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轲｜粤剧引入小提琴之滥觞与小提琴“头架”形式首现考（二）
作者：黄轲
内容提要：百年前，广东粤剧从乡村扩展至大城市时发生整体时尚质变，并开创了以小提琴为首的、中国戏曲乐队引用西洋乐器的历史。但这一开创，产生于中国社会深刻变革背景下的沪粤两地文化关系之中。其中粤剧乐队小提琴“头架”形式的滥觞，是上海精武体育会与中华音乐会的弦乐教师司徒梦岩所创立的梵铃伴唱粤曲模式，后此模式被其学生尹自重与吕文成所传承；其头架形式的首现，是在1926年12月28日至31日的上海大戏院，尹自重自港抵沪，连续四晚使用该乐器为旅沪薛觉先的粤剧表演领衔唱和。因此，1926年12月28日是粤剧乐队小提琴“头架”现象发生之始，也是西洋乐器进入中国戏曲乐队的发端之日。
关键词：粤曲；粤剧乐队；小提琴“头架”；中华音乐会；司徒梦岩；尹自重
作者简介：黄轲（1981年生），男，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讲师（上海 200040）。
刊载于《音乐艺术》2022年第3期，第158-171页。
*连载
小提琴为主伴奏粤曲演唱的创新形式也适时地被上海唱片出版业接纳，并随着唱片的发行，以单纯的听觉方式受到听众的热捧。如1924年中国留声机器公司邀请中华音乐会录制粤曲《燕子楼》《潇湘琴怨》《到春雷》唱片，《音乐季刊》第4期在《留声机片中本会之音乐》的报道中，指出这是“留声机片空前创举”，出版发行后风行一时：
《燕子楼》《潇湘琴怨》均由会员司徒梦岩君奏梵奥铃，吕文成君奏铜线琴并唱曲。另曲谱《到春雷》，由吕文成君奏铜线琴，司徒梦岩君奏梵奥铃。现下业已出片，成绩绝佳。先施公司已有发售，其畅销大有求过于供之势。盖二君皆为音乐界杰出人才，其艺术之价值早已为一般人士深悉，欲聆妙奏，殊非易易，益以铜线琴、梵哑铃合奏，实为留声机片空前创举，宜乎其出品不胫而走而风行一时也。 [33]
同期《申报》一则消息，佐证了这由小提琴介入的、中西音乐和唱粤曲唱片的发行十分成功：
海宁路三十九号中国留声机器公司，新收中华音乐会之中西音乐和唱粤曲唱片，共计有七片……未及匝月，已卖一万余片。附所有唱文句一小册，系中华音乐会会员吕文成唱曲，司徒梦岩梵铃拍和。[34]
1925年1月16日，月池在《申报》上发文，谈他在唱片上聆听吕文成与司徒合作《燕子楼》曲目时的清婉悦耳美感：
《燕子楼》一曲词句典丽雅驯，既善写情，复善写景，以视昆曲，未遑多让。顾唱此曲者，多用弦律拍奏，虽觉佳妙，然总嫌过于嘈杂而激越，远不若用洋琴清唱较为雅韵响逸而耐听也。昨聆中华音乐会会员吕文成君之唱片，即纯以洋琴拍奏清唱者，实获我心，复助以司徒梦岩君之梵哑铃拍和，尤觉清婉悦耳……使人聆之悠然神往，有不食人间烟火之概，不愧佳奏。[35]
1925年4月20日，光磊室主在《粤曲家吕文成述闻》一文的结束语中，总结了吕文成所有已出唱片的伴奏效果，在比较了使用扬琴、小提琴伴奏与使用锣鼓伴奏后，他直率地指出后者效果令人遗憾，这又反衬出他对“洋琴与梵哑铃拍奏”形式的认可：
文成之歌曲已制成唱片者，计有《潇湘琴怨》《燕子楼》《再续红楼》《貂禅拜月》《禅房夜怨》《小青吊影》《恨海鸳鸯》《仕林祭塔》《瑾妃哭玺》等。除《潇湘琴怨》暨《燕子楼》两曲用洋琴与梵哑铃拍奏外，余悉以锣鼓拍和，诚属憾事。盖锣鼓殊嫌喧哗而欠清晰，远不逮清唱之历历可辨也。[36]
1925年5月14日的《申报》对李淑云（即李蜀云）粤曲唱片的试听现场作了报道，说是小提琴与扬琴伴奏的唱曲形式别开生面，听众大为称赞：
