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唐长孺先生（1911-1994）是海内外著称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专家，在古籍整理、敦煌吐鲁番文书整理及研究方面，亦成就卓著。一代学术大家的出现，除了其自身禀赋、人品和抉择之外，无不是特定社会文化环境的产物，包括特定区域的文化积累，特定的家学和师承。《文史哲》老作者牟发松教授撰就长文，详述唐长孺先生早年在沪行躅及其家学、师承，又申论唐先生治学次第及特色。今编发此文，以飨读者。
作 者 | 牟发松，湖北江陵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原 题 | 唐长孺先生早年在沪行躅及其家学师承、治学次第略述（上）原 载 |《许昌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第9-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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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发松 | 论隋炀帝的南方文化情结——兼与唐太宗作比
1955年初，唐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论丛》“跋语”中，引用了郭沫若先生的一段话：
我们的大脑皮质就像一个世界旅行家的手提箧一样，全面都巴满了各个码头上的旅馆商标。……很少有接受新鲜事物的余地了。所以尽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有五年的历史，但总是学不到家。唐先生说自己“由于过去所受资产阶级唯心思想的毒害并不轻，因而‘学不到家’是一样的。为了‘学到家’，首先就得清洗各种各样的‘旅馆商标’。……这一本书中不待说是遗留着未洗净的痕迹的”。这些“各种各样的旅馆商标”，其实不尽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如田余庆先生所说，它还包括唐先生所接受的“中国传统学术的训练”， 有“家学”也有“师承”；还包括接受“西方史学的学理和方法”，当然也包括新中国成立后“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纵观唐先生的学术旅程，亦如田先生所说，“他不是一般的旅游者沿途看看风光，拣拾现成的样品而已”，而是对“所经历的各个学术阶段的方方面面”，经过独立的思考和取舍，“得其精到和深广”，兼收并蓄而“融会贯通”，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学术风格，在中国3-9世纪史特别是魏晋南北朝史领域，几乎“攻占”了所有的“制高点”，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唐长孺先生
人文社科领域作出卓越贡献的学术大师从来不是有计划地培养造就、批量生产出来的，更不是无缘无故凭空产生的，他们是特定社会文化环境的产物，包括特定区域的文化积累，特定的家学和师承，当然，更重要的是学者自身的禀赋、人品和抉择。对唐长孺先生早年丰富曲折的人生经历，建树卓著的学术生涯进行总结，决非笔者之浅薄、小文之篇幅所能胜任，这里仅拟就先生早年在沪行躅、家学师承及治学次第等方面，在包括笔者旧文在内的先行研究基础上略作缕述。限于资料的掌握，或局于师缘，本文所述或不尽准确、客观，疏误不当之处，敬希读者不吝赐正。
青年时代的唐长孺先生
1911年六月初九（公历7月4日），唐长孺先生出生于江苏吴江县平望镇。这一年正当武昌起义爆发，翌年为民国初元。平望镇西濒太湖，北依苏州，南接浙江，东望上海，自古为镇江、杭州间江南运河所流经，湖州、嘉兴间陆路所必由。自明嘉靖年间有唐理台者从吴江东门外唐家坊迁至平望镇三官桥北邙圩，至唐先生祖父唐芝明，唐氏居平望已历十二世，时值清末。当时唐氏经营茧丝绸生意并出租耕地，在平望镇开有丝茧行，号称“唐半镇”“唐百万”，为平望四大望族之一。芝明与其诸弟在平望镇西塘街所建前铺后宅的四进楼房，名曰“耕畬草堂”。芝明长子，亦即唐先生父亲唐家庆，又名唐九，字耕馀（一作耕畬），以字行，其字显然得自于“耕畬草堂”，唐先生亦诞生于此堂。耕馀老人曾就读于苏州存养书院（东吴大学前身），工诗文，其乡党柳亚子发起创建“南社”，老人亦为其成员（入社号为147号。南社社员总数1180余人，社号代表入社先后）。老人一生致力于中国书法理论的研究与书画鉴定。晚年撰成《书谱赘言》，凡上、中、下三卷，“传记”“著录”“名言”“弃择”“通会”“体势”“理法”“气骨”“察似”“性情”“摹习”“观省”十二篇，约三十万言，惜书稿毁于“文革”。所幸劫灰之余，老人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所撰之《〈笔阵图〉蜉化阶段及其内容》，遗稿仅存，2000年甫经公刊，即得到业内专家高度赞许，认为虽已过去半个世纪，“现在读起来仍感到很新鲜，很精审”，所论《笔阵图》蜉化三阶段“富于创意”而合理，“确为真知卓见”，被推为20世纪先唐书学辨伪方面的代表作。后人由此得窥老人书学修养之一斑。
