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荣祖 |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马克思主义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受到敌视，但在学界一直是不容忽视的学说，论著汗牛充栋，多有关经济、哲学与政治，史学方面的研究虽相对较少，但马克思史学仍是西方，尤其是欧洲史学界的一大宗派，出了不少名家与名著。本文聚焦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略论其今昔代表性著作，先简略介绍马恩唯物史观，继则论述马恩史学的后继者——以普列汉诺夫与托洛茨基为代表的俄国史家，以及两位东欧马克思学者葛兰西与卢卡奇。西方马派史家在冷战期间受到极大的压力，同时马派史家也有一场有关马克思主义激烈的论辩，辩论没有结果，多少造成裂痕，有些马派学者走向虚无的后现代主义。不过，马克思史学在西方经过风雨与挫折，并未式微，唯物史观仍然是历史研究难以忽略的理论。史学与时俱进，马恩史学自有其未竟之业，展望未来，西方马派势必会顺应时代而踵事增华。马克思自谓其学说背景原是近代西方社会，如何以东方经验完善唯物史观，则有赖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努力。
作 者 | 汪荣祖，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访问讲座教授、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荣退教授
原 载 |《文史哲》2021年第1期，第33-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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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有理有据，最具系统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因视共产国家为毒蛇猛兽，从而拒斥马克思主义，尤不能接受阶级斗争思想。北欧有若干“左倾”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虽不等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亦不在共产国家之列，但西方学界以此而无法轻视马克思及其理论，不能不承认马克思为千年以来的伟大思想家之一。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极富，其中马克思著作多达四千余种，数量名列第六。研究马克思学说的著作甚多，但谈马克思史学相对较少。其实，马克思史学在西方史学界虽非主流，仍不失为一大山门，出过不少一流史家。
马克思其人及其理论都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以时间段而言，他属于以理性思维关切文明兴亡的“启蒙”世纪的第二代。在马克思成长的时代，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盛极一时，黑格尔如日中天。1838年，年方18岁的马克思从波恩大学转学进入黑格尔生前曾长期执教的柏林大学，其后三年，他深受黑格尔追随者的影响，习得黑格尔辩证法之旨要，不过他并不取黑格尔以理念(Idea)为决定辩证的运作，而力主以物质为决定因素。马克思拒绝形而上学，欲从实证辩证导出进步模式，展示人类历史的复杂过程，他的五阶段说由此而生。在德国哲学之外，马克思也受到法国乌托邦以及英国政治经济思想的影响。
马氏欲寻求人类历史的共同特征，追问历史进步是如何来的，如何将史学科学化。他的原创贡献可被归纳如下：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规律，生产力的发展是历史变迁的核心动力，所以历史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辩证作用的结果；影响生产力的发展因素很多，但最主要的是生产本身，而决定因素是劳力；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矛盾时，矛盾会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驱力源，推动产生新的生产模式；在这一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有阶级的存在，阶级的压迫使工人觉醒，经过革命的手段获得解放，阶级斗争的结果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最后进阶到没有阶级的和谐社会。总之，马克思强调唯物主义、阶级斗争、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而改变，以及辩证法的重要性。我们注意到，马克思身后百余年，没有阶级的世界仍为渺不可寻的乌托邦。科技的突飞猛进引发了科技与生产力关系的争辩，——现代科技生产毕竟需要人的脑力，不可能是单纯的物质生产。物质条件固然会改变生产模式，但科技是否也会因之而改变生产？马氏非不重科技，但坚持决定因素是生产而非科技，所以离开这一观点即非唯物史观矣。马克思史观核心概念的今昔变迁值得我们深思。
