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载 |《历史学家茶座》2011年第1辑，第97-107页
胡厚宣先生是先秦史研究室的主任，著名的甲骨文专家。他是老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生，曾一度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是傅斯年的下属，解放前夕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工作，历史所组建的时候来到这里。他是二级研究员，在历史所是为数不多的高研之一。
我与他接触很少，只是在宣传队进驻后，由于我们编在一个排，才有一些接触。先就学问说。他的特长是熟悉甲骨文的收藏情况，哪个图书馆、博物馆和私人手里收藏有几片甲骨，他都一清二楚，谈起来如数家珍。再说他的为人。我听到不少与他熟悉的同事、朋友以及他的学生对他的看法议论，都说他为自己想得多，对朋友和后辈提携不够。据我的观察，胡的为人似乎还不能用“自私”二字概括。他的所作所为，特别是他的行事风格，都是在解放后没完没了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历练”出来的。在人格被普遍扭曲的情况下，他总结出一套自我保护的措施。试想，在解放后接连不断的运动中，作为一个时刻处于风口浪尖上的高级知识分子，他能够安然无恙地度过一次又一次的险关，这需要多少智慧和心机？在1964年至1965年全学部的干部几乎都去山东海阳参加“四清”运动时，在1970年至1972年全学部的干部几乎都去河南息县“五七干校”时，他竟然能够逃脱这两次惩罚，安然在北京悠悠岁月，这又需要多少智慧和心机？据有人说，胡不去参加“四清”和下干校的理由很简单：离开夫人，自己睡不着觉。真实情况如何，没有办法从他本人那里得到核实。不过，我们在同一个排参加运动的时候，他是最遵守纪律的一个人，从不迟到和早退，每次开会，他都是规规矩矩地坐在那里，拿个小本本，认真地记录别人的发言。在无论什么会议上，他都不会抢先发言和表态，他总是在大家的发言差不多快结束的时候讲，但又不是最后一个。发言时看着小本本，讲一段比较周密得体的话。他的讲话不得罪任何人，有时将自己摆进去，检讨几句。例如，有一次讨论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他明白1962年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与毛主席的精神不一致，他既不能说毛主席的思想不对，又不愿说两位总理的讲话不对，只说自己思想没有改造好，“我是既怕苦，又怕死。没有学好毛泽东思想”。为了保护自己，对历史所“文革”中的两派，他谁都不得罪。哪一派当权，他就跟着哪一派。当他认为某一派正确的时候，也能有比较坚决的表示。如1967年春天，当我们一派从联队拉出队伍，同潘梓年、吴传启、林聿时一伙决裂的时候，他十分坚决地同我们站到了一起。胡一生真诚拥护共产党，解放前夕，为了不去台湾，他不惜同执意去台湾的妻子决裂，留在了大陆。他在解放后生活了二十多年，一心一意从事自己的甲骨文研究，最后协助郭老完成了世纪工程《甲骨文合集》，了却了一生的心愿。综观胡的一生，不管别人如何评价他，我对他充满了理解和同情。在解放后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他的自我保护意识和保护办法都是值得肯定的。惟其如此，他才能够为中国的甲骨文研究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贺昌群先生是秦汉史研究室的主任，解放前曾做过中央大学的历史系主任，以主张中国古代社会实行土地国有制而闻名。解放后他似乎逐渐淡出学术界。我进入历史所后，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行事低调，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老知识分子形象。在大小会议上，我没有听到他讲过一次话。
