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延莉｜城市音乐研究的区域化探索 ——以多点田野考察方式观照评弹生态研究

作者：张延莉

内容提要：城市音乐研究的中国实践已形成了一批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及学术群体，随着城市发展的区域化倾向，结合城市音乐研究与区域音乐研究现状，以“城市语境下评弹生态研究”为个案，从研究对象自身特点出发，以多点田野考察方式观照评弹生态，试图探索城市音乐研究区域化的可能性。

关键词：城市音乐；评弹；区域化；多点田野考察

作者简介：张延莉（1982—  ），女，博士，上海音乐学院研究员（上海 200031）。

刊载于《音乐艺术》2021年第4期，第62-75页。

城市音乐研究在国内外业已成为音乐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分支领域，以“音乐上海学”研究为代表、由洛秦领衔的学术团体及丰硕成果为国内城市音乐研究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实践经验的道路。“音乐北京学”“音乐苏州学”“音乐武汉学”“音乐哈尔滨学”“音乐岭南学”等等具有地方性特色的学术概念的提出以及学术群体的汇聚，使得有关城市音乐研究的方法问题具有普遍性的讨论价值和探索空间。上文提及“音乐XX学”多以城市名为限定，“音乐岭南学”之“岭南”是例外，“岭南”是区域概念而非城市概念，之所以称音乐岭南学而非广州学，是由其研究对象的文化属性与地方性特征所决定的。

笔者对于评弹的研究一直聚焦在上海这座城市，而评弹却不是上海独有的曲艺品种。源于苏州兴于上海的“兴”，是笔者在之前的研究中将评弹的研究空间框定在上海这座城市的立足点。然而，评弹作为江南曲艺的典型代表，其生态所呈现出的多地性、区域性，促使笔者将视野扩展到了上海之外，乃至苏州之外，将江南这个大的文化区概念被纳入研究视野。城市本身的区域化发展，尤其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等国家重大的战略部署与引导，使得城市间的交流融合发展更加呈现出区域化样态。城市音乐研究的区域化探索既由研究对象本身的文化属性所决定，又受到城市化发展的现实影响。

一、城市、区域与区域音乐文化的概念辨析

有关音乐人类学的城市研究，虽然首次提出“Urban Ethnomusicology”是在布鲁诺·内特尔（Bruno Nettl）主编的《八个城市的音乐文化：传统与变迁》[1]，但他并没有对此进行界定。在国内，洛秦曾在《八个城市的音乐文化：传统与变迁》译者序中这样表述：“城市不仅是个地理环境概念，更重要的是个文化空间概念。‘城市音乐’应该是音乐存在的一种文化空间范围，而不是具体音乐体裁或品种；更由于城市中的音乐通常是多元性、多元化的存在，并且不断变化、更新，因此很难从音乐体裁类型来规定这一概念的外延。”[2]他在《城市音乐文化与音乐产业化》一文中进一步界定：“城市音乐是一个在城市这个特定的地域、社会和经济范围内，人们将精神、思想和感情物化为声音载体，并把这个载体的教化、审美、商业功能作为手段，通过组织化、职业化、经营化的方式，来实现对人类文明的继承和发展的一个文化现象。同时，我们也将认识到，城市音乐文化的系统性与整个城市构成一个有机体；在这个有机体中，音乐文化作为社会要素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与城市经济和市政要素一起形成一个完整有序的整体，从而在城市复杂的机构、层次、多元性以及综合性方面起到音乐文化特殊的作用。”[3]薛艺兵也认为：“我们通常所谓的‘城市音乐’原本就不应该是某种特定音乐体裁或音乐种类的名称，而是指在‘城市’这种地理和文化空间中存在的各种音乐,不论这些音乐生于何处、产于何地、去向哪里, 只要其在城市中存在着，或曾经存在过,只要这类音乐以及创作、表演、传播、接受这类音乐的人和事与城市相关联，它就是我们所要研究的并且因研究而界定的‘城市音乐’”。[4]在本文中，城市概念包含了城镇，相对于乡村而言，研究对象评弹在城市演出，也在乡村中存在，但演员规模、影响力都弱于城市。限于研究范围和论题关注点，故集中于城市中的评弹生态。评弹的流行区域正好也是江南文化区，对于城市中评弹生态的研究亦可依赖于学者对江南文化区域的观照。

区域，作为学术术语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解释，如：“区域，是根据一定的目的和原则划分的地球表面一定的空间范围。它是因自然、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内聚力形成，并由历史奠定具有相对完整的结构，能够独立发挥功能的整体。”[5]

城市相对于区域，从规模而言空间更小，从物理空间而言城市往往居于区域之中，从文化空间而言城市文化根脉依赖于区域文化。但是在中国古代汉语中，有“区域”和“文化”的界定，“却没有二者连用的情形，也未有人对此类现象在理论上进行概括与总结。就‘区域文化’这一概念的直接渊源来说，仍要归属于近代才兴起的文化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和文化人类学。”[6]区域文化是“具有同种或相似的文化特征和生存方式的地理区划”。“文化区域”的概念最早为美国文化地理学派学者O.T.梅森使用，他把美洲土著文化分成了18个文化区域。国内对于区域文化的界定在20世纪90年代基本形成一致认识，认为这是“一门研究人类文化空间组合的地理人文学科，与文化地理学大同小异”。[7]而关于区域文化的划分则存在多种标准，“一是以地理相对方位为标准划分，如东方文化、西方文化、江南文化、岭南文化、西域文化、关东文化等；二是以地理环境特点为标准划分，如长江三角洲文化、黄河文化、运河文化、海岛文化、大陆文化、高原文化、草原文化、绿洲文化等；三是以行政区划或古国疆域为标准划分，如云贵文化、巴蜀文化、齐文化、鲁文化、秦文化、晋文化、楚文化等。”[8]    