俄裔英国学者、政治理论家、思想史家柏林(Sir Isaiah Berlin，1909-1997)是20世纪的自由主义思想大师。他早年为马克思所作的传记在西方影响很大，尤其是对美国读者而言。相较欧洲人，美国人对马氏的生平所知较少，因为他主要是思想家而非行动家。马克思在英国一住34年，多半在阅读与写作，经常埋首于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从上午九点开门到下午七点关门雷打不动；他的晚年则几乎全然在书房里度过。柏林的马克思传以相当的篇幅叙述了马克思备受煎熬的贫困生活及其由贫困所激发出的激进思想。柏林说：像马克思这样的天才竟然住在亭子间里，不时要逃避讨债者；他因裤子进了当铺而不能出门；他的不幸对他而言绝对是个悲剧——一个有尊严、有抱负的人，对这样的境遇必然会感到羞辱；他的壮志难酬更使他感到愤恨，他感受到的都是阴谋诡计与迫害。于是他在著作中不免发泄个人情绪。柏林从马克思生平的挫折来解释其激进思想，未免过于简单；柏林更以他的事后聪明批评马氏，谓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走向没有完全看对——既没有看到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也没看到福利国家的出现；柏林又说马氏低估了资本主义民主社会纠正社会不公的能力。因此，在马克思主义里占重要位置的阶级斗争，似与英美国家并不相干。柏林对马克思的评价，很可以代表西方自由主义学派的意见。马克思垂名于人类历史，非在于他的预测是否合辙于社会的发展，而在于经由他的理论创造了新的政治与经济思维模式；他的学说不仅留存下来，而且得到了发展。他的资本主义结构与演变理论，虽然尚未详尽，但为后来者提供了有效的工具，使得整整一代人的社会科学研究方向为之转变，凡是分析社会性质的研究者，或多或少都会用到马克思学说。总之，马克思学说虽未尽善尽美，学说内部对共产主义如何取代资本主义也人言人殊，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与批判至今仍没有过时，他的具有革命性的影响仍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激荡。
马恩史学
马克思是哲学家，他的写作固以理论为主，但史著也富——如1948年的革命史、巴黎公社史、1854年西班牙革命史、美国内战史等。他的研究涉上古奴隶、中古商业与近代资本主义，他的史著瞻高见远，能看到下一代的进程。著名的《资本论》第一卷于1867年出版，虽非史书，但具有历史内容，叙资本主义之兴，尤为识者所重。英国政治理论家麦克勒兰誉此书为“有关资本主义起源的权威著作，其论述胜过任何其他作品”。马克思详述14世纪末叶英国农奴身份的消失、资本农业的兴起及自由农民如何渐成富农。亨利第七、第八时期，大地主赶走佃农，使大批穷苦农民失去土地财产，依靠苦力或乞讨过活，常遭政府的凌辱和拘禁。16世纪的欧洲以极其残酷的立法对付流浪汉，后者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驱。马克思接着叙述资产阶级如何在1745年征服了英国的乡村：通过掠夺教会财产、骗取国家土地，资产阶级霸占封建家族家产，并用恐怖手段将其转化为现代私有财产，从而结束资本主义农业，创造城镇工业，奴役无产阶级。《资本论》为马克思史学提供了方向与方法，并没有将“羽毛塞进枕套”(feather stuffed into a pillowcase，喻“以论带史”)的问题，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证据充分，十分精彩，这应归功于他在大英博物馆辛勤的阅读。《资本论》中的知识论，以资料与证据检验理论，反映了怀疑、理性、追求真理的启蒙时代精神。《资本论》第一卷第三十二章论史尤其精彩，其中提出资本累积的问题，谓从奴隶转变到薪资劳工，仍然是生产者的剥削。私有财产与社会集体财产的对立，表现为工人以其匠技为工具，农人自耕其地，由此形成分散的生产模式，可在较不发达的社会系统内进行，但阶段性的发展，“产生自我解体的物质机制”。由解体导致新动力的出现与社会的蓬勃发展，于是社会的束缚必须消除，个人的、分散的生产模式必作社会性的集中，财产会大量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形成原始的资本累积，是为资本主义发生的前奏。农民离开土地之后，失去生活资源，大批劳动人民感到被剥削的痛苦，个人私有财产为资本所取代。当工人变成无产阶级，工人不再为自己工作，而是任由资本家剥削，此剥削经由资本主义的“内在法则”(the immanent law)完成资本的集中。资本家的总人数在此一集中过程中变少，更少数的资本家会累积更多的资本，于是将所有的人都纳入世界市场网络，资本主义的国际性格于焉铸成！随着资本家数目的减少，掠夺与利益的垄断，增加了普遍的压迫、奴役与痛苦。