老人次女唐露葵称，“先父生平嗜好字画”，“收购了不少元、明、清各代名人字画”，加之“亲友中有不少收藏家”，故经目书画甚夥，具有极高的鉴赏能力，常为慕名而来者鉴别真伪。他总是“把字画挂在墙上”，“全神贯注面对字画，反复品评二三日”，才作出最后鉴定。“如果他确认属真迹，就在字画边上或底下盖上‘唐九’印章，作为鉴证”。据前注所揭金松岑《题张看云鹊华秋色图为唐耕馀》，耕馀老人藏有同邑（吴江）张看云绘于清乾隆七年（1742）的齐鲁胜迹十帧，并装成手卷，1922年持请金氏题咏。金诗中对耕馀老人的鉴画水准颇为称许：“绕鬓茶烟坐评画，莺湖唐九汝最贤。”上海工美2015年春季拍卖会上以2208万元成交的明末清初著名画家项圣谟的《临韩滉五牛图》，先后钤有鉴藏印7方，最前面的两方“畊馀考藏”“莺湖唐九”，即为耕馀老人鉴印；接着的三印则属一度拥有此画的文物收藏家、字画鉴赏大家叶恭绰；另有“朽者”一方，乃英年早逝的著名画家陈师曾所钤。可见耕馀老人在字画鉴藏方面的深厚功力，堪与一流名家比肩。老人晚年因书稿被毁，移情于围棋，虽聊以自娱，但棋艺亦达到与高手对弈的境界。
平望唐氏既为吴江名族，老人所娶（即唐先生母亲刘蕴玉）又出自吴兴南浔巨族刘氏，即刘氏家族总管安仁（颂驺）之女，嘉业堂主承幹之堂妹，故其同乡亲友不乏饱学之士、文化名流，如金松岑、柳亚子、刘承幹、刘旭沧（承幹九弟，著名摄影家）、蒋孟蘋（传书堂、密韵楼主人，刘氏姻戚）、张葱玉、吕思勉等，老人与他们常相过从，切磋学艺。既生活在如此浓郁的文化氛围里，加之“新学、旧学皆有钻研”的耕馀老人在子女教育上非常开明，故其三子三女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长女素心适王春浦，上海恒丰洋行老板王足斋之子。次子仲孺，东吴大学肆业，精通英语，爱好美术、摄影，娶林美美，星岛华侨巨商陈嘉庚之外孙女。仲孺常在同样爱好摄影的耕馀老人带领下拜访摄影家刘旭沧（承幹九弟，仲孺从舅），共同研讨摄影艺术。次女露葵与小女季雍，曾一同就读于南浔中学，校长即为毕业于南洋大学、放弃上海优越职位毅然回乡任教的舅舅刘承棫，授业老师中还有后来成为著名世界史专家的吴于廑。露葵适柳义南，柳亚子族侄，诗人，晚明史专家。季雍适金克木，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学贯中西，尤精梵学。金1946年任教武汉大学，与同事唐先生、周熙良、程千帆志趣相投，订为至交，号称“珞珈四友”。1948年金克木应胡适之邀移席北京大学，据程千帆回忆，临行前，唐先生特地向金介绍当时就读于北大哲学系的小妹季雍，说她“还没有结婚，如果你们见了面，觉得很好，也可以谈。后来金克木到了北大，一谈就觉得很好，就要胡适给他们证婚”，遂成终身伴侣。1959年，季雍曾将印度学者拉贾戈帕拉查理用英文改写的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译成汉语出版，因其译文精审，典雅可读，加之有金克木亲任校事并撰长序加持，乃成汉译名著，其后多家出版社多次再版，最新一版可能是三联书店2016年版。
耕馀老人子女中，学术成就最为卓著的自然是长子唐长孺先生，老人对其培养教育也最为用心，上揭先生妹妹露葵女士《忆先父唐耕馀》即称：“如大哥唐长孺，对诗词、历史颇爱好，父亲常与他谈章太炎、朱古微、顾颉刚等人的学问。”自同门王素先生笺注的《唐长孺诗词集》问世，唐先生在诗词创作上的功力、才情及成就，始广为人知。
实际上先生早在1933年，已在章太炎、金松岑所创立的“中国国学会”会刊《国学商兑》创刊号上，首次发表词作《解连环》，当时年仅23岁（按今日计龄方法，当时尚不足22周岁），其诗词创作自然更早就开始了。次年8月先生又在中国国学会另一会刊《文艺捃华》第1卷第4册上，首次发表诗作，凡7首，选登其诗的邑先辈、同时负责为国学会两份会刊“统稿”的金松岑（时为《文艺捃华》文学部干事），曾予以郑重推荐和高度评价：
