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王朝的行政实践是如何影响中国学术发展的？ | 徐建委
摘 要
东汉中后期出现的马融、郑玄等人的经注，为后世学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后世以经学注疏为主导的学术形态，正是形成于此时。若要了解这一时期学术演进的动因，不能仅仅关注平面的制度设置，还应深入汉王朝的行政实践，辨析行政运作与学术形态变化之间的关系。汉王朝的行政实践中，用于选拔官员的策问制度，对经学发展尤其具有影响力。汉和帝永元十四年的策问改革，因此就显得特别关键。这项改革是汉章帝时期崇尚古学学风的自然延续，其重视章句、家法的改革，推动了古学的流行，并在以下三个方面深刻地改变了当时的学术形态：其一是经书文本开始标准化；其二，新型的小章句形式的经注开始流行；其三，经注开始注重内在统一性和体系性。与此同时，小章句形式的经注书籍促进了新的经典学习方式的成熟，通过独立阅读注本来研读经典。许多经注书籍因其完备性而开始突破门派限制，在更大范围内流传，并逐渐经典化。这或许就是郑玄那一代人因何出现的部分原因。
原 题 | 郑玄的出现：永元改革与汉代学术形态之变迁
正文导读
一、官员选拔与学术因革
二、东汉时代的章句与古学
三、永元策问改革与经注形式的转变
四、自修与默诵：经注功能的改变
东汉中后期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关键阶段之一，这一时期出现的马融、郑玄等人的经注文本是后世注疏的主干，塑造了后世经学的基本形态。传统的学术史叙事，往往以今古文的融合来描述这段历史。然而这仅仅是对历史现象的勾勒，至于学术变迁背后的原因，则少有剖析。如果要问马融、郑玄这些经学家们为什么会出现，至少目前尚无令人满意的回答。我们不能仅仅举证所谓今文学、古文学的优劣，就推定二者融合的必然性。这种判断，因为材料的限制，更多的是借助了后人默许的学术逻辑，并假定古人是在今人设想中的井井有条的学术模式之下治学，这恐怕难以摆脱以今例古的嫌疑。古人不太可能抱有我们今天的学术观念，也不可能用同样的方法和逻辑来认识文本及其意义。阅读汉人的古注，抛却历史语境，纯粹从学术和思想的角度来训读，所得也未必全面。汉代的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极为密切，同时《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基本史料，也主要以政治史的记录为主线，故就基本文献而言，捕捉汉代学术波纹之下的主要潜流，还是应该具备政治史的视野。
一、官员选拔与学术因革
如何选拔称职官员是两汉政治中特别突出的一个问题，五经博士制度的创立与变革就与之相关。
一般认为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立五经博士是经学兴起的关键，但在汉人看来，元朔五年（前124）为博士官置弟子员，才是改变汉代学术发展的重要事件。《史记·儒林列传》叙述武帝时期经学发展的关键因素，就认为有两件事影响深远：一是公孙弘因长于《春秋》学，数年内便由白衣而至丞相；二是为博士官置弟子员，这也是公孙弘任丞相后的第一项重要政绩。《儒林列传》曰：“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又曰：“公孙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乃请曰：‘……古者政教未洽，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弟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制曰：‘可。’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日本学者福井重雅特别提到，《儒林列传》里并没有明确记载武帝立五经博士之事，“如果如通说所言，此时已开设五经博士，何以司马迁没有明确记载此一富有历史意义的制度”？我们知道，博士官本为秦以来旧制，待诏备问是其主要职责。武帝立五经博士，与文帝立《孟子》《尔雅》博士，行政功能上并没有什么不同。这大概是《儒林列传》没有特意叙述的原因。班氏父子在《汉书》中也未将五经博士的设立看作儒术一尊的标志。《汉书·董仲舒传》曰：“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董仲舒贤良对策在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而建议武帝兴太学见于其第二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则见于第三策，且无论是第几策，均在建元五年立五经博士之后。《董仲舒传》所谓推明孔氏的两项重要的制度是：“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而非立五经博士。“立学校之官”，即立太学，这是指元朔五年为博士置弟子员。“州郡举茂才孝廉”则是武帝元光元年之后逐渐成熟的察举制度，均在立五经博士之后。故从汉人角度观察，武帝时期真正影响于中国学术史的大事件实际上就是《史记·儒林列传》所陈公孙弘拜相和置博士弟子员二事，它们先后发生于元朔五年十一月（前125）和六月（前124）。
