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华：求实不只是历史学的生命，更是史家必备的品德！ | 官美蝶
作 者 | 官美蝶，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
原 载 | 《山东现代著名社会科学家传》第一集，第123-138页
原 题 | 张维华扩展阅读陈同燮：民国时期史学界“精英中的精英”！黄云眉：我不怕头上的白发，但我必须和思想上的白发作斗争！
张维华，号西山，1902年11月出生于山东省寿光县一个贫困农家。寿光位于北海之滨，地多盐碱，虽也能种植五谷，但收获甚微。先生家人多地少，长年辛勤劳作也仅能勉强糊口。张维华先生的曾祖本姓董，为其姨母张家抱养，改姓张。在旧社会，被抱养的孩子称“养子”或“义子”，社会地位很低，常常受人欺辱。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先生的长辈想到送孩子读书这条出路。这样，先生便进了村塾，农忙时帮家人干活，农闲时在校读书。读了几年村塾，家里实在无钱供应，又进了邻村一所教会小学就读，因该校对部分学习优异、家庭清贫的学生给予一定资助。两年后，考入潍县的一所教会中学。四年后毕业，又考入济南的齐鲁大学。此时仅靠一点微薄的资助已不能维持最低的费用。先生常常回忆其在齐大读书的情景：考试完，还没有放假，便提前赶回家去帮家人收麦、秋种；在校期间则利用课余时间帮外国人学汉语、翻译点书稿或抄写稿子等，换得点滴报酬。这样仍然十分困窘，生了病连三角钱的药费都拿不出，还需去求亲告友。先生常以此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要学生们充分认识现在学习条件的优越，奋力拼搏，作出成绩。
1928年夏，先生毕业于齐鲁大学历史政治系。同年秋到济南济美中学任教，一年后回齐鲁大学任助教。1931年又到燕京大学研究院深造。当时的燕大研究院名流云集：陈垣先生是辅仁大学校长兼燕大国学研究所所长，顾颉刚先生、洪业先生均执教于此，加之北京图书馆、燕大图书馆、北大图书馆藏书甚丰，先生便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虚心学习，刻苦攻读。每星期六下午从位于西郊的燕大步行到沙滩北大，找个老乡借住一夜，第二天到北京图书馆读书，日落西山时再步行回燕大，每周如此，从不间断。1933年张维华先生毕业，获硕士学位，又回到齐鲁大学教书（被聘为讲师）。其硕士论文《明史佛郎机吕宋和兰意大里亚四国传注释》也于翌年由燕京哈佛学社出版。当时的齐大教师很少，全系不过五六人，先生教课很多，中国史、世界史都教过。
1936年夏，应顾颉刚之邀，张维华先生离开齐鲁大学到北京禹贡学会工作，编辑《禹贡》半月刊，其间曾多次到外地进行实地调查。当时的河套地广人稀，蒙汉杂处，土地平坦肥沃，是一块亟待开发的好地方。自清季以来，就有人关注于此，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王同春。王同春籍隶河北，流寓河套，定居五原，集中多人兴修水利，以黄河水灌田使河套农业迅速发展起来，改变了原来面貌。先生访问其家庭，回京后写了《王同春访问记》，刊登于《禹贡》杂志，还特别编辑了《河套水利调查专号》。此外，先生还到河北易县、邯郸考察燕赵的故都，到张家口调查了明代修筑的边墙。通过实地调查大开眼界，以自己的亲眼所见来印证书本的记载，深感古人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确是做学问的真谛。
《禹贡》杂志
1937年，芦沟桥事变发生，京津骚乱，张维华先生离开北京抵达河南开封。萧一山先生安排他到河南大学教书（被聘为副教授），兼任河南历史研究所的工作，在萧先生创办的经世学社主编《经世》杂志。数月后，开封局势紧张，河南大学迁鸡公山，不久又搬到汉口，旋即解散。先生失掉职业，便同河大的几位同事一起到了重庆，一时找不到工作，过着流浪生活。1938年秋，他同徐炳昶先生结伴到昆明。其时顾颉刚先生已先到昆明，由徐、顾出任北平研究院历史考古研究所负责人，先生便在这里落了脚。当时昆明常遭日本飞机轰炸，人心惶惶，可读之书也很少。这时先生正在研究中俄关系史，手头只有Some Early Russo Chinese Relations，别无其他西方资料，只好与《东华录》《圣武记》等少量中文书籍对照阅读，写了若干条札记，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基础。