长孺诗幽涩似郊、岛，及永嘉四灵，亦受散原之暗示。长吉鬼才，非少年所宜，已切戒之。而仍登数首，不泯其长。如所周知，同为“韩门弟子”的孟郊、贾岛，以“寒苦”“清奇”“郊寒岛瘦”的相似风格齐名并称，在中晚唐诗坛自成一派，影响深远。四灵作为江西诗派的反动，前承晚唐贾岛、姚合的“苦吟”“清瘦”风格而超越之，即以此为手段而追求平和冲淡的艺术效果，在南宋诗坛独树一帜，开一时风气。散原先生则为一代古典文学大师，近代同光体诗派领袖，其“求诸‘古奥’、流于‘艰涩’”的诗风亦与郊、岛、四灵“相去匪遥”。金松岑氏以先生少作与唐宋名家、当代老宿相提并论，诚如王素师兄所说，其“奖掖之意不言自明矣”。金氏又将先生与唐代英年早逝的天才诗人李贺比类，称“长吉鬼才，非少年所宜，已切戒之”，亦如王先生所言，其“爱惜之意亦昭昭然也”。按长吉虽天赋异禀，诗名早著，却“怀才兀处”，命运多舛。当时先生大学毕业后“失业在家”，复婴疾恙，其时诗作如《园居即事》《病怀》《病起步后园》《秋晴间步》等，无不笔调幽涩，意象萧索，确有郊寒岛瘦、长吉“穿幽入仄”之概，反映了“病余皮骨”的作者“愁悬肝肠”的沉郁心境。可见金氏之“切戒”，绝非无故。“切戒”一辞，实亦委婉表达了金氏对先生及其所祖郊、岛、四灵、长吉乃至散原诗风的保留态度，何况这种诗风又非年少工诗的先生“所宜”。金氏仍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上选登先生诗数首，乃是不愿“泯其长”，即出于对先生诗才的欣赏和鼓励。唯其如此，同年（1934）12月出刊的《文艺捃华》第1卷第6册，次年12月出刊的同刊第2卷第4册，又先后刊载先生诗词凡11首（其中词1首）。上面谈到《国学商兑》（章太炎、金松岑主编）创刊号即刊载了先生的词作《解连环》，而在同年12月，该刊（已由《国学商兑》易名为《国学论衡》）第2卷第2期又刊载了先生的两首词。
先生早年诗词作品，全赖金氏慧眼识珠，得有吉光片羽之遗。金氏以国学大师、文学名家著称于世，虽于先生情兼乡党、戚属（金氏称先生为“内表侄”），且与耕馀老人素有交谊，但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上刊载先生多首少作，首先仍在于作品本身的水准。而先生少年工诗，则归功于幼承庭训——作为南社成员的耕馀老人的悉心指授。先生曾与笔者几次谈及，其治史之初，无缘得老师系统指导，唯于诗词，自幼即得到父亲的严格训练，从课读古典诗文、学习音韵格律入手。
不仅诗词，先生于“书画及收藏亦皆有素养”，包括先生之爱好围棋，同样可以追溯到幼承庭训即家学渊源。上述1933-1935年间先生发表的诗词中，有四首为题画之作，即《烛影摇红 题沈宗吴桂林山水图》《卜算子 再题沈宗吴桂林山水图》《七古题吴荛圃山水幛子》《五古 题石谷子枯木寒鸦幛子》。此类作品，要将原图以绘画造型语言呈现的视觉形象特别是内在气韵和意境，通过受格律限制并兼具视听效果的诗词文学语言加以表现，这对作者的诗词功力显然有极高的要求；其次，但绝非次要的，还需要作者对绘画艺术本身有着深厚的修养和高超的鉴赏力，才能将原图中的审美情趣和内在意蕴，以及诗人自身的体验及心境，化之为歌诗，创造性地转化和展示出来。弱冠之年的先生在这两方面都表现出了雄厚的实力，显然与他有一位南社诗人兼书画收藏、鉴赏家的父亲直接相关。耕馀老人既收藏了不少古代名人字画，又“常与朋友交流字画欣赏”，为他人鉴别字画真伪，总是“把字画挂在墙上反复品评”。自幼生活在这样一个书画世界里的先生，耳闻目染，日薰月陶，自然具有很高的书画鉴赏水准和审美能力。
唐先生手迹
上世纪六十年代先生在京点校“北朝四史”时，暇中常往西单商场旧书店购藏古代字画，自称“敝箧书画并无珍贵大件”，其中亦有“佳品”“精者”，“自信赏鉴能力还有一定的水准”，故“赝品极少”。先生书法亦有深厚造诣，其名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及其《续编》《拾遗》，以及《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的发展》《山居存稿》，乃至最后一部著作《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均由自己题签。原中华书局资深编辑、知名学者、书法家魏连科先生，称赞“唐先生的书法很有特点，刚劲古拙，超脱俗媚，显然脱胎于魏碑”。据上揭唐露葵女士的回忆文章，耕馀老人“爱好书法，每日上午必临帖数页，数十年不辍，以魏碑为基础，又酷爱颜体，欲从魏碑化到颜体方面去。由于他魏碑基础太深，所以没有化成。但他教子女写字，都是临颜鲁公体”。而从上引魏连科先生的评价，可知唐先生的书法仍然深受耕馀老人所专长的魏碑体书法的影响。唐先生总丱之年，耕馀老人即为之延师课读于家，故七岁（按今日计龄法实为六周岁）时附读于其家东墙外的平望女子小学（一则因离家近，一则因先生令姊素心先已就读于此学），便直接入读二年级。