情形每况愈下，引发工人阶级的反抗，当工人阶级不断壮大而更有纪律、更能团结时，“资本主义生产，经由不可或免的自然律，产生自我否定”，先是少数掠夺者剥削大多数的人民，最后大多数的人民没收少数掠夺者的财产。于此可见，马克思作为历史家，对未来给出了充分而清晰的历史分析，他的有关从封建社会转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论述尤其能展现出世界史的整体趋向。他也批评了从古代到近代的西方史家，指出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是资产阶级史学之父，只知挖掘一些史事，又将“大史事归诸微末因果”，类此批评也凸显他自己的史观。历史，无疑在他心中占有中心位置，他既认知到哲学与经济尚不足以诠释全人类的走向，遂呼吁要具备全人类发展史的宏观视野。
马克思所写的最佳历史专著，应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涵盖时间不长，仅从1848年路易·波拿巴取得政权到1851年12月政变，合计四年而已，但他将这四年放在长期的法国史中加以观察。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始于1789年巴士底狱被攻破，大革命起焉。马克思以历史唯物论解释了一连串的事件，全书分为三部分：导论讲如何写作，紧接着的五章在叙事中掺杂阶级分析，最后讨论到路易·波拿巴政权的性格，涉及个人在历史中的角色以及语言与象征问题，提出个人虽有选择，但仍受制于历史环境。马克思一贯认为“人创造历史，但不能随意创造；人不能选择历史环境，只好面对自古而来的历史环境”，这证明他不是绝对的历史决定论者。马克思解释1848年革命，认为新世界由于传统犹如梦魇缠身挥之不去，故仍由旧时代的语言与象征所包装。工人革命需要突破既往的限制，需要将过去埋葬，他们想要建立工人阶级的共和国，但最后以无产阶级流血告终。失败是因为资产阶级的出卖，导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一起被反动政权以军力镇压，马克思称这一历史事件为路易·波拿巴的政变。全书涉及革命的各种因素，包括人物的侧写、国家的发展，以及叙事的流畅，可称是完整的史篇，亦为史学的经典之作。
马克思的史学见解经由恩格斯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内容丰富甚多。恩格斯在许多连续的通讯中为他的朋友马克思进行澄清，说他并非绝对经济决定论者，更不会赞成全凭抽象理论说事。他要避免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信奉有实证支撑的理论，且主张理论必须要与实践结合，即我们常说的实事求是。由于历史因果非常复杂，起因不止一端，必须承认人为行动的重要性，“行动”(agency)与“结构”(structure)必须相结合。恩格斯的澄清得到了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的背书，后者确认历史中有偶然与个人因素，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17-2012)亦认可不是所有经济因素都来自特定经济现象之说。
恩格斯回应了奥地利裔英国哲学家波普尔(Karl Popper)等自由派学者的严厉批评。波普尔反对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决定论哲学”(determinist philosophy)，并冠以他所拒斥的“历史主义”(historicism）之名，认为马克思的预言是不科学的，因其仅仅以历史主义的理论推测经济事务、政治权力，以及革命的发展。波普尔显然有其意识形态上的偏见，马说绝非预言。恩格斯的回应是说，唯物史观不是僵化的史观，它重视“心态”(intentionalism)与结构(structuralism)之间的关系，以及“语言在时间内的变化/历时性”(diachrony)与“语言在特定时间内的存在/共时性”(synchrony)之间的关系。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不是单纯的因果关系，上层建筑更不必是物质基础的被动反应。恩格斯重申，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经济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他本人也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学院派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出现
“二战”后的英国产生了众多著名马派史家。英国的“共产党史家团体”成立于1946年，出版了一系列历史著作马克思主义学者又于1952年创办《过去与现在》期刊，成为西方马派史家主要的论坛。1956年匈牙利革命后，当地的共产党史家出亡到西方，开始挑战共产国际的正统唯物史观，将古典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作了明显的区割，并聚焦于下层社会的历史，诸如土匪、农夫、工人史的研究。下层史的研究强调：下层史更胜于劳工史，比经济史更具人文内涵，从下层看历史，才能看到一般劳工阶级的文化；从工人阶级的生活经验出发，才能理解经济制度对工人的压迫；只有重视促成历史转变的物质基础才能通过经济结构真正了解社会史。