1939年秋，张先生同顾先生一起离开昆明，到已迁到成都的齐鲁大学执教（被聘为教授）。当时的成都是知识分子聚居的地方，迁来的大学很多，仅华西坝就有华西、燕京、金陵女大和齐鲁四所教会学校。顾、张两位主持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工作，聘请了几位国内名流，招收了二十多名研究生，还制定了整理二十四史的计划。张先生在此住了五年，开设了“中国通史”“秦汉史”和“中西交通史”三门课，编写了《中俄关系史》《明清之际西人东来和西学东渐史》两部讲义及有关汉代西北史地几篇论文，还编辑了《责善》半月刊和《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944年，先生离开成都到江津县白沙镇新办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任教，两年后学院迁到重庆九龙坡，更名重庆女子师范学院。在这个学院里先生整天忙于上课，很少有时间从事研究工作，而且没有什么书可读，只能钻研《史记》和《汉书》。先生在总结治学经验时曾指出：“读书有博读精读之别，博读就是经史百家，无所不窥，在博读之后便有所得，形成自己的系统。但这种条件，不是人人都能有的。难道没有这种条件，就不能读书学习了吗？不，精读也是一途。精读就是对几种基本的书，反复地读，仔细地读，读过几遍之后，读熟了，读通了，也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出前人所没有看到的问题，进行研究，进行解答。我采用精读这个方法，死盯着《史记》《汉书》这两部书去读，结果看出了前人没有说过或者很少说过的问题。”先生对《史记》《汉书》均读过三十遍以上，所撰秦汉史的论文和专著，均表现了先生深刻而独到的见解，在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望。
1948年，张维华先生离开四川，再次回到齐鲁大学。这时的齐鲁大学已迁到杭州云栖寺。1949年，齐鲁大学迁回故地济南，先生任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国学研究所所长。1952年，齐鲁大学解散，张先生被分配到青岛山东大学执教。曾任中国古代史研究室主任，招收了副博士研究生，先后开出“中国古代史”“历史文选”“中国古代经济史”等课程。1957年反右时，先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一段时间内被剥夺了教课的权利，参加各种体力劳动。但他仍挤出时间写了不少长篇论文，如《试论两宋封建地主经济的几点征象并提出几个相关的问题》《顾炎武在山东的学术活动及其与李焕章辩论山东古地理问题的一桩公案》等。1964年，先生赴京参加了由中华书局组织的整理二十四史的工作，承担了《陈书》的校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先生的错划右派问题得以纠正。面对着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学校决定设立中西交通研究室，由张先生任室主任；继之，国家教委又批准设立中西交通硕士学位点，先生亲自授课指导研究生。教学之余，张维华先生又撰写了有关秦汉史、中西交通史、文化史、治学经验等论文十余篇；他的旧著也先后整理问世。其中有的是初次出版，如《中国长城建置考》《汉史论集》《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晚学斋论文集》等，分别由中华书局、齐鲁书社相继出版；有的是重版，如《明史佛郎机吕宋和兰意大里亚四国传注释》，因年久失传，更名为《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此外，先生还主编了四百多万字的《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由齐鲁书社出版。
