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廿山大 群星璀璨 | 华岗：双膝未膑当知足，可酬热血换文章

导  语

2021年10月15日是山东大学建校120周年纪念日。120年来，山东大学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国之栋梁。本期推送为王启新先生为新中国成立后山东大学首任校长、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育家华岗所作的纪念文章。华岗校长富有远见和工作魄力，善于团结知识分子，学校在这一时期呈现一派生机蓬勃和兴旺发达的景象，被称为山东大学建校以来的第二个“黄金时代”。《文史哲》就是由华岗校长一手创办的。值此校庆之际，我们缅怀前修，不忘初心，祝福百廿山大，再创辉煌！

华  岗

原 载 | 《群星璀璨——山东大学文史名家述略》第116-128页

原 题 | 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华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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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岗，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和著名学者。

1924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团地委书记、团省委宣传部长、团省委书记、团中央宣传部长，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组织局宣传部长、华北巡视员、《新华日报》总编辑、中共南方局宣传部长、中共上海工委书记和山东大学校长等职。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受到错误的审查和处理，被长期关押，1972年含冤病逝。1980年经党中央批准，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在几十年的革命岁月中，华岗不仅是一位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也是一位勤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家和社会科学家，是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的良师益友。他一生在实际工作和学术研究上都有很大的成绩，为革命和学术事业做出了显著贡献。

一、献身共产主义事业

华岗，幼名延年，曾用名华少峰、华西园、刘少陵、林少侯等。1903年6月9日生于浙江省龙游县庙下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他幼年即从事农业劳动。11岁入本村的初级小学读书，后考入离家五里路的溪口镇高级小学。高小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衢州师范学校。他生活俭朴，学习努力，除完成课业外，还利用课余时间，阅读一些有益的书籍。在“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影响下，他悉心探求新文化，热心于学生运动。因领导同学反对学校当局蛮横干涉学生运动而被除名，迫使他中断了在师范学校的学习。

1924年暑假，华岗改名华少峰，转入宁波第四中学学习。校长经亨颐是一位进步的教育家，聘请了一批思想进步、有真才实学的教师。当时，宁波是浙江省革命运动比较活跃的地区，中国共产党在宁波已成立了特委。经亨颐校长在中共宁波特委的影响和推动下，在校内进步师生的配合下，大胆发动师生宣传革命，积极鼓励学生进行爱国活动。华岗在这里，通过努力学习和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学生中反帝反封建反军阀势力、宣传革命的骨干分子。就在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便担任了青年团宁波地委宣传部长。华岗在担任团地委宣传部长的实际工作中，逐渐显露出他的理论宣传才能。他开始给团中央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写稿，批判社会上的错误思潮对青年的影响，还参加了宁波特委办的《火曜》等刊物的编辑工作，向青年介绍马克思主义书籍和进步思想。

1925年夏，中共江浙区委为了发展革命运动，有计划地从宁波抽调一批党团员到各地工作。华岗根据组织的安排，毅然离开学校到南京担任青年团南京地委书记。在那里，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职业革命活动家的生涯。在南京工作将近半年，就被调到上海担任团沪西区委书记，随后又任团江浙两省联合省委宣传部长。他除了负责联合省委宣传工作外，还主管上海以外地区团的领导工作，不断奔波于南京、杭州、宁波等地，指导各地青年团的工作，配合党领导的各条战线的斗争，迎接北伐军的胜利进军。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华岗没有被敌人的血腥屠杀所吓倒，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他不顾个人安危，仍然坚守着自己的革命岗位。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当时，团江浙联合省委进行了改组，分设浙江和江苏两个团省委。华岗担任团浙江省委书记，负责恢复和重建浙江团的组织。不久，江苏团省委遭到敌人的破坏，华岗又调任团江苏省委书记，并兼管团上海市委的工作。后来他又调任团顺直（河北）省委书记，为恢复和建设北方的团组织而紧张工作。

1928年5月，华岗受党的委派随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10月回国，在上海担任了团中央宣传部长，并主编共青团中央的机关刊物《列宁青年》。

在整个大革命时期以及大革命失败后的一段时期里，华岗始终没有离开过青年团的领导岗位。他很善于在青年和学生中做细致的组织宣传工作，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内专门从事青年工作的一位重要干部。陆定一1983年4月15日在一次征集党史资料的座谈会上，讲到华岗这一段革命活动时说：“从1925年我就同他一起在青年团里工作，他当时是上海青年团干部中的‘四大金刚’之一，他很有学问。”

