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货币的社会是否可能
无货币的社会是否可能
卡尔-埃里希·福尔格拉夫
选自《新华文摘》2020年16期
在商品经济中，货币无处不在，成为最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货币的运行代表着背后复杂的经济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高度发达，货币在发挥其独特作用的同时，也暴露了自身的弊端和内在矛盾，引发货币危机。无货币的社会是否可能成为早期社会主义者关注和探讨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也有预见性地设想过取消货币的未来社会的样态。
“一切都归结为欺诈”，120多年前，当恩格斯审阅马克思遗留的手稿，以便从中整理出《资本论》第3卷的时候，他凭借训练有素的簿记员细心的笔记这样总结马克思关于“信用和虚拟资本”的讨论。金融欺诈和交易所投机借助股份公司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它们暴露出赞成股份公司的意见是一种赤裸裸的辩护，并且会导致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扬弃。恩格斯在第3卷中运用1883年马克思逝世之后出现的鲜明例证动情地阐明了不择手段的发财致富就是货币的目的本身。1891年至1892年，他专注于研究伦敦报刊有关巴拿马丑闻的报道，在这起事件中，有80万户股东失去了他们的资金。恩格斯在给朋友们的信中欢呼道，在这个特大的腐败事件中，每件新揭发出来的丑事“对我们来说都是武器”，“巴拿马事件”比五一节重要得多，这是“结局的开始”。马克思认为，进行投机的货币经营者总是拿别人积蓄的资金去冒险，对此恩格斯附上这样的注解：“如不久前整个法国为巴拿马运河的骗子总共节约了15亿法郎。”甚至可以说，马克思在巴拿马骗局“发生整整20年之前”就已经预见到它要发生。这15亿法郎是小商贩、农民、佣人或者还有“小食利者”的积蓄，这些都一去不复返了，“运河没有挖通，却变成了无底洞”。恩格斯本可以在他对《资本论》的增补中同样利用英国的素材，例如他在1892年发现，在建筑公司丑闻中，无数“小存户”彻底从他们的存款中解放了，与此同时，许多议员却通过担任形形色色骗人公司的经理发财致富。假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了国家，那么恩格斯可能也会把他的下述观点补充到马克思的著作中：所有政府完全被金融家和交易所收买而从属于他们。意大利的“小巴拿马”，即罗马银行事件，是他收集到的最好的直观材料，这起事件牵扯到150名众议院议员。最终，这些现实的腐败事件促使恩格斯将马克思的下述看法放在醒目的位置：在股份公司中确立起一种新的欺诈。除了实际的经理之外，还出现了以“监督”为借口发财致富的董事。破产法庭的审理表明，他们的佣金（“监督工资”）与实际行使的监督成反比。恩格斯把交易所视为“极端腐化行为的策源地”“巴拿马和其他丑闻的温室”，但同时他也将交易所视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无比的破坏因素”，因为交易所把所有闲置的资本动员起来，积聚到少数人手中。
恩格斯这里提到金融资本的“欺诈”，并且遵循了马克思的如下断语：信用制度发展成了“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他认为这种欺诈在经济领域和世界市场上猛烈扩张。在尽可能没有支出的情况下获取利润：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曾在他遗留下的《资本论》手稿中断定，资本的循环公式“G—W—P—W′—G′”（货币资本→商品资本→生产资本→更多的商品资本→更多的货币资本）以其简化形式为“G—G′”，最为明显地表达了赚取货币这个资本主义生产的驱动力和灵魂。生产过程只表现为赚取货币的中介过程和必要的恶。各资本主义国家都会周期性地经历一场“欺诈”，在这场欺诈中，他们希望不经过惹人生厌的生产过程这个中介赚取货币。这种论述用来描述如今对冲基金欲壑难填的贪婪的“灵魂”真是再准确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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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新近的金融投机活动的愤慨，恩格斯本来可以引用一些有名的先驱者的著作：例如小仲马在小说《金钱问题》中准确概括了用别人的货币获取丰厚利润的投机活动：“商业，很简单：这是别人的钱。”