先生自十四岁（1924）到上海读中学，至1942年赴湘任教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其间除了省亲、失业回故乡平望，以及一度任教于南浔中学外，一直就读、任教于上海的中学、大学，沪上的环境和历练，将先生成就为一个知识渊博、学通中西、业有专长的历史学家，此间有三位尊长——刘承幹、金松岑、吕思勉，在治学上对先生有引导之功，其中得自从舅、著名藏书家刘承幹的教诲和影响，亦当属家学范畴。唐先生的外祖父刘安仁（颂驺）为晚清秀才，与刘承幹（翰怡）的生父刘安江（锦藻）本为再从兄弟（同曾祖父），故先生称“我母与翰怡为再从兄妹”，称刘承幹为“从舅”。但承幹与唐先生父子之间过从密切，这首先是因为刘承幹与从叔颂驺的关系极其亲密，甚至有过于两位亲叔（即“梯叔”刘安泩梯青、“和叔”刘安溥湖涵，字和庵）。颂驺为南浔刘氏族长，内主祭祀，对外则为家族代表，且兼受从叔即承幹祖父、南浔刘氏创业者刘镛之托为刘湖涵一房总管，故在族人中享有极高威望；更重要的是颂驺、承幹叔侄性情相投，处事观点相合，二人见面必“长谈”“谈甚久”“谈良久”，分离时则频有书函往还，具见刘承幹《求恕斋日记》，例多不胜举。颂驺既于承幹“颇极关爱”，而承幹“有事必就商于（颂驺）叔，从无推诿”，以至颂驺过世后承幹“益感廖落”。承幹既对颂驺叔亲重如此，对其唯一爱女即从妹蕴玉的夫婿和外甥之过从亲密，自不难理解。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唐先生尚在少年时，刘承幹就亲自见识了这位外甥的博览强记，禀赋过人。
那是先生“十余岁”时，至嘉业藏书楼读书，正遇承幹老人“与客谈冒辟疆、董小宛事”，谈者据辟疆后裔冒广生称小宛墓犹在其故乡如皋，“力斥世传小宛入宫即董鄂氏之妄”。唐先生称自己“于梅村诗夙能成诵，又曾读孟心史考证，因以所知参论”。我们知道，“顺治帝出家”及与之密切关联的“董小宛入清宫”，为清初一大疑案，这一传说乾隆年间即已存在，更在清末（光绪宣统间）士大夫中广为流行。及至民初，清室既屋，文网弛禁，加之红学索隐派乘势而起，推波助澜，“顺治帝董小宛爱情故事说”遂成为坊间学界一大热点。然此说之初起，即缘于对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题董姬婉君小像八绝句》等诗的不同解读，而依据史实通过严密考证给此说以致命一击的，则是近代清史研究的奠基者孟心史（森）1915年发表的《董小宛考》。“十余岁”的唐先生，由于对梅村诗烂熟于心（“夙能成诵”），又了解孟森论著的相关论证，因而能参与其舅父与客人的讨论，并提出了自己的独立意见。不仅于此，先生还谈到“《过墟志》所说刘三秀事，以为世传三秀为豫王多铎所掠，亦不可信，并杂论明末复社及康熙鸿博诸人事”。按《过墟志》为康熙年间署名“墅西逸叟”者所作传奇小说，记虞山刘氏有美女名刘三秀者，出嫁同里豪富黄亮功，后夫死，清军下江南时被掳北去，辗转至清王府并被封为王妃。世传孀妇刘氏为豫王多铎掠至王宫，事同董小宛入清宫，孟森《董小宛考》已考证指出其事不可信，乃属“乡曲流言”，而王梦阮等《红楼梦索隐》则谓刘老老事即影射刘氏之入宫。唐先生因熟悉《过墟志》，故能论证指出刘三秀入宫之事不可信，一如董小宛入宫之不可信，并兼及明末清初复社活动及康熙博学鸿词之征诸人事，以明董、刘传说之时代背景。对于“十余岁”的先生如此博览强志且辩才无碍，承幹老人惊喜莫名，次日即遣人给先生送赠嘉业堂所刻“《汉书》《旧五代史》《章氏遗书》、杭大宗（世骏）《订讹丛编》《三垣笔记》等书十余种计数百册”，事后还高兴地告诉其从叔即先生外公刘颂驺：“长孺少年博览，我乡无是也。”其欣赏喜悦之情溢于言表。1924年唐先生到上海读中学以后，常拜访承幹老人，亲聆教诲。据刘承幹《求恕斋日记》（以下多简称“刘氏日记”），1926年八月二十九日，承幹长子世炽婚礼“望朝”日，“所邀陪客”中有唐先生。先生时年十六，正在光华大学附中读书。先生与承幹老人及其客人“谈冒辟疆、董小宛”事，大约应发生在此间。1930年八月二十二日，已入读上海大同大学文科的先生，曾到刘府为大同大学修建健身房募捐，承幹老人捐款50元。1931年十一月初三日承幹日记称：唐长孺甥来与谈学院（大同大学）情形。长孺颇聪明，惟喜研词曲，予以为小道，劝其从事经史之学，伊（唐先生）又喜与女学生交际，恐入歧途，殊可惜也。青少年时期的唐先生兴趣广泛，俊朗多才，中学时还曾休学半年，入苏州昆曲传习所从名角华传浩学昆曲，并兼习弹词。先生之爱好诗词并在创作上造诣之高前文已述。但承幹老人认为“经史”才是学问正道，因而劝告先生在治学上应专攻经史（这一点与金松岑先生观点相同，见下文），同时在个人生活上多加检点，惟恐先生在学问、人生上“误入歧途”，足见承幹老人对先生关爱之深厚，寄望之殷切。