“二战”后冷战骤启，意识形态对立益趋严峻，西方马派史家面临着非常不利的客观环境，特别是1956年2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秘密谈话透露了斯大林统治下的政治迫害，此外还有波兰的动乱、匈牙利的革命等，都对西方马派造成难以言喻的困扰，英国的“共产党史家团”几乎因此而名存实亡。英国共产党本身也遭遇危机，危机的转机是“新左派”的诞生。新左派是一群左翼活动分子，在欧美知识潮流中兴起，经常参与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高潮出现在1968年5月，法国发生大规模群众抗议运动。新左派也指20世纪六七十年代激进左派的政治运动，参与者多半是大学生和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目的是要求种族平等，停止军备竞赛，不干预外国事务，以及要求政治、经济、社会与教育的改革等。当时英国当道的辉格党(the Whigs)自由派史学因保守派(the Tory)的攻击而式微，马派史家遂顺势而上，焕发新的学术生命，得与非马派史家共同商榷社会史，共同反对保守派史家以党派利益为主的史观。马派史家也起来挑战当时为资本主义说好话的“克拉彭学派”(Clapham School)，此派居然说根本没有工业革命，工业资本的发展也并无不良后果。马派与实证派史家积极回应挑战，经过1980年代的辩论后，最大的成就是促成了社会史的勃兴：史家从下层社会入手，使劳工史研究现代化，对革命史研究也有新的贡献，如注意到革命期间的群众。英国的马派史家在工人运动兴起之际，学术园地与风气较为宽松，更无批判斯大林的顾忌，可以畅所欲言。
训练有素的马派史家中有名望颇高的希尔，他在1965年到1978年间出任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院长，专精于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史，影响很大。他称“下层史”为“虫眼之见”(worm’s eyeview)或称“颠倒的历史”(upsidedown history)，即从不同的角度看历史。他最有名的作品就是1972年出版的《颠倒的世界》(The World Upside Down)，书中用了许多前人未知的小册子里的激进言论，探讨激进派思想所激发的社会情绪以及革命信仰如何出其不意地产生，类此种种述论皆颇为详尽，具有创意。他与英国保守派、自由派史家都不同调，认为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一条必走之路，资产阶级革命就是要排除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这些皆呼应了马克思《资本论》所言。希尔谓：英国在17世纪初还是个三流国家，经过1640-1660年的革命，发生重大的转变后才与世界接轨。他所说的资产阶级革命论不是“决定论”(determinism)，而是可由各阶层作不同的整合；1640年代的群众运动足以激化内战，直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后，英国才稳定下来。希尔利用诗人、作家、史家、教士各色人等的材料去了解时代的脉动，书写下层社会史，但并没有忽略上层人物及其思想的重要性。他又谓：热情甚至狂热导致斯图亚特王朝(1603-1714)的中兴；不过，他仍然认为思想的渊源在于经济，并未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他于1980年代声望达到巅峰，十年后有翻案派出来批评他，说英国内战是偶发事件，结果微不足道云云，翻案派这般强词挑战，主要抨击其马派论点，未能完全推翻希尔具有学术深度的论证。
英国马派史家中最受重视者应属汤普森(E.P.Thompson，1924-1993)他就读于剑桥大学，“二战”后完成学业。他是共产党员，所以毕业后求教职并不很顺利只当上里兹(Leeds)大学的讲师。汤氏受斯大林主义的震撼之后创办了《新理性人》期刊(New Reasoner)，后来合并为《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提倡人间的正义、道德与权利，组成新左派以伸张“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socialist humanism)。他成为最有名的英国新左派史家，代表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成书于1960年代，叙述1790到1830年间英国工人阶级如何产生自觉，以及工人如何应对雇主等议题。第一部分探讨由工业革命产生的工人的传统，论及异议(dissent)、暴民统治(mobrule)、大众正义(popular justice)、英国人出生权(Englishmen birth right)等议题。