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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上海人“蜗居”的真实画面,被他记录下来了

韩小妮 上海市民生活指南 2021-03-14





本期推送内文图片均由周明先生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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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除了结婚办喜事或是乔迁新居这样的场合,上海人很少在家里拍照。

一来,胶卷比较金贵,要留到出去游玩的时候拍。

二来,“住房紧张”几乎是上海人的集体记忆。家里一小,就容易显得杂乱。

这是上海人的“里子”,是上不了台面的。

然而,摄影师周明却花了五年时间,走访了上千户居住困难的家庭,记录下90年代上海人“蜗居”的现实状况。

由于某些原因,这些照片被周明束之高阁了二十年。如今再去翻看它们,画面已成为历史,却更有一种震撼力。





从曹家渡的一幢高楼俯瞰

下面是成片的老房子

造得相当密集


住在张园的一户人家

这一地块的居民

最近正在搬迁


尽管空间逼仄

墙上挂了两幅年历

作为装饰


三湾一弄的弄堂里突然伸出一只手

原来楼梯下搭建了厨房

开两个孔采光通风还可以传菜


弄堂当中

搭出一个小房子

也就一个多平方


天气好的时候

大家赶紧在弄堂里晾晒衣被

有时还要争抢“地盘”


夏天由于房子小过于闷热

许多人晚上就睡在天目路上

有人甚至把席子铺在横道线上


2015年,周明和摄影学者林路在外滩美术馆就“90年代上海摄影的底蕴”这一话题进行了一次对谈。

在这次讲座上,周明展示了一组他在1992年-1996年期间拍摄的、反映当时上海人居住状况的照片。

其中,甚至有张照片是周明去林路家做客时随手拍下的,林路自己都忘了。

那时,林路住在太原路上的一个石库门弄堂里。他是在一间小阁楼里结的婚。


林路曾经生活的小阁楼

一台当时很稀奇的电脑

占用了不少空间


照片上,阁楼的空间有些紧迫,屋顶倾斜下来,最矮的地方人很难站直身子。

但在这样狭小的空间里,林路正在打无绳电话,而他的女儿正在一旁操作一台电脑。——无绳电话和电脑,在90年代可都是新鲜事物。

这或许是当时很多上海人生活状态的写照:居住环境是那样的窘迫,但上海人依旧对新鲜时髦的事物抱有热情和好奇。

那时,周明正在为自己的“住房难”摄影专题搜集素材。在大约五年的时间里,他跑遍上海的中心城区,探访了上千户普通家庭。


刚下完雨屋顶漏水

房间里

摆了许多接水的盆


每走进一户人家拍摄,周明都会记录下这个家庭的基本情况,包括住址、户主姓名、居住面积、住房实际困难等等,写在手工冲洗的样片背后。

这些资料真实地反映了上世纪90年代上海人“蜗居”的现实状况。


搭阁楼是拓展空间的最佳手段

老房子里常有鼠患

养只猫很有必要


可惜的是,一家杂志社借去了样片,却不慎弄丢了。没有备份过的文字资料就这样随着样片一同遗失。

失去了如实记载的文字,这组纪实摄影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打了些折扣。

周明将底片束之高阁,要不是为了外滩美术馆的那次讲座,他已经很多年没有翻看过它们了。


老南市的一个弄堂里

两家人为了开拓空间

各搭了一个阳台


然而当这些照片出现在大屏幕上的时候,画面本身就有一种无声的力量。

看到台下热切的反应和眼神,周明这才决定把这批“雪藏”了二十年的照片重新拿出来。

最终,周明整理出了600多张照片,这个专题后来被命名为“上海蜗居”。




起意拍摄“上海蜗居”,和周明的个人经历有关。

他在上海生活了四十多年,却并不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孩子看书的时候

独享全家人吃饭的餐桌

老人为了不干扰她而走开了


因为父母在部队工作的关系,1960年,周明出生在西安。随后,又相继在无锡、东北、北京等地生活过。

一直到1975年,他15岁的时候,才跟随家人来到母亲的家乡上海定居。

“如果现在你问我是哪里人,我会不假思索地回答:上海人。”周明说。

“但是刚来上海的时候,人家问我:你哪儿人啊?我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到底是哪儿人啊?没法说。”