公孙弘元光元年应武帝策问而出，五年由博士而迁左内史，四年后至御史大夫，元朔五年代薛泽为丞相，自白衣至丞相仅仅十年。公孙弘以文德而封侯，对儒生的激励，应是空前的。故上引《史记·儒林列传》称“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这是同时代人太史公的深切感受。汉王朝为博士置弟子员，“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弟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则是官吏选拔的制度性创设，其意义比公孙弘以《春秋》为三公要深远得多，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学术史上最重要的政令之一。五经之学从此成为重要的出仕途径。利禄之途一开，经学枝叶蕃滋便不奇怪了。在王朝行政导向之下，博士及其弟子的出路是成为王朝的行政官吏，由此，官吏选拔方式应会直接影响其学问的形态。在汉代，特举贤良方正、明经文学，或考察博士及其弟子，选拔的主要形式是策问。策问亦可分为特问和普通策问两种：特问乃是天子单独策问某士，如汉文帝策问晁错，和汉武帝策问董仲舒的第一、第三两策，这种类型的策问，天子会在策文中明确说明将会由他亲启答策；普通策问往往是对某一批士人的策试。这两种类型的策问在问题类型上，差异不大。只不过第一种类型，天子更有可能获得实质性的回答。
两《汉书》存录了数则皇帝的策问和文士的对策，如《汉书·晁错传》载汉文帝前元十五年策问及晁错对策，《董仲舒传》所载《天人三策》，《杜钦传》载汉成帝白虎殿策问和杜钦对策，《后汉书·申屠刚传》载汉平帝时申屠刚贤良方正对策，《皇甫规传》载其贤良方正对策，以及李贤注引张衡、李固、马融等对策。从这些问与答中，大体可以知道策问的主要内容。其中《汉书·晁错传》所载策问和对策相对完整，从中可以了解西汉前期策问和对策基本格式。文帝的策问起首是年月，其后为仪式性地叙述此次诏举贤良的缘起，然后才是所问的内容，即“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四者之阙，悉陈其志，毋有所隐”。晁错的对策也保留了原始的文件格式。对策的开始，首先是罗列荐举晁错的大臣，其次晁错也有仪式性的答词，即叙述“古之贤主莫不求贤以为辅翼”，然后是自谦之辞，随之才是正式的对策部分，限于篇幅，姑略去。汉武帝元光元年策问董仲舒、公孙弘，见于《汉书》之《武帝纪》《董仲舒传》和《公孙弘传》，形式与文帝策晁错者大体相同。
元朔五年之后，太学对博士及其弟子的考察，其主要方式还是策问，有射策和对策两种形式。《后汉书》李贤注引《汉书音义》曰：“甲科谓作简策难问，列置案上，任试者意投射取而答之，谓之射策。上者为甲，次者为乙。若录政化得失，显而问之，谓之对策也。”《汉书·萧望之传》颜师古注大体相同。我们看文帝、武帝的策问，核心问题约为三四十字，完全可以写于一支简上。如《汉书·杜钦传》所载汉成帝白虎堂策问，或因史家的减省，总计三十九字：“天地之道何贵？王者之法何如？六经之义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术何以？当世之治何务？各以经对。”这则策问形式上应该是显而问之的对策而非射策。我们可以设想，太学中的射策，其问题形式很可能也是这种规模，适合书于简策以供射取。
汉成帝的策问，其问题大体类似于武帝的策问，可见西汉时代天子策问的内容并无多大变化。天子策问是儒生仕进在途中最为关键的一步，太学中的策问，至少会受到此种问题设置的影响。在这种形式的考察中，五经也只能充当政论的引据，经义本身并不会进入策问之中。西汉诸儒的对策足资参证。汉成帝在白虎堂策问里问了“天地之道”“王者之法”“六经之义”“人行之先”与“取人之道”五个问题，包括了形上之道、国家治理和人伦道德，都不是直接策问经传训诂和义理。但策问要求经生“各以经对”。那么这必然会促使各经师建立本经文本与上述各类型问题的联系。太学中的各家经义讲授于是就会不仅仅限于训诂和经义辨析，而会向综合的理论体系转变，这种理论综合体需要博士及其弟子上及天地之道，下达人伦之常。至于是否准确依据了文本，或文本是否内在统一，应该不是太学诸生所重。甚至并没有获得博士讲授资格的《毛诗》，其《毛诗序》与《毛传》就明显存在几十处不同，西汉的《毛诗》学者也并不在乎。在这种学问方式之下，文本不是依据，而变成了话题的引子或点缀。汉成帝策问的中心是“当世之务”，从行政角度而言，这应是当时策问的主要倾向，那么经书文本与现实政治相关联的内容应该会受到特别的重视。一旦现实政治问题成为太学生准备应试策问的对象，是否尊重五经文本与师说，就不再重要。长此以往，太学学风自然免不了空疏穿凿，浮辞泛滥，到后来反而并不利于培养行政人才。桓谭《新论》曰：“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故东汉光武帝中元元年（56）下诏减省《五经》章句。章帝时期，欲使诸儒论辩，藉之以正经义，纠正空疏随意的学风，此诏的内容见于汉章帝建初四年（79）十一月壬戌诏：“中元元年诏书，《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至永平元年，长水校尉儵奏言，先帝大业，当以时施行。欲使诸儒共证经义，颇令学者得以自助。”光武帝中元元年减省《五经》章句之诏，应是史籍所载东汉初年儒生减省章句的背景因素。如《后汉书·桓荣传》曰：“初，荣受朱普学章句四十万言，浮辞繁长，多过其实。及荣入授显宗，减为二十三万言。郁复删省定成十二万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儒林列传·伏恭传》曰：“初，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减浮辞，定为二十万言。”除了减省章句，讲议《五经》同异外，汉章帝还扩大了太学生的研读范围，建初八年（83）冬十二月诏：“《五经》剖判，去圣弥远，章句遗辞，乖疑难正，恐先师微言将遂废绝，非所以重及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群儒选高才生，受学《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以扶微学，广异义焉。”表面上看，这些诏令涉及的都是经术问题。但是如果我们通观《后汉书》之光武帝、明帝、章帝诸本纪，就会发现章帝时期东汉王朝开始特别重视吏治，建初元年（76）正月诏使流民归乡，勉劝农桑，其中特别敦促各级官吏“宜及时务”“专急人事”：“群公庶尹，各推精诚，专急人事。