关于区域音乐文化乔建中有过界定，他认为：“依照历史上形成的文化地理板块（区域文化） 分别研究各区域内传统音乐的历史脉络、地理分布、曲目传播、品类特征、文化变迁及其与该区的历史、社会、民俗、宗教、语言等人文因素的内在联系，即为‘区域音乐文化研究’。它属于‘文化地理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区域音乐文化研究，是文化地理学与音乐学的交叉、融合；涵盖了自然科学、文化学、民俗学、语言学、历史学、音乐学等多种学科；到一定发展阶段，可正式称为音乐地理学。”[9]

二、区域音乐研究述评

关于区域音乐的研究现状蔡际洲在《音乐文化与地理空间——近三十年来的区域音乐文化研究》[10]（2011）一文中作过全面的总结和分析，文章搜集了从1980年到2010年三十年间的708篇文献，作者概括为五个研究方向，分别从学科理论、分布状态、传播变迁、历史渊源、生态环境进行了分门别类的分析。

在这篇文献基础上，笔者将文献跨度从2010年扩展到2020年，通过研读相关文献，从学术关注热点的角度，将四十年间的区域研究分成了三个大的阶段，分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杨匡民《湖北民歌的地方音调简介——湖北民歌音调的地方特色问题探索》[11]为起点，以苗晶、乔建中《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12]为代表性研究的“色彩区时期”；20世纪90年代以乔建中《论中国传统音乐的地理特征及中国音乐地理学的建设》《土地与歌》等文献作为代表性成果的“音乐地理学时期”；2000年之后以洛秦、汤亚汀、薛艺兵等学者的“城市音乐研究”成果为代表的“地方学时期”。三个时期的划分只是一个时期学术热点的大致框定，难以精确到具体年份，同时也并不存在时间上的更迭。

（一）国内区域音乐研究的三个时期

1.“色彩区”主题时期

色彩区时期肇始于对于民歌的色彩区划分，其大的历史背景是“中国民间音乐集成”的浩大工程，以杨匡民《湖北民歌的地方音调简介——湖北民歌音调的地方特色问题探索》为代表，此文发表于1980年。该文将湖北境内民歌分布划为了五个色彩区，被认为是目前民歌色彩区划分方面的第一篇文献。当时杨匡民担任主编的《湖北民歌集成》付梓出版。集成正是依据语言音调划分了湖北民歌的色彩区。据杨匡民介绍，《湖北民歌集成》是第一部率先完成的集成，其后湖南、河北、江苏等地集成编撰过程中，纷纷向湖北集成办公室取经。

苗晶、乔建中《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也是一篇影响广泛而深远的文献，首次发表于1985年，后于1987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如果说杨匡民的着眼点主要在湖北民歌，那么苗晶、乔建中则是整个汉族民歌。这篇文章有两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其一，文章开篇即指出“按照种族、地理、文化背景或体裁、风格等把大至全世界小至一个民族的聚居区的音乐文化分成若干区域，是比较音乐学研究中普遍采用的方法之一。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在世界上居于十分特殊的地位。特别是汉族民间音乐，由于有数千年的积蕴，各地音乐风格、品种的多样和差异，其分布与区划呈现出纷杂、多变的局面”。[13]其二，在划分依据方面，文章认为虽然划分依据很多，但是两位作者认为“应该主要以风格色彩作总的依据。因为包括民歌在内的民间音乐各种类型，几乎都有各自鲜明的地域性特征。这种特征是交融于每件作品中的一种‘自然属性’。总而言之，各种外在的客观因素对于民歌的种种影响，不同地区间民歌的差异，最后都要通过不同的风格色彩表现出来。因此，风格色彩也就成了确定民歌流传区域划分的关键因素。当然，体裁品种的地方性差别，也是区划时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14]从这两点可以看出，首先色彩区的划分受到比较音乐学区划的影响，其次划分依据主要是“风格色彩”。该文上篇主要讨论了民歌分布的“背景”，分别是：地理背景、古代文化背景、语言背景、社会背景、人口迁徙与民歌传播以及汉族古代民歌流传过程中的地域区划，将汉族民歌的地理分布划分为十个近似色彩区和一个特区。下篇是对于各近似色彩区划分及其基本特征的描述，对于划分依据的“风格色彩”主要是音乐形态上的分析。

关于民歌色彩区划分的代表性论文还有江明惇的《试论江南民歌的地方色彩》[15]、黄允箴的《论北方汉族民歌的色彩划分》[16]。此外，冯光钰的《从地域文化看曲艺唱腔流派》《曲艺音乐的传播》、刘正维的《戏曲的板式结构和板块分布》[17]则是对曲艺和戏曲进行的区划。这一时期的“色彩区”理念体现在民歌、戏曲、曲艺等各种体裁中，但是以民歌色彩区研究数量最多，影响最大。

2.“音乐地理学”主题时期

有学者认为，音乐地理学是音乐学与地理学相结合的一个学科，不能完全放在区域音乐研究之下，充其量是区域音乐研究的特殊分支。也有学者认为，对于民歌色彩区的划分是音乐地理学研究的早期成果。乔建中1988年发表的《音地关系探微——从民间音乐的分布作音乐学的一般探讨》[18]第一次从学科理论的高度提出了中国音乐地理学的学科建设问题，并使一些学者认为音乐地理学不同于区域音乐研究，是一门特殊学科。笔者在此将区域音乐研究作为更为广泛的范畴，而非学科的概念，将色彩区研究和音乐地理学研究作为其中的两个历史阶段。乔建中在《论中国传统音乐的地理特征及中国音乐地理学的建设》中也提及：“本人自1980年代初通过对传统音乐的一些个案研究，开始注意中国传统音乐的空间分布现象，进而发表了关于汉族民歌的区域划分的意见，接下来，又进入有关音-地-人关系的一系列探讨，其目的，是想通过对中国传统音乐空间分布的较全面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建立起一个关于中国音乐地理学的理论框架。”[19]由此可见，色彩区与音乐地理学是一脉相通的。