第二部分探讨因工业革命导致工作环境的恶化以及政治、社会与教会的压榨，英国工人从1780到1832年间陷入贫穷困苦，他们发觉自己与另外的人群在利益上有明显的矛盾，遂感受到为工人共同的利益与命运必须一起对抗统治阶级的必要性，从而产生了工人阶级的自觉。至1832年，英国政治已无法再漠视工人阶级的利益。其书的最后部分谈到，工人阶级自有自觉之后，“阶级”不再是理论上的建构，而成为人际关系的现象。汤普森特别提到个人对阶级的贡献，因阶级毕竟由个人所组成。他说：阶级经验多取决于生产关系，后者是天生的，而阶级自觉则出自由文化表述的传统思想、制度及价值系统；如果说经验是决定的，觉悟则不是。自觉或意识需要上层建筑的文化，并不一定受制于生产与生产关系。虽然有人质疑19世纪初是否已有一致的工人阶级意识、工人是否已有明显的政治立场，但汤普森毕竟提出了劳工史研究的新见，有其严谨之处，故其书曾被喻为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史著作。他从庶民（劳工）看历史，同情工人阶级，为被压迫者请命，不但证据相当充分，且有诗般的文字，其作品提高了马派史学的水准。他的社会史研究也有原创意味，将文化在经济语境中表现出来；他绝不讳言重视文化，还指出了穷苦大众与统治者之间的文化冲突；他接纳年鉴学派讲究的语言、文化史、人类学与心态史等概念，习惯与不同学派对话，深化了下层社会史的研究；他受惠于马克思，也可以说在某些方面超越了马克思的史学观点，以工人阶级的文化史观补马克思所见全体工业社会之不足。汤普森的马克思史观确有令人眼睛一亮的感觉，他在西方成为极有影响力的马派史家可谓实至名归。
西方马派史学家间的一场论辩
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于1950年代后期曾有过一场激烈的论辩，由马克思主义结构派挑战“从下层看历史”的一派。马派史家“从下层看历史”，视野扩大到妇女史、性别史、历史社会学及新文化史，但这海纳百川的一派，遭遇到讲究结构的马派史家的批评。“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盛于1950年代，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及社会学家都认为，特定力量形塑了人类社会与行为的结构。结构派强调历史非人所能造，故其反对人文因素，坚持结构的长期发展，也就是说：特定社会的长期发展是在社会生产模式的结构中起起落落。结构派的主要理论家是法国人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他批判“从下层看历史”是一种“人文主义”(humanism)，认为人是社会结构里不自觉的因素，没有自由意志。这一点引起反对者的回击，认为他不仅忽略人为因素，而且有“合理化斯大林主义”之嫌疑。马克思显然是要结合“结构”(structure)与“人事”(agency)，前者是物质基础，后者是上层建筑。阿尔都塞却认为：作为人道主义青年的马克思经过了“知识论的突破”(epistemological break)，已经是结构主义派了。所以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并不认为人能创造历史，故此，人不是历史的主动力量，而是“结构的承受者”(bearers of structure)。阿尔都塞在1970年代声望颇高，有不少的呼应者。结构派反对使马克思理论沦为史事的实证方法，认为史事是产生出来的而不是天生的，历史写作不过是产生文本，文本只是代言，所以历史不断要改写。结构派强调抽象理论，贬低人为因素，抹杀史事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历史学者追随阿尔都塞的学说，不顾历史研究的本质，认为历史没有价值，史学甚至不足以成为学科。结构派在历史学界产生影响后，导致汤普森的强力反弹，他于1978年出版《理论的贫困》一书，认为阿尔都塞的说法将历史知识沦为神话，简直是在否定历史知识。汤普森甚至认为阿尔都塞不仅在毒化历史，也在毒化马克思主义。于是出现了社会人道主义与阿尔都塞结构主义两元对立的现象。阿尔都塞并非完全无据，他利用马克思的下层建筑与上层建筑的比喻，强调下层是社会的经济基础，指出上下层是固定的、不容改变的、历史结构不是人为的。但汤普森指称：此说无异将历史视为停滞的结构，而非前进的过程，抹杀了人为因素，也拒绝了辩证法。他批评结构主义的僵化好像是为儿童制造的一套机器人玩具。结构派之批评汤普森，可以归纳为三个要点：（1）过于强调文化与经验；（2）掩盖关键的生产模式；（3）拒绝理论而倾向实证，即所谓“反对理论的文化主义”(anti-theo-retic culturalism)。汤普森的回应是，他并非仅仅重视文化，而是强调文化与生产模式应该并重。其实，汤普森与希尔都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中之重，他们反对的是僵硬的理论与滞呆的语言，认为除科学方法之外，也应讲求带有诗性的见识，以便深入洞悉人生；他们不抛弃说历史故事的艺术，不但无意否定唯物史观，更意欲振兴之，认为分析是科学，文字表现是艺术，结合两者才是美事！阿尔都塞强调理性与科学，但汤普森认为阿尔都塞有理性而无实证，其理论不免沦为神学。阿尔都塞以为其唯物史观哲学系统是科学的，但斯大林何尝不自认为他的世界观也是科学的？二者都视历史为走向无可改变的必然进程。