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大一分为三的日子（曲阜篇）

作  者 | 黄清源，曲阜师范大学教授

原  载 |《曲阜师大报》2013年4月11日、25日，第4版

原  题 | 忆与山大合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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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山大合校的日子

“山东大学一分三，济南曲阜与泰安”，这是山大政治系教师臧克家长子臧乐源一首打油诗开头的两句。“文革”中期1970年夏，山大一分为三。理科留济南改办科技大学，生物专业并入泰安山东农学院，文科迁曲阜与曲阜师院合并组建新山大。山大文科迁到曲师时，两校都无学生，教职员对口合并。合并后我所在的中文系教工达百人左右，基本上各占一半。

山大中文系闻名全国，又以古典文学师资力量最强。山大兵（红卫兵）称古典组有“四大山头十八学士”。“四大山头”指冯沅君、陆侃如、高亨、萧涤非，都是国内一流专家，但他们从未“拉山头”，这是红卫兵给强加上的。冯沅君和陆侃如是夫妇，曾先后任山大副校长。当时来了冯沅君、萧涤非，陆侃如因关押在济南，一年后释放才到曲阜。高亨没有来，“文革”后他被中央以借调名义在北京保护起来，一直未回山东。这里多说几句。1964年毛主席读了高亨著作，给他来信高度评价，有“高文典册，我很爱读”的句子（见《毛泽东书信选集》198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山大迁曲阜后便以信封上毛主席亲笔“山东大学”字样制作校牌校徽，沿用至今。

山大学抗大，“系”改为大队，系主任称大队长，书记改称政委。我们中文大队大队长是原曲师中文系主任李子虔，政委是山大中文系原书记章茂桐。章政委是老革命，抗战前已是山大地下党员，解放后曾任外交学院副院长。1971年山大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学生中建连队，教师随各连。我所在的连队连长是山大古典文学教师赵呈元（九十年代为山大出版社总编），指导员好像是原曲师教现代文学的牟书芳，记不太准，因为我当时“赵连长”叫得顺口，印象更深。

我当时是单身，住在学生宿舍楼（现已拆，位置在综合楼后）一楼二十来平方。山大迁来，又搬进来了山大古典文学教授关德栋和教现代文学的青年教师王长水。

王长水先生

长水有文艺天资。有一次忘了为庆祝什么，要教师也出节目，连李子虔大队长也上台表演山东快书。长水演一个老爷爷，满腮粘着又密又长还打弯的雪白络腮胡，佝偻着腰，还真像。王长水现在已是著名的书法家，当时却未注意到他这一特长。书法那时也不值钱，只有国家富裕安定时它的含金量才高。当时教古汉语的山大教师蒋维崧先生，已是有名的书法家，听说叫他抄过大字报。大约是2008年我在济南一家文物商店，看到蒋先生一个小条幅，只有七个字标价两万。我说太贵，店家说：“你仔细看看这是真迹！一字三千，我还优惠一千块呢。”是不是店家漫天要价我不知道，这在1970年是不可想象的。

曲师与山大合校近四年，1974年山大原班人马迁回济南，曲阜师院恢复。在这近四年里，两校文科教师工作中交流互补。我觉得，特别是我们青年教师无形中受到深远的影响。

应该说，两校各有特长。曲师作为培养教师的师范学院，一直注重基本功的训练。一次，原山大的一位青年教师上课，李子虔大队长去听课，发现这位教师板书有错别字，李子虔老师忍不住走上讲台把错字纠正了过来。写个把错别字虽学者亦不能免，这件事却说明了曲阜师院的传统，在教学基本功上一丝不苟。但是，在学术氛围和对专业课题的深入钻研上，曲师和山大就有差距了。“文革”前曲师把教课作为主要甚至唯一的方向。那时很少有人写学术论文，领导也不看重和提倡。有的青年教师投稿被退回来，就觉得很没面子，有点不务正业又没“务”上去的尴尬。而山大学术风气积淀数十年，虽经“文革”冲击，但其惯性仍在，只是在当时政治大背景下改变了轨迹，青年教师仍愿探讨问题和写文章。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合校之初的夏天傍晚，在青年教师宿舍旁的操场上，乘凉打牌的基本上都是原曲师的，而原山大的青年教师大都在宿舍里读书。

但是，这并不是说曲师青年教师没能力搞科研或文笔不好，只是“文革”前没有相应的气氛和条件。合校不久，有一次省里开文艺座谈会，山大派人去写系列报道，其中有原曲师青年教师张忍让。张忍让思维敏捷，文笔清新，写得又快又好。后来他又被派往下丁家，主写了几十万字的长篇通讯，成书出版。八十年代以后，张忍让教着写作课业余又搞古典研究，成为有名的古文论专家、聊斋专家、古典文学博导。我曾见山东作家协会冯中一教授拿着张忍让的书赞叹说：“大作，大作。”山大迁回济南时把学生也带走了，曲师中文系教师打破了没有课就没事干的旧思维格局，写作出版了一批图书。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出版社的出书需求，应该说也有山大在曲阜的潜在影响。在“文革”后的拨乱反正时期，曲师教师更写出了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文章。现在，我们曲阜师大的学术风气浓厚，和“文革”前的曲阜师院大不相同了。

誓要坐烂椅子的关先生

山大教师中，我最熟悉的是关德栋先生。在山大，能被尊称为先生的，是学术上卓有成就的教师，不分性别，如不论当面或背后人们都对女教授冯沅君称冯先生。山大文化积淀中尚保留着学术界通常称谓的承袭性。

