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庆特辑 | 没有争鸣，刊物就没有生气，就失去了生命力！| 萧涤非 蔡尚思

编者按

2021年5月1日即将迎来《文史哲》70周年刊庆，本刊公众号特推出刊庆特辑，内容以《文史哲》作者、读者和编者回忆为主。本期推送刊庆特辑第三期，是萧涤非和蔡尚思两位先生为纪念《文史哲》创刊三十五周年所作，分别讲述了《文史哲》的办刊经验和传统，以及两位先生对《文史哲》的期望和祝愿。今将两篇文章编发于此，以资纪念与自励。人物简介

萧涤非（1906-1991），江西临川人。1933年在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后到山东大学任教。抗日战争时期去西南联大，抗战胜利后于1947年回山东大学。萧涤非先生执教山大47载，曾兼任中文系主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古籍所副所长、《文史哲》编委会副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及学位委员会副主任等，还曾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一任会长，山东省人大代表，第四届省文联副主席等。他的有些老学生称他为“20世纪的杜甫”，美、日等国学者以之为“汉学伟人”。

蔡尚思（1905-2008），福建泉州人，著名历史学家，中国思想史研究专家。历任复旦大学、沪江大学、光华大学、东吴大学等大学教授及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副校长、顾问等。

原  载 |《文史哲》1986年第5期，第7-8页；第10-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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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经验    继续前进

萧涤非

我与《文史哲》的关系比较密切。起初，我是《文史哲》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我的《杜甫研究》就是在《文史哲》上连载的，后来，我又做了《文史哲》的编委会副主任。我是眼看着《文史哲》成长起来的。今年，《文史哲》创刊已三十五周年了，这也就是说，她该像人生的历程一样，已进入了中年期，应当有比较丰富的经验，可以把刊物办得更好些。

要办好《文史哲》，我以为，首先当然应依靠本校文科教师的力量。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其实，《文史哲》创办本身，就是当年文科教师共同努力的结果。那时，数以十计的文科骨干教师，都是《文史哲》的热心发起者、组织者、撰稿者。他们写稿不取稿酬，有的甚至拿出自己的薪金，为刊物代付校外作者的稿酬，还无偿地承担刊物的审稿、改稿、校对、发行等一系列工作。靠着文科广大教师热爱刊物的一颗心，《文史哲》才得以顺利地降生和茁壮地成长起来。

有耕耘就会有收获。随着《文史哲》的创办和发展，文科广大教师也因有这个学术园地而使自己的科研成果得以及时发表，在国内外产生影响，同时也使自己得到进一步的锻炼和提高。在50年代，山大文科在全国高校中享有较好的声誉，与《文史哲》的创办是分不开的。今天，《文史哲》仍需本校文科广大师生的支持；同时，《文史哲》也应该更好地为本校文科师生服务，为他们的成长作出贡献。

《文史哲》还有个传统，就是注意团结依靠校外专家和广大作者。在50年代，国内知名学者王亚南、顾颉刚、周谷城、黄药眠、陈子展等等，都在《文史哲》上发表过文章。这对于提高刊物质量，促进校内外学术交流，推动本校科研工作的开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今后，《文史哲》还应发扬这个传统。

《文史哲》在50年代之所以办得有生气，还与当时能够及时地在文史研究范围内组织几次大讨论——如中国古代史分期、中国古代文学史分期、《红楼梦》研究的讨论——有很大关系。

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手迹

《文史哲》应该认真总结这个经验，坚决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密切注意学术研究动向，适时地提出一些学术界共同关心的问题来讨论。当然，在讨论中要注意方式方法，大家要本着自由平等讨论问题的态度，切防乱扣帽子，乱打棍子，切忌武断专横，以势压人，切戒讽刺挖苦，人身攻击。这一点很多人都有过切肤之痛，万万不能让这种扼杀学术的恶例重演。

最后我还想讲讲文风。这一点似乎不为人们所重视，以为学术性的文章可以不重文风，可以不尚文采。有些人甚至故意把文章写得十分艰深晦涩，让人看不懂。如一些理论研究文章，开口闭口亚里士多德、黑格尔，满纸新名词、新术语，令人读来头晕目眩，难于卒读。这种文风要不得。其实，学术性文章也应该讲究文风，注重文采。越是难懂的问题，越要写得使人容易懂。我们只能“以其昭昭，使人昭昭”，而绝不应“以其昏昏，使人昏昏”。我们研究中国文学，就应面对中国文学实际，从现实中提出问题，并认真加以解决。引用外人的理论观点，引进新名词新术语，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其他。《文史哲》的文风一向较为谨严，这是大家的看法。但似乎严肃有余而生动活泼不足，精彩的辞章更为少见。今后，望与作者共同努力，使读者阅读《文史哲》的文章，也能得到一种美好的艺术享受。

感想和希望

蔡尚思

今年是《文史哲》杂志创刊三十五周年。编辑部来信，约我写篇纪念性的文章。我是很乐意这样做的。这是因为，我是《文史哲》的一个老读者，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对它怀有很深的感情。