汤普森认为，历史既非可以实验的自然科学，也非纯粹的逻辑发展，历史有其自身的逻辑，因而会不断出现新的内容与证据，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发展。汤普森一代的马克思史家在西方的大学内占有一席之地，得与资产阶级史家交流与对话，彼此受到影响。古典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学院里，作为一种理论总是比较具有吸引力，汤普森名气较大，不无原因。另一位被汤普森批评的马派史家是多产的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1938- )，他是英国人，在美国执教，也属“新左派评论”(the New Left Review)幕后的要角。他研究英国史颇有一套说法，认为英国自17世纪以来的工业化虽然使经济结构改变，但并未动摇上层建筑，贵族地主权力并没有改变，从中产生了乡村资本主义，到了19、20世纪，资本主义进而成为帝国主义，形成了强大的保守势力，成为“霸权”(hegemony)，使无产阶级难以出头，工党也难有作为，以至于左派变成了新自由主义的信仰者。换言之，英国的资本主义先天不足，导致资产阶级未能完成成长，劳工阶级没有过资产阶级革命的印象。总之，正是英国发展模式的缺失，导致了20世纪无产阶级革命的危机。汤普森批评安德生拘泥于结构的马克思主义，将贵族地主与乡村资本相混淆。经济基础变了，而上层居然未变，这是唯心主义，而非唯物主义。汤普森对阶级也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工人能自己组成阶级，阶级有文化因素，阶级关系是过程，并非停滞不变的，阶级可在特定事件的斗争中形成。汤普森强调阶级组成的主观性(class for itself)，但并未忽略客观性(class in itself)。如果说他过度强调主观性，也许因为他觉得主观性——包括文化、认同、经验等——都遭遇到忽视。汤普森与希尔这一代新左派马克思史家反对斯大林主义，倾向拥护古典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文因素，重新肯定人创造历史，但仍然认为文化扎根于物质基础，所以仍然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者。马派史家在内部斗争之余，同时受到西方史学界各路人马包括实证派、历史社会学派、后现代主义派的抨击。这些流派指责马派“无法排除意识形态的包袱”，“扭曲史实以支撑其说”，是“经济约化论”和“历史决定论”。但是这些责难，按马派法国史家米歇尔·伏维尔(Michel Vovelle，1933-2018)所说，不过是“对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庸俗批评”。伏维尔的意思是说：批评者的批评固然很庸俗，被批评的马克思主义亦非原汁原味，也很庸俗——他应该指的是斯大林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其粗暴干预历史写作使马克思主义史学严重政治化的做法。战后苏联又将其体制传入东欧，并误将斯大林主义等同于马克思主义。英国马派史家虽然公开反对苏联的独裁体制与恐怖统治，与之划清界限，但仍受到西方主流史家的批判，后者不仅反对斯大林主义，也不赞同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以斯大林主义来打击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于1970代后期出现危机，当时女性主义与环境主义方兴未艾，引人入胜，而马克思主义未能及时在理论上提出新的知识论，同时马派内部的结构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辩论既无结果也无共识，结构主义甚至沦为后现代主义。整个政治氛围也甚为不利：美、苏在1980年代冷战期间意识形态斗争激烈，美国总统里根与英国女首相撒切尔领导着西方世界，使政治保守势力大盛，工人阶级的实力遭遇挫折。从1989年到1991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变天以及苏联的解体对西方马派也有着深刻的负面影响。美国女史家希梅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1922-2019)在此背景下提出意识形态下的历史书写问题，她怀疑马派史家在政治压力下缺乏道德勇气，所以，她不认为马派是严肃的学者，因他们受制于马克思意识与共产党政策；她更指出，1956年匈牙利革命是英国马派的转捩点，使欧洲最受敬重的期刊之一《过去与现在》的编者退党，虽然刊物仍维持历史唯物主义。希梅尔法布强调：马克思史学背负“意识形态的负担”(the burden of ideology)，使学术难以摆脱政治的纠缠；就连马派著名史家霍布斯鲍姆都有因这种纠缠而被孤立的感觉，史学领域出现的强大的“反马正统论”(anti-Marxistorthodoxies)使得马派备受压力，有人甚至濒临精神崩溃的边缘。对苏联的解体，西方马派没有回应，这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更被边缘化。