“文革”开始后，他的二级研究员的身份就使他逃不掉“反动学术权威”的头衔。他似乎毫无怨言地进入“牛鬼蛇神”的队伍，被挂上牌子集体批斗。历史所的造反派没有单独组织对他的批判。据知情者揭发，50年代末期，他在同科学院一位女士在宾馆开房幽会时被警察逮个正着，因而被拘留了半个月。他可能因为这个“污点”而一直小心翼翼吧。1966年8-9月份，社会上的红卫兵到处“破四旧”，随便进入一些社会知名人士的家里抄走或焚烧图书和各种艺术品。我们历史所的红卫兵为了保护一些高级研究员家里的图书，就抢先到他们家里去封存他们的图书，有时为了更保险起见，就将整个书房也封了。在我带人去贺家查封图书时，跟进去几个街道上的老太太造反派。在我们封存完贺家的书房出来的时候，贺说他放在中间厅里桌子上的手表不见了。那时手表还是珍贵之物，我立即感到问题严重，就打电话让傅崇兰赶来商量对策。傅来后，我们检查了一起来参加查封工作的几个红卫兵，当着贺的面解除我们几个人的嫌疑。贺也说：不可能是咱们所的人干的。他怀疑是街道上的几个老太太中的一人所为，但已经没有办法抓住这个小偷了。贺的儿子当时是清华大学的在校生，我们去封贺的书房时，他正在家。我们说明来意后，他十分主动地配合我们的工作，将自己的行军床从书房移到客厅里。他小声问我其父如何定性，我说据我知道的材料，他定不了敌我矛盾。他儿子对此感到安慰。在当时的情况下，犹如惊弓之鸟的高级知识分子只求自己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就比较满足了。贺在80年代去世。以他的学术水平和学术积累，他在晚年本应该有一批学术成果问世，可惜当时的社会没有为他提供一个安定的环境。
王毓铨先生是明史研究室的主任，山东莱芜人。抗日战争前先是在曲阜的山东省立二师读书，据何兆武先生说，王毓铨先生参加过《子见南子》的演出，饰演子路。此事曾被曲阜孔氏家族告到当时的国民政府，在中国教育界引起轩然大波。鲁迅也出来仗义执言，反对孔氏家族干预教育。王后来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作为热血青年投身军旅，随张友渔(时任山东省委联络部长即统战部长)在石友三部队的政治部工作了一段时间，期间他为美国的一个杂志写稿，介绍中国军民英勇抗战的事迹。不久得识美国驻华使馆的费正清，经费氏介绍去美国学习和工作。在整个抗战时期，他多次向宋庆龄主持的基金会捐款，支持祖国抗战。“文革”中他曾拿出几张宋庆龄亲笔写的收据。王毓铨先生
解放后不久，他就回国，到组建不久的历史所工作。回国后，他先用自己在美国的积蓄在北京购买了一处四合院，后来觉得在新中国拥有私人的房产不好，就主动无偿上交了。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在建国门外的宿舍分给了他一套四居室的住房，而他自购的那套住房后来就成了学部副主任刘导生的府第。对此，他始终无怨无悔。在历史所定级时，本来组织上根据他的学术水平决定给他定二级研究员，可他自己硬是要了个四级。他的真实思想是：我没有为新中国的建立出一点力，我就不能享受太高的待遇。就是如此天真可爱的对新中国怀着赤子之心的知识分子，“文革”中也不可能逃过一劫，被打入了“牛鬼蛇神”的行列，但并未受太大的冲击。工军宣传队进驻后，我们同编在一排。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他因为已经交代清楚的“托派”问题又被重新“清理”了一番。王认为自己抗战时期的表现总是好的吧，谁知一个懂英语的人拿来他发表在美国杂志上的文章，说问题很大，因为他的文章全是颂扬国民党军队的。王听后十分紧张。他对我说：“我当时只在国民党军队待过，就是知道他们那点事，对八路军的情况我一点儿也不了解，我怎么去介绍八路军的事呢？再说，当时是全民抗战，国共合作，我哪里知道还有什么两条路线斗争呢？”