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赵俪生堪称“史学界的杨小楼” | 赵淮青

赵俪生

作  者 | 赵淮青，山东省昌邑县人，新华社高级记者、新华出版社编审

原  载 |《斯文一脉》上卷，第148-152页

原  题 | “史学界的杨小楼”赵俪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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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初，在山东大学文理科教坛上，真是群星灿烂，人才荟萃，而在文科中，赵俪生先生是突出的一位。俪生先生美丰仪，才华横溢，文思泉涌，仪表雍容儒雅，且具男子汉的阳刚之气。他自幼浸润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之中，中西学养深厚。先生讲课口齿清晰，既能娓娓道来，又善腾挪跳跃，且具思辨能力，令人为之神往。改革开放初期，在上海华东师大召开全国史学研讨会，参加者都是史学界的名流，会上，史学巨擘顾颉刚先生曾赞誉俪生先生是“史学界杨小楼”，举座信服。杨小楼，乃国剧宗师、京剧“三伶王”之一也！俪生先生，山东安丘人，清华大学外文系出身，早年从事文学创作，翻译文学作品，凭他的才气和刻苦，学生时代就受到胡适、傅斯年等前辈的垂爱，当他离校任中学教师时，曾得到叶圣陶、沈雁冰、郑振铎诸位大家的赏识与提携，在史学上崭露头角后，又受到顾颉刚、嵇文甫、范文澜、王献唐等史学先驱的青睐，给予很高评价。

先生驰骋于史学领域，凡60年，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就是自觉地将唯物论与辩证法运用到史学研究中去的少数人之一，又能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与发展，在新的史学视野与领域中如饥似渴地追求，曾完成了一个又一个拓荒工程。加之他的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气质，能够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从容不迫、清醒理智地去施展自己的才华，从而结出经世致用的硕果。

天才背后是勤奋，先生之成大器，既是上苍对他的恩崇，也是他自己奋不顾身刻苦努力的结果。才情、学问、识见、谈吐在他身上凝成一种魅力，在他周围形成一种学术上的互相切磋升华的氛围。

还是举一个例子吧。20世纪50年代初，我当学生时，山东大学历史系有位教授童书业先生，也是史学界的奇才，与俪生先生交谊颇深。而俪生师乃性情中人，说话率真坦荡，有时脾气也不大好，让人下不来台，但童先生不以为忤，仍愿与之交，他说：“与赵先生交谈，是一种享受。”一周内总得造访一两次。他们在一起谈学术、谈京剧、谈绘画，兴趣很浓，不知时之将晚，甚至夜深人静，有时还得赵先生的夫人高昭一先生出面干涉催促：“童太太恐怕又要着急了。”童先生这才起坐离去。童先生“苦恋”着赵先生，1957年赵先生奉调兰州大学，童先生恳请一同前往，未能如愿。

童书业夫妇与顾颉刚先生

近年来，有人把周一良、王瑶、赵俪生三位先生放在一起评论，说三位才具相当，这是不错的，但另一半没有说对，他们三位应该说是性格迥异。面对现实，周是顺，王是避，赵先生却是一辈子赤子之心未改。

比如说，赵先生说话少有心理设防。1957年反“右派”之前，他的一个学生曾当面问他：“您从1935年接近共产党，一二·九运动中就是骨干，1938年国难当头，强虏入侵时，勇往直前到太行山参加革命，您无论如何要算是老干部、老革命了，可您为什么至今不参加共产党呢？”未料性格率真，口无遮拦的赵先生，不假思索，脱口回道：“你看我头顶上那几个人，×某、×某之流，我能与他们为伍吗？我能让这般阿猫阿狗管起来吗？”说时带着激烈的情绪，而这几句话，在反“右派”斗争中，顺理成章地成为他罹难的“罪状”，先生一生淡泊权势，绝不染指仕途，更不趋炎附势，永远是一个布衣学者。

赵先生对自己也并不讳疾扬善。记得十年前，在他家中，他对我说过，他研究《农民战争史》是奉命的，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这方面的著作中，他也说过一些违心的话。还有一次，他知道我要写吕荧先生，便在电话中自我剖析说：“我曾奉命批判过吕先生，很对不起他。”我说：“您批吕先生，说的是些无关紧要的话，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您的用意，会理解您的。”他答：“那也不行，当时我是肃反对象，上边叫我‘立功赎罪’，我自己想过关，几十年后想起这件事来，心里还不好受。”过后他主动把吕荧先生的“年谱”寄给了我，让我写作时参考。赵先生爱打抱不平。对不真、不善、不美之事，能坦然直言对之。1952年初，山大历史系古文字学家丁山教授之死，在全校引起轩然大波。丁先生本来是讲授古代史的，系领导却让他改教中国近代史，并强迫他交出中国古代史的教学资料。丁先生本来身体就不健康，为此郁郁寡欢，竟至亡故。我的一位高年级同学李定钧出面阻止出丧，要求验尸，为此遭逮捕法办。赵先生非常同情丁先生的遭遇，多次为之鸣不平，到丁家安慰丁夫人。在同学们面前，也剀切陈词，甚至急不择言，比如他在课堂上针对丁先生之死，对同学们说：“全国都解放了，咱们这儿还没解放！”赵先生一生坚持独立的人格，不人云亦云，也不轻信盲从，“一枝寒梅似生平”是也。