1929年3月，华岗离开团中央，专门从事党的宣传和组织领导工作。先后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组织局宣传部长和华北巡视员，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继续进行着出生入死的战斗。

在这期间，华岗还从事紧张的著述活动。他从当时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出发，撰写了《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史》。他最初起意写这本书是在1927年底，那时革命已走向低潮。在革命营垒中，有的人背叛了，有的人被敌人的血腥屠杀所吓倒，对革命前途失去信心。他认为，必须鼓舞革命群众的士气，把大革命的真相写出，使之流传，用以教育和提高党员与革命群众。

华岗作为这次大革命的参加者和幸存者，他觉得这次革命的经验教训实在太多了，如果能够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革命斗争的实际，把大革命的历史写出来，可以总结出许多具体的历史教训，用以指导和推动工作。于是，他广泛搜集材料，并且很快编写了一个大纲。后因去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会议，不得不把这项工作暂时搁置下来，把材料和大纲存放在上海一位同志家里。1928年秋，华岗从国外回来，发现那位同志不幸被捕，而过去苦心搜集的材料也完全丢失了。他虽然十分痛惜，但并没有灰心。

华岗根据当时能够搜集到的材料和自己参加实际斗争的回忆，力图按照党的“六大”精神，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认识和总结这次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从1929年秋开始动笔，到1930年春完成初稿，同年冬又进行了补充和修改。全书30万字，1931年7月由上海春耕书店出版。他在序言中写道：“我敬以至诚，将此书纪念大革命中及大革命失败后成千上万为革命牺牲的英勇战士。”可以说，这本书为在第一次大革命中流血牺牲的几十万革命烈士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华岗 《中国大革命史》

在我国史学史上，《中国大革命史》算得上一部具有开拓性的现代史著作。1982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出版社重新出版了此书，杨尚昆为之题了书名。廖盖隆在重版前言中评价说：“从那时以来，半个世纪过去了，华岗同志的这本书到现在仍然是详细论述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历史的唯一著作。”书中用生动的事实，揭穿了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的反革命罪行和种种胡说，对于打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气焰，坚定革命群众的斗志，起了很好的作用。当时一些地下党组织，把《中国大革命史》作为党员和革命群众的学习读物，许多同志从书中受到了教益。

二、在国民党的监狱中

1932年9月，党中央任命华岗为中共满洲特委书记。他化名刘少陵，在由上海出发到东北赴任途中，因护送的交通员被特务跟踪，与交通员一起在青岛被捕。面对敌人的严刑审讯和种种威胁利诱，他坚决不暴露自己的政治身份，保守了党的机密。结果，他以“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被判了五年徒刑，关押在济南的山东省监狱。

在狱中，华岗和任作民（1922年入党，被捕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等同志一起，团结全体政治犯，坚持同敌人进行斗争。他们秘密地购买和阅读政治理论书刊，定期讨论各种政治时事问题。华岗和任作民分别担负政治、党建、群众工作等课程的指导任务，提高青年同志的政治理论水平。

青年任作民

在此期间，他们多次组织狱中的政治犯进行绝食斗争，以抗议监狱当局对政治犯的虐待和限制，提出了反对打骂犯人、开放脚镣手铐、自由看书看报、改善犯人伙食等要求。通过这些斗争，使狱中的生活条件得到一定的改善，并且锻炼和考验了每个同志的意志，鼓舞了他们争取自由的胜利信心。他们在狱中的这些活动，对山东后来的工作（如组织游击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等）都有一定的影响，为革命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干部。

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监狱当局奉命将全部政治犯送往反省院。因山东的反省院容纳不了，要转送到南京、太原和武昌等地。1937年2月，华岗、任作民等十九人被送往湖北省武昌反省院。

在武昌反省院，以任作民、华岗和向明（1949年青岛解放后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山东分局副书记和代理书记）为核心，根据新的条件，组织反省人员继续进行斗争。他们一起商量斗争策略，还发动全院反省人员开展要求上前线杀敌、无条件释放政治犯、抗议对某些反省人员的处罚等斗争活动。

华岗和任作民在反省院，对敌人的反省要求，一向采取敷衍的态度，日记往往三五天甚至一星期才写一次，内容只写天气晴雨变化、自己的健康状况，以及抄录一些《中山全集》的语录之类，从不写任何卑躬屈膝和不利于党的言论。讨论会则经常请病假不去参加。反省院以6个月为一期。他们在反省院住满6个月后并未被释放，理由是“表现不好”，需要再住6个月。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华岗买通反省院的看守人员，给当时在武汉地区做秘密工作的冯乃超（全国解放后曾任中山大学校长）送去一信，希望向党组织反映营救他们出院。冯乃超立即报告当时在武汉的董必武同志，经董老与国民党当局交涉，1937年10月16日华岗和任作民被营救出院。