现在看，王的话是完全正确的，他的行为体现的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爱国赤诚。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还得检查自己“颂扬国民党军队”的“错误”。不久，宣传队宣布对他问题的处理维持原来的结论，王真诚地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1969年秋天，学部开始大规模清查“五一六”运动，历史所的中青年人不是清查者就是被清查者，我们一批重点审查对象被关在建国门外的宿舍里，日夜受着逼供信的熬煎。这些人和专案组人员一日三餐需要解决，于是身体比较健康的王先生就派上了用场：为“五一六”分子和专案组送饭。木工为他做了一个放在自行车后架上的分为多格的盒子，能摆放多个饭盒，于是王一天三次从建内5号的学部机关食堂为“五一六”分子和专案组人员买饭、送饭。王肯定为组织上交给他如此重要的工作而自豪，所以他尽职尽责地工作，不论春夏秋冬，不管风晴阴雨，他总是骑着自行车准时将每个人的饭菜送来，饭后再将饭盒收回，又准时去食堂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打好不同的饭菜。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在近一年的时间中每天就做这种一个文盲都可做好的工作，反而认为是组织对他最大的信任，并为能干这样的工作而对组织无限感激，这种悲哀大概也只有在这些“特殊年代”能够创造出来。不过王还是幸运的，他在“文革”结束后还做了不少工作，出版了《莱芜集》、《明代的皇庄》等著作，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留给了后人，大大减少了不少同他一样的知识分子或多或少都有的遗憾。
谢国桢先生是明史研究室最老的专家。他毕业于20世纪20年代的清华大学研究院，是梁启超的高足，曾在梁家做过家庭教师。解放前他是最负盛名的晚明史专家，有《晚明史籍考》、《东北流人考》等一系列著作出版。其著作曾得到鲁迅的赞赏。他的文笔清新流畅，引人入胜。但他为人所诟病的地方也不少。
首先是“文化汉奸”的问题。1937年北京沦陷于日寇之手后，他没有离开就是不明智的，更不明智的是他竟然就任了伪北大的教授，而最不应该的是他竟跑到日本鬼子的电台发表鼓吹“大东亚共荣圈”的讲话。如此一来，他“文化汉奸”的帽子就是铁定了。其次是垄断资料问题。据说谢家里晚明的藏书比北京图书馆还丰富，有些珍本只有他有收藏。在他有了某珍本以后，凡在市场上见到同一版本的书，他一定买下来，目的是不让别人见到。他写文章时，不时抛出几条他掌握而别人不知道的材料，以此取胜。别人求到他门下看他珍藏的孤本，他坚决加以拒绝。第三，他特计较。因为是“文化汉奸”，解放后他只定了个四级教授。虽然不算高，但每月也有200多元的收入，在当时的中国应算在高收入阶层。但他特爱计较，买什么东西都讲价，在稿费问题上更是一分钱也不放弃。我在食堂买饭时曾亲眼看到他要求大师傅多给他一点菜。由于有以上这些问题，他在历史所的老一代专家中，是威望较低的一个。尽管他的学术水平很高，资格也比较老，但他连招研究生的资格也没有。“文革”开始，他基本没有受到太大冲击，只是以“反动学术权威”的身份进入牛棚而已。1969年上半年宣传队领导清理阶级队伍时，他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批斗。不过，他的地位和影响还不够在全所大会上批斗的资格，只是在我所在的一排进行了一次批判就算过关了。记得批判他的那一天，有一个人发现他家存放着他祖宗的牌位，就取了来，让他两手托着祖宗牌位接受批判。他大概已经被历次运动吓破了胆，双手托着牌位，浑身颤抖，泪流满面，给他安上什么罪名他都接受。1970年夏天，他已经七十高龄，还是跟着下了干校。后来又跟着到了明港，与大家一起住在大房间里。他在北京使用抽水马桶已经习惯了，大便时坐着。现在到了小地方，没有抽水马桶，他只能站着大便。由于便秘，他往往一站就是大半个小时。