罪非殊死，须立秋案验。有司明慎选举，进柔良，退贪猾，顺时令，理冤狱。”三月己巳又有诏举贤良方正，其重点则是批评当时的选人之弊：“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选举乖实，俗吏伤人，官职秏乱，刑罚不中，可不忧与！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犹诲以贤才，问以得人。明政无大小，以得人为本。夫乡举里选，必累功劳。今刺史、守相不明真伪，茂才、孝廉岁以百数，既非能显，而当授之政事，甚无谓也。”此后建初二年三月辛丑诏、五年三月甲寅诏、五月辛亥诏、元和元年二月甲戌诏、七月丁未诏、二年正月诏也都涉及吏治问题。其中元和二年正月诏语气尤其激烈，应非仪式性的诏书：“夫俗吏矫饰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则悦耳，论之阴阳则伤化，朕甚餍之，甚苦之。安静之吏，悃愊无华，日计不足，月计有余。如襄城令刘方，吏人同声谓之不烦，虽未有它异，斯亦殆近之矣。间敕二千石各尚宽明，而今富奸行赂于下，贪吏枉法于上，使有罪不论而无过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以轻为德，以重为威，四者或兴，则下有怨心。吾诏书数下，冠盖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职，其咎安在？”诏命执行渠道不畅，官吏失职是整个两汉王朝面对的一大难题，官吏失职，根源则是建初元年诏书所言的“选举乖实”。汉和帝永元五年（93）三月戊子诏也提到了汉章帝时期的相关诏命：“选举良才，为政之本，科别行能，必由乡曲。而郡国举吏，不加简择，故先帝明敕在所，令试之以职，乃得充选。又德行尤异，不须经职者，别署状上。而宣布以来，出入九年，二千石曾不承奉，恣心从好，司隶、刺史讫无纠察。今新蒙赦令，且复申敕，后有犯者，显明其罚。在位不以选举为忧，督察不以发觉为负，非独州郡也。是以庶官多非其人。下民被奸邪之伤，由法不行故也。”察举的弊端如此明显，即便章帝时明令必须“试之以职，乃得充选”，但“宣布以来，出入九年”，情况并没有明显改善。
东汉察举制度中，人才多源，但公、私学校出身的经生是主要来源。这里面，太学又是最重要人才培养机构。太学生的素质会直接影响察举人才的素质，故若要从源头上保证人才选举不乖实，则首先需革除太学积弊。章帝时期的各种行政决策中，选举和经学是特别引人注意的两项，应该不是偶然。在这样的背景下，永元十四年（102）徐防针对太学的情况提出了策问改革的建议。《后汉书·徐防传》中的这段不太被学术史注意的奏议，很可能是东汉经学形态发生变化的关键材料。这篇奏议始于他对当时太学学风的批评：“伏见太学试博士弟子，皆以意说，不修家法，私相容隐，开生奸路。每有策试，辄兴诤讼，论议纷错，互相是非。孔子称‘述而不作’，又曰‘吾犹及史之阙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阙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凿，以遵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理，轻侮道术，浸以成俗，诚非诏书实选本意。”徐防上疏的原意是“以《五经》久远，圣意难明，宜为章句，以悟后学”，他批评太学学风“不依章句，妄生穿凿，以遵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理”。而“私相容隐，开生奸路”的情况更加重了太学的浑浊。基于此，徐防建议改变博士策问的内容：“臣以为博士及甲乙策试，宜从其家章句，开五十难以试之。”至于“从其家章句”的所指，详见下文。汉和帝永元十四年后，太学策试的形式应该发生了较大变化，开始侧重章句家法。因文献阙如，加之此后东汉政局不振，改革的结果如何，不好判断，但此后经生对章句、家法的重视，还是可以推知的。但由于和帝早卒，安帝薄于艺文，至顺帝时方重修太学，后有乡射飨会，其风尚又转为浮华，《后汉书·儒林传》对这段历史有简要的钩沉。
章句之学一般被认为是今文学的主要形式之一，那么，自永元改革时起，今文学应该更加兴盛才对。但从史书的记载看，情势却与之相反，从汉和帝时期开始，古学渐起。章句、古学、家法是《后汉书》等史籍叙述东汉学术时常用的语词，是不是后人对这些词语的意义有所误读？19世纪以来，这些概念成为粗线条描述两汉学术常用的概念。笼统的叙事，往往容易掩盖丰富的历史细节。若要判断永元改革对学术发展的影响，首先应该辨析章句、古学这类语词的确切含义，以此为基础，才有窥见学术变迁真实痕迹的可能。
二、东汉时代的章句与古学
汉代文献中与学术有关的语词，很多都没有一个确定的意义，往往需要根据语境来判断其所指，这些语词就很难被视为今天意义上的概念，如“章句”一词就是如此。
关于汉代经学中的“章句”，讨论虽多，争议亦复不少。“章句”一词不见于《史记》，故其流行当在汉武帝时代之后，钱穆《两汉博士家法考》以为章句之学兴起在昭、宣以下，当为的论。
一般而言，章句的原始意义乃是离章析句，有学者以为与句读功能接近。西汉时代，章句也是一种注释体例。如《汉书·张禹传》：“初，禹为师，以上难数对己问经，为《论语章句》献之。始鲁扶卿及夏侯胜、王阳、萧望之、韦玄成皆说《论语》，篇第或异。禹先事王阳，后从庸生，采获所安，最后出而尊贵。”成帝数问张禹，禹为之作《论语章句》，则此处之“章句”，不仅仅指分章断句，亦当有训诂和释义。《儒林传》曰：“费直字长翁，东莱人也。治《易》为郎，至单父令。长于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费直以《易传》解经而无“章句”，此处“章句”，也应有注解之义。西汉晚期的文献里，“章句”已经开始指烦琐的经注。《汉书·扬雄传》曰：“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这里的“章句”指的就是烦琐蔓延的经注或经说。《汉书·儒林传赞》称至汉平帝时，有一经说至百余万言者，联系前文所引《后汉书·章帝纪》载光武帝曾欲减省章句之文，知扬雄不为，俗儒蔓延者，即此种烦琐章句。《后汉书·桓谭传》称谭不为章句，李贤注曰：“章句谓离章辨句，委曲枝派也。”可知此种章句以章句的划分为基础，然后衍生出烦琐的各种释义。
