚上，还要重新生炉子做饭，水龙头也是公用的，要自己装个灯，要经常排队等水用，这些情景与她童年时在五原大楼的生活形成的巨大的反差。
“搬到‘九栋楼’后，有了单独的灶间和马桶间，煤气灶、自来水，啥辰光想用都好用。”
这虽然与五原大楼丈人家房子相比还有不小差距，但以上海当时的居住水平来说已经相当不错了，至今回想起来，都让刘建栋感慨万千。
84岁的姜永祥住在“九栋楼”里已经整整40年了。他曾在原上海勘察设计院工作，对“九栋楼”当初的建造过程多少有些了解。
他说，大楼在建造的过程中，发生了唐山大地震，设计方和施工方特意加强了房子的抗震能力，据说能抗8级地震，质量特别好。
每一个在“九栋楼”分到住房的人，都觉得自己交到了好运。
二
刘建栋家在裕德路45弄1号，是“九栋楼”从北边数过来第三幢。
1978年，他们家因为老干部落实政策分房，从宛平路迁入新房，当时大楼里的电梯还没开通，刘建栋扛了一包水泥爬了八层楼，用这一包水泥搞定了家里所有的“硬装”，乔迁新居时，家里唯一的新家具就是个大衣柜。
即便是这样简单的装修，在一家人眼里，房子已经不错了，两个单间、独立的煤卫，每间房都装了灯，哪里还找得到比这里更符合“教科书式样板房”的地方？
刘建栋刚搬进去时，听到不少关于“九栋楼”的议论声。
有人问他，住在里面的人家是不是必须要有洗衣机？理由是从外面看不见晾晒的衣服。
“其实有内阳台晾衣裳的。外头的人看着神秘，实际上阿拉住了里厢的人自家晓得，根本不像传说噶离谱，居住环境是改善了很多，但大家过的，还是平常日子。”
等到华亭宾馆开业时，这里的光环又加了一圈。
1990年代，华亭宾馆与九栋楼相互辉映 陆杰/摄
1986年，上海规模最大、开业最早的五星级酒店华亭宾馆开业，这座外形独特的建筑与“九栋楼”相互辉映，里面的居民向别人提起时，由“万体馆对面的‘九栋楼’”改口为“华亭宾馆边的‘九栋楼’”。
刘强上小学时，没去对口的学校，因此全班只有他一个人住在“九栋楼”里。
在同学们眼中，他和别人是不一样的，好像嘴里含着一把无形的银汤匙。
有次学校分发点心，因为数量有限，轮到刘强时，全班同学一致提出“抗议”，“伊住在‘九栋楼’里厢，楼下就是新开店，伊不好买，应该让给其他人。”
同学们口中的“新开店”最早叫徐汇商场，后来改名叫第十一百货，90年代初，成为上海“001号”合资百货，即“中兴百货”。
据中兴百货中方管理人员介绍，这家商场最早是为“九栋楼”的居民而造的。
改为中兴百货时，一时间成了最时尚最扎台型的商业场所。开业那天，商场里挤得水泄不通，所有大门都临时拆下来了，一天当中被挤掉的鞋子，收了好几筐。
刘强一家那天也下了楼，在商场的小吃街排了几个小时队后，依然没轮到，悻悻然回家了。
“九栋楼”的居民丁子红曾在中兴百货里买过一只售价80元的保温杯，这在当时绝对属于高档货。她用了20多年，盖头丢了，还舍不得扔。
时过境迁，曾经风光无限的中兴百货早就关闭了，原来人声鼎沸的商场被分割成马路边毫不起眼的小门面——永琪，链家，来伊份……这和上海很多住宅区毫无二致。
三
“九栋楼”在数十年中，经历了多次改造与翻新。
大楼的外立面最开始有部分是绿颜色的，水泥敷在墙面上，绿色的碎玻璃嵌在里面，还有少量棕色玻璃点缀其中，阳光一照，扎眼得很。
第一次大修，绿颜色的外墙变成了黄色的釉面砖。
1994年，“九栋楼”全部加高了一层，刘强当时听到的说法是，上面加一层当商品房卖，卖的钱再补贴大修的钱。到奥运会前，外墙又包了隔热材料，窗户也都更换成了铝合金材质。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楼内不断“抽筋换骨”，比如球门式晾衣架装了又拆，改为伸缩式，排烟管道、电路系统……统统动过。
1977年2月，丁子红一家与九栋楼合影，她没想到，后来自己成了九栋楼居民。
丁子红曾是大楼业委会的成员，参与过大楼内部一次改造动员工作。1987年，经朋友介绍，她与“九栋楼”的居民置换房子后，从建国西路搬到了这里。
“九栋楼’刚刚造好辰光，我特地抱着孩子去拍照留念，当辰光觉得这‘九栋楼’太漂亮了，啥人想得到，有天自己能住到里厢去？”
刚搬进来那会，丁子红觉得面子特别足，“在阿拉徐汇区，没人不晓得‘九栋楼’的。”
不过，这种光荣又骄傲的感觉并没有维持很久。几年后，城市的发展如同神笔马良手中那支画笔，漕溪北路上的新建筑越来越多、越来越高。
跟那些新楼比起来，“九栋楼”渐渐显得落伍了。尤其是大楼内部，仍旧是又灰又暗的水泥地面、墙面。
“格个辰光阿拉邻居之间经常自嘲，周围一片全是新房，结果呢，阿拉倒变成‘新贫民窟’了。”
经过几番动员工作，最后所有的住户都同意出资装修大楼内部。
“啥人不希望环境清爽点、档次提高点啦？等到所有公共走廊贴上地砖、墙砖，一下子就亮堂了，连中介门店里二手房挂牌价都明显上去了。”
四
1991年，九栋楼旧影 陆杰/摄
大楼老了，那些第一批入住的年轻人也老了。
徐汇新村居委主任纪耀民向我介绍了“九栋楼”的人口情况。