1971年夏天，明港酷热难耐，大家都只穿一条短裤睡觉，谢也如此。一天夜里，他从床上翻身摔到地上，他自己竟然浑然不觉。第二天早晨，人们才发现他躺在水泥地板上。经过批判后，人们发现谢被“改造”得好了许多。在干校时，他不再那么小气了，多次拿钱买西瓜给大家吃。回到北京以后，青年人向他请教问题，他不仅能给予详尽的解答，而且还能将他珍藏的书拿来供你参考。我回北京以后，虽然还处于被管制的状态，但已经可以读书了。我在读了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后，开始写《梁启超传》，使用的是困难时期历史所印制的非常粗糙的稿纸。不知谁同他闲聊时谈到我的情况，一天上午，谢到我所在的办公室，对我说：“听说你很用功，在写《梁启超传》，用的还是困难时期的稿纸。我那里有我自印的稿纸，比你用的好多了。你什么时候去建外，到我那里拿些用吧。”我虽然一直没有去他家拿稿纸，但对他这样关怀后辈，还是怀着由衷的感激。大概是1978年，谢先生接受《光明日报》记者的采访，谈到“文革”中的遭遇，他说：“‘文革’中历史所的红卫兵，其中有些是我的学生，为了防止社会上红卫兵的破坏，就将我的书封了起来，所以这些书都保存下来了。”谢的历史虽有抹不掉的污点，但作为一个有才华的历史学家，他的贡献也是不能抹杀的。他本质上是个书生，不少时候，他的身上还能显出书生的良知。
杨向奎先生是清史研究室的主任，他是老北大毕业生，胡适和顾颉刚都是他的老师。解放初期他在山东大学任文学院长和历史系主任，是历史系唯一的一位二级教授。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调到历史所，一直任清史室的主任。杨先生写文章很快，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等著作，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因为杨先生是党员，在历史所被视为又红又专的专家，在群众中也有着比较高的威望。“文革”前，他曾被邀请去林彪家，为叶群讲《孙子兵法》。他在“文革”开始时受的冲击并不大，只是随着他的老师顾颉刚先生受了一两次集体批判。他因为与林彪有交往，就写信说自己受了“迫害”，希望能去“林办”工作。得到林的批准后，他就去了“林办”上班，实际成了林的历史顾问。据说1969年中共中央在庐山开会时，他日夜在“林办”值班，随时为林提供历史文化方面的咨询。据后来杨自己讲，毛主席在会上引了《诗经·青蝇》中的“营营青蝇，止于藩。岂弟君子，无信谗言”，林彪让叶群打电话请教杨，杨就给她讲了这首诗的意思。1971年林彪一伙垮台后，杨被称为“教师爷”“杨太师”遭到批判，但后来审查的结果证明他们的关系不过是工作关系。公正地说，杨在“文革”中的表现凸显了他做人上的不足。傅崇兰是他直接调来历史所的爱徒，周绍泉是他的研究生，两人对他一直是崇敬有加的。可是在1966年6月3日以后镇压造反派的日子里，在批斗造反派的会议上，他是插话最多的老专家之一，对傅上纲上线，批判不遗余力。1966年8月造反派翻身当权后，傅对他是相当宽容的。在开他的批判会时，傅从来都找借口回避，大概是怕面对恩师难为情。这一点，杨应该是心知肚明的。然而，他对傅却是毫不客气，在给林彪的信中说了他不少坏话。1968年初我们一派失势后，尤其是清查“五一六”运动中，他坚定地站到尹达一边，与自己的爱徒和研究生划清了界线。顾颉刚是他的亲老师，他也一直对顾执弟子之礼。从他们以往的交往看，师徒是相知很深的。“文革”中，当顾颉刚遭到批判时，杨不仅写了批判顾的大字报，而且当着顾的面读顾收集的民间歌谣，使顾有点下不来台。据说，1967年春节第一天，当杨带着夫人像过去一样去顾家给老师拜年时，顾对他不予理睬，这使杨十分难堪。我猜顾的心理，他能原谅一般年轻人造他的反，因为他认为这些小毛孩子涉世不深，对他的学问和价值不了解。而杨是他的最相知的学生之一，他造老师的反就是没有道理的。对杨的学问，外界，尤其是他的那些学生的估计是偏高了。