华岗在敌人的法庭上和监狱里，立场坚定，坚贞不屈，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五年的监狱生活，虽丝毫没有动播华岗的革命意志，却严重地摧残了他的身体。为了革命的需要，出了反省院之后，他不顾身体虚弱，又迅速地投入了新的战斗。

三、在蒋管区坚持革命斗争

华岗从武昌反省院出来后，担任了短期的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接着党又派他参加《新华日报》的筹备工作。在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1938年1月16日，《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潘梓年任社长，熊瑾玎任经理，华岗任总编辑。那时报社的人员不多，工作十分繁忙。华岗作为总编辑，负责编辑部的全部工作，从新闻和文章的审阅修改，社论专论的撰写，一直到版面的编排以至校对工作，都亲力亲为。当时在编辑部工作的石西民后来在回忆文章中称赞“他真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

他在新华日报社工作期间，除了用华岗、华西园署名写的评论文章外，还常以林石父、晓风等笔名写多种类型的文章，内容涉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广泛的领域。当年在新华日报社工作的熊复回忆说：“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学问渊博、文思敏捷的学者。他讲起话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而写文章和社论，真是‘下笔千言，立等可待’。他对同志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从没见过他有疾言厉色的时候。但他对政治上的原则问题却十分认真，从不苟同，也不轻易放弃自己的意见。这一切引起我对他的尊敬，把他当作自己的导师。”

在新华日报社，华岗坚持党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抵制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和家长式的统治。为此，作为长江局负责人的王明，对华岗十分忌恨，进行打击报复，致使作为总编辑的华岗，在工作中甚至没有任何发言权了。

1938年春，华岗被派往东南战场作战地记者。他深入前线，写下了第一篇战地通讯《活跃在东南战场的新四军》，在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的报纸上发表。华岗从东南战场回到武汉后，又奉命提前撤离武汉，带领一部分编辑和业务人员，携带一部分物资，乘船到重庆去筹办新华日报社的迁渝工作。1939年秋，他因病不得不离开新华日报社。

长期监狱生活的摧残和出狱后的紧张工作，再加上受王明的打击、压制，使华岗的健康恶化，离开新华日报社后，他不得不在重庆郊区养病。养病期间，他仍然没有放下手中之笔，紧紧围绕当时革命的需要，继续从事研究和写作。

在1939年和1940年之间，华岗编写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他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为了现实斗争的需要。“首先是战士，其次才是学者”，这是华岗始终坚持的信条。他写《中国大革命史》是这样，写《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也是这样。此书分两卷，长达40万字，1940年由上海鸡鸣书店出版。由于紧紧围绕民族解放这个全国人民十分关切的中心问题来研究历史，所以此书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数年之间重印八版之多。当时解放区的一些学校，还把它作为学习中国近代史的课本或必读参考书。

华岗  《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

这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对于国内的社会解放运动也加以论述，因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是不能分开的。他在书中指出，在旧中国，没有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固然谈不上社会解放，可是如果不能实现社会解放，也就不能最后取得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胜利。书中所阐述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取得和巩固领导权的思想，对鼓舞抗战斗志、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方针和推动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前期，华岗还撰写了《社会发展史纲》《苏联外交史》和一些史学论文。其中《论中国历史翻案问题》《历史为什么是科学和怎样变成科学》《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阻滞的基因》等论文，后来汇编成《中国历史的翻案》一书，1946年由上海作家书屋出版。1981年人民出版社重印此书时，尚钺为之写了序言。

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是应上海生活书店之约而写的。它以简短的篇幅、通俗的语言，勾画出人类社会发展的轮廓，是一本适合青年阅读的启蒙读物。这本书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书一样，是当时在蒋管区和沦陷区青年中影响广泛的通俗阐述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著作。许多青年读了这些启蒙读物，提高了认识，进一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向了革命。