1987年6月，张维华先生病逝，终年85岁。张维华先生一生虽历经坎坷，但忠于事业的精神始终不渝。他治学严谨，为人师表，注重言教，更重身教。在史学研究领域，他的主张一是求通，就是不局限于某一阶段的历史知识，而是从总体上去把握和认识整个社会发展规律。因此他在研究具体问题时就能高屋建瓴，立论得当。他特别强调研究历史要有“世界眼光”，把中国史作为世界史的一部分看待，才能站得高、看得远。二是求实。他认为失去真实，也就失去了研究历史的价值，他为了澄清一些重大史实写了不少考据文章。先生认为求实不只是历史学的生命，而且是史家必备的品德。他要求自己的学生不可走乾嘉学派的老路，但要有他们的求实精神，正因为如此，先生的著述总是气魄大、立论高，学术价值经久不衰。
张先生学识渊博，根底深厚。他的研究领域很广，大体可概括为明清时期中外关系史、秦汉史、历史地理等三个方面。
张维华先生是我国早期研究中外关系、中西交通史的少数专家之一，几乎将大半生的精力用于这个领域。
明清时期的中西关系史是先生最早的研究课题。据先生回忆，在齐鲁大学读书时，外籍教师多，所学课程中西洋史占十之六七，中国史不占什么地位。当时听过一位外籍教师开的远东史课，内容丰富而新鲜，很感兴趣，便跃跃欲试。不久他发现《明史》中有佛郎机、吕宋、荷兰、意大利四国传，就记载着这方面的问题，便开始研读。入燕京研究院后，有陈垣、洪业等名师指导，校内外各图书馆中西文藏书均丰，为研究明清中西关系史提供了客观条件。先生认为成书于清雍乾间的《明史》中出现了欧洲几个国家的传，显然是有明以来中国与外国发生联系的反映，也说明东西方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时代正在形成。于是，便以《明史》为蓝本对照阅读了《海国图志》《职方外纪》《中葡通商研究》《明史各外国传地理考证》《殊域周咨录》《两朝从信录》等图书，发现“四传”疏略脱漏者不少，且与西人记载往往不合。先生最先写出《明正德间葡萄牙使臣第一次来华考》，刊于燕大《史学年报》，引起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的重视，并撰文予以介绍，刊于《通报》；继之又在陈垣等师长的指导下仿效裴松之注《三国志》的体例，着手写作《四国传注释》。先生首先利用上百种中西文资料，纠正了四国传中不少讹传的史实，补充了许多罕为人知的珍贵史料，勾勒出明中晚期中国与西方几次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文化交流的概貌。所以《佛郎机吕宋和兰意大里亚四国传注释》并非简单仿古，而实际上是一本内容翔实、体例严谨、深具功力的明代中西交通史专著。该书采用溯源、辑补、比评三种方法。首先，找出《明史》中四传作者所据史料的来源，详加排列，对其失误错讹之处，参照其他记载一一厘正。如荷兰传记载万历二十九年荷兰商船经吕宋至澳门，税使为李道。而据《广东通志》等书考出其时李风在广东任税使，而李道当时为湖口税使，李道为李风之误。其次，在四国传中所用资料之外，作者据涉猎所及亦均一一录出，缀于本传有关记事之下。经如此排比发现了许多问题，如佛郎机铳之传入中国，传谓在嘉靖二年，然《殊域周咨录》言为正德间事，而据王守仁著《书佛郎机铳造事》，则可上推至正德五年。再次，运用西文史籍中有关明季欧亚诸国与我国交往的大量记载，同我国的史料相互对照。当时的西方正处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非常重视发展海外势力，探险家、旅行家、商人、传教士纷纷东来，将其见闻以日记、书信、著作等形式记录下来。这些都是研究中西交往的珍贵资料，可以弥补中文资料的简略和讹误。《明史佛郎机吕宋和兰意大里亚四国传注释》一书在这方面运用较多，勘出不少错误，当然也并非不加甄别地盲从西文，对被西方殖民者故意歪曲之处，总是力辩其诬。如葡人侵占澳门，西文书籍多谓葡人助剿海盗有功，明政权“畀之以居”，先生则据俞大猷《集兵船以攻叛兵》及《论商夷不得恃功恣横》两文指出：“当时通贡尚且不许，何得有畀地詪居之事。”再如荷兰占我台湾，西文多谓中国默许，且缔有条约，可是证以《两朝从信录》所载南居益渡海捣巢之文，则知“西人所言，纯系矫饰”。《佛郎机吕宋和兰意大里亚四国传注释》出版后引起学术界注目。洪业先生在1935年所撰《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中说：“二年前张维华君著《明史佛郎机吕宋和兰意大里亚四传注释》，既将尤侗、万斯同、王鸿绪三家传文与明史传勘校，又复远征博引，细加注证，这也是可喜的贡献。”后方豪所著《中西交通史》和日人和田清所著《中国史》等，都曾引证此书，成了中西交通研究者案头必备之著作。1982年此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时，先生写序并更名为《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中国社会科学》为此书发表了书评。