黄冕堂先生甚至认为，在顾颉刚之后，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杨就能占第一把交椅了。但历史所的人对杨的认识比较符合实际。他们认为与顾相比，杨无论就才气还是功力，都差了不止一个档次。就是与同辈的张政烺、徐中舒、谭其骧、白寿彝、金景芳、杨宽、邓广铭、郑天挺等相比，他也不是最强的。我是同意这个评价的。杨自然也有他的过人之处，他兴趣广泛，在自然科学的修养方面超过了他的一切史学同辈。在“相对论”问题上，他敢于向爱因斯坦叫板。他写的对墨子科学成就的评论，可能达到了中国学者的最高水平。不过，杨对历史人物和现实人物的评论，有时往往带有很强的感情色彩。一次在山大召开墨子的学术研讨会，他在发言时说：“墨子一人，顶得了所有希腊、罗马的思想家。”这里的爱国激情是可贵的，但很难看做是科学的评论。因为古希腊、罗马思想家的许多贡献是中国当时的思想家没有的，他们是各有千秋。20世纪90年代初，白钢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史》出版。白比较善于造势，就请了杨先生、邓广铭、张政烺和赵宝煦等一批北京的名流学者，在亚运村大酒店举行座谈会，会上对这本书是一片赞扬之声。杨发言时，看了一眼白钢，说：“白钢是个天才。”这时他又看到了我，接着说：“孟祥才也是一个天才。”说实话，我听到他的话，既没有飘飘然，也没有对他产生感激之情。因为我觉得他说的是不实之词。白钢自我评价如何我不知道，我是从来没有感觉自己是天才。当然也不是笨蛋，只不过有点小聪明而已。我调来山大后不久，杨即频频来山大讲学。每次他来，只要我知道，一定前去问候。2000年，杨以九十岁高龄病逝。山大派出了一位副书记和历史系主任以及教师代表黄冕堂先生参加了他的追悼会。黄先生参加完追悼会回济南后，对我大发了一通感慨说：“这次杨先生的追悼会与赵丽蓉的追悼会同时在八宝山公墓举行。赵的追悼会人山人海，盛况空前。杨先生的追悼会却是冷冷清清。这太不公平了。一个戏子，值得这样追悼吗？”对此，我倒没有黄先生的不平之感，而认为是极其正常的。赵是一个优秀演员，拥有广大的观众，她的追悼会自然形成轰动效应。杨仅仅是一位从事文史教学和研究的教授，他的读者群和影响面都是很小的。学术是寂寞的事业，除了个别人和特殊情况下可以出现轰动效应(如杨荣国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及当今的学术超男超女在百家讲坛上)外，一般人都会与寂寞相伴终生。杨先生的名气大于他的实际水平，身后能在中国第一殡仪馆举行追悼会，也应该算是生荣死哀了。地下有知，他应该感到满足了。
我所在的思想史研究室还有两位副研究员，一位是魏明经，一位是张德钧。魏明经籍贯河南，出身北大，曾与任继愈一起在汤用彤名下做研究生。解放前夕在齐鲁大学教书。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时，齐鲁大学因为是教会学校而被取消，魏转到山东师范学院教书，不久调到历史所工作。室内有的同事说他神经有毛病，背后叫他“魏神经”。实际上他没有什么毛病，只是有些内向，不合群，很少与人交流思想感情。但他对自己和身外的事物，大到国计民生、世界形势，小到人情琐事，都有自己的看法，绝不人云亦云。他默默地研究庄子，“文革”中曾拿出抄写工整的三大本文稿给我看。其中对庄子的看法就不同流俗，——他认为庄子是战国时期农民利益的代表，而且很可能就是农民革命军的“地下工作者”。我当时被他奇妙的论点惊得目瞪口呆，同时坦率地对他说这样观点的文章和著作是不可能发表的。以后有人批判他的这一观点，他理直气壮地坚持，丝毫也不让步。由于他独来独往，又与世无争，“文革”中基本上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只是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有知情人提出他当过国民党军队的少校，让他讲清楚，这才引起人们的兴趣。在一次全排人参加的会议上，有人根据《公安六条》认定他是“历史反革命”，不少人跟着起哄，引起了他的愤怒。