如前文所述，这类章句自光武时代之后，屡屡被减省，有的减省幅度还非常大，如桓荣、桓郁父子陆续将朱普《章句》自四十万言减至十二万言，张奂删减四十五万余言的《牟氏章句》至九万言。文献中也有改定章句的记载，《后汉书·儒林列传》常见，不再赘引。不论是删减，还是改定，章句文本均非固守不能变易者。但《后汉书》等相关文献中却多有守章句的记载，如《王充传》记载充“好博览而不守章句”，那么此处“守章句”恐怕就不能过于强调“守”的含义。这里的意思和扬雄、桓谭的“不为章句”相同，即不拘泥于琐碎的分章断句和一章一句训诂疏义，注重博览和贯通。这也说明两汉时代，读书的一般通例是从分章断句开始。从上述诸多记载看，“章句”的意义往往取决于上下文，它不是一个有具体所指的概念。但大体而言，它有两个主要的意义范围，一是普通意义上的“章句”，即分章断句，吕思勉《章句论》即专论此种意义上的章句与古书符号体例；二是文本注释意义上的“章句”。学者们所关心的自然是第二种章句，但却容易将第一种也掺杂进来，因此造成了混淆。
陈梦家整理《武威汉简》，其叙论部分专设《汉代章句学的试释》一节，利用竹木简《仪礼》的物质特征，判断章句有狭义的和广义的两义，他对狭义的章句的分析因有经书文本实物样本，故精细入微，很有参考价值：
综合而言，我们需要对章句作两层的区分：第一层便是前文所谓一般意义上的“章句”和注释体例意义上的“章句”，第二层是区分大章句和小章句。
大、小章句在学问方式上并不一样，二者均称章句，依据为何？应该就是体例。两汉传世最为完整的以“章句”为题的著作，乃是《孟子章句》和《楚辞章句》，二书都是东汉时代的著作，且体例接近。这两部书均出现于东汉后期，在那个时代题为章句，则此章句的含义，应该和五经类著作中的章句一致。吴承学、何诗海《从章句之学到文章之学》一文对《孟子章句》有细致的体例分析，足资参考。要之，《孟子章句》的注释主要由解释篇题、字词训诂、记章数与句数、疏讲句义和章旨组成。《楚辞章句》除了没有记录章句数字外，解题、训诂和疏讲也比较齐备。
另外，这两部书还有一个重要的体例，即均为随文注。赵岐《孟子题辞》曰：“于是乃述已所闻，证以经传，为之章句，具载本文，章别其恉，分为上下，凡十四卷。”所谓“具载本文”，即注释附在正文之下的随文注。《楚辞章句》与之同。王逸《楚辞章句叙》曰：“今臣复以所识所知，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作十六卷章句。虽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见矣。”所谓“稽之旧章，合之经传”，应是稽旧章以合《离骚》经传，即附注释于经传之下，其体例也是具载本文。
其实，从“章句”二字的本义也应该可以判断，章句应该是一种在分章断句基础上的注释，那么自然应该附于所分章句之下。故东汉时代的所谓章句乃是一种包含解题、训诂和疏讲的随文注。进一步而言，作为经注的章句之义，应为一般章句意义上的引申，即它是对经典文本进行分章断句基础上的训诂、解题和疏讲。大、小章句的不同，恐怕主要的区别就在解题和疏讲部分。小章句是“训故举大谊”；联系东汉时代对烦琐章句的批评，大章句的特点应该就是解题和疏讲的烦冗。《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序”曰：“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班固所批评的，正是解题和疏讲的部分。
相比于章句，“古学”在东汉时代有相对确定的意义。这是一个东汉时代出现的语词。检索与两汉时代相关的古文献，“古学”一词主要见于《后汉书》，蔡邕《独断》亦曾言及，其他文献罕见。除了后文所引《卢植传》外，《后汉书》述及“古学”的文献如下：
《儒林列传·卫宏传》：卫宏字敬仲，东海人也。少与河南郑兴具好古学。初，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后从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书》，为作训旨。时济南徐巡师事宏，后从林受学，亦以儒显，由是古学大兴。
《儒林列传·李育传》：常避地教授，门徒数百。颇涉猎古学。尝读《左氏传》，虽乐文采，然谓不得圣人深意，以为前世陈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图谶，不据理体，于是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
但东汉古学的申明，乃是以《左传》为中心。《郑玄传》曰“中兴之后，范升、陈元、李育、贾逵之徒争论古今学，后马融答北地太守刘環及玄答何休，义据通深，由是古学遂明”，是其明证。东汉学术史上两次重要的古今学论证都是以《左氏》学为中心。东汉时代，古文学有时还指古文字训诂之学，《后汉书·卢植传》载其上书曰：“臣少从通儒故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颇知今之《礼记》特多回冗。……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中兴以来，通儒达士班固、贾逵、郑兴父子并敦悦之。”卢植上书的缘由是当时太学立石经，以正《五经》文字。其建议则是希望汉桓帝准许他与书生二人“裁定圣典，刊正碑文”。此处所谓古学即古文科斗之学，也即古文字学，当时被视作小学。卢植说古文可以纠正《礼记》（或《礼》记）的回冗，并近于为实，这种看法接近于后世顾炎武、戴震主张的文字训诂以致义理的思路。故东汉人时代所谓的“古学”，除了特指《左氏》《周礼》《毛诗》之学外，还指以文字训诂为基本手段的学问类型（或曰范式），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古文字学和训诂学。这门学问，不仅仅是杜林、卫宏、郑兴、徐巡、贾逵、马融、郑玄所传，丁鸿这样的《欧阳尚书》大师也同样有兴趣。丁鸿从桓荣受《欧阳尚书》，永平十年（67）为汉明帝说《文侯之命》，汉章帝时又与楼望、成封、桓郁、贾逵等论《五经》同异于白虎观，乃一代《欧阳尚书》大师。但是《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东汉《古文尚书》之流传，称杨伦“少为诸生，师事司徒丁鸿，习《古文尚书》”。可见丁鸿还以《古文尚书》授徒。更为重要的东汉古学的一则材料则是来自何休的《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序》：