屋主得意地告诉周明

斗室里多一些镜子

可以使房间显得宽敞明亮


童年时四处迁居的经历,使得周明能够用较为客观的眼光来看待上海人的居住状况。

刚刚搬到上海来的时候,由于父母的房子还没有分到,一家人在大沽路上的外公家寄居了一两年时间。

“外公家住石库门房子。上海典型的民居是怎么回事情,我一下子就感受到了。”周明说,“什么灶披间啰、晒台啰、天井啰,这些词以前都没有接触过。”

“石库门里七十二家房客,邻里间有错综复杂的关系——既是经常要闹矛盾,但是大家又互相关心。这个感触就非常深。”


一个煤炉代表一户人家

由于空间狭小

烧饭不能同时进行


不过很快,周明家的四口人就分到了虹口区多伦路上的两室户房子。“按照当时上海住房的平均水平来看,我们的幸福感是蛮强的。”他说。

以一个“非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的眼光来看上海,周明能够明显地感受到上海人居住条件的窘迫。


北京西路上的一处石库门

因为层高比较高

搭了阁楼


尤其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上海的人口发生了急剧的膨胀。

一方面,大批知青返沪,50年代高峰期出生人口进入婚育年龄;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来沪打工的外来人员逐渐增多。

这样一来,给上海的住房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曹家渡的一个弄堂

夏天大家默契地约定好

天黑前男人洗澡

10点以后女人躲进弄堂最深处洗澡


1985年,上海市区180万住户中,按国家部颁标准统计竟有89.98万户困难户,几占市区住户一半。

其中,人均居住面积低于4平方米的拥挤户有21.6万户。

1986年,上海市区人均居住面积仅为5平方米。


虹口区的虹镇老街

由于私房多人口密度大

属于市区里改造较晚的地块


周明是从1985年开始摄影创作的。刚开始也学着别人拍摄花草风景,但上海少年宫举办的一次法国报道摄影先驱布列松的摄影展,深深地改变了他。

“展览办得很朴素,但那一百多幅拍自世界各地的人文纪实作品,给我带来了极大的震撼。”

“原来摄影的功能是这样的,可以把现实和历史,主观和客观,技术和艺术结合得这样有血有肉。”


弄堂里用马桶很普遍

楼梯夹层的空间也被利用上了

用来存放煤饼


受布列松的影响,周明决定拍摄上海老百姓的故事,记录平凡人的生活。

在广泛街拍之余,他确立了两个拍摄主题,一个是“南京路”,还有一个就是“住房难”。

“我觉得它们一个是上海人的‘面子’,一个是上海人的‘里子’。”他说,“恐怕这也是全国人民对上海的直观印象。”


位于外滩源的一幢楼

一个信箱就代表一户人家

如今这里已变成租金高企的商务楼


当时这幢楼里的一户人家

左侧板壁里是卫生间

女主人正坐在浴缸上吃饭


“当时,全国人民对上海人是‘既爱又恨’的。所谓的‘恨’,就是觉得上海人有种自以为是的优越感,处事为人小家子气。”

“上海人怎么会具有这样的气质呢?我认为跟居住环境是有关系的。”

那个年代,上海人形容自己的居住为“螺丝壳里做道场”。

“特殊的生存条件让上海人变成了利用住房空间的魔术师,摆平错综复杂人际关系的‘滑头’,以及在局促物质条件下展现高雅精明、世故能干外貌的高手。”


阁楼尽管由于顶棚漏水铺了雨布

但这位新娘还是把她的婚房

布置得整洁舒适




从1992年到1996年,周明拍摄那些普通到常被人忽视的上海人家,照片难以计数。

这些家庭与他素不相识,也都没有事先预约,大多是刻意“偶遇”和“贸然”采访到的。


住房困难的居民

善于在室外拓展空间

邻里间既互相竞争又彼此协调


“90年代初的上海不像现在,很多人家门是开着的,人就坐在弄堂里。所以,你很容易跟人接触。”周明回忆说。

走进这些弄堂的时候,他只带一个很小的包,三脚架、闪光灯都不带,完全看不出是搞摄影的样子。

一开始用的是稍大一点的单反相机,后来改用莱卡,更加轻便小巧,不引人注目。


老南市的一个弄堂

两排房屋的屋顶

紧紧相挨着


由于家里的空间过分局促,很多事情都要在弄堂里完成。

“拣菜啊,洗衣服啊,修个自行车啊,理个发啊……夏天的时候,人们摇把扇子,有时弄杯小老酒吃吃。”