1932年六月二十九日，刚从大同大学毕业的唐先生欲托承幹老人致函张元济，希望在商务印书馆谋一编辑职位，“或在各图书馆内谋一位置”。但因当年上海甫经第一次淞沪抗战（一二八事变），百业萧条，故唐先生的求职并不顺利。同年九月初十日，承幹老人曾致函唐先生，当与先生求职有关，这似为承幹老人与先生互通信函之始。这一年先生终于在上海爱群女子中学谋得一代课教师职位，讲授国文、历史，或与承幹老人推荐有关。同年十月十八日下午，承幹老人“至颂驺叔家”，正好遇见前来看望外祖父的唐先生，与之晤“谈至晚间”，这是刘氏日记中所载承幹老人与唐先生作长时间交谈之始，其后则数见不鲜。刘氏在1933年三月初六日记中称：夜，唐耕馀偕其子长孺来访，延入长谈，至十时余去。长孺素嗜史学，近在研究元史，在上海南市爱群女中学当教习。……长孺甥青年好学，值此国萃沦亡之际，寝馈经史，世不多觏，康公我所自出，对之不胜欣喜耳。两年前承幹老人曾规劝唐先生专治经史，而“素嗜史学”的先生现在正全力“研究元史”，值此国家危殆、“国萃沦亡之际”，能像先生那样肯坐冷板凳“寝馈经史”的，实为少见，故承幹老人为这位外甥（“康公我之自出”出《左传·成公》十三年，即“外甥”之意）感到无比“欣喜”和自豪。
1935年，先生任教于舅家刘氏为主要资助方的南浔中学。抗战军兴，浔中解散，先生举家辗转迁至沪上，一度兼职于上海启明书店，翻译外国文学著作，以补苴生计。1939年始在上海圣玛利亚女子中学谋得教职。但无论条件多么艰苦，先生始终牢记承幹老人的教诲，一直潜心治史，而以辽金元史为主攻方向。1935年开始，唐先生相继发表了多篇研究辽金元史的专论和译文，及至1939-1940年间，遂得以辽金元史专家身份，于而立之年任教于光华大学（详下）。而承幹老人则一如既往地对先生治学予以支持和奖掖。1938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刘氏日记载：（午后）唐长孺来谈。以其年少而喜研究史学，故赠以《清史稿》一部。我们知道，《清史稿》1927年始成稿，凡536卷，初印本为线装131长册，总数才1100部（所谓关外一次本400部，关内本700部），其后又有所谓关外二次本，印数亦有限，当时实为珍稀难得之书，甚至大藏书家承幹老人本人1932年时尚无此书。是年十月十七日，刘氏日记称黄季刚（侃）“向余索《嘉业堂丛书》，以《清史稿》互易，惟余《嘉业丛书》未全，益以他书亦可。而伊书之来否，则亦不敢勉强也”。按《嘉业堂丛书》收“世间不经见之书”“一百余部”，黄侃欲以一部《清史稿》易之，刘承幹尚称未必能成交，足见当时《清史稿》之珍希，其价格自然不菲，普通学者自无力购藏，大师硕学如吕思勉先生，直到1939年时尚自称未见、未读此书。承幹老人后来之拥有此书，当因他献巨金资助清史馆纂修《清史稿》，以及受聘出任清史馆名誉纂修，故史馆以此书相赠。上文谈及承幹老人有感于十余岁的唐先生博览强记，赠予嘉业堂所刻书十余种数百册，唐先生回忆称自此以后，老人“每以书贻余”。此次老人即以先生“年少而喜研究史学”，慨然以珍贵的《清史稿》相赠，对于先生之治辽金元史，不仅在资料上极有裨助，对于先生治学的巨大激励作用更不待言。一年多以后的1940年四月六日，刘氏日记又载：
夜饭后，唐长孺来，长谈。赠以《戊寅丛编》一部。少年好学，对于明代及本朝掌故极为研究，可佩也。《戊寅丛编》为近代著名文献学家赵诒琛、王欣夫所编系列丛书之一，共收书10种，均为罕有流传而有裨实学的明清人未刊遗著。该丛书系列采用集股印行、按股分派书籍之法，故此书当为承幹老人投股所得。老人因唐先生对“明代及本朝掌故”有精深研究，赞佩有加，故特地以坊间难觏、梓行未久的此书相赠。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唐先生赴湘任教于蓝田国立师范学院，行前曾专诚到承幹老人府上辞行，其后每次回沪省亲，必拜访老人，下据刘氏日记略述一二。1946年六月十八日，时任迁川的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的唐先生，“由蜀经汉口来沪，数年不见，谈良久”，四日后，老人又专门设晚宴招待先生。1948年七月十日，唐先生利用暑假回沪省亲，专诚到承幹老人府上拜谒，交谈良久。同月二十二日，承幹老人又专门到北京西路柳迎村华业别墅的唐家回访，日记称，“适其母玉妹在楼梯旁，遂邀至房中，长孺亦出见，谈至晚。耕馀亦归，遂又复谈片刻，乃归”。1949年暑假唐先生回沪省亲，亦照例到承幹老人府中拜访。上引露葵女士回忆文章称二战前，耕馀老人“每年都到南浔刘承幹所创嘉业堂藏书楼去看书”。实际上抗战时藏书楼精品被刘承幹转移至沪寓后，甚至解放以后，耕馀老人都常到刘府看书。1954年二月十一日刘氏日记称：唐耕馀来。……耕馀今日为查书而来。其子长孺好读史书，曾请于其父购局刻廿四史一部。彼家无藏书，而其子好学如此，亦难能而可贵矣。承幹老人记忆偶误，耕馀老人为唐先生所购廿四史实为百衲本，一直放在唐宅进门右侧客厅中。正是因为唐家藏书不多，所以承幹老人多次给唐先生赠书。又刘氏日记1954年八月一日载：
夜，唐长孺来，解放后第一次相见也。长孺在武汉大学任历史教授，由鄂至北京开会，因京汉路阻于水，改道由沪附江轮上驶，尚有数日留，寔顺道归省之意。余闻其言，甚有感触。世有亲在咫尺而久违定省者，长孺可谓孝矣。八月七日日记又载：