古学的兴起，始于汉章帝时期。《后汉书》称“肃宗立，降意儒术，特好《古文尚书》、《左氏传》”，贾逵就“数为帝言《古文尚书》与经传《尔雅》诂训相应”，故后有招高才受《古文尚书》《毛诗》《左传》之事。章帝时的《欧阳尚书》宗师丁鸿兼习《古文尚书》，或与此有关。贾逵卒于和帝永元十三年（101），《后汉书》称他著经传义诂及论难百余万言，后世称为通儒。东汉初，图谶之学是主流，章帝时期学术风尚已经有所变化。前引《后汉书·章帝纪》载建初四年十一月壬戌诏“使诸儒共正经义”，“于是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虽未明言，但这次讲议五经同异，关注礼仪和制度，实为对图谶之学的反拨。建初八年十二月又有诏“令群儒选高才生，受学《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以扶微学，广异义焉”。东汉经学的另一位关键人物马融，于汉安帝永初四年（110）诣东观典校秘书。之后，马融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卢植、郑玄皆入其门，文字训诂之学声势已壮。古学的发展各类经学史多有描述，此处不再赘述。章帝时期这种重视文本训诂的风尚变化，应该是永元改革的先声。可以说汉和帝时期的策问改革，其实就是章帝时期崇尚古学学风的自然延续。
在此，需要再谈谈家法和章句的关系。它们是统一的，家法事实上依据章句而产生。家法的基础即章句。《尚书》《礼记》《老子》《论语》一类的文献，章句的分合往往决定了意义理解的方向。甚至《诗经》也会有类似问题。如郑玄对《关雎》等篇分章的调整，自然会生发出新的理解。直到今天，《论语》依然存在不同的分章方式，而出土文献中的《老子》，则向我们呈现了其在汉代以前不同的分章样式。吕思勉《章句论》对分章断句与经典意义的理解有着精辟的分析，读者可参，本文不再赘述。总之，家法的产生就是从如何分章断句开始的。《后汉书·鲁恭传》曰：“其后拜为《鲁诗》博士，由是家法学者日盛。”《杨厚传》述及其父杨统时说：“统作《家法章句》及《内谶》二卷解说，位至光禄大夫，为国三老。”《左雄传》载雄奏议曰：“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副之端门，练其虚实，以观异能，以美风俗。”这些“家法”都含有解释推演之法的意义，但其起点，必然是章句的划分。前文所述徐防在其奏议中说：“伏见太学试博士弟子，皆以意说，不修家法”，又说：“今不依章句，妄生穿凿，以遵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理”，太学的积弊即“不修家法”，也是“不依章句”，二者义近，故他建议矫正之法为“博士及甲乙策试，宜从其家章句”，所以家法与章句离析之法至少有部分的义素重合。家法实即以章句为基础的解经之法，就此而言，章句即家法。
钱穆《两汉博士家法考》第十二节开篇即云：“且进而一论‘家法’之所以为家法者。直捷言之，则‘家法’即‘章句’也。”钱先生所谓“家法即章句”，乃是从二者历史的同步而言的。史籍记载经文分家乃是从西汉宣元时期开始，章句的出现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故他敏锐地判断经文的分家乃是基于章句的出现，如《欧阳尚书章句》《大夏侯章句》《小夏侯章句》的出现，标志着《尚书》欧阳、大、小夏侯家法的分立。所以钱先生所谓的家法是指某经内不同解释体系的分立，是一个描述现象的语词。本文所谓家法，则指后汉时代人所用的包含了义理要素的概念，相对而言是内在的家法。
考案史籍，永元十四年的策问注重章句和家法的要求，和古学的迅速发展几乎同步。至汉末，章句已经渐渐等同于古学的类型，《三国志·蜀书·尹默传》曰：“尹默字思潜，梓潼涪人也。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皆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自刘歆条例，郑众、贾逵父子、陈元、服虔注说，咸略诵述，不复按本。”这则材料里，“贵今文而不崇章句”，似乎此时“今文”与“章句”已经含有完全相反的意义指向。“崇章句”是知识广博的体现，尹默赴荆州受古学，则是为了求博，故章句在这时和古学的意义反而是更为接近了。
三、永元策问改革与经注形式的转变
永元十四年之后太学里面策问的形式是主试者从经传文本中提出五十个问题，并要求对策者依据本家章句体系以作回答。那么熟练地记诵和准确地训诂，对拟参加策问考核的太学生来说，会是最重要的两个基本功。这无疑将引起太学学术形态的变化，而作为天下学术中心的太学，风气所向，也自然会渐渐推动王朝整体的学术风格的转型。《后汉书·左雄传》记载他在汉顺帝阳嘉元年（132）太学新修缮完毕后，上书建议察举孝廉之法曰所举之人“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此时策试出身诸生的孝廉，也已采用永元改革之法。我们若以中长时段的变化为标准，以章和时期为界探考文献，大略即可推断出章帝、和帝时期太学策问改革对东汉经学学术形态产生的影响。以下三个方面，或值得陈述。