老南市的一个弄堂

看到有人来拍照

几户人家都聚拢过来


周明跑过去搭讪。“三聊两聊,人家就会说起家里的情况。”

“然后我就趁机说:‘能不能到你家去看看?’人家讲:‘行啊行啊,走走走!’等进去以后,我就把照相机摸出来了。”


随着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

许多家庭形成了

老年人多于年轻人的人口结构


也许是因为弄堂里本就没有隐私,面对照相机的镜头,大多数人甚至想不到拒绝。

“我在拍摄当中很少遇到阻力。”周明说,“婉言谢绝的当然也有。但是从来不会发生纠纷,或者被人轰出来。”


受层高限制没法搭阁楼

只好把床铺垫高

在下面堆放东西


因为家门都敞开着,一听说有个“拍照片的”在谁家,邻居们都会跑去张望。

常常还会有人不服气:“你拍他家,他家困难什么?你到我家去看看,我比他家困难得多!”于是,周明就接着再去另一家看看。


为了节省空间

篮子和锅子

都被挂了起来


当时,他对拍摄的标准是有设定的:人均居住面积必须在4平方米以下。

“4平方米是什么概念?就是现在标准家居一个卫生间那么大。”他说,“有时,为了核实对方的说法,我甚至会要求看一下户口本和房票簿。”


三个堂表兄弟

晚上通过双层铺和行军床

睡在六七平方的小屋里


房子一小,每一寸空间都要“榨干”。往往头顶是阁楼、脚下是地铺,满目杂物,没有回旋空间。

但拍摄对象面对镜头全无忸怩与排斥,显得既生活又自然。

周明说:“我拍住房困难,本意不想把人们拍得苦哈哈的。生活总归是不如意的,蜗居久了也能习惯。他们用生活的智慧抵消了物质的欠缺和空间的局促。”


尽管房子简陋

爱美的屋主还是贴了花墙纸

地板上贴了封箱带用来遮盖缝隙


尽管人为的阻力不多,但拍摄现场的环境限制却经常难住他。“有相当一部分家庭很值得拍,但我却拍不好。”周明说。

“有的是室内太过狭小根本没地方站;有的是镜头不够广,拍不出那里的全景;还有的是因为幽暗的房间里,仅有一盏几瓦的小日光灯照明,暗到胶片根本无法正常感光。”


老西门附近的一户人家夏天午睡

由于空间小找不到合适的拍摄角度

只好趴在屋顶上从老虎天窗取景


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周明记得,在拍摄北京路、四川路交界处的一个大楼时,有对结婚一年多的小夫妻,和新娘的母亲同住一间房间。

一张宽大的双人床,地上再打个地铺,就几乎占满了屋里全部的空间。


房间狭长窄小

但布置得干净清爽

依旧有新婚的气息


当时,周明随口问了句:“你们将来有了孩子怎么办?”

小伙子的回答让他至今记忆犹新:“现在的问题是怎么生孩子?”


一对小夫妻的婚房

由于没有窗

每天要用电扇通风排气


那时,常有人问周明:“你拍这些照片做什么?”

周明回答说:“我觉得阿拉上海人蛮作孽的,但是不会永远这样。这一定会成为历史,我应该把它记录下来。”

也有很多人寄希望于他:“侬帮我去反映反映。”他只好老老实实告诉他们:“我倒是真没地方去反映。”


老南市的一处弄堂

几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居民

在交流拆迁后各奔东西的感想


90年代后期,随着城市的飞速发展和住房改革制度的深化,上海人的居住条件逐步得到了改善。2017年,上海常住人口的人均居住面积达到了18平方米,住房困难户的标准划到了人均7平方米。

所幸的是,历史的那一页早已被翻过。

但是,当我们面对这些二十年前的真实画面时,谁又能够若无其事漫不经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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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稿子:韩小妮 / 画图画:二 黑

编稿子:韩小妮/ 写毛笔:陈冬妮/ 

做图片:刘 真/

拿摩温:陈不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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