或者如梯也尔，他曾于1848年在他的著作《财产论》中抨击用他人的货币购买彩票的行为。肆无忌惮的牟求利润，大部分本来就很富有的人的贪欲促使无数社会改革家采取行动，他们把上述情况看作是社会纽带的动摇甚至崩溃的根源。这些社会改革家坚信，仅对追求利润的贪欲加以引导是不够的；每种发财致富的潜能都应灭除，特别是应废除货币。这些改革者共同致力于排斥对他人劳动收益的不正当的占有——这只不过是古典资产阶级劳动价值理论的社会主义应用，根据这种劳动价值理论，价值是人类劳动创造的，人类劳动应当决定个人占有的尺度。本文将在下文中对三位具有代表性的社会主义者的意图作一个概述。
和很多人一样，著名的英国乌托邦主义者欧文也怀有下面这种思想：劳动作为价值尺度受到了货币作为人为的价值尺度的排挤，应该通过某种东西取代货币，这种东西能够再次书面地为个人的劳动成果提供凭证，是一种无须中介的、直接的劳动货币。但是用什么来衡量和监督个人的劳动贡献，才能将其作为相同且可比较的量录入计算账簿中？并非理论家的欧文认为，只有实践才能回答这些问题。在19世纪30年代的合作社运动中，他于1832年在伦敦成立了一家“劳动交换所”。这家交换所接受来自生产合作社和单个生产者生产的产品，根据劳动耗费对这些产品的价值进行衡量，并给生产者发放“劳动券”，以示收讫。用这种劳动券可以在劳动交换所获取耗费相同劳动量生产的产品。不过这种做法即使不是全部，也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换所的评估者获取信息的程度、专业知识和中立性，特别是涉及共同体作为经济单位完成的劳动成果的时候。很快人们就发现，虽然劳动交换所促进了“就劳动而言公正”的交换，但却无法保证适当的生产结构和供需平衡；一些物品过剩，另一些物品则短缺。欧文的劳动交换所破产了。
法国社会主义者傅立叶主要批判的是无处不在的商业的寄生性和欺骗性，以及一夫一妻制导致社会分裂为无数私人家庭这种不必要的、代价高昂的情况。这位博学的商人认为，商业（也就是真理的反面）的不正当性的最鲜明证据在于，商人以票据的形式使性质可疑的支付手段几乎未受阻碍地广泛流通。在傅立叶看来，这是一种犯罪，其严重程度在任何方面都不亚于受到严厉惩罚的伪造货币行为。傅立叶重组社会的构想基于如下理念：将必不可少的劳动一下子从负担转变成一种乐趣，转变成有吸引力的劳动。只要所有人都劳动，所有劳动都得到尊重，某种特定劳动分配与个人的兴趣相对应，并且过一段时间更换一次职业，这种情况就可能出现。这样每个人都愿意劳动并竭尽全力，从而可以很容易地提供维持生活所必要的最广义的生存资料的最小量。傅立叶认为，通过将数百个家庭合并到生活和经济共同体（法伦斯泰尔）中，能够节省大量支出，这样的共同体也可以在无须相当流通费用的情况下完成分配。在这种情况下，不需要货币的计量、支付和流通的职能。傅立叶对于市场经济环境微妙的妥协在于，为建立他的法伦斯泰尔寻找资本雄厚的赞助商或股东。他向赞助商们承诺能够达到22%的利润率，因为他坚信共同体将以最合理的方式进行经营。傅立叶为各类人群拟定了各种详细的日程安排，包括年轻人和老年人，男性和女性，共同体的天才成员和普通成员。他为投资者制定计划。不仅如此，他还算好了诗人和发明家的特殊报酬，算好了未来的身高和鸡蛋在世界范围的产量，因此，他被同时代一位评论家指责为“数学社会主义者”和“计算仆人”。假如傅立叶真的能够实施他的计划，那么我们可以推测，用于计划、管理和监督的实际支出可能会让他认识到货币的各种职能的好处。不过，根据他的传记作者的描述，每天中午他都匆忙赶回家，希望已经有一位富有的赞助商焦急地在那里等他，然而却都是徒劳。
德国乌托邦主义者魏特林曾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战友，对于他来说，货币，即使是马克或纸币形式的货币，也总是意味着有可能逃避普遍的劳动义务。货币有可能让一个人的生命、健康、幸福和自由任由他人摆布。它扰乱了社会的和谐；借助货币，一个人可以对另一个人进行欺骗、偷盗、贿赂、奴役。这位出生于马格德堡的裁缝明确支持建立物资和劳动的共同体，其中没有个人财产，也没有货币。在魏特林看来，每个成年人每天六个劳动小时就足够满足他的基本需求了。所有其他超出基本需求的奢侈需求的满足（舒适品）可以通过额外的劳动小时即所谓的“交易小时”来实现。在每个人各自的“交易簿”中登记的交易小时使人们有权获得所谓的“享受时间”，即获得相同价值的产品或服务。魏特林认为，按照这种方式，如果此前没有为此劳动，任何人都不能获得听音乐会或骑马的享受。他相信，只要有足够多的“理性”人联合在一起，就能随时随地引入这种物资共同体。19世纪50年代初期，他在美国与一些合作社实施了一项排除了中间贸易的交换银行的计划。