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伟民 | 后现代：历史学的悼词还是福音？

作  者 | 仲伟民，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清华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

原  载 |《历史学家茶座》2005年第1辑，第123-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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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说所有的历史学著作都不可信，同文学家一样，历史学家写作时也是在创作，构思情节，虚构故事，历史学同文学没有本质的不同——你可能根本不相信或者表示激烈的反对。因为我们对“历史学是一门科学，不多也不少”“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科学”等等说法太熟悉了，以至于已成为我们固定的思维方式，所以我们不太容易接受上述的看法，甚至认为非常荒唐。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现在历史剧大行其道，这些历史剧多是演义或戏说，离历史学家所研究的历史相去甚远，也就是说离历史真相相去甚远。可是现在有人说，根本没有什么历史真相，历史学家讲的也不是历史的真相，发生过的历史已经永远消失了，永远也不可知了，我们知道的只是历史学家用语言编织的故事，历史学本质上与历史剧、小说、神话一样。

上述主张不能被中国的史学家接受，甚至嗤之以鼻，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中国的历史学传统太悠久了，而实证史学又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主流，求真求实是中国史学家追求的目标，这种传统到清代的乾嘉史学达到了极致。我国史学界至今仍崇尚经院传统，那些考证的论著最为学者推崇，被视为治学的最高境界。举个简单的例子，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或北京大学历史系，评职称时如果你拿一部扎实的考证著作或者一篇考证论文作为代表作，就比较容易通过；如果你拿一部理论性的论著作为代表作，那就很玄，十有八九是通不过的。就拿我个人说事儿吧。自认为自己的一丁点特长在理论，但我评职称时始终不敢仅拿自以为是的理论文章给评委们看，因为理论容易被人家挑出毛病，越有新想法的理论就越容易被挑出毛病。所以我们都学得很“乖”，经常装模作样地摆弄一下自己的考证功夫，越是又小又偏的题目越好，越是别人看不懂的题目越好，尤其是以谁都看不懂的题目为最好，那是“绝学”，就你一个人明白，错了也没有关系。但自己心里清楚，那些考证或对或错，能有什么价值呢？比如司马迁生于哪一年、洪秀全有没有胡子之类，我考证出来又能怎么样呢？它无非表明，我从俗如流，做了所谓“真正”的学问而已。

然而，你做的是学问吗？你能求到历史的真实吗？你能告诉我们历史的真相吗？你笔下的历史就比别人写的历史更真实吗？这一切，后现代史学的回答都是否定的。

这是一个致命的否定。因为，如果后现代的逻辑是成立的，那么从认识论上来讲，传统的历史研究就是毫无意义的，历史学家的工作是毫无意义的，历史学这个职业是没有存在价值的，史学从业者应该统统下岗。因此有人惊呼：在历史学领域，狼来了！

后现代史学的观点自始至终遭到众多历史学家的反对，美国甚至成立了反对后现代史学的协会。澳大利亚学者凯斯•文沙特尔撰写了多篇反对后现代史学的论著，其中最新的一部著作就是《谋杀历史学：一门学术是怎样被文艺批评家和社会理论家杀害的》，他把近年历史学衰落的原因归结为后现代的破坏。为了论证后现代史学的罪状，文沙特尔列举了一些数字：美国学习历史的高中生比例由20世纪60年代的2/3下降为90年代的不足20%；在大学阶段，美国高校历史学专业每年的毕业生人数在1970年曾一度达到创记录的45000人，20年后降到了不足20000人，美国同一时期被授予历史学博士学位的人数也减少了50%以上，要知道这一切都是在同期的高校入学人数和学位授予人数都大幅度增加的背景下发生的。即使这种绝对和相对都减少了的历史学专业学生人数对历史学科的就业岗位来说，仍然是过剩的，而且在实际的就业中已经表现出来。1995年，美国历史学会记录在案的被高校吸收就业的历史学博士毕业生人数降到了历史最低点。在澳大利亚，历史学专业毕业生的需求状况同样恶化，相当数量的学生不得不面对被委婉地称作“提前退休”的处境，实际就是被精简失业的窘况。对此，美国著名历史学家C•范•伍德沃德在1998年评论说，形成上述现象，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在起作用，包括很多职业因素以及大学生自身的变化，但后现代理论应当为这种尴尬局面承担重要责任。

后现代真的有这么大的威力吗？后现代史学真的是魔鬼吗？

自启蒙运动以来，进步观念、必然性观念、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客观主义、真理性、普遍性等成为现代主义思潮的核心特征。20世纪后半期，西方社会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使得人们产生了与现代社会和启蒙传统之间的深刻的“断裂感”，产生了很多的疑问，比如全球化的加速、消费社会的形成、贫困现象的加剧、种族与宗教矛盾的突出等等。这些都促成人们对现代主义思潮进行深刻反省。后现代主义就是反省现代主义的成果之一，它的出现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合理性。在理论上，后现代主义的普遍特征可以归纳为：去“中心”、斥“整体”、非“理性”、远“结构”、反“基础”，强调暂时性、特殊性、差异性、不确定性、非延续性、非方向性、非目的性等等。后现代首先影响了艺术，次及文学、人类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历史学“感染”最晚，被称为现代主义的最后堡垒，而今历史学终于未能幸免。于是出现了文章开头所说的那一幕。