另一中西交通专著《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是1939年至1944年先生在成都齐鲁大学时写成的，由于战乱未及出版。当先生任教女子师范学院时曾石印五六十部，作为教材发给学生；新中国成立后，不少看过书稿的同志都劝先生付梓，直到80年代初，先生已是耄耋之年，才在助手的协助下重新修订，1983年由齐鲁书社出版，为目前国内史学领域屈指可数的专著之一。书中提出不少理论观点，不乏真知灼见，对某些史料的考证也成了不可改易的定论。其内容分为三部分：一是交通，专论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与中国的早期交往；二是宗教，天主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在我国传教的经过；三是文化，西方文化传入我国的过程及其影响。该书是先生近五十年研究中外关系之所得，大半生心血的结晶，对一些重大问题都抒发了自己的见解。明清之际中国同欧洲的交往是客观存在，是中国史乃至世界史上重要的一页。不过，这个时期由于殖民主义、天主教、基督教等因素掺杂其中而变得复杂起来，对其性质和作用不易识别和确定。这个领域在某一时刻甚至成了禁区，无人敢于问津。史学工作者不该回避，应正视现实，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经过对这段历史的潜心研究，张先生指出：（1）明清之际的中西关系，不是平等互惠的经济文化交往。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的欧洲各国，迫切需要寻求新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它们视富饶的东方为理想目标。于是，一批批航海家、探险家、商人、传教士，由海路、陆路接踵来到东方。先生在书中对葡、西、荷等国早期殖民者的暴行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揭露和批判。如葡萄牙人先霸占马六甲，继而侵我广东屯门；西班牙人占据菲律宾并大肆杀戮居菲之无辜华人；荷兰侵我澎湖、台湾和内地等，书中均记载甚详。不过当时的中国虽在某些方面落后于欧洲，但毕竟国力雄厚，对西方殖民者的海盗行径进行坚决反击，维护了国家的主权。这与鸦片战争后的情形有很大不同。（2）明清之际中西交往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耶稣会士的作用，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耶稣会士来华的目的，不管他们意识与否，其使命是传播耶稣教义，从精神上奴化中华民族。他们的足迹遍及我国各地，自京师直至穷乡僻壤，建教堂、学校乃至医院；他们进行广泛传教活动，从宫廷到平民百姓，渗透到社会各阶层。部分传教士还进行各种特务活动。传教士的这些活动自然引起中国士大夫的注视和强烈反对乃至制裁。清康熙年间的教仪之争及之后的禁教，就集中反映了中国士大夫与传教士之间的激烈斗争。（3）在客观上，耶稣会士又将西方文化介绍到中国，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如西方的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地理学、医学、兵器和机械制造等知识传入中国，开阔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眼界，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中国学术界思想也陆续传入欧洲，而开其端者，则自明末耶稣会士始。耶稣会士之东来传教必须通晓中国语言文字，而因礼仪之争必须熟悉儒家思想，因供职内廷时与满汉大臣交往，不得不注意中国之历史、地理及百家之说，于是便有不少翻译、著述流传西欧。