中华音乐会会员李淑云女士现应中国留声机器公司之请，为唱粤曲唱盘十余张，由该会会员司徒梦岩君奏梵奥玲，黄咏台君奏铜线琴拍和。曲为《黛玉葬花》《贵妃醉酒》等。日昨试片大为听众赞美，盖女士之喉底唱工，工示甚深，而拍和之乐器改用梵奥玲、铜线琴亦复别开生面，益以奏乐者皆为当代名家，是以日来各处定购者极形踊跃云。[37]
上述报道与评论在介绍这些粤曲演唱曲目时，无一例外地把其中的一个关注点投向新出现的小提琴乐器伴奏上，也无一例外地赞赏这一中西合璧新伴奏形式。为什么自司徒梦岩的小提琴进入原先清一色民族乐器的粤曲伴奏与粤乐演奏领域后，立即就得到社会普遍欢迎与评论界一片叫好，而毫无批评与反对之声？这固然有上海中西多元文化格局的背景存在，以及追求时尚的社会心理规律在起作用的原因，但另一个关键因素在于司徒梦岩对他所擅长的小提琴如何运用在广东音乐的问题上，作过认真思考和探索试验。[38]据司徒幼文回忆，她父亲认为小提琴这一西洋乐器适宜演奏广东音乐，因为其“音色优美，噪音少，适合于表现广东音乐优美轻快的特色，而且音域较广，但演奏时要注意有广东味”[39]。接着她谈到父亲如何产生广东味的办法。他说，演奏西洋音乐一般忌用谱外的滑音，但在用小提琴拉广东音乐时，可以适当地“有意使用滑音，这样既能符合广东语言特色，又能使音乐显得更加妩媚”[40]。这些见解，显然是司徒先生在自己家参与粤乐集体活动之时，不断尝试使自己的小提琴演奏与粤乐的风格、润腔契合而得出的经验与体会。加上司徒先生自小会奏唱粤曲，粤乐风格本就烂熟于心。这样，对已做过充分准备的司徒先生而言，在舞台上用小提琴拉出粤曲的粤乐风格，如同说广东话那样轻易与成熟；对熟知传统粤乐风格的观众、听众来说，伴奏粤曲的小提琴琴声既新鲜又自然，既时尚又贴切，毫无突兀违和之感，因此受到大家的欢迎与叫好水到渠成。
也正是因为司徒梦岩认为小提琴演奏广东音乐有着独特长处，“这一看法，当时为大家所接受，由此才引起吕文成及尹自重二人有学习小提琴之举”[41]。由于小提琴一般需要练习曲与乐曲的两类内容学习，因此司徒先生在家教吕文成与尹自重时，“除练基本练习、音阶等外，亦用广东音乐当教材” [42]， 这就意味着，当吕文成与尹自重在司徒梦岩的指导下，用广东乐曲练习小提琴时，学到的是粤乐化的小提琴演奏技术；当他们与司徒先生一起排练或同场演出时，听到的是粤乐化的小提琴演奏效果。可以肯定，不管尹自重或吕文成是否还跟随其他人学过小提琴，在小提琴与粤乐结合方面，他们最早的指导老师只能是司徒梦岩。
三、小提琴伴唱粤曲模式的继承
在1926年以前的数年中，司徒梦岩以他的小提琴与黄咏台夫妇及吕文成合作演出、录制唱曲节目。当1926年钱广仁创办“新月留声机器公司”并委托上海“大中华留声机器公司”“替我们灌音和造片子”[43]后，担任大中华留声机器公司曲部主任的吕文成，就时常与灌录新月公司粤乐唱片的居港团队人员蔡子锐、钱广仁、何大傻、尹自重等在一起活动[44]，并不定期来往于沪粤两地之间，因而司徒梦岩与吕文成的合作在1925年以后就渐渐停止，取而代之的是尹自重或吕文成各自以小提琴来伴奏粤曲的演唱。