从学科性质上，乔建中使用了“作为文化地理学的音乐地理学研究”的表述，从研究内容上提出了以下四个方面：其一搜集、整理有关历史文献；其二，分门别类、细致深入地积累、研究中国各种传统音乐的地理分布资料，并逐一绘制出它们的空间分布“地图”；其三，在掌握以上资料的基础上，或从整体，或以某一特定品种进行有关地理-音乐-人三者关系的全面研究；其四，严格把握本学科在整个学术领域的地位，随时吸收姊妹学科的新方法、新成果，在人文地理学的全面发展中进行本学科自身的建设。[20]在《乔建中与中国音乐地理学》[21]一文中，作者蔡际洲就乔先生对于这一学科的贡献从“人才培养”和“教材建设”两个方面进行了总结，即指导了一批以音乐地理学研究理念为指导的、以及一批带有音乐地理学性质的硕博士学位论文；出版了“中国音乐地理”系列教材。

3.“地方学”主题时期

进入新世纪，伴随城市化的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传统音乐面临着固有生存环境的巨变，回溯这一时期有一本书不得不提，2001年洛秦出版了《街头音乐：美国社会和文化的一个缩影》[22]。虽然这本书的研究对象是美国街头音乐，但是其视角与方法在当时的中国音乐学界引起涟漪阵阵，继而掀起巨浪。其后洛秦所倡导的“音乐上海学”直接影响了这一时期的地方学发展方向。

2012年、2015年，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主办了两届“中国广州岭南传统音乐研究与传承学术研讨会”[23]，集中研讨岭南音乐；2015年7月5日，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北京民族音乐研究与传播基地举办了一次学术研讨会，会议上热烈讨论了“音乐上海学”的成果，并有了“音乐北京学”“北京音乐学”的提法，讨论了音乐地方学的价值和意义；[24]2018年哈尔滨音乐学院举办“‘一带一路’语境下的‘音乐哈尔滨学’学术论坛”[25]；2019年9月25日，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苏州大学、苏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苏州大学音乐学院、苏州市音乐家协会承办了“首届中国苏州江南文化艺术·国际旅游节——苏州近现代音乐家与城市音乐文化学术研讨会”，会上众多学者研讨了苏州的传统音乐文化，洛秦提出“音乐苏州学”的研究框架；2019年11月8-10日，扬州大学主办，扬州大学音乐学院、中国大运河研究院、中央民族大学艺术人类学研究承办了“2019中国•扬州‘运河音乐文化’国际论坛”；2019年11月22日温州大学音乐学院举办“缪天瑞研究会第二届天瑞音乐学术论坛暨首届江南音乐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集中研讨了“江南音乐文化”。以上关于近几年音乐地方学及其学术活动的梳理难免挂一漏万，笔者在此仅限于自己参加过的会议，以及影响较广的会议。在“中国传统音乐年会”中也一直设有区域音乐研究板块，还召开了一些区域音乐研究为专题的学术讨论会。由此可见，音乐地方学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这其中“音乐上海学”需要多着笔墨。

“音乐上海学”之所以在国内音乐学界产生广泛影响，笔者以为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其一，“天时地利人和”。随着城市化的深入，有关城市化过程中传统音乐的传承变迁问题，也随之受到学界的关注。甚至有学者发出了“民族音乐学家，请你也将目光投向城市”的呼声。[26]“音乐上海学”的发展满足了学科发展时代性的需求。

其二，“上海学”在海内外都有众多研究成果。李欧梵曾言：“在欧美的中国研究学界，‘上海热’的现象早已不足为奇，至少有数十种研究上海文化、经济、社会、政治、建筑、媒体等的学术著作……中文方面的著作更多，由上海社科院的几位资深学者发起的相关研究，至今成果已经相当可观，足可以和西方的‘上海学’分庭抗礼。”[27]但这些研究中独独缺少关于音乐的视角，“音乐上海学”的发展满足了“上海学”发展的视域需求。

其三，“音乐上海学”有着理论指向和研究方法的指导。洛秦发表的系列论文，如《城市音乐研究的语境、内容与视角及“中国经验”的方法论思考》[28]、《论音乐文化诗学：一种音乐人事与文化的研究模式及其分析》[29]、《“近我经验”与“近我反思”——音乐人类学的城市田野工作的方法和意义》[30]、《“音乐上海学”建构的理论、方法及其意义》[31]、《再论“音乐上海学”的意义》[32]等。   

其四，“音乐上海学”出版了一系列学术成果。2017年洛秦主编的“音乐上海学丛书”[33]结集出版，一共20种，内容涉及八个方面：1）传统音乐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变迁；2）音乐媒体与大众音乐研究；3）音乐产业与消费研究；4）音乐教育与传播方式及其作用研究；5）音乐场所的社会功能；6）城市“飞地”音乐现象研究；7）地方传统城市化中的社会性别研究；8）社会学与亚文化类角度的研究等。

其五，“音乐上海学”形成一定规模的研究团队。由洛秦多年悉心指导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围绕同一个主题从不同视角、案例展开研究，这些论文涉及了戏曲、曲艺、器乐、民俗音乐在上海这座城市的传承变迁情况以及族群音乐生活等等。这些毕业的学生又将研究成果和方法或带到自己的教学中，进一步传承，或继续自己的课题研究，深入挖掘和延展课题的深度和广度。同时研究团队也吸引了国内对于上海城市音乐研究感兴趣的学者，进一步扩大了研究团队的规模。