16、17世纪之际，西洋教士所著关于中国的书籍，将中国古代政治、哲学、学术思想带回欧洲，对西方社会产生了积极作用。张先生指出：“人类文化的交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也是各国各民族从分裂走向和睦团结、和平共处的必要途径……我之所以特别注意中西文化交流，其原因就在此。从中国自身的历史看，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不仅今天如此，历史上也是如此。经过几千年的时间，各民族的文化无日不起着相互融和的作用，到今天兄弟民族的民间文化都有了很大变化，彼此间的隔阂逐渐消除，成了亲密无间的民族大家庭，人类社会从未来远景看也会是这样，治史者当有世界眼光。”
张先生的另一本中外关系的专著《明代海外贸易简论》，是应上海人民出版杜之约而撰写的，1957年出版。该书篇幅虽不算长，但对明代海外贸易的性质、阶段、种类等作了全面论述，为后人详细研究打下了基础，是一部填补空白的著作。张先生指出：（1）明代海外贸易是在很久的传统上继承发展起来的，活动范围很广，东至日本、琉球，西至波斯、阿拉伯和非洲东岸。（2）明代海外贸易大致分为两类：一是朝贡贸易，二是私人贸易。前者盛于永宣间，从正统至正德呈现衰落现象，至嘉靖几乎完全衰败。隆庆时部分开禁，一方面是欧洲殖民者东来促使朝贡贸易无法维持；另一方面是自身社会经济的发展，私人海上贸易逐渐冲击了明政权对外贸易的控制。到明后期外出经商的华人已同南洋居民联合，与殖民者开展了斗争。（3）朝贡贸易和私人海上贸易都是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的，其商品的种类可证。（4）海外贸易推动了中国人，特别南部沿海之民移居南洋，促进了生产经验和技术的交流。
此外，有关于中外关系论文若干篇，如《明清间中西思想之冲突与影响》《明清间佛耶之争辩》等，绝大部分收入《晚学斋论文集》。
秦汉史是张先生研究的另一重要领域，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均赢得秦汉史学者们的交口称赞，曾被聘为秦汉史研究会的顾问。主要研究成果有《汉史论集》《论汉武帝》两部专著及十数篇论文。
先生研究秦汉史起步略晚。抗战期间，颠沛流离，且教学任务繁重，资料有限，只能专攻《史记》和《汉书》。在读《汉书·匈奴传》时，先生注意到武帝时中国与匈奴关系紧张，兵争不休，而到元帝时就缓和多了，其原因很多，而王昭君出嫁则是原因之一，于是写了《王昭君下嫁匈奴考》一文，说明通婚不失为民族间走向融合之一途。之后先生又陆续撰写了几组分量重、观点新、影响深远的文章。
《西汉都护通考》《汉河西四郡建置年代考疑》，所论均系汉代中西交通，亦即汉通西域和汉与匈奴的关系。汉通西域与明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对外关系方面的两件大事，影响深远。西域是玉门关（今甘肃敦煌）以西地区的总称，始见于《汉书·西域传》。狭义让讲，西域专指葱岭以东而言，广义上说则包括亚洲中部和西部、印度半岛、欧洲东部和非洲北部的广大地区。武帝时派张骞初使西域，宣帝时始设西域都护。都护之设标志着汉在西域建立了政治统治，是西域（狭义）入中国版图的标志。张先生对西域的屯田、建官、都护职权、历次人选、都护所属诸国等作了详尽的考证。河西四郡是汉通西域的通衢大道，四郡即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其建置时间与汉通西域关系甚密。对此，《汉书·地理志》和《本纪》记载有异：《地理志》记武威为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开，张掖、酒泉为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开，敦煌为武帝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开。而《本纪》所载不同，张掖、敦煌开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武威、酒泉为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在这里不仅建置年代有异，而且开置之次第亦不同。先生经多方面考证，指出四郡的建置序列为：酒泉、张掖、敦煌、武威。其建置年代：先生认为酒泉不是元狩二年建置，而应是元鼎初年；张掖、敦煌的建置时间，先生认为《本纪》所记“元鼎六年之说可据”；武威，先生以从酒泉分出之说为非，应为从张掖分出，建郡年代当在昭帝末宣帝初，即元凤六年后与神爵元年之间。此文刊于齐鲁、金陵、华西大学之《中国文化研究汇刊》。后来劳幹先生之《居延汉简考释文》一书问世，基本肯定了张先生的考证。武威之论更正了建于武帝时之说，实为“发二千年之覆”。