其一是经书文本的标准化，即对各经文本文字的校勘和统一。东汉图书的校勘开始于光武帝时，《后汉书·儒林列传·薛汉传》载“建武初，为博士，受诏校定图谶”。《桓郁传》记载“（章）帝自制《五家要说章句》，令郁校定于宣明殿，以侍中监虎贲中郎将”。但这两次均不是校定经文。白虎观辩经也是诏诸儒共正经义。东汉时代由王朝主导的校定经文，始于马融所参加的汉安帝永初四年（110）东观校书。《后汉书·安帝纪》曰：“诏谒者刘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这是永元策问改革之后的第八年。《后汉书》除了《安帝纪》《马融传》述及外，《皇后纪》《宦者列传》《文苑列传》等纪传也有记载，足见此次校书是东汉学术史中的一件大事，主导者实为邓太后。《皇后纪》曰：“太后自入宫掖，从曹大家受经书，兼天文、算数。昼省王政，夜则诵读，而患其谬误，惧乖典章，乃博选诸儒刘珍等及博士、议郎、四府掾史五十余人，诣东观雠校传记。事毕奏御，赐葛布各有差。又诏中官近臣于东观受读经传，以教授宫人，左右习诵，朝夕济济。”邓太后自小喜读经传，本传称其“六岁能史书，十二通《诗》、《论语》。诸兄每读经传，辄下意难问。志在典籍，不问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曰：‘汝不习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务学，宁当举博士邪？’后重违母言，昼修妇业，暮诵经典，家人号曰‘诸生’”。这和成帝时代的校书颇为相似，起因都是王朝统治者的个人兴趣。《文苑列传·刘珍传》云：“永初中，为谒者仆射。邓太后诏使与校书刘、马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宦者列传·蔡伦传》云：“元初元年，邓太后以伦久宿卫，封为龙亭侯，邑三百户。后为长乐太仆。四年，帝以经传之文多不正定，乃选通儒谒者刘珍及博士良史诣东观，各雠校汉家法，令伦监典其事。”《蔡伦传》“元初”当为“永初”之讹。据此知此年校书以蔡伦为监，参加者有刘珍、刘、马融等人。汉顺帝永和元年（136）又有一次校书，《伏湛传附伏无忌》曰：“永和元年，诏无忌与议郎黄景校定中书五经、诸子百家、艺术。”此后便是汉灵帝熹平四年（175）石经的刊刻。《后汉书·儒林列传》曰：“党人既诛，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废，后遂至忿争，更相信告，亦有私行金货，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兰台漆书，未知何时而立，但从《后汉书》正定经传的记载分析，兰台漆书的出现应该不会早于汉章帝建初四年白虎观议经，很可能就是汉安帝永初四年马融、刘珍等人“是正文字”的产物。从这时起，五经的标准文本开始受到特别的重视。
在官方层面的经文文本标准化过程中，许慎撰写《说文解字》也许可以看作是儒生个人校正文字的实践。据许冲《上说文解字表》，汉安帝建光元年九月己亥，许慎病，遣其子许冲献《说文解字》及《古文孝经说》。许冲云许慎本从贾逵受古学，“博问通人，考之于逵”，作《说文解字》。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考断许慎永元十二年（100）开始撰写此书，永初四年（110）其书初成，“以文字未定，未奏上”，直至建光元年（121）始定。故其撰写在马融、刘珍校定五经文字之前。
许慎《说文解字叙》从行政需要的角度来叙述秦汉之间的文字变革，从秦统一文字，一直说到王莽“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重新界定六书。其引《尉律》曰：“学僮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秦汉小学著作，如《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训纂篇》等，其功能主要是助人识字，并为行政系统提供一些文吏的储备。这些识字书，在那个时代与五经训诂并没有直接关系。但到了贾逵、许慎时代，经文文字的正讹开始受到重视。《说文解字叙》曰：
不论是官方马融、刘珍的校经，还是许慎撰《说文解字》，其共同的倾向都是统一和标准化五经文字，而非石渠、白虎的经义辨正了。
其二，经注形态发生变化，简化章句形式的经注开始流行。现存九经三传的早期注释，以东汉时代为最多，且主要是马融之后的注本。《隋书·经籍志》所载梁隋之际各经注本如次：《周易》京房、孟喜章句，费直注等三家西汉章句或注本后，接下来就是马融、郑玄、刘表、宋衷、荀爽、王肃、王弼等汉末魏晋时期的注本；《尚书》注本则在伪《孔传》后，即马融、郑玄、王肃注；《诗》在《毛传》、《薛君章句》、侯苞《韩诗翼要》之后，则为马融、郑玄、王肃注；《周官》《仪礼》最早注者均为马融、郑玄、王肃，而《礼记》则是卢植、郑玄和王肃；《春秋》最早注者为吴卫将军士燮；《左传》最早注本则是贾逵、服虔和王肃三家；《公羊传》最早注本是何休《解诂》；《穀梁传》最早注者为吴仆射唐固和魏乐平太守糜信；《孝经》早期注本则有孔安国、郑氏、马融、郑众、苏林、何晏诸家；《论语》最早注本则为郑玄注，以及为何晏所集的孔安国、马融、包咸、陈群、周生烈等注。西汉及东汉和帝时代以前的经注，除了《毛传》成为经典文本外，其他在后世并无多大影响。东汉时代最有名的章句，乃是《欧阳尚书》的《桓君章句》，但魏晋以后，已经不为学界所重。六朝隋唐间，马融、郑玄、王肃、卢植所注经典，是九经三传最为主要的传本。这些古注都是汉和帝以后出现的经注。
汉末经注传世者，以郑玄所注《三礼》和《毛诗》，何休所注《公羊传》、何晏《论语集解》最为完备。九经三传之外，赵岐《孟子章句》、王逸《楚辞章句》、高诱《吕氏春秋注》《淮南子注》等，也接近完璧。翻检这些为后人所推崇的古注，它们体例上颇为接近，一是它们都是简注，繁冗的注文极为罕见。高诱《吕氏春秋序》称其书十七万三千五十四字，与今传文本字数基本一致，故知今日所见简注，并非流传中删减所致。二是注文由解题、训诂和解读疏讲句意组成，且以句意解读为主。