除了洛秦的“音乐上海学”团队，上海音乐学院的汤亚汀，中国艺术研究院薛艺兵、项阳也分别指导了多名硕、博士研究生，形成各自的团队，出版了一批学术成果。

（二）国外区域音乐研究简述

目前根据外文文献搜索情况，彼得·豪夫·纳什（Peter Hugh Nash）于1968年发表的《音乐区域和区域音乐》[34]应该是国外区域音乐研究的开山之作。文章开篇即言“地理学家们对于人类生活非可视化内容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35]，写作这篇文章的目的在于“对卓有成效的研究中的某些内容做集中描述，或是音乐地理现象的分布及它们和地理因素的关系（音乐区域），或是民族音乐学中一般所言的区域（区域音乐）。”[36]文章从“口头音乐”“书面文本音乐”“音乐区域”“基于地理分布的音乐区域含义”“音乐中心与扩散的绘图”“艺术地形学的音乐修饰”六个方面展开论述。

笔者认为纳什的区域观是“全球性”的，比如他基于布鲁诺·内特尔《原始文化中的音乐》一书中所做的分类，主要根据调性组织系统将“综合音乐文化区域”[37]划分为三大区域：第一个区域包括欧洲和非洲黑人区；第二个区域横跨北非，伊斯兰地区、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进入了大洋洲；第三个区域，也是最大的区域，基本上是由蒙古人居住[38]。再例如文中所展示的许多“音乐区”的图示也是基于世界地图的标注。同时音乐传播活动也用地图的形式进行了展示。在该文发表25年之后的1994年，在加拿大安大略市滑铁卢市罗瑞尔大学召开了加拿大地理学家协会年会上，彼得·豪夫·纳什和乔治·卡尔尼（George O.Carney）作了题为“音乐地理的发展阶段：主题与变奏”的报告，后在此基础上扩充提炼出《音乐地理学的七个主题》[39]一文，该文总结了音乐地理学发展的七大主题：“音乐的起源”“世界音乐的分布与类型”“区位分析”“音乐活动的起源地”“基于电子技术的趋势”“景观的影响”“全球音乐”。

除此之外，纵观Ethnomusicology的发展历程，也可以发现在不同阶段与区域音乐相关的研究，比如德国学者霍恩波斯特尔（M.von Hornbostel）和萨克斯（Curt Sachs）通过研究全世界各地区的乐器和音乐而提出“音乐文化圈”学说；匈牙利的巴托克（Bela Bartok）和柯达依（Zoltan Kodaly）通过研究本国和邻国民歌而提出“音乐方言区”的概念；洛马克斯（Alan Lomax）1963年开始的“歌唱测定体系”中通过比较全世界各不同地区歌唱风格与政治经济环境而提出新的“音乐文化区域”概念；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音乐人类学家梅里亚姆（Alan Merriam）和内特尔通过研究特定文化而提出“音乐文化区”概念等，这些对于“空间”的关注，也是区域音乐研究的重要部分。

综上所述，区域音乐研究在国内经历了三个不同研究主题的时期，即从关注音乐本体的色彩区到音乐学与地理学结合的音乐地理学、再到强调地方性的三个阶段。在国外对区域的关注贯穿音乐人类学发展历程。本文试图在地方性叙事的基础上挖掘曲种的超地方性意义，探讨将城市这一地方属性的区划单位放置于更为广阔的区域范围，观照区域内、城市内与城市之间评弹的生态问题。城市作为行政单位，相较于文化区域而言能在文化根脉上找到依傍，既能尽量窥其全貌，也能在比较中发现地方特色，旨在对城市研究论题作进一步拓展。

 三、城市音乐区域化探索的研究方法：多点田野考察

（一）何为多点民族志？

“多点民族志”的理念虽然在马尔库斯（George E. Marcus）1986年发表的《现代世界体系中民族志的当代问题》[40]中已经有所涉及，但正式提出这个概念是在1995年发表的《世界体系中的民族志：多点民族志的出现》[41]。马尔库斯认为：“早期对多点民族志的理解只是认为它与民族志调查点的移动（movement）和流动性（mobility）有关——强调对全球化变化所引起的新关系和程序变更的经验研究，这当然没错。事实上，现有的变化中的移民研究是转型中的多点民族志的方便的样本，但是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后者还包括其他创新性的观点，如关注什么、如何关注和如何追踪过程。”[42]

（二）多点民族志产生的学术背景

笔者将多点民族者产生的学术背景归纳为三个方面：

其一是对于始自马林诺夫斯基（B.K.Malinowski）的经典民族志田野工作方法的反思。由于始于马林诺夫斯基的传统的经典民族志逐渐成为人类学的学科规范，而其被披露出的日记则与民族志文本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文本，民族志是学术写作给别人看，而日记是情绪释放，写给自己看的.这导致了对于民族志文本的科学性、客观性、真实性的种种质疑。而实验民族志对研究主体的强调，以及多点民族志对于研究地点的选择，都可以看成是对于经典民族志困境的反思。“多点的方法并不只是意味着地点数量的增多，从单点到多点的方法转变被看作是对传统田野工作方法，对于哪些研究可以做哪些不允许做的一种批判”[43]。

其二是对于研究对象受到全球化影响的应对。有学者认为“传统的研究是把世界看作文化的马赛克，文化单元在不同的规模范围具有自然的空间边界。研究者的角色就是研究边界内文化的所有方面”[44]，“构建一个田野考察地点作为封闭的当地社会的模式已经被人类学和社会学所质疑”[45]。且不说这种空间的限定是否合理，单就全球化的冲击所导致的空间边界的进一步模糊，全球人口流动，移民群体的文化扩散就导致了单点田野考察的困境，多点田野考察成为应对全球化影响的方式。

其三是对研究者开展田野工作可能性的调适。传统的田野工作需要研究者长期驻扎在研究地，融入当地人的生活，而现在“研究者的实际情况，除了研究，还有教学和行政事务，使得研究者想要待在一个地方进行长期的田野考察变得越来越困难”[46]。因而多次多点的研究成为一种选择。