20世纪50年代初，张维华先生撰《论汉武帝》一书。该书不仅评价了汉武帝这个历史人物，更重要的是以汉武帝为枢杻，把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术、文化和对外关系作了深刻论述，写出了那个时代的风貌。武帝执政的五十余年，是汉代的极盛时期，所以对这个时代的研究实际上涉及了汉史上所有重大问题。
20世纪70、80年代之交，张先生又撰写了一批秦汉史论文。第一组是关于黄老政治思想，如《释“黄老”之称》《西汉初年黄老政治思想》等，分别刊登在《文史哲》《中国社会科学》上。这些文章大多是应杂志社之约而写的，是先生几十年研究秦汉史之精华，特别是《西汉初年黄老政治思想》，学术价值很高。先生反复强调：西汉初年的黄老政治思想是适应汉初特殊的社会政治形势，即政治上的约法省禁，社会上的休养生息，以老子思想为基础并吸收了其他各家学说而形成的新道家思想。代表黄老政治思想的是司马谈的《六家要旨》。先生以“虚”“因”“静”三字对其进行归纳，强调要把这三者联系起来去理解，才能看到黄老政治思想的整体。他还指出，尽管道家思想有很多属于消极的东西，对社会发展缺乏促进作用，但对于某一特定时期的社会还有它一定的用处，不可一概而论。这些都是极深刻的结论。
另一组是关于司马迁的研究，先生对司马迁的研究颇具独到之处，先后发表了《司马迁的史学》《司马迁与〈史记〉》和《论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等。首先，先生指出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是在各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历史变化的时代，这些变化使司马迁破除了一些旧传统、旧观念，产生了新思想、新认识。司马迁之所以能完成《史记》这样一部伟大的著作，固然有赖于他的家学渊源，更在于他掌握了丰富的资料和进行了广泛的实地考察。他不仅阅读了石室金匮之书，掌握了国家所藏古文典册，同时还进行了实地调查和访问。他曾“南游江淮”，“北涉汶、泗”，“西征巴、蜀”，“南略邛、笮、昆明”，足迹几遍天下，每到一地都进行了详细访问和考察。这一切都促使司马迁成为中国史学的真正创始人和奠基者。先生认为《史记》这部巨著的出现，已把历史学从经学中分离出来，从此历史学成了一门较完整独立的学问。先生还认为：（1）司马迁已看到历史是继续的、发展的、演变的，具有了历史进化论的观点，这不仅是历史学的重大问题，也是世界观问题；（2）司马迁把历史范畴从极少数贵族的手中展向社会各阶层，以至社会最底层，改变了历史专记帝王将相少数人活动的状况；（3）司马迁之作《史记》使历史最先成为一部综和性的社会学。历史的主要任务，不仅要论述古往今来的演变过程，也要从横的方面论述各时代社会上各种活动相互联系的迹象，从中看到总的面貌。在他以前没有一个人或一部书能完成这个使命。司马迁综合前人的著述赋以新意，发凡启例，完成了纪传体的历史体例，“两千年来，学者宗之，视为正史”，是一件不容忽视的十分重大的事。这些皆自成一家之言，受得史学界的重视和赞颂。
先生在历史地理方面有专著《中国长城建置考》（上）及《明辽东边墙建置沿革考》等文。据先生回忆，燕大研究院毕业回到齐鲁大学任教，有一次翻阅顾炎武的《日知录》，发现有《长城考》一篇，其中提到齐长城，读后颇为惊异：中国的长城在北边，怎么山东还有长城？便继续阅读史书和山东地方志书，写成《齐长城考》，发表于《大公报·史地周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其后又陆续写了《楚方城》《魏长城》《赵长城》《汉边塞》等文，至60年代初，又增写了《秦昭王时之长城》《燕长城》及《秦统一后之长城》等文，共8篇，合成一册，197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张先生指出：“至于战国，车战之制渐息，徒骑之用渐广，战争范围，益为扩大，于是有长城之筑矣。”