《中国历史的翻案》这本书，可以说是华岗关于研究历史的基本观点和方法的集中论述。他主张研究历史要坚决站在人民的立场，辨正被歪曲的历史，恢复历史的真实面目。他坚决反对捏造历史，认为历史是一种科学，而科学必须实事求是，不能容许人们说谎行骗。假如认为为了“训练”和“教育”的目的，可以歪曲、修改或增减历史事实，那就是离开了科学的立场，否定了客观真理。只有尊重科学，按照科学的原则，实事求是，探求真理，掌握客观事物的规律，才能适应历史发展的要求。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以后，重庆的白色恐怖也随之加剧。南方局为了保存干部，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将部分干部疏散到外地。华岗被派到西康雅安（今四川省西部），做国民党地方势力刘文辉、潘文华和邓锡侯等人的统战工作。后来又回到重庆，参加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和整风学习。

1943年，华岗担任中共南方局宣传部长。接着，他又被派往云南昆明做龙云等人的统战工作，争取他们与共产党合作。他还按照党的指示，对昆明的民主运动、文化教育界和青年学生运动进行指导和开展工作。为了便于工作，华岗化名林少侯，由楚图南、吴晗等同志介绍，担任云南大学社会学教授。他以云南大学教授的公开身份，参加组织西南文化研究会，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他同周新民、李文宜等同志团结政界、文化教育界许多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大力开展爱国民主运动。他主动结识李公朴、闻一多、费孝通等著名人士，参加他们定期主办的学术讨论会，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9月，毛泽东同志由延安飞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和平建国”问题。华岗应召由昆明到重庆，担任中共代表团顾问，参加谈判工作。毛泽东同志在谈判工作之余，与华岗亲切谈话，说《中国大革命史》“是一部好书，收集了许多宝贵的材料”。

1946年5月，中共代表团由重庆迁往南京、上海。华岗随周恩来同志到了上海。在上海，中共代表团设立了一个上海工作委员会，主要任务是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民族工商业家和外国驻沪记者中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华岗担任上海工委的书记，与代表团的其他同志一起，同上海地下党市委配合，组织领导开展爱国民主运动。全面内战爆发后，1947年2月，国民党政府通知中共驻南京、上海等地的代表团全部撤离，强行封闭了中共代表团办事处。作为上海工委书记的华岗，坚持到3月初，才同董必武等同志最后一批乘飞机撤回延安。

1948年春，华岗因身体欠佳，经党中央领导同志的同意，秘密从解放区到香港，一方面休养身体，另一方面也准备协助香港工委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中间做一些统战工作，积极争取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当华岗准备陪同一批民主人士回内地参加政协会议时，他却因病不能启程，不得不继续留在香港治病。

在香港期间，华岗利用工作之余带病修订《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第一卷（1950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并将其中“太平天国”和“五四运动”两章，修改补充成《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和《五四运动史》单行本，由上海海燕书店出版。

四、在山东大学的建树

在新中国诞生前夕的1949年9月，按照中共中央的通知，华岗从香港乘船返回内地。本来计划先到上海，再到北京，但因吴淞口被敌机轰炸不能靠岸，轮船只能驶往青岛登陆。到了青岛，又因健康原因，华岗不得不暂时留下。

在青岛，华岗受到当地领导同志的热情接待，并且很快同文化教育界的人士建立了联系。当时青岛解放不久，新接管的山东大学急需一位既有革命实践经验，又有一定理论水平的老干部来主持工作。经山东省领导同志建议，中央同意华岗留在青岛工作。他开始以教授身份给山东大学师生讲授“社会发展史”这门政治大课。1950年春学校选举校委会，华岗当选为主任委员。这时，他结合讲授“社会发展史”，把30年代末撰写的《社会发展史纲》加以修订，交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此书对解放后全国学习社会发展史，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同时，他还把在香港和青岛报刊上发表的论文，选编成《目前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和任务》一书，交由上海海燕书店出版。

1950年冬，原在济南的华东大学迁到青岛，于1951年3月与山东大学合并，成为新的山东大学，华岗被任命为校长。此后，他还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哲学研究》编委等职务。

华岗在山东大学任职期间，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比较稳妥，深得人心。同他一起工作的副校长童第周、陆侃如，是著名的科学家和文学史专家，教务长、总务长和各院院长也都是知名教授，富有办学经验。华岗本人理论和学术水平较高，懂业务，富于远见和工作魄力，又善于团结知识分子，具有高等学校领导人应有的素质。凡是学校的重大兴革事项，华岗都与两位副校长及教务长、总务长等共同商量，一起作出决定，使他们有职有权。因此，学校在这一时期出现一派生机蓬勃和兴旺发达的景象，被称为是山东大学建校以来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华岗在山东大学工作时的业绩，深得师生员工肯定，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一是努力开创学校的新局面。山东大学与华东大学合并后，由于两校的历史和性质不同，以致在思想和工作上都存在着一些矛盾，承认和处理好这些矛盾，是摆在学校领导面前的艰巨任务。身为校长兼党委书记的华岗，以坚强的党性、卓越的领导才能、实事求是的态度，解决了各种矛盾。他既放手任用有业务专长的人员，也重视发扬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从而使两校人员真诚相见，亲密合作，促使学校开创一个崭新的局面。