（三）多点民族志被质疑的方面

多点民族志一直以来多被诟病的就是研究深度问题。格尔兹（Geertz）对民族志“深描”（thick description）的阐释被认为是经典民族志的根本，而多点民族志的多点研究则被认为从一个长期驻扎的单点扩大到多点的流转，难以深入。于是这便跟“肤浅”对应起来。此其一。其二，马尔库斯对于多点研究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共谋”（complicity）关系的[47]设定，使得研究者的客位视角也受到了质疑，民族志的“科学性”受到挑战。其三，是研究的验证性。

（四）评弹生态研究中的多点研究方法

面对这些质疑，本研究中为何还要借用多点研究的方法呢？从理论本身来讲，笔者认为单点不一定就能深入，多点也不意味着肤浅。在单点研究中同样需要研究主体对研究对象的方方面面作出判断和取舍，不可能将一个文化空间中的所有事项囊括在内，极有可能因为误判和偏见作出南辕北辙的取舍。而在本研究中对于多点方法的采用更大原因是论题的需要。

评弹的流布区域并不是局限在某一个城市，而是在某一片区域，该区域从根本上是由语言区来框定的，多个田野地点是考察对象自身决定的。首先对评弹生态的整体考察，不可能将考察点设定在某一个地点，这样只能如盲人摸象将局部当作整体。其次，所面对的某一个考察点的考察对象本身也是流动的，活动轨迹并不是限定在某一空间，而是在多个空间流动。如上海评弹团的演员经常到江浙沪的“书码头”演出，同样苏州的演员也会参加上海的演出，同时全媒体时代下评弹的演出方式也形成线上线下的多渠道传播。再者，在考察的过程中，对考察点的设定并不是一开始就规划好的，而是在上一个考察点中发现的问题带来挖掘下一个考察点的契机。比如该研究中一开始笔者的关注点是以艺人风格为代表的流派，而后在考察中发现了以地名命名的“启东评弹”，直觉让笔者判断这是有别于艺人个体风格的与地方语音相关的地方性风格，因而考察点被设定到启东。马尔库斯的文论中也有相关论述。相较于早期对于多点的理解就是调查地点的移动，他更为感兴趣的是“在特定调查点中敏感性和强度的变化等问题，毫无疑问，它们将借助前一个调查点中出现的问题把研究者带向其他的调查点”[48]。

笔者的多点设置从空间的实体和虚拟角度分成两部分，线上即网络在线演出，线下即实体场地演出。从具体的演出地点来看主要包括上海、苏州、杭州、南京、启东、宁波六个城市。之所以选择这六个田野地点各有原因。上海和苏州从历史上来看，评弹生于苏州盛于上海，评弹的生态中心从苏州到上海再回流苏州几次位移；杭州和南京是长三角一体化建设中另外两座重要的城市，虽然不是评弹的生态中心，但是作为区域中的重要城市需要予以关注；而启东如前文所述是在线上的演出视频中偶然间发现，而后来发现启东是评弹流传中心区域最北的地方，地方性特点是其区别于评弹主流流派的特点；宁波则是评弹流传中心区域中最南的地方，对于地方性的关注产生了对于该地评弹流传风格的好奇。这六个点的选择各有初衷，在研究中也确实发现了彼此之间有意义的关联与各自特色，不过对于整个评弹流传区域而言依然存在个人研究的局限，需要不断放宽视野。但是对于本研究的架构而言，六个点的选择是能够支撑起该研究的核心论题的。同时对多点研究的质疑也让笔者不断提醒自己，多点研究的每一个点需尽可能地深入。同时，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问题，力图处理好主位客位关系，不断转换自己的角色。比如启东的田野考察因为是在上海评弹团演员即局内人的带领下开展的，故特意将主导权交于“信息人”，自己作为旁观者观察局内人的互动，以客位的视角开展研究。

四、评弹研究中区域化探索的范围与价值

笔者在评弹的生态研究[49]中，以评弹在上海、苏州、启东、宁波、南京、杭州六座城市发展的情况为个案，探讨城市音乐研究的区域化与地方性问题。城市音乐研究是区域音乐文化研究之一种，而且是特殊的一种。随着城市音乐研究理论、方法、成果的积累，城市发展的区域化趋向等现实。城市音乐研究的区域化探索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

1.评弹生态研究的范围

从前文关于城市音乐的界定中我们可以发现，对于城市音乐的研究范围，从物理空间上，通常聚焦于某一个文化空间单位内，这个文化空间不一定局限在某一个城市，某些乐种的诞生与发展跨越了城市的界限，更具有区域文化的特点。正如人类学者对于“空间”概念的全新解读，“空间不仅是影响行动者日常行为的、物理意义上的环境，其本身也是一个动态的、个体与社会互动的产物”[50]。评弹发源于苏州，兴盛于上海，自古以来主要流行在环太湖流域的江南地区，其根基是江南文化或吴越文化。在上海得到极大发展的评弹又反哺于苏州，辐射到长三角地区，从根本上来讲评弹既不是上海的也不完全是苏州的，而是江南文化中的符号式曲种。鉴于此，对于城市音乐研究中的某些特殊个案，因为曲种发展的历史渊源，需要将区域化的观念纳入研究中，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长三角城市群的逐渐成形，上海与周边城市在地缘上的无限趋近，更加需要从现实出发，将区域观纳入城市音乐研究的视野，以整体观为指导，关注曲种在城市语境中的生态。

2. 评弹生态的地方性表达

城市音乐研究往往被认为是地方性叙事，城市只是区别于乡村的另一个地方。然而笔者认为，城市音乐的地方性表达相较于乡村更为复杂，城市化的不断强化，某种程度上弱化了人的地域归属感，然而这些传统艺术却保留着传统的精神内涵，并被解构而又重构于城市中，形成地方性的表达。