他毫不示弱地为自己辩白说：“我1926年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进了冯玉祥办的军事学校读书，很快就分到冯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司令部任文书，获少校军衔，在二集团军参谋长李树春直接领导下工作，直到1928年随军进入北京。这一段时间二集团军司令部发布的大多数文告都是我写的。再后来我就去北大读书了。所以，我不仅不是‘历史反革命’，而且还是革命的。”查这一段历史，他所说的“干革命”其实就是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桂、冯、阎四大军阀联合发动的对北洋军阀的第二次北伐。按照中国史学界的传统观点，参加这一次北伐是不能算“革命”的。不少人起来驳斥他的“革命”论，但他一口咬定自己就是干革命。现在看来，他的观点至少是有道理的。二次北伐最后结束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完成了在国民党旗帜下的“统一”，仍然有进步意义。1970年7月，我因为被诬陷为“五一六”分子在关了九个月后放出来，在经过全所的一次批判大会后让我回到群众中。那天上午11时，我拖着疲惫的身躯来到我所在的一排的大办公室，由于我当时的身份是“五一六”重要骨干分子，犹如印度种姓制度中最下层的“不可接触者”一样，谁也不敢理我，都和我“划清了界线”。我找了个椅子坐下，一阵头晕恶心，大汗淋漓，简直坐不住了。我的情况同排的三十多个人都看在眼里，但谁也不敢施一援手。这时，魏明经走过来，端着一杯水，小声说：“我看你很不舒服，喝点水，躺下休息一下。”说着又拉来两把椅子，与我坐的一把并起来。我喝了他送来的水，就势躺下。说实话，我被魏先生的行动深深地感动了。在别人对我避之唯恐不及的情况下，和我没有一点交情的魏先生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对我表示了真诚的关爱。我当时咬住嘴唇没让眼泪流下来。这一幕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从此我知道了魏先生的人品比历史所许多拥有光荣头衔的人们要高尚得多。以后我们保持了虽然淡如水但却真诚的友情，我尊他为长辈，逢年过节送上我的问候。1976年我调回济南后，他一次因事来济南，还到我在山大简陋的住处看我。不过，不久之后他就去世了。因为丧事从简，我当时没有得到消息，也没能去送他一程，至今思之，犹觉得遗憾。但他活在我的心里。以魏先生的智商和学术积累，如果外部的条件和环境比较适宜的话，他应该能够作出一定的成就，可惜时代没有给他提供这种机遇，他的学问也就只能化作火葬场的烟尘了。惜哉！
思想史研究室另一位副研究员张德钧，四川人，说一口地道的四川话。他对佛学有些研究，写过几篇论述佛学的文章。我因为对佛学一窍不通，他的文章也没有读，究竟水平如何，无从判断。据一个同事说，张先在《光明日报》做校对，因为同郭沫若同乡和认识的关系，就被郭介绍到历史所。在光明日报社时他的工资是70多元，郭老知道后认为太少了，就给增加了100元。他的级别是五级副研。
张的为人不如魏明经先生厚道。魏在“文革”中，没有参与批判任何人。张却批判过侯外庐先生和尹达等人，在关键时刻极力表现自己。“文革”前，学术界曾就流传于世的《兰亭序》的真伪问题进行过讨论。因为郭老主张《兰亭序》非王羲之的作品，张即写文章论证这一观点的正确。有一次，邓拓写了一篇杂文《水上菜园》，张更进一步，写了一篇《水上稻田》与之呼应。1970年全所到河南干校不久，张即设法回到北京。但过了不久他就去世了。听到他去世的消息后，大家对他有所议论。我顺手写了一副挽联调侃：追郭老，力辩《兰亭》非羲之；慕邓拓，奢言水上可稻田。张书生和王竹楼看了，说此联虽然在对仗和音韵上不规范，但将他的两件事概括得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