先生具有六朝风骨和五四情怀，他的文章上承古风，旁接西韵，多用口语，有渊博深厚的文化底蕴，他以思辨之笔道古今之事，写起来自有一种饱经沧桑的从容不迫，睿智与深刻却悠然浸然透出。

俪生先生爱画，而很少亲自下手画，但对绘画有很深的鉴赏能力，绘画知识也很渊博。他一生结交不少画家朋友，在山东大学时，与古典文学教授兼画家黄公渚先生，历史学家兼画家童书业先生都有很深的友谊。此外与著名画家黄胄，与南京以画鸡禽闻名于世的陈大羽，与青海著名油画家、后来担任中央美院副院长的朱乃正，青海著名虫鸟画家郭世清等亦交往甚密。俪生先生除保存了上述几位画家的作品外，还收藏了不少近代著名画家的作品。他一生颠沛流离，漂泊四方，却把这些珍贵的字画都保留下来了。“文革”时，他把许多字画送到贵州息烽大女儿家，幸免被毁坏丢失。晚年他印过一本文化名人赠他的字画纪念册，与世人共享艺术鉴赏之乐。支离病榻时，还不顾病痛，为甘肃一青年画家杨立强的画集写序，以鼓励后辈。

赵先生的书法艺术，有才气，有独特风格，体现了先生很高的文化素养，是很难学得来的。兰州每年都举办书画展，届时省美术学院的教师都要带上学生对俪生先生的书法艺术进行观摩，作一番评说，让大家学习。

赵俪生先生书法

以俪生先生的学养和名望，做博士生导师和终身教授，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但他不是，这大概也是受个性的牵累吧！钟毁瓦鸣，又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例证。问题发生在哪里？据可靠消息，是嫉妒者和手中有权者在作怪。金生叹先生曾在《文汇读书周报》著文鸣不平，谓之“有眼不识泰山”。自古圣贤皆寂寞，是真名士自风流，先生晚年很寂寞，每天下午枯坐电视机前观赏京剧或听音乐，清茶一杯，细吸慢品，但神清气定，心境却是舒缓平和的。当然，不读书，不写文章，对他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最近，他还在读《束星北档案》等大部头，90高龄，人都站不住了，仍在写饱含血与泪和人生感悟的文章，神游于千古兴亡之间，并十分关注当前的政治。

在人生路上，我与先生不期而遇。55年前，在山东大学，他是老师，我是学生，从此定格了我们之间的不解之缘。先生生命的1/3岁月，生存环境相当艰难，社会强加给他的政治桎梏，使他遭受到难以言传的摧残与迫害。而在这一时期，我与他的师生缘分却并未减弱，正如赵先生自己所说“在那些人生险恶的隘口上，彼此的那种爱护和牵挂之情”，他是难忘的。我在那些年月，对他生活中的种种凄凉景象，也是深有体会的。如今先生的体力已非常衰弱，耳聋眼花，站立困难，但思维仍然是清晰的。在他老人家九秩大寿之际，让我借用启功先生评价萧乾先生的两句诗“吾乡之望，祖国之华”来表达我对他的情牵和敬重吧！

二〇〇六年三月于北京

附：

赵淮青《山水人物》序

淮青从北京打来电话，叫给他的散文特写集《山水人物》写篇《序》。我的体质和精神状态已经到达了写不成《序》的地步了，但我和淮青近60年的交往，特别是在那些人生险恶的隘口上彼此的那种爱护和牵挂之情，一想到这些，这篇《序》就无论如何不能不写了。

把记忆追回到55年去，那是在青岛，历史悠久的山东大学（起先叫青岛大学）跟解放区的华东大学合并在一起。那时，我和淮青的关系是师生关系，我讲课他听课、课余不免有些来往，记得有吕家乡、徐文斗、袁世硕，还有孙祚民、邹逸麟、孙达人，淮青（当时叫赵修身）也是这一拨人中间之一。想到这里，不禁想起“一二·九”时期我们经常唱的一首《毕业歌》，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中有句云：

“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

明天是社会的栋梁。

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

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这真像是一首圣者的预言诗。转眼55年过去，歌词不是活灵活现地成为现实了吗？以淮青而言，他干了一辈子的新闻工作，先在几个省的新华分社，后调总社，都是业务骨干，业余还写了不少有影响的散文特写，这假如不是栋梁，又是什么呢？！

淮青的采访和写作，具备他自己的特色。在“文革”之后，他甘冒政治上的风险，采写了一些蒙冤深重的“走资派”和“反动权威”，用文章去替他们做大快人心的平反和昭雪。这其中是蕴藏着十分深厚的人道主义的。

现在，淮青也老了，优游林下，爬爬西山，回味他所走过的山山水水和记忆深刻的人物，写成文章。这些文章，其实就是历史。

赵俪生

2006年3月1日初稿

3月8日重写，时年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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