首先，我十分赞赏《文史哲》这个刊名。不仅因为它反映了文学、历史、哲学三门学科的内在联系，恰好也同我个人的治学历程有着相似之处。我的治学是从文学入手的，最早写的一本著作就是《青少年古文稿》。文学为我以后的长期治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长达数十年的治学生涯中，我坚持文史不分家，史哲相结合，以介于哲学与历史之间的文化思想史作为自己的研究重点。所以，“文史哲”三字，也可以说是概括了我的全部治学内容。正因为这样的缘故，当《文史哲》创刊伊始，我就十分喜欢它，并对它抱有很大的希望。事实证明，《文史哲》不负众望，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以及当前这个时期，刊物办得颇有生气。三门学科的文章各有特色，又互相补充，互相渗透，对繁荣祖国的学术起了积极作用。当前，社会科学研究要面向改革，面向“四化”，更加要求加强各门学科之间的联系，加强交叉渗透，拓宽专业面，更新知识结构，发展综合科学。因此，希望《文史哲》进一步发扬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加强三门学科的综合研究，全面促进文史哲的发展和繁荣，使自己更加名副其实。

我对《文史哲》产生感情，还因为它的艰苦创业和为繁荣学术而献身的精神感动了我。要办成任何一件事，没有一点牺牲精神是不行的。《文史哲》的创办者们，正是具备了这一点精神的。《文史哲》于1951年创刊时，全国刚解放，大学复课还不久。随着经济建设的恢复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逐步走向繁荣。这就迫切需要向人们提供学术交流的园地。当时我正在上海沪江大学任教，并担负着学校行政的领导工作，更深有此感。正当大家翘首以待的时候，山东大学历史语文研究所和文学院的一些老师们，在学校领导的支持下，以他们的勇气、魄力和富有牺牲的精神，在全国各大学之先创办了同人刊物《文史哲》。这是一种大胆的尝试。他们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不仅写稿不取报酬，而且还兼搞编辑、校对以及其他一切杂务工作，甚至拿出部分工资充作刊物的经费。这种艰苦办学术事业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他们的高尚的风格，是值得称道的。在他们的努力下，刊物终于站住了脚。从1953年开始，《文史哲》由教师们的同人刊物，改成为山东大学的学报之一。实际上，它已超出了学校的范围，变成社会性的学术刊物，并且逐步地成为读者心目中有影响、有见地、有水平的优秀期刊之一。所以，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文史哲》在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的地位上，是名列前茅的；在全国性哲学社会科学期刊的地位上，是具有较长的历史并有重大贡献的。我衷心希望《文史哲》的创业精神，能够继承下来，发扬光大，为繁荣祖国的学术作出新的贡献。

我以为，《文史哲》所以能够在社会上取得一定的声誉和地位，是同它坚持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分不开的。刊物初创时期，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尚未明确提出来。但是，《文史哲》一直坚持学术上互相商榷、自由探讨的学风，积极开展各种学术问题的讨论，并鼓励被批评者进行答辩，各种意见都可以发表，从不压制任何一家一派。尤为可贵的是，它既重视老专家、学者的作用，又不迷信“权威”，注意扶植和培养中青年知识分子，不以名取稿，不轻易埋没具有见地的稿件。因此，刊物充满活力和生气。它对《红楼梦》问题的讨论曾引起全国性的争论，在历史学方面的讨论更加活跃，有关哲学史方面也发表过引人注目的文章，并发现和培养了一批新人。有人说，没有刊物，就不会有学术的繁荣。我以为，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有了刊物，不开展争鸣，也不会有学术的繁荣。这是问题更重要的另一个方面。百家争鸣是学术刊物的生命线。没有争鸣，刊物就没有生气，就失去了生命力。我希望《文史哲》保持和发扬自己的优良学风，真实的而不是点缀的，长期的而不是一时的，把党的“双百”方针坚持贯彻到底。如此，这个刊物就功德无量，前途无量了！

蔡尚思先生手迹

还应该指出的是，《文史哲》的编辑作风是严谨的。凡是刊物发表的文章，从内容到文字，直至一个注释、出处，都认真校勘，力求把错误减少到最低限度。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不仅造福了当今读者，它也是对祖国文化和子孙后代具有高度责任感的一种表现。大家都知道，我国的校勘学向来是做得比较有成绩的。但是，说实在的，这里面也浪费了不少有才华的学者的青春和精力。他们本来可以去搞一些更有意义的学术研究，然而为了纠正前人著作中的谬误，包括文字和印刷上的错误，而花费了许多无谓的劳动。在这里，我丝毫无意贬低校勘学，但强烈要求提高出版质量。如果我们今天的出版物，包括刊物在内，也来个粗制滥造，内容乖谬，文字讹误，其结果，谬种流传，不仅危及当今，贻误“四化”大业，而且在几十年、几百年直至几千年后，将会给后人带来无穷的祸患。事实上，现在有的出版物一到人们的手里，就要校勘学来为它服务了。这实在是要不得的。

以上是我个人的几点感想，也可以说是几点希望，谨表对《文史哲》创刊三十五周年的纪念与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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