就像欧文的公司一样，几年后这项计划也在金融灾难中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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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6年，还是一个年轻人的马克思大概用小标题中的这些话，对魏特林的思想粗暴地表达了批判。马克思认为，必须提供的不是幻象，而是科学论证。此后不久，他就怀着同样的意图讽刺地逐条批驳了蒲鲁东的批判资产阶级货币经济的论战著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马克思尖锐地批评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不能理解价值与货币之间的联系。经济学家们认为货币只是约定俗成的东西，只是交换媒介，货币的数量可以任意调整。社会主义者们则陷于相同的思维模式，只是怀有相反的预期，他们或者打算将货币完全废除，或者像蒲鲁东那样，试图限制货币的功能（没有货币属性的货币）。但是马克思在这里只是站在批评者和否定者的立场，还没有提出自己的肯定性分析。因此，经济学家马克思的最重要的目标之一是揭开所谓的货币之谜，从而解决资本拜物教问题，由此产生了对货币之所以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内在和不可或缺的要素可能最严密的论证。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并未完成，并且前所未有地与价值形式分析联系在一起，因而不易被理解，但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不是局部理论，而是复杂的经济理论。货币危机对他来说不是局部危机，而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丑闻，这种丑闻会随着时间推移对实际生产造成影响。单个人或群体对货币的贪欲以及对发财致富的狂热对于马克思而言，只是作为征兆表明货币永无休止地转化为资本，以便在价值增值过程中作为更多的货币回流。从19世纪60年代末起，在关于资本循环的手稿中，马克思使用了许多篇幅来表明资本最安全的形式就是货币形式。例如马克思指出，作为货币的资本（在正常条件下）是不朽的，是既不会生锈也不会被蛀虫吃掉的价值储存器。一旦投入生产，资本就会被固定住，这种情况下需要数年，而且甚至往往是几十年的时间，资本才能分期偿还。即使是处于商品的形态，资本也是脆弱和病态的。未售出的商品会腐烂成“商品尸体”；“商品的美丽灵魂”即价值就飞走了。但是，货币赋予资本必要的流动性，赋予资本一种“随时可用的效能”，即可以在世界上任何期望有高利润的角落立足。马克思很好地理解了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方式的静止和断裂的状态，在许多方面比经济学主流理解得更好。他对信用货币的考察指明，资本的过度积累是一切金融危机的最终原因。
笔者认为，随着马克思对其资本主义理论的建构不断深入，他可能会越来越多地问自己：在货币、价格、成本、利润、信用、利息等不起任何作用的情况下，这样一个高度复杂的产物，它具有最大限度的分工结构，从而在经济上相互交织和相互依赖，而且始终处在科学、工艺和技术的最前沿，这个产物怎样以相同的有效方式继续运行下去。更何况马克思确信，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分工的现有形式还远远不够。恰恰相反，如果劳动始终分割成必要劳动和自由的剩余劳动，人类劳动的生产率还更须通过科学和技术显著提升。在一篇2012年首次发表的手稿中，马克思有过这样的思考，生产过程越是在社会规模上进行，簿记作为对生产过程的监督和观念总结就越有必要，因此在公有生产中是最为必要的。因此，马克思认为，仍会存在簿记货币或计算货币。但是在他看来，总体上流通费用在共产主义社会却会减少，因为不需要为商品去寻找买者，而是为了已知的顾客群体进行生产。这听起来像是傅立叶坚信可以计算出全国范围内的需求，或者像可以计算出衬衫和裤子的平均的耐久性。马克思在谈到生产的“有计划的社会监督”的时候，他眼前是否浮现了无货币结算，也就是说，是否浮现了对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货币加以限制这种想法？在1857年至1858年的危机年份，马克思曾一度相信，后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在没有商品、价值和货币的情况下运作。按照笔者的看法，随着马克思在19世纪60—70年代对流通过程和总的再生产过程所作的研究日益深入，他放弃了这种思想，尽管他对此不想做出具体交代，也没有必要做出具体交代。但对马克思来说，很明显的是，不论货币功能如何，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即作为资本的货币本身将不复存在。