二是重视在全校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提高师生员工的政治思想和理论水平，以推动教学和科研工作。山东大学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建立了政治大课制度。当时华岗正在青岛养病，尽管身体不好，但仍然热情地为学校师生员工讲授“社会发展史”“共同纲领”等政治大课。合校后，又抓系统的政治理论学习，亲自为师生员工讲授“辩证唯物论”，在全校产生了比较深远的影响，为提高教学和科研工作，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华岗校长讲政治大课

三是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他尊重知识，爱护人才，强调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办好学校必须依靠教师，发挥他们的专长，同时，还必须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上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因此，在华岗担任校长期间，广大教师的心情都是舒畅的，工作是勤奋的，政治上要求进步，不少教师成了华岗的知心朋友。

四是主动抓教学工作。华岗坚持亲临教学第一线，深入院系，与教师共同研究课程改革。他主张文科应开一些近现代的课程，并在中文系组成鲁迅研究小组，与教师一起开设“鲁迅研究”课。他十分关心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除政治大课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外，还做关于学习方法方面的报告，具体地指导和帮助学生进行学习。他经常接待学生来访，有时还参加学生的班级活动。为了鼓励学生开展文体活动，他曾把自己的一部分稿费捐赠学校，为学生们购置文体用品。

五是发扬学术民主。他积极倡导科学研究和学术讨论，同文科教师一起，1951年创办《文史哲》杂志并被推举为社长。他主张学术上各抒己见，广泛讨论。自己带头写稿，亲自审稿，帮助教师修改文章。1954年，文科两名学生写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许多报刊不予发表。在华岗的支持下，《文史哲》发表了这篇文章，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在学术讨论中，华岗善于耐心听取别人的意见，不把意见强加于人。如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华岗是主张西周封建说的，但仍鼓励持春秋战国封建说和魏晋南北朝封建说的教师发表自己的意见。在当时的山东大学，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已初步形成了一种风气。

六是抓大事，提高领导和管理水平。他在日常工作中，能认真组织好三个会议，即：党委常委会议，每两周一次，讨论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和组织、人事等问题；校务委员会，每月一次，讨论决定学校的大政方针和重要兴革问题；校长办公会议，每周一次，讨论决定教学、科研和行政事务等重大问题。日常工作放手让各有关部门去做，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他能从事务主义的圈子里跳出来，用更多的时间深入到教师和学生中去了解情况，听取意见，考虑学校全局性的工作。

华岗在工作当中，还结合教学和学术研究，把自己的讲课和科研成果，写成《辩证唯物论大纲》《鲁迅思想的逻辑发展》《辩证唯物论和物理学》等书，分别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新文艺出版杜和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辩证唯物论大纲》一书，对当时社会上开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学习，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总之，华岗在山东大学期间，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团结全校师生员工，努力搞好教学、科研和其他各项工作。在他的主持下，全校上下一致，生气勃勃，奋发努力，使山东大学成为国内有影响的重点大学，师生们称誉华岗是一位“懂政策、有能力、会办学”的好校长。

五、遭诬陷含冤去世到平反昭雪

正当华岗年富力强、精力充沛，可以运用他丰富的学识和经验为党和人民做更多工作的时候，却突然意外地遭到诬陷被关进监狱。他的受诬陷，可说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1955年夏秋，在全国开展“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和肃反运动中，华岗被认为与胡风有关系。同时，山东党内开展了对所谓“向明反党集团”的斗争，华岗因过去和向明一起坐过牢，新中国成立后又都在青岛工作，有过接触而受到牵连。因为他不肯昧心揭发所谓“向明反党集团”的问题，竟无端地也成了这个“集团”的成员。这年8月25日，华岗被青岛市公安局逮捕，后改为隔离审查。在青岛关押了两年，1957年送往北京。到1965年，整整审查了十年，始终未查清他的“罪证”。但是最后还是硬加上了“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公民权7年。随后，他被送到济南山东省监狱关押。