回看上文关于章句的描述，我们不难发现东汉传世之经典注本在体例上和章句是一致的，大多也都由解题、训诂和章句疏讲构成，它们普遍比较简约，大多都是随文注，总体上与小章句体例相仿。这是从马融开始的。《毛诗正义》曰：
要之，马融、郑玄的经注，与小章句体例上是统一的，这些经注实质也是章句。只不过这些经注的立意与章句有所不同。《毛诗正义》引郑玄《六艺论》曰：“注诗宗毛为主，其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也。”这是郑玄取名为“笺”的缘由。如贾公彦所言，“注”是自注己意，使经义申明；而郑玄所谓“笺”，则是因为有《毛传》在前，且他是宗毛为主，他与毛义不同处，再下己意，使可识别，故在《毛传》后题“笺云”。所以贾公彦谓不论是“注”还是“笺”都是注释的立意，而没有义例意义，即注和笺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注释体例，或可断言马、郑注遵循的是小章句的模式。大体而言，今学、古学皆有章句，东汉和帝顺帝之后，二者的注释方式慢慢趋同，均变为小章句形式。
其三，经注开始注重钩沉大义，并有了内在统一性和体系化特征。史籍文献之中，博通的学者往往是通大义而不修章句。如《后汉书·桓谭传》：“桓谭……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班固传》：“固字孟坚。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荀淑传》：“荀淑……少有高行，博学而不好章句，多为俗儒所非，而州里称其知人。”如此云云，似章句有狭陋之弊。一般而言，不修章句的往往是精通古学的学者，但班固、荀淑等人并不以治古学而著称，可见修不修章句与是否习古学并无直接关系。当然这里的章句，应该是那些烦琐的大章句。
马融以来的经典注释，是摆脱了大章句之弊的小章句，其特点之一，恰是综括大义。如《孟子章句》中的章旨疏讲，和《楚辞章句》每篇的解题，都是述其大义。郑玄《毛诗笺》更是全篇傍依《诗序》，篇内的疏讲，也主要围绕《小序》之义展开，体现出极强的体系性。
钩沉章句大义并注重体系性的经注主要见于东汉中后期，是适应于以家法章句为依据的新策问形式的注释。故这种类型的小章句至少与永元改革存在相关性。
四、自修与默诵：经注功能的改变
汉和帝之后逐渐盛行的经注，以小章句的形式创造了一种新的经典学习方式：通过独立阅读注本来研读经典。
先秦两汉时代，口授是知识传播的重要形式。《汉书·艺文志》称孔子作《春秋》，“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这当然是汉代人的知识。但不论是《公羊传》《穀梁传》还是《春秋繁露》，孔子口说都是其记录和传承的主要内容。《艺文志》又曰：“《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论语·卫灵公》篇有子张问行，并书孔子言语于绅的记载，绅为大带，子张书孔子语其上，欲其不忘。这是文献可见较早的师徒授受的记载。师说，而弟子记之。《玉海》载《中兴馆阁书目》引郑玄《尚书大传序》曰：“伏生为秦博士，至孝文时，年且百岁。张生、欧阳生从其学而受之。音声犹有讹误，先后犹有差舛，重以篆隶之殊，不能无失。生终后，数子合论所闻，以己意弥缝其阙，别作章句，又特撰大义，因经属指，名之曰《传》。”张生、欧阳生所记，因为“音声讹误”而造成的文字差异，也只能出现于师徒口授的境况下。《经典释文序录》引郑玄分析古文献异文出现的原因为：“其始书之也，仓促无其字，或以音类比方，假借为之，趣于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人用其乡，同言异字，同字异言，于兹遂生矣。”郑玄看来，早期文献异文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在记录口授过程中，仓促无其字而假借某字以记音造成的。听者各有乡音，转录老师的话，故出现了不同文字被用来记录同一声音，同一文字被用来转录不同声音的情形。故郑玄判断早期文献主要是记录口授而来。
汉代五经的研习中，口头论说也颇为重要。《后汉书·明帝纪》记载永平十五年（72）三月汉明帝“亲御讲堂，命皇太子、诸王说经”。说经的功能之一，就是传先师之言。如《后汉书·鲁丕传》云永元十一年（99）鲁丕与贾逵、黄香辩难数事，和帝善其言，特赐冠帻履陉衣一袭，丕遂上疏，其中有曰：“臣闻说经者，传先师之言，非从己出，不得相让；相让则道不明，若规矩权衡之不可枉也。难者必明其据，说者务立其义，浮华无用之言不陈于前，故精思不劳而道术愈章。法异者，各令自说师法，博观其义。”故知口传义理是五经之学传布的活态形式。口授会受到时间或空间的限制，因此史籍中也有弟子转相授受，多数弟子不得亲见老师的记载。如《汉书·董仲舒传》曰：“董仲舒，广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颜师古注曰：“言新学者但就其旧弟子受业，不必亲见仲舒。”马融授徒的记载与董仲舒事迹相似。《后汉书·郑玄传》载郑玄西入关，事扶风马融：“融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乃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玄日夜寻诵，未尝怠倦。会融集诸生考论图纬，闻玄善算，乃召见于楼上，玄因从质诸疑义，问毕辞归。”马融入室者五十余生，这大约是当时大师能够亲授弟子的一般数目。对于几百位弟子的马融来说，多数弟子只能间接受业。即便是郑玄这样已经具备极高水准的人来说，依然需要面对面质诸疑义。董仲舒的弟子也是以次相受，足见先秦两汉时代口授在知识传播中的重要性。
西汉时代，诸经已经有诂、训、传、章句、外传等形式的注解，为什么口授在东汉时代依然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西汉诸经注释，以《毛诗诂训传》最为完帙，据之应可以略窥西汉经注之大概。兹罗列《小雅·甫田》一诗的序文、经文与传文、郑笺于下：