“长城之设，既可以为界，亦可以为防，对于当时各国疆域分合之形势，甚有关系。”先生从《春秋》《国语》《后汉书·郡国志》《水经注》《国策》《史记》《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通典》《日知录》《读史方舆纪要》《竹书纪年》《括地志》及大量地方志中拣出有关资料，经排比考证，对战国时齐长城、楚方城、魏河西长城、卷之长城、赵武灵王时所筑之长城及中山长城、秦长城、燕南界长城及北界长城、秦统一后之长城及汉边塞的形状、起止、经过、修筑年代，一一考证辨析，纠正了诸书记载的片面和失实。先生指出那时的长城并不像今人看到的居庸关八达岭那样完固，当时有砖筑者，有土筑者，有累石者，亦有因山谷自然之势而为之者，或断或续，皆相互连接，自成一段。另边远辽阔之地起筑不易或难于防守，则设亭堠烽燧以守之。为写长城和辽东边墙，先生多次作过实地考察，如到五原、临河察看赵长城终点高阙，到张家口考察辽东边墙等。到目前为止，长城建置方面的专著尚不多见，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客观原因，其下篇没能完成。
山东地方文献、地方史特别是地方学术史，是张先生研究的另一重要领域，曾撰《跋丁耀亢的〈出劫纪略〉和〈问天亭放言〉》《顾炎武在山东的学术活动及其与李焕章辩论古地理问题的一桩学术公案》等长文。丁耀亢的两种著作无刊本行世，《四库全书总目》也不载。50年代张先生从友人处看到一个抄本，觉得史料价值很高，便照抄一份。又据李澄中的《丁野鹤小传》、王士祯《池北偶谈》等书考证，确认是出自丁耀亢之手。因两文均系以自身遭遇记述清兵在山东及东南沿海劫掠和大顺政权所派山东地方官莅任的情景，在清初对此多讳不敢言，恐就是二文未能刊行的原因。但两文之史料价值至为珍贵，如大顺政权派官到山东青州、寿光、安丘、日照、莒县、诸城等地方后，曾推行过不少新的政策，其中诸城就“以割富济贫之说，明示通衢，产不论远近，任业主认耕”。这样丁耀亢的二十余顷地和他弟弟丁耀心的十余处庄田，均被原主认回了，为时不久，随着清统治的逐渐稳定，丁耀亢等人又纷纷到州县控告，并将农民夺回的土地一一倒算回去。同时从中亦可看出，清军入山东后，山东农民军曾想暂时搁置与地主阶级的斗争，转而抵御清兵，甚至期望与福王政权下的抗清力量结合，但希望落空了。这些均对山东地方史的研究和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
顾炎武，字亭林，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江苏昆山人，但他与山东的关系却甚密切，一生中有21年侨居山东，在山东交友甚广，与莱州之赵士莞（字汝彦）、任唐臣（字子良）、德州之程先贞（字正夫）、章丘名士徐夜（字东痴）、济阳经学家张尔岐、曲阜文人颜光敏（字修来）等，均过从甚密。其足迹几遍山东，其著述《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金石文字记》等，涉及山东者比重很大，是研究山东地方史不可多得之珍贵资料。先生的这些研究成果以及他主编的《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都为研究山东地方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60年代初，张先生曾为历史系学生开设中国古代经济史，并编写了教材，同时还陆续写了专论若干篇，如《试论曹魏屯田和西晋占田上的某些问题》《对于〈初学记宝器部·绢第九〉所引〈晋故事〉一文的考释》《对两税法的考释》《唐中期以后的地主庄田经济》《试论两宋封建地主经济的几点征象并提出几个相关的问题》《宋代地租形态》和《清入关前的社会性质》等，对中国古代经济史实进行了考释，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分别发表于《山东大学学报》和《历史研究》。
张维华先生对自己的学生一向要求严格，强调道德、学问并重，常说一个品行不端的人搞不好学问。他以自己的高风亮节影响学生。在他逝世后，他的学生写了一副挽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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