尹自重（1904—1985）当初在司徒梦岩家学琴及参加中华音乐会活动时，还只是一名上海的少年学生。1922年11月，上海精武体育会与中华音乐会联合组织赴天津、北京、汉口的表演旅行团，在共计39人的名单中，彼时参团的尹自重，登记身份为“上海广肇学校学生”，地址是“北四川路精武一分会”，位于北四川路横浜桥，即中华音乐会改名移址前的上海工届协进会粤乐部所在地。这个地址透露了学生身份的尹自重如何与中华音乐会发生联系并进而参加该会活动的信息。在这份名单中，注为“中华音乐会教授”的有3人——杨祖永、甘时雨与吕文成，注为“中华音乐会会员”的有吴学元1人，此4人的登记地址都是“北四川路六号”，与尹自重不同。[45]而且，两会表演旅行团的同行者，还称尹为“少年”与“小会员”[46]。由此可知，1922年，不超过18岁的尹自重是上海广东同乡子弟学校——广肇公学（男生入学年龄范围4~20周岁）的学生，并不是精武体育会与中华音乐会的正式会员，但已主要作为小提琴手（另还担任司鼓与演员）参加了两会的演出活动。一些相关著作、文章或词典，称其“本来是个演员”[47]，或“1918年，尹氏先后应上海精武体育会、中华音乐会之聘，任该会音乐教员职”[48]，或“民国7年，尹自重赴上海，先后担任中华音乐会、精武体育会音乐部教员”[49]，以及“14岁受上海精武体育会及中华音乐社之聘教授音乐”[50]等表述，都不是准确的史实反映。
尹自重何时开始在司徒先生家学琴？其具体时间不会晚于1921年。因为尹自重在1922年7月已使用小提琴参加演出，而且在1922年年底的一场演出中其演奏已获得赞誉。这对一个即使会拉二弦的人来说，若要熟练掌握小提琴基本演奏技术并拉出悦耳动听的音色，也至少需要一年左右的练习与实践时间，毕竟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乐器。1922年7月8日晚19点30分，中华音乐会在虬江路广舞台举办游艺会。其节目有铜管乐合奏、粤剧曲牌《凤凰台》合奏、小戏剧《呆侦探》、舞蹈、京剧唱段《空城计》、魔术、梵唱、琵琶胡琴合奏、粤剧唱段《仕林祭塔》、火棍表演、大同乐合奏[51]，最后压台是粤曲《潇湘琴怨》和《燕子楼》的演唱节目。值得关注的是，在这台晚会演出者名单中，首次出现了尹自重作为小提琴手参与器乐合奏的记录：
12.大同乐:钢琴-甘时雨、琵琶-赵卧云、胡琴-黄桂辰、月琴-杨祖永、萧-钱广仁、梵铃-尹自重。[52]
这表明他此时在小提琴乐器的学习方面已不是初涉者，而是达到了可演出的程度。其演奏水平究竟如何？这可从同年旅行团汉口最后一场演出报道中得到一些印证。
是夜场中有可纪者二事：一为颜惠庆君之妹颜女士出操钢琴，与公哲君梵铃相拍和，音节之妙，迥出寻常。颜女士留学欧洲，素精音乐，此次由江君顺德介绍，特出奏演，实为难得。二为英报记者某西人，某于平居与吾会中人往来，每及中国一切之政治学术风俗文化，无一不极力丑诋。是夜赴会，与吾汉会干事张文德君联坐。凡有奏演，至闭幕时，无不手舞足蹈，迹其狂热，直比其他西人为尤甚。当表演中小会员尹自重与甘时雨两君手持中国精美银乐器闭目奏西调两曲，神妙入化，惊叹不已，垂幕后，为吾会员言今后不敢轻视中国人，其佩服如此。[53]
以上记载内容有两点情况需要说明：
其一，按当晚节目单“ 沪、粤三，歌唱一，西弦西[四]，‘大同乐’一，跳舞术三，国操一，《体育真相》一，无声剧一”的演出次序，可知他与甘时雨演奏之前，有陈公哲小提琴独奏、颜女士钢琴伴奏，这之后就是尹与甘的中西乐器合奏“ 大同乐”[54]。“大同乐”是中西乐器合奏形式，两人具体演奏什么乐器的问题，在数日前天津演出的记录中已有提及，即11月1日广东同乡会欢迎会游艺节目：“（一）‘大同’初步（《昭君怨》古调），梵铃胡琴合奏（甘时雨、尹自重二名）。”[55]