华岗在被隔离和关押期间，刚直不阿，表现了一个革命者坚贞不屈的品质。在刚被逮捕时，专案组曾组织过批斗会，令他交代问题。三天的批斗会，他几乎一言未发。被判刑后，监狱领导经常找他谈话，说只要他“服罪”，就可以争取“提前释放”或“从轻处理”。华岗斩钉截铁地回答：“我只相信真理，我无罪可服！”正因为这样，他被认为“态度严重恶劣”，“顽固不化”，非但不能从轻，反而一再加重惩罚。1965年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从1955年被捕之日算起，到1968年本应刑满释放，可又值“文化大革命”，刑满仍留在监狱，遭受更加残酷的迫害。对于这一切，华岗始终认为，“这只是暂时的现象”。他坚信党迟早总会有一天搞清楚他的问题，坚信我们党一定会恢复自己的好传统，实事求是地对待一切问题。

华岗是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也是一个勤奋治学的学者。受诬陷以来，他虽然被剥夺了自由，但始终没有停止为党工作。他曾对人说：“只要有一口气，我就要为党为人民工作。”他在隔离审查期间和监狱中，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各种问题进行探讨，继续进行研究和写作。不准许写有关政治方面的文章，他就写哲学、文学和自然科学史方面的论著；不准许用钢笔，他就用毛笔写。他眼睛本来高度近视，被隔离和关押多年，近视越来越加深，读书和写作愈发吃力。但他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充满信心，一直保持着革命者的乐观主义精神，所以还是整天看书写作，用他自己的话，为了革命事业，“双膝未膑当知足，可酬热血换文章”。

华岗在被监禁的恶劣环境中，以惊人的毅力，写出了《规律论》《美学论要》（两书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分别由熊复、邢贲思和林默涵同志写了序言）、《列宁表述“辩证法十六个要素”试释》《自然科学发展史略》《科学的分类》《老子哲学的伟大成就及其消极面和局限性》等近百万字的文稿。这些文稿思考精深，见解独特，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是他晚年心血的结晶，也是他为学术界留下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华岗《规律论》

作为党的理论工作者，紧密结合时代的需要来著书立说，是华岗一贯的优点。在他的遗稿中，《规律论》是一部重要的哲学论著，体现了很强的时代精神。他不仅以规律问题为中心来阐述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丰富内容，而且列有专门章节论述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关系和作用，论述思维规律、社会发展规律的特征和运用。他特别强调了规律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外部世界的规律是人们有目的活动的基础。科学的任务，就是发现和认识自然界、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发展的客观规律。认识了客观规律，人们就能日益运用它以积极影响客观世界的发展。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正确解决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关系问题，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而否认规律的客观性，就要陷入主观唯心主义的立场，给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严重的损失。”我们可以想到，在那强调主观意志、忽视客观规律，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大刮“共产风”的浮夸年代，一个与世隔绝、幽禁在囹圄之中的人，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凭着仅能看到的几种有限书报，作出如此高度的理论概括，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1967年以后，华岗遭到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更加严重的迫害。他在狱中原有稍受照顾的待遇，也被完全取消了。他和一般犯人一样，住到大牢房，白天要去劳动，晚上睡在拥挤不堪的床铺上，生活条件极端恶劣，不得不停止写作。但他仍然关心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关心他工作过的地方和一起工作过的同志，对“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停课、停产、武斗等混乱局面，极为担忧，曾说：“国家怎么能搞成这个样子，这样下去如何得了？”

由于长期关押和狱中生活的折磨，华岗多种疾病并发，健康状况日益恶化，1972年5月17日在济南含冤病逝，终年69岁。

粉碎“四人帮”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重新审理了华岗的案件，认为过去判处华岗的“罪证”失实，应予纠正。

1980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为华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宣告其无罪。5月22日，中共山东省委决定，恢复华岗同志的党籍和政治名誉。7月5日，山东省委在济南英雄山烈士陵园为华岗举行隆重的平反昭雪追悼大会。彭真、邓颖超、胡乔木、王任重等领导同志和国内教育界、学术界著名人士送了花圈。山东省党政领导、各界人士和山东大学师生员工代表五百多人参加了追悼会。悼词对华岗的一生作出了公正的评价，肯定他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对工作兢兢业业，对人民无限热爱，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华岗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也是在教育和学术上作出卓越成就的一生。他勇于坚持真理，作风民主、平易近人。他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忠心耿耿的高尚品质和革命精神，以及他勤奋创新的治学态度，是值得人们学习和敬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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