1） 评弹海派与苏派

作为以“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为城市精神的现代都市——上海，与具有2500多年历史的中国传统城市的代表——苏州，有着不同的城市品格和风貌。这也造成了评弹在两座城市浸润出不同的风格，形成了海派评弹和苏派评弹的不同韵味和发展方向。笔者曾撰文《城市音乐研究的区域化和地方性——以评弹的“海派”和“苏派”为例》[51]，探讨了评弹在上海注重“唱”形成了舞台化的倾向，评弹在苏州注重“说”有着城镇化的根基，探讨了两座城市的文化所造成的评弹发展的不同方向。

2） 评弹北调与南调

评弹古有“北达武进、南抵嘉兴”的说法，圈定了当时评弹流行的区域范围。而现如今评弹演员中流传着“北不过启东，南不过宁波”的说法，启东被认为是评弹流传之地最北边的城市，宁波被认为是流传地最南边的城市。启东，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处于长江以北大陆最东端，河沙不断东延而有“启吾东疆”之说，启东之名也由此产生。从茫茫大海到沙地平原，大约在清初，启东逐渐吸引了周边的大批移民，一批一批江南人来此定居。自古人类就有逐水草而居的习惯，三面环海，有江有河的地理位置，具有极大吸引力。而这些江南人也把江南的语言、文化、习俗、艺术等带到了长江以北。清代中叶，启东和海门地区经济逐渐繁荣。小商贩往返于江南码头和江北启海，那时候苏州评弹在各个茶馆正是鼎盛时期，他们看到说书唱曲很受欢迎，收入也不少，于是也模仿起来。相较于苏州评弹，一些观众觉得本地原本流行的另外一种曲艺形式钹子书形式简单、唱腔单调、书情粗糙，而更加爱听苏州评弹。为了生存，这些钹子书艺人有的自学三弦琵琶伴唱，有的干脆拜苏州弹词艺人为师，改唱评弹，但是一方面学艺不精，一方面原有风格还在，于是混合成了一种新的评弹风格，当地观众为了区别于地道的江南的南调评弹，于是称之为“北调评弹”。评弹北调自此而来。显然，评弹北调是不同于按照个人演唱风格而相区别的评弹流派，如果说评弹的25个流派是按照演员的风格，从“人”的层面区分；评弹北调则是根据地域风格，从“地”的层面来界定。评弹北调即是属于启东这座城市独有的地方性表达。

评弹北调是评弹流传到长江以北的启海地区，融合了当地的民间音乐，使用启海方言表演的，具有地方风格的评弹。评弹南调从广义上而言，是相对于评弹北调而言流行于江南地区的评弹，意即通常广义的评弹；狭义而言，评弹南调则是相对于评弹北调流行在评弹流行区域最北边而言，即流行于评弹流行区域最南边的宁波地区的评弹。

上海有句俗语：“宁和苏州人吵架，不和宁波人讲话”，意思是苏州方言软糯，吵架也好听，宁波方言硬气，说话时不像苏州话那样亲切。但是上海、苏州、宁波方言都属于吴语方言，三座城市都是吴语方言区的中心城市，各中心城市的方言又可分为小方言片区。作为用吴语方言的苏州评弹在宁波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宁波位于浙江东部，被认为是苏州弹词流传最南端的码头。查找评弹在宁波的历史发展资料并不多见，据载“19世纪下半叶，五口通商后宁波与上海地缘日趋紧密。老一辈‘宁波帮’将兴盛于上海滩的评弹带到宁波。由于曲调优雅，书目繁多，加之风俗雷同，方言相近，同属吴语范畴，在欣赏交流中少有障碍，评弹渐被宁波文人雅士接受与钟爱。弹词真正意义上在宁波扎根，还是在新中国初期。当年，宁波籍弹词名家，苏州文书唯一传人，老艺人冯筱庆先生在宁波首创评弹演绎的固定场所——书场”[52]。评弹在上海、苏州、南京、杭州都有专业院团，但是在宁波却没有，如果说早期艺人冯筱庆为评弹在宁波的发展积累了人脉，红宝书场提供了空间，而后期评弹能在宁波坚守至今主要得益于“宁波联谊评弹俱乐部”这一票友组织，它的前身可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初。话说“1990年4月，张先华、曹岳祥、程浦先、钱元明、朱原卿等弹词票友积极筹备，经宁波市文化局批准的‘宁波市红宝业余评弹联谊会’，属浙江省最早成立的有规模，有影响的业余评弹社团”[53]。这个由评弹票友组织起来的联谊会，建立之初可能没有预想到它的存在为评弹在宁波的传承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3）边缘的中心

如果说评弹的根据地在苏州，大舞台在上海，苏沪两地是评弹生存的中心城市，北调在启东，南调在宁波，启东和宁波两地是评弹流行区域的两端，那么南京和杭州就是评弹流行区域边缘地区的中心城市。

南京，简称“宁”，是江苏省的省会，自古以来就是江南地区的重要城市，然而从语言上来说，南京话属于江淮官话。据考，南京官话是吴语受到洛阳雅音的影响而逐渐形成，目前吴语在南京只有很小的几个片区流行。赵元任在《现代吴语的研究》中考察了吴地33个地区的吴语差别，在吴语考察区域图中虽然有南京的名字，但是特别作出说明：“图中又有南京，镇江，扬州，跟句容桥头的语言是顺便调查的，因为这些都不是照上述定义的吴语之内的了，所以结果不在本册里发表。”[54]而他对吴语的定义是“江苏、浙江当中并、定、羣等母带音，或不带音而有带音气流的语言”[55]。地方曲艺的根基是语言，因而20世纪60年代以前，评弹在南京其实只有个别艺人零散来此地演出，并不见太湖流域评弹流行一带的盛况。