其二，也是上文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尹自重与甘时雨两人合奏的“神妙入化”，获得了一位以往看不起中国文化的英国记者“惊叹不已”的由衷敬佩，并从此改变了对中国人的态度。可见，虽然该节目是两件乐器的合奏，尹自重的小提琴只是其中之一，但若两位演奏者水平差距较大，或是若尹自重的小提琴演奏缺乏粤乐风格而与甘的二胡表现有所冲突，那绝不会令英国记者达到“佩服如此”的程度。由此可知，1922年时的“小会员”尹自重，其小提琴演奏技艺不仅不低，而且已熟练掌握了司徒梦岩所教的小提琴粤乐化方法。
在旅行演出团的活动结束后的第2年，1923年19岁的尹自重离开上海，赴精武体育会佛山分会的“元甲学校”任职音乐部教员。[56]这是他被社会认可并具有音乐职业工作能力的证明，这也应该是一份有薪水的工作，否则他不会轻易离开相处多年的中华音乐会师友与上海这个城市。1924年，尹自重作为梵铃演奏者与宋郁文（三弦）、宋洪（扬琴）赴英国演出，他们“常以《三醉》《杨翠喜》等乐谱，用中西乐合奏，以享彼邦人士，深得其赞许”[57]。这表明尹自重离开上海后，是把小提琴作为他谋生与参加粤乐活动的主要乐器。1925年前，尹自重回到出生地香港居住[58]，自此主要在粤港从事小提琴的粤乐演奏与粤剧演出工作，也常为上海的演出活动与唱片录制而乘坐海轮奔波于香港与上海两地。
1926年4月14日，吕文成为调研南方唱片发行市场来到香港，并受邀在香港九如坊新戏院“登台演唱粤曲，由本港著名音乐家拍和”[59]。香港《工商日报》4月20日、21日与22日连登3天该演出的广告。20日的广告称：“九如坊新戏院初九、初十、十一，一连三天开影中国最新最靓画片（佳期）。每晚并请上海音乐大家吕文成君演唱粤曲，每日更换新曲，天天不同。尹自重、钱广仁二君中西音乐拍和。”[60]21日广告称：“是晚准唱新腔小青吊影。”[61]22日的广告进一步指出了其拍和的乐器：“今晚敬请南北欢迎之吕文成君唱特别新腔红楼梦曲、反线离恨天，尹自重君怀奥连，钱广仁君洞箫，中西音乐奏和。”[62]
上述1926年4月22日的这一广告内容十分关键，因为它点出了节目的伴奏乐器，即这些天演出的“中西音乐拍和”，是指尹自重的小提琴与钱广仁的洞箫的伴奏。由此可以证明，司徒梦岩在上海创立的小提琴伴唱粤曲模式，不迟于1926年就被回到香港定居的尹自重所继承，而且这里的唱曲伴奏乐器组合，就是当初司徒梦岩团队在1921—1923年的上海社会引起轰动的常用形态——小提琴加洞箫。以往钱广仁常奏的乐器较多，有胡琴、秦琴与箫等，他却在这里单单挑选了与当年司徒团队一样的洞箫。尹自重与钱广仁当年在上海居住并参加两会活动时，对司徒先生创立的小提琴伴唱模式印象之深，可见一斑。
当然，1928—1930年新月留声机器公司发行的粤曲唱片中也有吕文成用梵铃参与伴奏的曲目，说明吕也继承了司徒梦岩的小提琴伴曲模式。如1928年第3期吕文成、钱广仁合唱的《热血男儿》、陈慧卿唱的《秋江别》和吕文成唱的《灯花报喜》；1929年第4期吕文成唱的《薄命花》、陈慧卿唱的《贵妃醉酒》、何志强唱的《劳燕分飞之珠江夜祭》和何志强唱的《潇湘诛》，以及1930年第5期吕文成唱的《憔悴花间憔悴人》等，都由吕文成梵铃，加上陈德钜君喉管、杨祖荣秦琴或掌板、高毓彭扬琴或胡琴、钱广仁掌板或胡琴或秦琴以及何大傻秦琴等组成乐队进行伴奏。[63]但吕文成毕竟是以二胡、高胡为第一擅长乐器，1930年，《新月》编者夸他说：“老吕的二胡，是中国第一。”[64]在司徒梦岩所教小提琴的学生中，先行继承小提琴伴唱粤曲形式及在这一方面获得最高成就者，当是被同一《新月》编者称作“拍和粤曲的梵铃大王”[65]尹自重。
（未完待续）
向上滑动阅览