关德栋先生

关德栋先生满族人，当时五十来岁。他爱人在山大生物系，随系迁到山东农学院，孩子上山下乡，所以单身来曲阜。听山大青年教师传言，关先生29岁即成为教授，学问有多深摸不清，因为他搞的大家都不懂。他通梵文、满文、民俗学、敦煌学，梵文、满文国内已没有几人能识读。我和关先生同宿舍近四年（王长水后因爱人调来搬出），从闲谈中大体知道了他的经历。解放前关先生在北京、上海佛学院教书，因研究印度哲学，学会了梵文。建国后经郑振铎介绍，到兰州大学，后转福州大学，再到山大。

我问关先生满文还有什么用。他举了个例子：清政府有个部级单位理藩院，掌管蒙回藏边疆民族事务兼办对俄外交，文件全用满文书写，现故宫中堆积甚多，称满文老档，是清代民族史、边疆史、外交史以至涉及边疆问题的原始资料，但能看懂者已了了，满文老档成了死档，亟需译成汉文。关先生说，连德国都有德满词典，中国却没有汉满词典。我见他成年累月用软包烟盒纸做卡片，积累满文词条。一个人想搞部汉满词典是大工程，甚至需毕生精力，那时又无资助，全凭关先生的自我责任心。他足不出户，日以继夜，山大青年教师戏称他是发誓要坐烂几把椅子的人。连信件也由我从资料室捎来，较常见的是复旦大学赵景深的来信。赵景深早年曾是文学研究会干部、作家、文学史家，关于古今民间文学的著作甚丰，估计是同关先生讨论民俗学问题。有一年，当时名满全国的批孔老将杨荣国教授来到学校，杨披着军大衣，跟着几位解放军，经过我们宿舍。一群学生、教师在路边看，随着走。我回到宿舍，见殷孟伦教授也在。我说杨荣国到咱们口了，关先生不去看看？他正和殷先生讨论李白出生地碎叶问题，谈兴正浓，毫不理会。

关先生生活十分俭约，说来使人不信。他一床薄被，还有小补丁，铺的是背衣服的大布带。冬天床头用报纸挡风，到了春天也不拿掉。那时宿舍没有暖气，有一天很冷，我说我有件棉大衣，您盖上吧，他说不用，再冷时他有雨衣。一开始我不太理解，后来逐渐明白，关先生的心思全在他的学术和满文上，对生活几乎没有要求，或者说漠不关心。有一年寒假回家，关先生先走的。我怕小偷夜间进来，想了一招：把绳子拴在脸盆架上，另一头系住对面的床头。设想是小偷摸黑进来将绊倒盆架摔响脸盆惊动四邻。等我从家里回来，见关先生正埋头看书，所设“机关”依旧，也不嫌进出不便。我急忙拆除并向关先生说明我的防盗思路，关先生笑了笑说很好，并不在意。那时我自学外语，有时在宿舍朗读，问关先生要不我出去念？关先生说没事。可见他沉浸在所研究的课题中，专心致志，真正做到了听而不闻。这种境界我一辈子别想达到。

谈起学术问题，关先生兴趣盎然。夜晚熄灯长谈，关先生谈满文老档，谈土尔扈特，谈图理琛，谈北疆民俗风情，都是我闻所未闻的知识，开阔了我的眼界，在当时“文革”年代，愈感新鲜。以后我以此为线索看了些资料，写了几篇文章，有的发在《民族文学研究》上。对这些知识的启蒙，来自于关先生。

常来宿舍找关先生的是殷孟伦。有时遇见我和任耀云（曲师青年教师，后为烟台大学中文系主任）下军棋，他站在旁边看。我们故意把炸弹念成“柞弹”，殷先生也跟着说，那时看不出什么代沟。高兰教授有时也来。在曲师他也是单身，搬箱子找衣服都得找人抬，更别说向屋里运烤火煤了。遇到这类情况我和关先生马上去帮忙。高兰是著名的朗诵诗人，也写也朗诵，抗日战争期间与冯乃超、光未然（《黄河大合唱》词作者）倡导诗歌朗诵运动，影响广泛。我经历的一件事可看出他对后学的扶植。他向学生讲诗歌创作，我和几位老师在后排听。他突然朗诵了我发表的一首诗，并指出作者就坐在后边，引得学生回头向后看。这对我是个鼓励。他在朗读时掉了几句，后来一想，这是高先生帮我修改，删去这几行确实有点像诗了。

“文革”后不久，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天津朱星的一篇文章，文章谈到关德栋先生已经不在了，我感到震惊。不久，关先生的孩子来我处，我吞吞吐吐地打听他父亲的情况。他笑着说：“你看了朱星的文章了吧？这是个误会。我父亲借调到故宫博物馆教满文培训班去了。朱星曾来电话找我父亲，山大的同志说不在，他以为真‘不在’了。”我听后也笑了。又一年，我到济南参加高考阅卷，晚上去山大看关先生。关先生说：“这之前我还‘不在’过一回”。他找出一篇日本学者的文章，指给我看。文中说“闻关德栋先生逝于‘文革’，遥望西天”如何如何。我问他满文培训班的情况，他说整理满文老档是周总理生前交代的任务。培训班原来的教师是从新疆借调的，八十多岁了，还是个盲人。他受不了北京的气候，回去了，我去接替的他。从中也可见懂满文的人才之缺和培养接班人的急迫，关先生这方面的特长得到发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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