评弹在南京的发展也颇有意思。1960年5月，江苏省曲艺团在南京香铺营成立，该团包括了苏州评弹、扬州评弹、徐州琴书、淮阴工鼓锣、相声等曲种。1985年更名为江苏省评弹团，保留了苏州评弹和扬州评弹等曲种。2001年更名为江苏省演艺集团评弹团。评弹在南京的发展，离不开重要艺人侯莉君，她创腔的“侯调”在票友中被称为南京的流派。但实际上，侯莉君既不是南京人，也不是在南京创腔，应该说是她把正在形成中的侯调带到了南京，而在南京逐渐确立下来，并最终成为评弹四大女性流派之一。而这其中作为评弹知音的陈云的支持和鼓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陈云对评弹在杭州的发展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杭州，简称“杭”，是浙江省的省会，江南地区重要中心城市。使用吴语，属于太湖片，与苏沪嘉小片的苏州吴语略有不同。评弹主要流行在浙江的杭嘉湖地区，自1959年成立专门的苏州评弹表演团体浙江曲艺团（队）之后，评弹在杭州成为江浙沪评弹的一支重要力量。

从1959年和1960年的大事记来看，陈云在杭州疗养期间与评弹界人士来往密切，不仅进书场听书，还会和艺人谈话，与评弹团、文化局领导交流意见，对于书目的三类划分就发生在这期间。杭州一时间成为重要的评弹据点。大华书场和徐天翔的“翔调”则是属于杭州的重要书场和重要流派。

苏州是评弹兴起之地，上海是评弹兴盛之地，启东是评弹流行区域最北之地，宁波是评弹流行区域最南之地，那么南京和杭州更像是评弹在流行区域中不那么普遍的，甚至可以相对于苏州、上海而言边缘之地的中心城市。1957年几位评弹艺人在《文汇报》上撰文说：“说唱的地区扩大了，像南京、杭州、宁波、镇江等地，原来评弹书场是不够发达的，现在都有了较大的书场……”[56]从眼前来看，2019年11月12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公布，有关苏州评弹的保护单位一共有四家，分别是：在上海，苏州评弹（苏州评话、苏州弹词）的保护单位是上海市书场工作者协会；在浙江，浙江曲艺杂技总团有限公司获得“苏州评弹（苏州评话、苏州弹词）”项目保护单位资格；在江苏，是位于南京的江苏省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位于苏州的苏州市评弹团。[57]从国家相关部门公布的保护单位来看，四家单位分属江、浙、沪三地，将评弹的保护从行政层面规划为两省一市的四座城市四家单位。这样看来，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行政层面和领导的个人影响力，使得评弹的发展区域得到扩展并稳步发展，区别于上海、苏州拥有较多民众稳定听客，由下而上，上下贯通。南京和杭州的两家专业院团，撑起了评弹在两地的专业发展，南京和杭州某种意义上成为边缘的中心。本文提出在城市音乐研究中注重区域观与地方性，源于研究个案的历史源流、自身特点，评弹从诞生之初就不是局限在某一特定城市的曲种，它的传播跨越了城市的界限。但因为方言语音的关系，依然具有明显的区域范围。这就使得城市内与城市间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比较意义。同一曲种在不同城市的不同特色正是取决于城市文化的特点，对于城市音乐的研究纳入区域化与地方性的观念，既是对城市音乐研究进一步深化的探索，也是对城市文化、区域文化研究的有益补充。近年来对于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的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热点，评弹作为江南地区流行的极具地方色彩的曲艺品种，对其生态的挖掘对于两种文化的研究具有个案性质的重要意义。

3.评弹生态之于江南文化研究

环绕太湖流域的区域也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江南文化区。江南文化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李伯重的“八府一州”的说法相对可靠。刘士林关于江南文化研究的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的论述中提到三个方面的意义：第一，开展江南文化研究具有现代性价值。从江南文化中可以寻找文化生态治理和重建的理念和资源。第二，开展江南文化研究有助于促进长三角城市群的建设。他认为维系江南区域经济社会的传统文化机制已经老化，而新的机制却由于种种现实原因未能建立起来，当代长三角文化正处在“青黄不接”的状态，急需从传统江南文化中寻找新的精神资源，只有通过作为长三角地区传统联系机制的当代转型与创新，才能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提供必需的文化认同与价值归属。第三，江南文化研究可以极大地促进江南文化产业发展。[58]评弹作为江南文化的典型曲种，对于其生态的研究，是江南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体现出的研究价值应当根植于江南文化研究之中进行宏观认识。

· 结  语 ·

城市音乐研究的中国实践已形成了一批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及学术群体，越来越多对城市音乐研究感兴趣的学者也正在结合城市地方性特点探索本地城市音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本文结合“城市语境下评弹生态研究”个案，从研究对象自身特点出发，探讨城市音乐研究区域化的可能性，从城市音乐研究与区域研究现状阐释二者之间关系，并尝试提出相关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法和理念，如“多点田野考察”方式的运用可能性，以期有助于城市音乐研究的区域化探索，同时也从音乐人类学的角度探讨音乐的新的“城市性”“地方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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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音乐人类学的城市研究（“Urban Ethnomusicology”）首次提出是在Nettl，Eight Urban Musical Cultures：Tradition and Change，Introduction，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78。

[2] 布鲁诺·内特尔：《八个城市的音乐文化：传统与变迁》，秦展闻、洛秦译，洛秦审校，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7，译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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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薛艺兵：《中国城市音乐的文化特征及研究视角》，载《音乐艺术》，2013年第1期，第65页。

[5] “区域”词条，《现代经济辞典》，知网词典查询，登录时间：2020-07-26。

[6] 林艺、刘涛：《区域文化导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第2页。

[7] 同[6]，第63页。

[8] 同[6]，第63页。

[9] 乔建中：《关于区域音乐文化研究的初步设想》，2009年10月北京传统音乐节论文。

[10] 蔡际洲：《音乐文化与地理空间——近三十年来的区域音乐文化研究》，载《音乐研究》，2011年第3期。

[11] 杨匡民：《湖北民歌的地方音调简介——湖北民歌音调的地方特色问题探索》，载《音乐研究》，1980年第3期。

[12] 苗晶、乔建中：《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上、下）》，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5年第1、2期。