其实，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受到挑战，整个西方史学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都面对后现代风潮的冲击。由马派史学带起的劳工史与社会史在1990年代也因后现代风潮而产生了危机，后现代主义中的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等都敌视马克思主义，也有马克思主义者投向后现代主义阵营，例如后现代主义大师福柯与德里达都曾经是共产党员。后现代论者利用1989年苏联的瓦解，提出社会史已无正当性，将马克思主义再度等同于斯大林主义，诋毁其为机械的经济决定论，甚至将社会史等同于马克思主义，于是出现因反马克思而反社会史的现象。后现代主义转向语言、象征、符号，使史学研究日趋碎片化，取代了从下层看历史的风尚。后现代派主张脱离全史，彻底否定历史的科学性，德里达创造了signification这一新词，意为“创造意义”(the act of creating meanings)，而意义极有弹性，因语言有无穷尽解释的可能性，文本成为一切，结构成为方法，没有“叙述”(narrative)，只有“话语”(discourse)。就此而言，后现代主义根本是唯心史观。马派势必要与之抗衡，遂揭露后现代理论乃是有违理性的尼采主义，无论语言、文本、话语都是“反基础论者”(anti-foundationalists)。马派史家并未忽略语言，也讲求字句取用、字义轻重、语境解释。不过唯心派认为：即使是历史语言也不过是一系列“不相连接的语言典范”，而非社会关系中人间互动具体的表述。马派坚决反对知识上的相对主义，强调客观思维与行动，马克思明言“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怀疑可以促进学术，但不能如后现代主义般无限上纲。历史知识即使是暂时的，但持续研究必可增加新知。后现代主义讥笑马克思主义已成为“恐龙”，但马派指出：后现代的语言决定论又何异于他们所谴责的经济决定论？马派也批评后现代的“语言形式主义”(linguistic for malism)，难以苟同对历史作非理性的看法。后现代史观无异于“历史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误认为史家无法重建确切的过去，只能代言，而代言又无准则，所以是相对的。后现代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简单地将马派主张的全体论比作“集权论”，后现代理论欲解除史家解释历史的责任，但难掩其理论的硬伤，而马派批评资本主义导致广大人民的贫穷，反而呈现出开阔而切中实际的面向，也有与其他学派相呼应的弹性，见到浴火重生的契机，从而赢得西方主流学界的敬重。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希克斯(Sir John Hicks，1904-1989)在他《经济史理论》书中说，凡是对历史有兴趣者都会用到马克思的概念与词汇。年鉴学派主将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的名著《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卷本一再提到马克思。马派史家深耕“下层社会史”(History from below)，诸如英国马派史家鲁德(GeorgeRudé，1910-1993)的《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史》，以及希尔的《颠倒的世界》(The World Turn Upside Down)，都对当代社会与经济史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激励着对女权史与黑权史的研究领域的开拓，其后出现如美国社会学家杜波依斯(W.E.B.DuBois，1868-1963)的《美国的黑人重建》与英国社会学家罗博瑟姆(Sheila Rowbotham，1943- )女士的《隐没的历史：三百年女权奋斗史》等书，逐渐形成风气。西方马派史学转向文化史与微观史也有迹象可寻，其研究涉及文明起源、农业发展、阶级社会的兴起、工人语言等议题。前述马派史家沃维尔(Michel Vovelle)也是闻名西方的心态史家，在其名著《意识形态与心态》中，他明言心态史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可进行有效的对话，并指出1932年出版的马派史家乔治·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re，1874-1959)的专著《一七八九年的大恐慌》，深入研究由法国大革命引发的动乱与恐慌，描述乡间神经紧绷、社会几乎崩溃的实况，叙事巨细靡遗，成为精彩的大恐慌心态史，有助于深层理解整个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也有助于理解古往今来其他诸多的革命运动。勒费弗尔堪称20世纪最有成就的社会史家之一，他以研究法国大革命与农民生活闻名于世，其下层社会史后来为英国的马派史家所普遍引用。