[33] “留声机片中本会之音乐”，中华音乐会：《音乐季刊》，1924年第4期，“会务报告”第5页。
[34]“粤曲制成新唱片”，《申报》，1924年9月22日，第16页。
[35] “纪吕文成之《燕子楼》唱片（月池）”，《申报》，1925年1月16日，第8页。
[36] “粤曲家吕文成述闻（光磊室主）”，《申报》，1925年4月20日，第7页。
[37] “中华音乐会消息”， 《申报》，1925年5月14日，第7页。
[38] 又闻（作者注：即司徒幼文）：《半个多世纪以来上海的广东音乐活动》，载《音乐研究与创作》（广州市文艺创作研究所内刊），1989年第8期，第29页。
[39] 同38，第29页。
[40] 同38，第29页。
[41] 同38，第29页。
[42] 同38，第29页。
[43] 钱大叔：《本公司五年来经过的略历》，载《新月》，1930年第1期，新月唱片公司，第13-14页。
[44] “大中华留声机器公司”广告，载《申报》，1926年10月22日，第10页。
[45] 罗啸敖：《精武内传》，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1923年版整理版），第10页。
[46] 同45，第47、107页。
[47] 吴庭璋：《粤剧大师薛觉先》，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第55页。
[48] 黄家齐：《尹自重》，载广东省文化厅史志办公室：《广东革命文艺史料》（第8辑），1994，第281-282页。
[49] 见百度百科“尹自重”条目。
[50] 见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粤剧网“尹自重”条目。
[51] “大同乐”是上海精武体育会对中西乐器合奏形式的称谓。
[52] 姚蟾伯：《中华音乐会游艺会心得》，载精武《中央杂志》，1922年第2期，第25页；上海市档案馆，档号Q401-10-33。
[53] 同45，第107页。
[54] 同45，第107页。
[55] 同45，第52页。
[56] 陈公哲：《精武会五十年》，春风文艺出版社，2001，第46页。
[57] 《新月》，1930年第1期，新月唱片公司，第35-36页。尹等3人赴英演出的时间，《新月》称是“年前”，其所指不详；1926年12月10日《申报》称其赴英参加音乐赛会是“前岁”，即1924年。
[58] 1925年11月底吕文成从上海到香港参加义演活动，由香港华商俱乐部宴请吕文成以及香港钟声慈善社的同人名单中有尹自重之名，说明此时他已居住香港，是钟声慈善社的社员：“华商俱乐部诸绅商，前晚特在华人行六楼俱乐部内，设筵欢宴吕君及钟声社长曾富君与该社同人陈绍棠、杨桂芬、钱广仁、蔡子锐、何泽民、林粹甫、司徒文暐、丘鹤俦、尹自重等。”香港《华字日报》，1925年12月19日，第7页。
[59] “新戏院明日之清歌名剧”，载《工商日报》（香港），1926年4月15日，第7页。
[60] 同59，1926年4月20日，第11页。
[61] 同59，1926年4月21日，第15页。
[62] 同59，1926年4月22日，第7页。
[63] 各曲目唱、伴者与使用乐器见《新月》，1930年第1期。
[64] 《新月》，1930年第1期，第37页。
[65] 同64，第39页。
扫描二维码
下载《音乐艺术》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