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浦人家的红烧肉到底放不放糖 | 新村故事
“师傅，彭浦新村。”
无论从上海哪个角落打车，上车这样指一句，司机心里立马就明确方向了。这样的地标，说少不少，说多也不多了。
这里曾经是老闸北的最北面，如今成了新静安的一部分。不过对于上海人来说，“彭浦新村”一直一个心理距离有点远，又比较开阔的地名，你也总会认得几个从彭浦出来的朋友。
实际上，行政区划上的彭浦新村范围倒并不是很大，横竖都只是跨了三条马路，场中路到临汾路，岭南路到共和新路。人们之所以对彭浦有“大”的感觉，是彭浦周边的几个新村及其北面的共康都被人叫成了“彭浦”。
临汾路是彭浦的一个分界线，临汾路以北逐渐展开是繁华的商业街区，而临汾路以南的老彭浦，又是另一幅面貌了。
尤其是闻喜路南边的彭浦第一里委，还有闻喜路北面的彭浦第三里委，那里甚至还原封不动地保留着50年前的新村样貌。但这里毕竟是“新静安”了，房价也随着整个上海楼市水涨船高，即使是几十年的老房子，单价也挂到了每平方米五万左右。
彭浦新村名气最盛的时候可能要数几年前风头强劲的“彭浦夜市”。这个夜市是从上世纪末逐渐演变而来。
曾经的夜市之王，人车难行。
20年前，下岗的工人们在这片当时算偏远的土地上重头开始奋斗，来自江苏、安徽等周边省份的打工者也陆续涌入，凭着一股韧劲在此扎根。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彭浦人曾一度将“彭浦夜市”发展为上海地摊夜市的“头牌”。今天“彭浦第一炸”这样的招牌依然被商贩们视为小吃界“一代宗师”般的存在，在上海不同的马路上依然能撞见。
如今，名噪一时的“彭浦夜市”已被彻底取缔，马路变得整洁干净。不过，当我们试着深入了解彭浦人时，发现那种坚韧不拔的生气被传承下来。每个人都在为更好的生活以自己的方式努力着，如同愚公移山般，在漫长的时间里打磨与改变着彭浦新村的样貌。
走廊
白天的彭浦新村浸泡在一种略显安静的生活气息里，年轻人都出门上班去了，小区里留下的多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在家烧菜带孩子的家庭主妇、在家门口靠椅上闲坐的爷叔。
闻喜路上的彭一小区，房子最早是1958年建起来的4层楼工房，其中还有两栋长条形的工房，据说是兵营改建的，两梯二十四户，彭浦新村后来逐年也有扩建，基本到1980年代全部定型，此后便没有大的改观。
公共走道是居民洗衣、拣菜、切菜的空间。
小区里不少房子维持了这样的格局——每层外露的一条长走廊，昭示了这里的邻里关系。
在今天的眼光看来，这些住宅都没有照顾到隐私，沿着走廊走过去，每家每户都把自己的生活有选择地放到了公共场合。
厨房、卫生间多是几家合用的，今天你家炒什么蔬菜、他家煲什么汤。如果愿意的话，你还知道隔壁邻居家的衬衣是什么牌子的。
沙发
散落在空地的沙发、凳子在彭浦新村里并不稀奇。
在彭浦新村那些老式小区里，时常能见到空地上摆放着沙发、躺椅、折叠桌。可能是室内空间过于局促，这样的一方小天地很受欢迎。
天气晴好的日子，捧着报纸的爷叔、剥豆子的阿姨、怀抱婴儿的女人就会三三两两地聚在这里闲坐谈天。
每天上午，彭一小区内一位红衣爷叔会搬出一张折叠小桌、一只小矮凳，小桌上摆好一份大大的“彩票指南”、一个茶杯、一副眼镜盒、一本厚厚的笔记本。
所有东西就位后，红衣爷叔郑重其事地取出眼镜戴上，然后正襟危坐，开始这天的分析研究工作。
红衣爷叔很细致，在那本砖头般厚的笔记本上，详细记录了他历年所购买的彩票数据，这种严谨敬业的态度就秒杀掉不少彩票分析师了。“我研究彩票十三年唻，待了屋里厢没事体做呀，还好锻炼锻炼脑子。”
路过的邻居们都会顺口问一句，“这个月中了伐？”
红衣爷叔不同意我们拍他，所以这是他的手。
理发也是刚需，
彭浦的很多老小区里还有露天理发摊。
理发店、修理店、蔬菜摊散落在小区的居民楼中，最多的是那种开在居民楼内的理发店，来理发的多是附近的邻居，做得也都是熟客生意。
“小程理发店”就开在临汾路的一个小区里面，这个小程，就是理发店的老板娘程灵飞。说是小程，今年也已经快60岁了。她从23岁开始做剃头的行当，到现在30多年了。
在彭浦新村，这类开在小区内的小理发店很常见，
不少店一开就是很多年。
这间小小的理发店实际上就是把家里的小厅改造而成的，厅的一侧摆了几张椅子，供剪头发的客人坐，另一侧就是烧菜的灶。
赵秀芳是小程理发店的老客人，她穿着一身灰色碎花裙，顶着满头卷发棒坐在一张方凳上。她今年82岁，1966年，工厂里给她在彭浦新村分了一间房子，她一直住到现在。“我待了彭浦新村的年数吓死人唻，给我的房子，是那种木头结构的，倒马桶的，后头阿拉自己都重新弄过了，现在么，听讲是要拆迁了。”
工作日的白天，理发店里只有老板娘一个人在。小程的爱人老钟在一家公司开班车，每天早上五点半准时出门，晚上到家总归要超过八点半，回来后匆匆吃饭洗澡，睡不了几个钟头。