下午，至柳迎村访唐长孺。渠数年始一归，此次见面可谓难得，依日者言，吾将不久于世，再见之期，恐难必矣，并与耕馀妹丈夫妇共谈良久。解放后，社会环境和生活条件发生了巨变，暮年衰病的承幹老人自难适应，不免心境凄凉，故对舅甥间这次难得的见面非常珍视，对唐先生寻觅机会回沪省亲赞扬备至，同时，年过古稀的老人又不免有再见难期之慨，亲情之深切由之可见。实际上舅甥间后来至少又有两次见面。一次是1957年八月七日，日记载：
堂妹夫唐耕馀率其子长孺来，谈良久。长孺四年不到上海，此次由京来省亲。……专教南北朝历史，九个月在校，三个月在北京研究院参考，吾亲族中之佳子弟也。最后一次见面则是1960年暑假，日记所载十分简略，闰六月二十五日“唐耕馀、长孺来”，同月二十八日“复耕馀、长孺各一函”，七月二日“本日约耕馀，并以长孺来至武汉，同至国际饭店晚膳”。不过据唐先生回忆，最后一次在上海拜“谒舅氏”，是在1962年。
唐先生而立之年即成为辽金元史专家，最终成为史学大家，家学渊源是不可或缺的，而来自藏书大家、从舅承幹老人的教导、支持与激励，亦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承幹老人对唐先生治学道路的影响，还不仅于此。如承幹老人交游广泛，不乏学界名流，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金克木先生曾谈到一九四八年四、五月间，他携新婚妻子、唐先生小妹季雍女士拜访陈寅恪先生，“随口介绍了一句”说唐家和嘉业堂是亲戚，“陈先生立刻问季雍对刘翰怡（承幹）怎么称呼”，陪座一旁的陈夫人“顿时面有笑容，本来是对面坐着，这时站起身，走过来和季雍并坐，拉着她的手问这问那”，以致金先生不无自嘲地说，自己也还“够不上有和他（陈夫妇）谈古话的程度”。实际上这并不奇怪，承幹老人及其生父锦藻，与散原老人一样，都有着浓重的前清遗民情结。辛亥鼎革，两榜进士、身任户部主事、内阁侍读学士诸职衔的刘锦藻自然是真正的遗老，未曾正式仕清的刘承幹只能算是“遗少”，但他跟随其父，与民初南北诸遗老交往密切，对逊帝溥仪更是竭尽忠悃，小朝廷各项活动几乎无役不与、无役不献巨金，是南方遗臣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们和陈寅恪尊人散原老人，既有一致的政治、文化立场，同时在活动上也有一定的交集。清末兴起的全国规模的爱国反帝的拒外款保路权运动，应该说以浙江发动最早，成效最著，而浙江保路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正是以身任浙路公司副总理的刘锦藻为首的湖州绅商。与此同时，陈三立则在其家乡参与发起、组织南浔铁路的兴建，为之奔走操劳。1905年十月末，散原作为赣路代表赴沪参议闽浙皖赣四省铁路公会事宜，并筹款发行债券，当时刘锦藻为浙路代表，十一月三日晚，锦藻曾在洋务局设宴招待散原一行。武昌事起后散原举家避乱上海，1913年，他和刘承幹分别参与了沪上遗民诗社的发起和组织，前者为“超社”（后易名“逸社”），以同光体诗人为骨干，后者为“淞社”，以湖州绅商为核心，均是所谓“海滨流人遗老”（陈三立语）。1916年，散原曾从所寓杭州专程赴沪参加淞社雅集，刘锦藻亦曾参加逸社的花近楼雅集，与散原同席。刘锦藻逝世后，承幹正是礼请散原撰写其父墓志铭。1923年，以“研究东方三千年来之文化”为宗旨的《东方学会》成立，前清遗民为主体的20位发起人中，陈三立、刘承幹名在其中；1924年，“海上诸遗老”200余人集议，分别致电段祺瑞、张作霖，吁请恢复清皇室优待条件，两封电稿均由10人领衔，陈、刘亦并列其中。上述可见散原老人与刘锦藻、承干父子政见之合，交谊之深，由此亦可知陈寅恪先生夫妇何以对季雍女士及唐先生有一种不自觉的亲切感。加之唐先生已先后在辽金元史、六朝隋唐史领域取得诸多成果，所撰《唐书兵志笺正》书稿，就是在1946年经陈寅恪先生审评并予以高度评价，从而得以晋升武汉大学教授，故1948年陈先生见到金克木、唐季雍夫妇时，特请他们转达对唐先生的“钦服之意”。承幹老人对唐先生治学的影响，还体现在老人所建“嘉业藏书楼”，为避重复，留待下文一并讨论。
走上学术道路的推手与引路人——国学大师、乡前辈金松岑
“珞珈四友”之一的程千帆先生，晚年回忆唐先生有云：
唐长孺先生不仅是史学很好，文学也很好。他的文章、诗词都做得很好。要是拿中国的传统来说，在文学方面，他是金松岑的学生；在历史方面，他是吕思勉的学生。