霍布斯鲍姆评估西方马克思史学如下：马克思在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今大于昔，即其反对者亦认知到马克思主义对史学的重要性，多数西方史家都从学习马克思开始，虽未必以马克思作终结。德国的维勒也不是马派，但他的五卷本《十八到二十世纪德国社会史》也用到马克思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对现当代史学的重要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回顾过去的一百五十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有着持续不断的影响，一直使西方主流史学感到威胁；马派对主流派的批评多有所回应，也能面对后现代史学的挑战，依然是史学的一大宗派。马克思的历史观出自对于人类的强烈关怀，他早年就感受到历史是“人性化”的过程，强调人与人相处应该有尊严、自由、庄重与理性。然而他在1844年的“巴黎手稿”中就注意到生活在没有心肝的“政治禽兽王国”中的被奴役的阶级；他说禽兽也能“生产”，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仅是具有自觉意识；他意识到人性化的过程就是要解放所有被奴役的无产阶级人民，谓“解放德国人就是解放全人类”。解放，必须经过阶级斗争的革命过程，终点则是共产主义的实现，到达终点之后，社会发展不再需要政治革命，也就是人道主义的完成，所以历史是人真正成为人的过程，最后人类自我完成，到达理想的终点站。他的早年手稿已提出自古至今以及人类未来的全景，甚具吸引力。诚如出身哈佛大学的犹裔美国著名经济学教授曼德尔·鲍勃(Mandell M.Bober，1891-1966)所说：“若将马恩评价为无心的狂热主义者，是对他们两人的生平以及努力目标的误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社会学家密尔(Charles Wright Mill，1916-1962)虽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与阶级斗争理论颇有微词，但认为马克思是西方传统的“人道主义思想家”(humanist thinker)。密尔认为“若不掌握马克思的思想，就不可能成为有素养的社会学家”。
然而马克思主义的目的论仍然引起批评与误会。许多背离马恩原意的诠释——特别是在冷战期间，出于意识形态的尖锐对立不免将斯大林主义等同马克思主义，用严苛的集权主义来掩盖人道主义。西方的马派史家因而试图摆脱斯大林主义，排除目的论的过度乐观，不再认为没有斗争、没有阶级的乌托邦世界即可到来，于是，回归到马克思实实在在的人道主义乃成为大势所趋。不过，马派史家在西方大环境下也不得不有所适应。马克思主义史学进入学院后，不免成为建制派的一部分，虽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建制，但建制派多少会受到影响，例如警觉到从下层看历史流于碎片化的弊端，也有马派史家出于对改变政治现实的悲观，抛弃了工人阶级能自我解放的可能性。同时，近三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研究上没有产生新的重大建树，这遂引起“马克思史学是否已在西方式微”的疑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后现代风潮的冲击，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西方主流史学同样受到严厉的质疑与挑战，但当风潮过后，马克思主义史学仍然屹立不摇，不仅能够提供良好的史识，且能够关照到历史的整体发展，足可与新韦伯主义、实证主义相抗衡。无论如何，马克思史观重视历史之变迁，探究人性及社会生产的演化，对史学方法应大有启发。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仍在弊端丛生中蔓延，批评者并不少，但马克思仍是对资本主义最深刻的批评者，马派史家自能在欧美历史学界立于不败之地。
马克思对世界史有规划，他规划的是全体人类历史的进程，此一进程具有一定的法则，法则的有效性则有赖于实证的完备。马克思及其学派所依据的主要是西方的历史经验与资源，恩格斯虽有所补充，但仍有踵事增华的余地，如“亚细亚生产方式”并不完善，对于原始社会的论断也不符合现代人类学的研究。西方马派史家有意致力于马恩未竟之业，欲更上层楼，因为马克思本人不曾说过他的学说不可修改，所以基于唯物史观的历史研究更加趋向多元化。有愈来愈多的马派史家从事具体史事的论述而少讲宏观的理论，但他们也有共识，认为历史不是自然科学，不可能定于一尊。同时马克思史学已经成为西方史学重要的一部分，其理论确也有助于理解人类从何而来，与其他学派足以攻错，影响了西方的主流史学，职是之故，今之欧美历史学界往往不论学派，只注重个别著作的程度高下，尽量不作政治或意识形态的论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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