老钟生于1959年，他的父亲在上海家具厂工作，因为父亲单位分房，他在读小学一年级时，全家就从大统路搬到了彭浦新村。
“阿拉在大统路是借房子住的，搬到彭浦新村后，虽然只有19.2个平方，家里兄弟姐妹五个挤在一道，但毕竟是单位分的，总归比借的好，觉得蛮开心的。”
老钟从中学毕业后当了四年兵，后来分配到吴淞化工厂上班。90年代末，40岁的老钟下岗了。
“格个辰光侬年纪上去了，出去寻工作不容易的。格个辰光这么多上海人下岗了，哪能办？去摆摊做生意的也有，只要侬吃得起苦呀。我有好几个同学，后头到彭浦夜市去摆摊卖衣裳，现在整顿后伊拉统一搬到宝山商场里厢了。”
一到周末，老钟不用早出晚归了，大多时间他都待在家里帮着洗菜烧饭。小程理发的手艺好，店里生意也忙。
小程理发店的全部
这种生活，在程灵飞看起来已经很好了，“我是靠手艺吃饭，从来没到单位里厢去上过班。伊么下岗也快要20年了，我大肚皮辰光，伊已经下岗了，现在女儿都读大学了。比起双职工家庭来讲，阿拉屋里厢属于不是老穷呃，伊下岗了，我还好赚钞票呀。”
唯一让她后悔的事情就是“老早不晓得买房子呀”。
“老早一套小房子只要5万块就好买。十几年前，临汾路上的房子也只要三千多块一个平方呀。我还跟人家菜场里厢做生意的人讲，侬不要去借房子了，去买呀。我自己不买房子，叫人家去买，自己的钞票还借给人家。现在呢，闻喜路那面好一点的房子，六万五一个平方，啥人想得到呀，格个辰光只想到自己有地方待就可以了。”
构成了彭浦新村的一道风景。
在过去的许多年里，与市区的房价相比，彭浦新村都算得上是一片“价格洼地”。近几年，随着房价的快速上涨，加上闸北与静安的合并，这里的房价早已不“洼”了。错过了房价相对便宜的时期，这样的懊恼许多彭浦人都有。
今年70岁的徐德治对房价的感触更深。“格个辰光房子多少便宜呀，一套一室户的小房子，十万块就好买下来。老早我在中介公司做了七八年，劝过很多人买房子，没买的都后悔死了。”
“还有种人呢，自己房子卖脱，拿个二十几万，十几年前觉得这笔钞票蛮多唻，伊拉讲情愿借房子住，后头慢慢再买，现在好唻，二十几万，一个灶头间都买不回来了。”
老徐小时候家住在天津路，18岁被分到了江西上饶的厂里，90年代末，工厂的生产早已停滞，他便做好回上海的打算。
“格个辰光登了厂里厢没意思，干脆跑跑路唻。上海屋里厢房子要动迁，但自己的户口又没有回来，只好自己到外头去买房子。”
1999年，老徐咬咬牙把上饶的房子卖了，凑了个首付，以1900元每平方米的价格在彭浦新村买下了一套两室的房子。“彭浦新村，老早听起来是老老远的地方，落乡呃，但价格总归比市区实惠呀。”
回上海时，老徐不过50岁出头。没有了工资，总归要想办法生存，他在中介公司找了一份工作，一做就是七八年。
“格个辰光彭浦新村的中介门店没啥外地小青年来做中介的，清一色上海阿姨爷叔，伊拉当中蛮多是下岗的，登了屋里厢没事体做，讲言话比较老实点、亲切点，格个辰光上海人去敲房东的门也更加便当，现在两样了，上海人倒不做了。”
无论生活在何处，房价永远是普通人关心的重点。
变化的是空间，不变的是生活。行政区怎么变，房价怎么涨，饭还是要吃的。
傍晚时分，一天的日子在窗口飘出的油烟与肉香中收尾。
彭一小区一片老房子前，一位光头爷叔靠在树荫下的躺椅上，长裤的裤管一直卷到了大腿根，在他的正前方，另一位戴眼镜的爷叔赤脚拖鞋，坐在一张暗红色木椅上，旁边还有几只圆凳、旧转椅。映着黄昏的红光，两个人一本正经地争论着红烧肉的正确做法。
黄昏时分，新村内一边探讨红烧肉烧法
一边等开饭的爷叔们。
“白砂糖不好吃，我现在烧红烧肉，老早摆白砂糖，现在摆冰糖了。”光头爷叔说。
“啥糖都不要摆，鲜酱油里厢都有。先倒点红酱油，最后收汁辰光摆点鲜酱油。”光脚爷叔提高了声调，“侬鲜酱油多摆点，出来就跟糖的味道一样，味精也不要摆。酱油么一定要买好点的，李锦记、海天的。”
“侬做的事体老古怪唻！我只摆鲜酱油，老抽不摆，假使侬觉得红烧肉颜色不够红，倒点红茶好唻。冰糖么是天然的呀，哪能好不摆啦？”光头爷叔立起背，坐直在藤椅上反驳道，“按照侬的讲法，水也不摆，全部摆酱油呀，这多少代价啦。”
“鲜酱油倒起来么是要两大勺唻，帮帮忙噢，糖？阿拉屋里厢从来不用。”赤脚爷叔理直气壮地回。
“阿拉就个人根据个人条件，侬自己不用不好讲人家呀。”光头一时有点气短。
两个人的争论还在持续着。天色渐暗，距离开饭的时间越来越近，那些对话和油烟味一起飘远，没入夏日的闷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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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稿子：李欣欣
画图片：顾汀汀
拍照片：李欣欣 杨 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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