马克思之后的社会主义者，例如天资极高的经济学家卢森堡、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和马克思著作的编辑者考茨基或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希法亭相信，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产品可以直接相互交换，商业和货币可以被取消。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第一次出现了必须在实践中做出决定的困境，而且致命的是其涉及的规模还很巨大。撇开金融制度和信用制度在俄国已经崩溃、市场和货币流通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这一点不谈，从1918年开始的所有努力都是有意识采取使经济生活实现“实物化”的路线，建立一个无需货币的经济体。劳动结算单位如劳动小时，应该取代货币。多年来，怎样将正常的劳动耗费作为可比较的量来进行把握一直受到广泛争论。最奇特的建议之一是按照能量评估劳动耗费（单位产品的人类劳动耗费和动能耗费）。关于公平分配的讨论也没有休止。上面的方法让人想到了魏特林，即为每个工人创建一本账簿，每月在上面记入一定数量的劳动价值单位作为信用。然后工人可以从公共储藏库取走用劳动价值单位标称的产品，直到信用用完为止。但是，这种设想的创始者很快就承认，就像一滴水与另一滴水相似一样，这种劳动鉴定与旧的价格也是相似的。逐渐地，下面这种观点确立下来：即使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货币关系也会在一个不确定的时期内占据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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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偶尔会对热切呼吁的资产阶级自由和平等进行讽刺的评论，而且其尖锐程度一点都不亚于与他同时代的许多社会批判者，例如法国著名小说家雨果、巴尔扎克或小仲马。在1851年的一篇关于货币的手稿中他写道，用货币从任何人那里能获得任何东西：娼妓、科学、庇护权、勋章、仆人、阿谀者，这一切都完全像咖啡、糖或者鲱鱼一样成为交换物。收入的来源不表现在货币上，就像尿味不表现在妓院税上一样，一位罗马皇帝曾这样说过，货币没有臭味。
在英国议会就1844年和1845年的银行法进行的一次辩论中，据说未来的首相格莱斯顿曾经指出，与对货币本质的思索相比，爱情并没有把更多的人变成傻瓜。尽管如此，许多未来幻想家构建的没有商品货币关系、没有市场经济结构的模型，还是显得过于激进，具有不切实际的特征。虽然情况如此，这些模型仍然适用于解决如今我们不仅依旧要重新思考，而且要在全球思考的那些问题。魏特林的说法具有显而易见的现实意义，一个人拥有的货币越多，他就越自由和独立；“被若干少数人搜刮起来的堆积量越大”，“搜刮者所经常掠夺的”人的贫乏也就愈大，而且愈来愈甚。在这方面，媒体几乎每天都为我们提供引人注目的统计材料，这些统计材料表明存在巨大的不平衡：一方面少数人拥有大量的、有时甚至难以想象的财富，另一方面无数的芸芸众生要为单纯地存活下去而斗争。在19世纪，大多数乌托邦主义者要求让所有人能获得各种物品的基本供应，这种想法被他们同时代的人当作天真的平均主义加以误解和嘲笑，这些同时代的人也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如今那些不仅对第三世界，也对欧洲富裕国家下层的社会关系进行批判的人士看来，这种物品的基本供应早就再次成为值得追求的目标。但是要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目标？通过几个世纪以来对社会公平的追求，让所有人获得各种物品的基本供应这一要求的持续的现代性得到了证明，从而也激发人们不断去读一些名言警句。但是，仍然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场景，支持实物支付而反对较高的失业救济金的人竟然将会躲在极其冷嘲热讽的马克思身后：“当然，工人可以不为自己的子女买肉和面包，而把工资买白酒喝掉，这是在实物支付制度下做不到的。这样一来，他的个人自由就扩大了，也就是说，白酒的支配作用有了更大的活动余地。”