程氏称文学方面唐先生是金先生的学生，当主要指诗词。如果严格按照传统，例如王欣夫年轻时跟随金松岑学习国学，或如唐先生妹丈柳义南“跪地为礼”拜夏承焘为师学词，方得称入室弟子，唐先生与金先生之间则并无此种正式的师弟关系。然而唐先生学习诗词虽是幼承庭训，启蒙老师是身为南社成员的尊人耕馀先生，但金先生的奖掖指导之功实不可没。如前所述，其一，是金先生最早发现了青年唐先生的诗词才能，并推荐发表，对先生的诗词创作自不无激励；其二，金先生又“切戒”先生，其少作因受郊岛、四灵及散原影响，不无艰涩、寒瘦之弊，先生晚年亦自承年轻时“学梦窗词，为无病呻吟之语”，因而如王素先生所言：“先生之诗风，后来渐有变化，终效松岑兼采各家之长，堂堂正正，一如其人”，应“肇源”于金先生的教戒。其三，唐先生晚年曾凭记忆向笔者引述上举金先生对其诗的评语（即“切戒”先生改弃“非少年所宜”的诗风），同时又谈到金先生曾当面指示他“若改治历史，尽其才用，成就必不可限量”。
金松岑（1873-1947）
我们知道金松岑先生是学识渊博的国学大师，即上揭金克木《珞珈山下四人行》所谓“是认识他（金松岑）的人都知道的杂货摊”，不过金先生主要还是以诗人的身份名世。但另一方面，金先生又认为要保存、发扬国粹使传统文化获得新生，民族得以振兴，在学术上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研究历史，一是复兴理学”，并坚信历史研究是今后的学术趋势之一。金氏自幼钟情历史，早年即取得诸多历史研究成果，近代经学大家曹元弼甚至认为“松岑所长，在史不在经”。金先生和承幹老人两位尊长都不约而同地劝勉唐先生由文学艺术而改治历史，当是注意到了先生在史学上的过人天赋，同时也希望先生预流于学术发展的大趋势，为振兴传统文化作出贡献。
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是年冬苏州沦陷，金松岑“避寇菱湖”（今湖州市东南），唐先生则举家避难于莫干山。当此“霜角吹寒急”“烽火连江驿”之际，金松岑仍“韵事半、偷闲日”，与唐先生同游南浔庞氏宜园。年轻的唐先生当时“方怀陆沉忧，况与离愁拼。中筵抚头胪，有涕如糜绠”，而金氏则坚信“蚕丛半壁天，想见南风竞”“收京还有期，幸睹国威聘”，相信南迁的国民政府能够领导抗日取得胜利。此次见面，金氏的处变不惊和坚定信念对唐先生不无鼓舞，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谒公穷海隅，端如清梦迥”，“贱子百无成，犹凭公言信”。先生不仅坚信金先生对于时局的判断，对于金先生劝其改治史学的的教导，亦终身铭记于心。其后遂专攻史学，虽常以诗词寄情抒怀，酬唱于挚友，却绝少公开发表。先生晚年亦有回忆：“长孺少年时颇耽倚声，中年以后专意治史，遂少写作，偶一为之，亦多不存稿。”故在《唐长孺诗词集》问世前，先生的诗才为史名所掩，鲜有人知。
1939年金松岑出任光华大学文学院国文系教授，次年春夏间，因病推荐唐先生代其授课。金先生在光华三年，“征文考献说经世”，“讲论”的是旨在“恢弘民族大义”的“内圣外王之学”，即所谓国学，盖以历史为主。唐先生代授此课，乃其担任大学讲席之始。1940年秋，金松岑又向文学院历史系主任吕思勉推介唐先生，经吕先生荐举（详下），时任圣玛利亚女子中学教员的唐先生，受聘为光华大学历史系讲师，从此正式开启了先生尔后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研究及教学生涯。
上揭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1940年五月一日载：“接松岑先生片，约本月十二日下午四时同往张咏霓处看《宋史记》。咏霓近新自常熟王慧言处购得此书也。”同月十二日又载：
四时过爱文义路（松按：今北京西路）觉林张咏霓先生家观《宋史纪（记）》，松岑翁及吴江唐长孺已先在。……前有王阮亭跋，谓此本出王维俭、或汤若士，尚不可知。长孺谓《鲒埼亭集》中亦有一尺牍论此。检目录但有本纪、列传而无志（原注：似志本有而佚去），但有《儒林传》而无《道学》。长孺谓若士本濮王另为传，不入诸王传（原注：似亦谢山语）。今本诸王传中无濮王，凡此皆须详考。
按元修《宋史》号称繁芜，明代改编《宋史》者不乏其人。据钱牧斋（谦益）《跋东都事略》称，嘉靖以来百余年“有志删修者三家”：归有光（熙甫）、汤显祖（若士）、王惟俭（损仲，按“惟”一作“维”）。归氏仅有《宋史论赞》一卷存世，汤氏则在《宋史》原书目录上“朱墨涂乙”“州次部居”，虽“厘然可观”，仍未成书。唯王氏《宋史记》“信笔成书”。其后吴兴潘昭度（曾紘）转抄得一《宋史记》草稿本，并获得汤氏“涂乙”过的《宋史》旧稿本，而王惟俭《宋史记》原稿则“沈于汴京之水”。牧斋曾与王氏就《宋史记》的编纂体例、史料取舍乃至资料收集，反复“商榷”，故所述此书始末应当属实，至于吴兴钞本以后的命运如何，则如牧斋所说非其所知了。后来潘昭度曾组织学者重新编定王氏《宋史记》，但“未成而罢”。潘氏死后，其书稿和所收集的多达“十余簏”“宋代野史”，几经转手。崇祯三年（1630），该书稿当时的主人吕无党，携稿“游太学至京师”，准备“据其草稿”付印。