这么说仍是太抽象。具体到历史学研究，后现代思潮主要影响到了历史认识论和历史研究选题两个方面。

20世纪历史认识论方面的重大进步是历史主体性的引入，学者们认识到：在历史学家笔下，纯粹客观的历史是不存在的，因为你在收集、整理材料及写作的过程中，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了历史的创造，历史著作渗入了历史学家个人主观的因素，这些主观因素可能有个人兴趣的影响，也可能有党派、民族、宗教感情等等的影响。我随便提几个名字，大家都不会感到陌生，如雷蒙•阿隆、卡尔、鲁滨逊、柯林武德、克罗齐等；至于他们提出的命题如“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历史是历史学家心目中的历史”等，大家可能就更熟悉了。上述观点对后现代史学产生了影响，但后现代学者并不满足于此，他们通过分析语言的运用和语言的结构来解构传统史学。他们认为，历史描写釆取陈述的形式，而陈述要通过语言来实现；我们所了解的历史事实只是通过语言中介构建的历史，历史的真相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德里达就说，只存在文本，这些文本除自身外毫无意义，它们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怀特认为，即使历史学家尽量去摆脱政治、宗教等主观的因素，他们还会受到另一种主观的、甚至是先验因素的影响，这就是语言风格和修饰形式。因为历史著作通过语言来叙述，实际上就是讲故事；故事有情节，于是历史学家在写作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就会设置、安排情节；至于设置什么样的情节，讲什么样的故事，是喜剧还是悲剧，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则与历史学家个人的爱好、性情、人格等因素有关。在怀特看来，历史学家的工作与文学家的创作没有根本的区别，历史和文学没有根本的区别。“文学”一词，怀特用的是“fiction”，而“fiction”在英文中是“虚构”“虚拟”“杜撰”的意思。与极端的后现代史学家稍有不同的是，怀特仍然承认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因此他宁愿称自己是最后一位现代主义者），只是它的存在已没有实际的意义，因为一旦历史学家将历史事实编织到历史叙述中去，该事实的客观性就丧失殆尽了。

从认识论和逻辑的层面来说，我们不得不承认，后现代史学的这些观点是成立的。但是，我们却只能姑妄听之，不可信而行之。为什么？因为历史学作为一门学术，我们要通过这门学术来了解过去，了解人类昨天的生活、成就、教训等等，如果我们放弃这门学术，放弃语言和文字，过去的一切我们就永远无法知晓——虽然它可能模糊、凌乱、抽象、不连贯、不准确，但毕竟是一种中介，在此前几千年的时间里，我们了解历史只能借助于文字和语言。今天虽然有了各种各样的声像图片资料，但这些资料仍是经过了人们的加工，而且仍然只是局部、片段，将来的科学技术再发达，也不可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全方位全图景全时段的历史。历史学家批评后现代史学是“历史虚无主义”观念，是对历史学的“谋杀”，此观点虽然偏激，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说明后现代史学在历史认识论方面的确击中了传统史学的要害。好在后现代论者多非历史学家，历史学作为一门学术，有自己多年形成的“行规”，只要按“行规”进行研究，还是会继续存在下去并被人们重视的。因为通过语言文字是我们了解历史的最好的办法，除此之外，我们尚无更加高明的手段。

如果说后现代史学在认识论方面是“破而不立”的话，在历史编纂学方面，后现代史学是有破有立的，对中国史学尤其具有启发性，这在历史研究的选题上表现很明显。20世纪以来，我国现代史学在部分继承传统实证史学和鉴戒史学的基础上，几乎全盘照收了西方的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我国虽然是非西方国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与西方相比也还有很大差距，但是中国现代史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方法却差不多完全跟随或照搬西方，在某些方面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我们对历史进化论的尊奉，对现代化的狂热，对历史规律性的追求，对一元历史发展观的信仰等等。对于上述种种观念，我们长期以来缺乏反思和批判，更缺乏创新。比如，我们长期习惯于“大历史”“宏大叙事”，出版了成千上百种通史、党史、革命史、社会发展史等等，但空洞无物，重复雷同，枯燥乏味，普遍缺乏对人、对历史深刻和细致的研究和描述。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传统历史学研究中的“宏大叙事”不见了，代之以日常生活、底层人物、突发事件、妇女、性行为、精神疾病等微观和细节，地方史、家庭史、妇女史、心理史、疾病史等方兴未艾，这差不多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社会史研究的勃兴。当然社会史研究的兴起有多种原因，决不仅仅是因为后现代的影响，但后现代在其中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另外，西方近代化运动的先行造成了“西方中心论”（或“欧洲中心论”）话语霸权的牢不可破，而后现代主义将它打得粉碎，萨义德就认为，“东方主义”源于西方文明的排他性，西方需要人为地制造一个“他者”，以衬托西方文明的优越和超前。我们看到，史学领域里的“非西方中心论”新论迭出，如“中国中心论”“白银时代”“大分流”等等，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影响。

后现代史学的确是“破”多“立”少，比如对历史研究釆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就是不可取的。但是，在对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产生迷信的时代，不首先“破”，何能谈“立”呢？有人认为，中国至今还没有完成“现代性”，怎有资格谈论“后现代”？我想对持这种观点的人说，现实与观念可能脱节，有时观念可能先行，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尤其如此，因为地球变小了。

最后，我想说，后现代既不是历史学的悼词，也不是历史学的福音，它只是对传统史学产生了冲击，盲目信从或排斥都不是科学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