如今，这里居住的1000多户人家中，6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800名左右，其中独居老人多达60余名，许多第一批住进来的人，习惯了这里，年纪大了更不愿搬到其他地方去。
上文提到的姜永祥就是大楼里独居老人中的一员。84岁的他，半生的命运都与这里联系在一起。
在姜永祥眼中，“九栋楼”的格局是介于弄堂与商品房之间的，每家独门独户的设计让私人空间得以实现，而公共走廊的设计又拉近了邻里关系。
他把大楼公共走廊称为“一条弄”，“阿拉邻里关系蛮好的，一条弄9户人家，大家都认得。逢年过节相互送点心意，哪家有人生病也会去探望，不像现在的商品房，贴隔壁的邻居，从来不打招呼。”
一到周末，姜家就是“一条弄”最热闹的。三个儿女会带着孙辈一起来，一大家子围坐在圆台面前，暖饭热菜，谈谈说说。“现在唯一的遗憾，就是老太婆不在了。”
姜永祥口中的“老太婆”叫穆国珍。
76年前，舅舅带着一家人从上海逃到宁波乡下避难，姜永祥常背着上海来的表妹到田埂去玩。6年后，他只身一人到上海来讨生活，在一个又一个工厂辗转颠簸。
再后来，因为母亲病故时舅舅的一句话，他便决定以后要娶那个自己背过的小女孩，等她读完书等她长大，一等五年。
姜永祥在结婚那会，单位分了一间15平米的住房给他，在控江新村。1968年7月1日，姜永祥投身于火热的三线建设，去了安徽贵池的山沟沟里，参与钢厂的建设。
他走的第19天，家里的第三个孩子呱呱坠地，远在大山深处的姜永祥日夜苦盼着来自上海的飞鸽传书。
那几年日子真是艰难，姜永祥一年到头难得回家，妻子穆国珍一个人要上班，又要领着三个孩子，根本不现实。
后来，穆国珍心一横，将房子换到浦东昌里路的娘家旁边，为了求一个照应，母子四人挤在一个10平方米的小间里，走路的地方都没有。
虽然穆国珍很少讲抱怨的话，但姜永祥心里半点都不踏实。他想，哪怕住房能有些许的改善，日子都会一点点好起来吧。
充满生活气息的过道
1978年元旦，已经是原上海勘察设计院当“第一把手”的姜永祥接到通知，单位给他分了一套房，就在漕溪北路800号309室。
彼时，他驻守在宝山月浦，因为重大项目勘测任务在身，他一天都回不了家，他记得那年雪下得特别大。
到了搬家那天，男主人不在，穆国珍全靠自家兄弟们骑着黄鱼车，一趟又一趟摆渡于浦江两岸，把他们的家从浦东搬到了“九栋楼”内。
那年春节前，姜永祥终于回家了。踏进新房子的那一刻，姜永祥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脑海中第一个念头是，“从今以后，老婆好不用倒马桶了。”
日子就像长篇小说写到了下半部，一切都变了。单位同事们也都很羡慕他，住进了城市的名片。
那些日子，物质依然匮乏，但生活是安稳，安稳的日子过得飞快。
一晃眼，大儿子要结婚了，“一条弄”的生活的确很不一样，嫁进来的儿媳妇就是楼下邻居家的姑娘，大家多年前就认识。
姜永祥夫妻俩主动让出了309室的大房间，自己住进了小间里。等孙女大了，房子又有点挤了。
“本来我打算到郊区买套房子养老，但1996年我生了场大病，从128斤瘦到78斤。我一直担心着，万一哪天我走了，剩老婆一个人，哪能办呢？三年后，刚好307室的邻居要搬走，我花了24万，把房子买下来了。”
“格个辰光我根本想不到，老太婆会比我先走，留下来的人，会是我。”
现在，大儿子一家每天都到307室来，和姜永祥一块吃晚饭。每天吃好饭，儿媳妇会取张纸头，列个清单，把第二天要吃的菜写下来，让姜永祥隔天照着单子下楼去买买逛逛。
姜永祥家平面示意图
姜永祥最喜欢周末，两室户的房间面积不大，圆台面一摆，没多少地方了，但一大家子挤在一起，整个屋子洋溢着暖融融的气氛，儿女们东拉西扯话家常，孙辈们叽叽喳喳谈天说地。
姜永祥坐在一旁，聆听着那些不断翻新花样的话题，有时会望着窗外出神，回想起那些已经定格的往事。
39年前，刚搬过来那会，冬天里阳光灿烂，他和穆国珍一起下楼，晃到对面那条老街上，逛茶馆、老虎灶和马路菜摊。回来的路上，远远闻到楼下乔家栅工厂里飘出浓浓的糕点香气，两个人抬头望着整齐又神气的“九栋楼”，其中一幢的三层楼上，有属于自己的那一间。
他们手拉手进了大楼，按下电梯，满心都是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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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稿子：李欣欣/ 画图画：顾汀汀 杨卓/
拍片子：杨眉/拍照片：杨眉 /
编稿子：周亦鸣/写毛笔：杨 卓/
拿摩温：陈不好玩/
版权所有，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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