郑玄《毛诗笺》也延续了《毛诗》的章句统计，只是对《关雎》《思齐》《行苇》三篇的分章做了调整，使三篇的分章更加齐整，这说明《郑笺》也是在分章析句基础上的注释。《诗序》本就是解题，所以《郑笺》并无解题部分。其训诂和疏讲相较《毛传》，则有着很多新的特点。一是疏通大义，即《郑笺》会对几乎所有的诗句做出大义的串讲疏通。小至某一句，大至整首诗的意义，读完《郑笺》就会了然。如此篇的《郑笺》对每一句都做了简练而全面的解释，通过《笺》文，完全可以得其大概。二是体系性，《郑笺》遵从《毛诗序》，其大义疏通均是在《毛诗序》的主题之内，甚至有的串讲就是为了给《诗序》做注脚，补充完善《诗序》的意义体系。《毛传》则不同，它与《毛诗序》自身就存在几十处矛盾，且传文以故训为主，没有明显的体系性追求。三是完备性，《郑笺》注释《毛诗》经传，对于重复出现的字词或诗句，没有前注、后注的区别，也不会遵循后注减省的原则，每一处都会详细注释，这是《郑笺》的基本体例之一。如“言”字在《毛诗》中出现几十次，《毛传》只注释了其中的几处，而《郑笺》近乎处处出注。“田畯至喜”一句见于《七月》《甫田》《大田》，每一处《郑笺》都做了详细的训诂和疏讲。《甫田》《大田》两篇前后相接，这两首诗中《郑笺》对这一句的注释也完全一样。从实用角度看，《郑笺》是将每一首诗当成被阅读的第一首来注释的。郑玄并没有默认读者会从头到尾完整研读《毛诗》，而是设想读者会选择性阅读，或随机翻阅，或因故查阅，总之他将《郑笺》做成了一部适于自由阅读的书。这说明相比于西汉初年，此时儒生的阅读习惯和方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不需要经师的口授，仅仅通过随文注的《郑笺》，已经可以基本读懂《毛诗》。即便不是从头开始阅读，随手翻到哪一首，也都可以通过《郑笺》读懂它。这样的《毛诗笺》显然是为独立研读文本而作。它因此具备了工具性，即此书不仅具载经传本文，还详细笺释每一首诗，且不担心重复注释，功能上它成了一部便于查阅的《毛诗》注本。就传世文献而言，东汉中后期的小章句经注在阅读预设上和《毛诗笺》相同。
这应是经学教育规模扩大后的必然趋势。据《汉书·儒林传》和《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太学弟子武帝时期的五十人，宣帝时期一百人，元帝时期一千人，成帝末短暂增至三千人，东汉顺帝重修太学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人数应在万人左右，而桓帝初年，太学生已至三万人。东汉官制，博士祭酒一人，博士十四人。博士并不仅仅教授弟子，“国有疑事，掌承问对”，故面对万人规模的太学，这十四位博士绝不可能完全口授教学。不仅太学人数逐渐增多，东汉时代的儒学大师，门徒亦常常数百人。如《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门徒弟子数百人以上的儒生有刘昆、洼丹、张兴、杨政、欧阳歙、曹增、牟长、牟纡、宋登、孔长彦、杨伦、魏应、杜抚、丁恭、周泽、甄宇、甄承、楼望、程曾、张玄、颍容、谢该、蔡玄。像张兴、牟长门徒均近万人。可见东汉时代名师之门，数百人应是常态。如此多的弟子，其受业状况应与马融门下相似，一时入室者不过五十人耳。多数弟子恐怕还是需要靠自修。
在多数弟子需要自修的情况下，备有可供研读的文本就尤其必要了。西汉末东汉初多至几十万言的章句，应为此种形势下的产物。但这很可能是教学书籍的初级形态，即详细记录经师的讲授内容。这样的文本除了烦琐和不便抄录流传外，也因为堆砌大量材料，特别是图谶类材料，而易偏离解释经文的源初目的。于是，东汉光武帝时，开始删减章句。永元策问改革依章句、重家法的要求，使得准确解释经文文本的注释获得发展，教学文本也愈发变得成熟，保留了基础训诂，抛弃了冗余叙述和文献堆积，这或是《毛诗笺》类型的注释出现的原因。
故章句类注释的出现，是经学教育发展的必然。而永元策问改革则决定了小章句形式的流行。这类经注的功能随之也发生了变化。在诂训、大章句形态下，经义疑难主要存在于问难之间，是口头的。完备的经注出现之后，经义疑难已经变成了简约的讲解文字，书写在经文之下，是书面的。它们开始成为经生自主研习经书的读本。当然有了小章句形式的经注之后，问难也依然是极为重要的知识传授方式，如《郑志》即是郑玄弟子问难的记录。只不过，完备的经注已经可以允许弟子通过自学而通经。这是经学进一步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永元十四年之后，策问依家法实际上开启了经注经典化的过程。原来的章句或经注，仅在小范围的某家学派内流传，而东汉中期以后，在更大范围传布的经注开始多了起来。如《周易》的马融、郑玄注，《尚书》《毛诗》《周礼》《丧服》的马融、郑玄、王肃注，《礼记》的卢植、郑玄、王肃注，《左传》的贾逵、服虔、王肃注等等，都开始流传开来。音或音义类型也出现了，如郑玄的《尚书音》《礼记音》，服虔的《春秋左传音》，徐邈的《毛诗音》，王肃《礼记音》等等。甚至于《汉书》也有了应劭和服虔的音义。音或音义的出现，说明除了文本的标准化外，五经文本读音也开始被规范。学者们各自为家的经论式的学术，转向了有统一标准和规范的训诂式学术。
另外，东汉中后期出现的小章句类型注释，不论是其功能还是书写方式，明显不是为诵读而准备的，这是一类适于默读和自修的文献。师授和诵读之外，当独立的默读变得越来越重要，经学文本的制作方式必然会发生变化，如魏晋之际出现的集解集注类型，就显然是默读形式的文本。集注等于是汇集众说，这类文本的流行，使得师授的功能部分地被注释取代了，讲论大义也逐渐由现实空间转入了文本空间中，也许这是义疏学发展的因素之一。
责任编辑 刘培
往期精选
《文史哲》2022年第1期目录 / 摘要
20世纪中国哲学史论述的多元范式 | 陈来
世界历史·亚细亚现象·中国道路 | 何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