[13] 同[12]，第26页。

[14] 同[12]，第26页。

[15] 江明惇：《试论江南民歌的地方色彩》，载《音乐研究》，198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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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乔建中：《音地关系探微——从民间音乐的分布作音乐学的一般探讨》，原载《中国音乐与亚洲音乐研讨会论文集》，1988，后收入《土地与歌——传统音乐文化及其地理历史背景研究》，山东文艺出版社，1998。

[19] 乔建中：《论中国传统音乐的地理特征及中国音乐地理学的建设》，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第3页。

[20] 同[19]，第9页。

[21] 蔡际洲：《乔建中与中国地理学》，载《交响》，2015年第1期。

[22] 洛秦：《街头音乐：美国社会和文化的一个缩影》，人民音乐出版社，2001。

[23] 陈雅先：《传统音乐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传承创新”——2012中国广州岭南传统音乐研究与传承学术研讨会综述》，载《人民音乐》，2013年第5期；潘妍娜：《立足区域音乐多元一体格局 书写岭南音乐研究传承新篇——“2015中国广州第二届岭南传统音乐研究与传承学术研讨会”综述》，载《人民音乐》，2016年第1期。

[24] 李玫：《“音乐地方学”——区域划分的版本3.0？》，载《人民音乐》，2015年第12期。

[25] 王恒昕、岳亚：《“音乐哈尔滨学”发展路径研究》，载《艺术研究》，2019年第2期。

[26] 杜亚雄：《民族音乐学家，请你也将目光投向城市》，载《中国音乐》，2011年第1期。

[27] 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毛尖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第iii页。

[28] 洛秦：《城市音乐研究的语境、内容与视角及“中国经验”的方法论思考》，载《中国音乐学》，2017年第3期。

[29] 洛秦：《论音乐文化诗学：一种音乐人事与文化的研究模式及其分析》，载陈铭道主编《书写民族音乐文化》，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0。

[30] 洛秦：《“近我经验”与“近我反思”——音乐人类学的城市田野工作的方法和意义》，载《音乐艺术》，2011年第1期。

[31] 洛秦：《“音乐上海学”建构的理论、方法及其意义》，载《音乐艺术》，2012年第1期。

[32] 洛秦：《再论“音乐上海学”的意义》，载《音乐艺术》，2018年第1期。

[33] “音乐上海学丛书”20种，由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于2017年出版。

[34] Peter Hugh Nash，“Music Regions and Regional Music,” The Deccan Geographer 6,1968(2),pp.1—24.中译文参考：李砚翻译，孙红杰校订：《音乐区域与区域音乐》，载《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第141—148页。

[35] 彼得·豪夫·纳什：《音乐区域与区域音乐》，李砚译，孙红杰校订，载《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第141页。

[36] 同[35]。

[37] 综合音乐文化区域中的综合音乐是包含了原始的、民间的、高雅的所有类型音乐，这种分类按照后来“文化相对论”的观点来看当然具有当时的认识局限性，但因为本文的关注点在“区域”，故而在文中不作展开。

[38] 同[35]，第143页。

[39] 彼得·豪夫·纳什和乔治·卡尔尼：《音乐地理学的七个主题》，黄虎译，孙红杰校订，载《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40] George E. Marcus , “Contemporary Problems of Ethnography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in James Clifford and Marcus editors, Writing 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41] George E. Marcus, “Ethnography in/of the World System: the Emergence of Multi- sited Ethnograph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4, 1995, pp.95—117.

[42] 乔治·马库斯：《十五年后的多点民族志研究》，满珂译，载《西北民族研究》，2011年第3期，第14页。

[43] Cindy Horst, “Expanding Sites: The Question of ‘Depth’ Explored,”in Mark-Anthony Falzon Edited: Multi-Sited Ethnography: Theory, Praxis and Locality in Contemporary Research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 2009, p.120.

[44] Mark-Anthony Falzon:“Introduction, ”Mark-Anthony Falzon Edited: Multi-Sited Ethnography: Theory, Praxis and Locality in Contemporary Research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9, p.61.

[45] Cindy Horst, “Expanding Sites: The Question of ‘Depth’ Explored,”in Mark-Anthony Falzon Edited: Multi-Sited Ethnography: Theory, Praxis and Locality in Contemporary Research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 2009, p.121.

[46] Mark-Anthony Falzon Edited, Multi-Sited Ethnography: Theory, Praxis and Locality in Contemporary Research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 2009,p.6.

[47] 同[42]。

[48] 同[42]。

[49] 该研究最终成果为专著《地方性与超地方性——城市语境中评弹的生态研究》,计划于2022年出版。

[50] 张敏：《空间》，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51] 张延莉：《城市音乐研究的区域化和地方性——以评弹的“海派”和“苏派”为例》，载《音乐艺术》，2020年第2期。

[52] 柴隆：《苏州弹词在宁波的流传》，载“甬上”app柴隆专栏，发布时间：2020-07-31，登陆时间：2020-08-16。

[53] 同[52]。

[54] 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商务印书馆，2017，第23页。

[55] 同[54]  尺寸，第146页。

[56] 刘天韵、唐耿良、蒋月泉、张鸿声、姚荫梅、杨斌奎：《为什么说党不能领导评弹？》，《文汇报》，1957年8月8日，第2版。

[57]《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办非遗发〔2019〕150号附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网站（https://www.mct.gov.cn），发布日期：2019-11-22，登陆日期：2020-08-16。

[58] 刘士林、苏晓静、王晓静等著：《江南文化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第189—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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