后渔洋山人王士祯在无党“行笈”中见到此书，便查看了凡例、目录，但见“涂乙宛然”，他推断应即吴兴潘钞本王惟俭《宋史记》。当时他抄录了目录和凡例一卷。后来他又觉得“余昔在京师所见即临川（汤显祖，贯临川）手笔所谓朱墨涂乙者是也”，也就是说他看到的本是目录、结构经汤显祖改删重组过的《宋史》原稿本，而非“祥符（王惟俭，贯祥符，今河南开封）草稿”即王本《宋史记》原稿。当他在感叹“祥符草稿则不可得而见矣”时，另一位著名学者朱彝尊却有机会通过“借钞”得到了吴兴钞本“损仲《宋史记》”的一个副本，以致王士祯感叹有如“神物所持”，保佑此稿“不与劫灰俱烬”。王氏后来显然还是有幸目睹这本珍贵的传为“损仲《宋史记》”的稿本，不过这也使他陷入了更深的困惑，此稿“目录列传删并涂乙甚多，云是汤义仍（显祖）手笔，义仍亦删《宋史》，则此书或王本或汤本，皆不可知”， 他把自己的困惑留在了给吴兴钞本《宋史记》——即张寿镛用以飨客的这本新收藏的《宋史记》——所写的跋语中。那么，当年潘昭度“重定”《宋史记》时，其“凡例”是依王本抑依汤本？是以王本抑汤本为底本？或者两本兼收并取？至少体例、结构似乎是取自汤本。这是一个迄今仍悬而未决的问题，而比朱彝尊、王士祯晚出生70余年的全祖望，曾对之作出了独立有据的回答，这就是唐先生提到的《鲒埼亭集》中的一条尺牍，即全祖望《答临川先生问汤氏宋史帖子》。该帖认为，潘昭度手里的王本、汤本，“皆多排纂之功，而临川（汤本）为佳”，其“纪、志、表皆有更定”，“最善”的是列传体例的分合增省。然后一一缕述了汤本 “累易其主”的过程，以及此本“所存仅本纪、列传”等等特征。又说“吴下多误以为”祥符（王惟俭）之本”，实际上“确然系临川（汤显祖）底稿”。唐先生指出张寿镛新得《宋史记》，“但有本纪、列传而无志”，以及有儒林传而无道学，濮王另有传不入诸王等，无不与全氏所述临川本即唐先生所称“若士本”合。全氏意见正确与否姑置勿论，唐先生在品书现场，能从篇帙繁重的《鲒埼亭集》中，拈出与《宋史记》最相关的这条资料，分析论证，头头是道，可见他对宋元明清历史及文献的熟悉程度。联想当年十余岁的唐先生在承幹老人众客面前引据梅村诗、孟森文乃至说部的《过墟志》，放谈董小宛入宫公案，纵论明末时事政治，可知先生在张咏霓（寿镛）家观《宋史记》时的表现绝非偶然。《宋史记》的新主人张寿镛是光华大学创校筹备会的会长暨首任校长，著名的爱国教育家、藏书家、文献学家，也是金松岑的老友，金氏之赴任光华大学国文系教授，即是应张氏礼聘而来。年长唐先生十余岁的夏承焘，当时已是知名的词学专家，之江大学教授、国文系代主任，兼任太炎文学院、无锡国专讲席。金先生赴张家观《宋史记》时特地将年甫而立的唐先生带来，显然有推介之意，先生的出色表现想必给在场诸人留下深刻印象。正是这一年，先生得以中学教师正式入职光华大学任教。也是在这一年，“先生始与夏承焘相识，并常有联系”。同年六月九日夏氏日记载，夏与先生等同“赴大三星酒馆宴，贺松岑先生六十八寿”。翌年四月十九日，“午后柳义南（时拜夏氏学词）偕其妇兄吴江唐长孺来久谈。唐君能词，治辽金元史甚博洽。教授光华大学。谓柯氏元史，觝牾甚多。国人治此学，尚无适当人才。法国伯希和胜柯氏甚远。闻于《元史》误处，皆能背举。唐君又能昆曲，谓唱上声，由低而高，去声由高而低，与疚翁（松按：如皋冒广生，冒辟疆为其祖辈，专长诗词歌曲）说同。”夏氏寥寥数笔，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多才多艺的青年辽金元史专家的生动形象，特别是其出色的背功，不徒夏氏，大凡与唐先生密切接触过的学者都对其惊人的记忆力印象良深。词、曲相倚相通，先生“能词”善昆曲，也大大增加了他与夏氏的共同语言，其后二人交往益见频密，唐先生多次拜访夏氏，夏氏曾专诚到唐府拜访，与先生尊人耕馀老人晤谈。唐先生决意离沪赴内地前，曾与夏氏商讨前往路线及有关事宜，唐先生临行前，王欣夫、王巨川为先生及准备离沪的夏氏、任铭善设宴送行，以上俱见夏氏日记。夏唐二人亦有诗词酬唱，王素先生还推测，唐先生中年“词风稍变，恐与夏氏相交有关也”。顺便谈及，唐先生与夏氏的友谊还延续到了先生与夏氏弟子蒋礼鸿之间。而唐先生与光华大学诸位先生以及夏承焘氏的交谊，实与金松岑先生的着意引荐有关。先生赴湘以后，与金先生仍有书翰往还。1942年金氏有诗《寄答唐长孺益阳蓝田师范学院（原题注：光华解散，始入内地）》，羡慕先生脱离孤岛，远游江湘，得以“扪胸料检金元史，倚席深思晁贾筹”。唐先生家藏金氏此诗手稿，末署“长孺内表侄湘中书来，却寄一首”，并钤有“金天羽鹤舫”之印。1943年金氏词《月下笛》有序云：“秋窗写恨，因寄唐长孺湘中、袁希文贵筑。山谷所谓‘思两国士不可[复]见’，渺渺兮予怀也。”表达了对两位远方“国士”的深切思念：“蛮荒一去，谁共天涯歌哭”？可以说，唐先生之走上学术道路，于唐先生情兼乡党、戚属的金松岑先生，是不可或缺的推手和引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