大多数人无法想象没有货币的世界。情况恰恰相反。在财富分配不均的情况下，数千万的人梦想着有朝一日获得货币，而还有几千万人则梦想拥有的货币更多一些。大多数中国人怀疑“飞轮”（作者这里提到的“飞轮”，译者暂未找到相关中文文献，在此根据作者的介绍将原文中的“Fei lun（das flegende Rad）”暂译为“飞轮”，敬请专家批评指正。据作者介绍，“飞轮制度”是出现在古代中国的、世界上最早的货币制度或者说没有货币的信用制度。这种制度运行的原理是：假定A向B提供了一项服务，B又向C提供了一项服务，如此进行下去，直到某个时候Z又向A提供了一项服务，从而抵消了A原来向B提供的服务。在这种制度下，每个人都为别人提供没有货币也没有利息的信贷。所有这些“债权”和“债务”都被记入一本账册中，人们从中可以看出，谁还欠别人一项服务。如果“债务人”死了，他的“债权人”的家族或氏族就将记载这笔债务的那一页从账册中撕下来烧掉。基于这些特点，“飞轮制度”只能在很小的共同体内发挥作用，它是无需银行和国家等外在力量介入的私人信用。据介绍，记载“债务”的账册上有一个“飞轮”的标志，这个标志由包括五个轮辐的轮子、轮子上的翅膀组成。图案象征鸟、封闭的经济循环、对一切人都公平等含义）的现代形态能否出现并且是否将要出现。鉴于如今存在的许多具有高度争议性的政治、经济和生态问题，考虑废除货币毫无意义吗？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威胁着我们的生活基础，并与货币经济、市场经济和高消费息息相关，因此这种考虑也有其意义。在德国，一些理论家写作了关于后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文章，他们认为，数字革命提供了一种技术，让人们可以普遍快速地按订购生产商品，而且不再面向未知的市场进行生产，即以使用价值为导向进行生产，而不是以价值为导向进行生产，其趋势就是消除货币。其他人则支持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中国家分担组织和管理的政治职能。对于这些任务，国家需要通过现金流（例如税收）实现财务预算。例如，也不能以实物支付基本收入。笔者也支持后一种观点。关于21世纪社会主义构想的所有讨论者都一致认为，必须从根本上找出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失败的原因，因为它们都曾将按计划有意识地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写入自己的纲领。
在此还要再提一下马克思。如果想从他那里获得建议，则不应使用他在1875年写作的《哥达纲领批判》或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的内容。这两部著作都是反对19世纪70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改良主义努力的论战型著作。这两部著作告诉我们，在当时的视野下，什么对谁来说看起来是可能的或是不可能的。它们没有告诉我们，在今天的情况下什么是必要的。作为替代，笔者建议研究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和信用理论，另外同样重要的是研究2008年首次出版的《资本论》第2册的第Ⅱ稿和第Ⅷ稿中关于再生产的图式。在这些再生产图式中，马克思彻底变更了再生产的条件和过程，一次是在没有货币的情况下，一次是在有货币的情况下。
（姜颖、张红山 译）
【作者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辑和研究专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编辑委员会成员和第2部分《资本论》及其手稿部分负责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专家】
【译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五研究部】
摘自《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2期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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