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蒙古时代”之后，东部亚洲海域成了一个历史世界
摘 要
蒙古时代之后亚洲东部海域或环东海南海区域，可以作为一个相对完足的历史世界进行研究。由于蒙古时代之后，特别是15世纪起中国与西部世界相对隔绝，原本蒙古时代连成一片的欧亚大陆又成为“东是东，西是西”。恰好大航海时代后的全球交通上，海路逐渐超越陆路，因此，“东部亚洲海域”尽管也有海禁与倭寇、壬辰之役、明清易代、大航海后西人东来等扰动，但在19世纪中叶西方的根本冲击之前，它仍然勉强维持了大体稳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秩序，而从这一秩序的形成、动荡与瓦解过程中，正可以看到东部亚洲海域从传统到近代的历史过程。之所以要把环东海南海作为一个历史世界进行研究，不仅为了回应和补充传统历史学界的“东亚”研究范式，以及新近流行的“中央欧亚”或“东部欧亚”研究思路，也是试图打破东北亚和东南亚研究之间的鸿沟，以更大的联系的视野，改变这一区域历史研究的局限。原 载 |《文史哲》2022年第4期，第5-29页
原 题 | 作为一个历史世界——蒙古时代之后的东部亚洲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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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导读
引言：来自博德利图书馆《顺风相送》和《塞尔登地图》的启示一、“蒙古时代”之后：东部亚洲海域成了一个历史世界二、海道超越陆路：15 世纪后重心从西北转向东南三、自西徂东：东部亚洲海域原有秩序逐渐面临挑战四、为什么是东部亚洲海域？对“东亚”与“中央欧亚”概念的回应五、结语：东部亚洲海域历史研究中，中国学界能做什么？
本文为节选，更多精彩内容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下载原文有关东部亚洲海域的新文献新资料，近年来不断出现。2008年，又是在这个博德利图书馆，发现了一幅几百年前的古地图。这幅地图长160cm，宽96cm，据说原来是挂轴。根据卜正民教授研究，它大概绘制于1608年，原本可能是一个从中国到东南亚（据说在万丹，即今印度尼西亚爪哇的Banten）经商的商人绘制，几年后，被在万丹担任商馆馆长的英国军官约翰·萨里斯得到。17世纪中叶，英国最著名的东方学者约翰·塞尔登（1584-1654）从他手里买到这幅地图，1654年塞尔登去世之后，捐赠给牛津的这个图书馆。但此后该图石沉大海，几百年无人问津，直到2008年才重新被发现。
这幅地图的特点，正如卜正民教授所说，就是它不像过去北宋的舆地图、南宋的地理图、明代初期的《混一图》、明代中叶的《广舆图》那样，总是以中国为中心，凸显中国而忽略四周。它是以南海为中心的，大体准确地描绘了环东海南海地区，涵盖了整个东北亚和东南亚。由于塞尔登地图中的地理知识，主要来自从事航海贸易的中国商人，所以，这一地图特别标识出六条从中国（主要是泉州）出发的航线。这六条航线是：一、泉州到日本九州外海的五岛列岛；二、经过琉球到日本的兵库；三、泉州到王城（今马尼拉）；四、泉州到爪哇（即今印尼爪哇）；五、沿越南海岸线绕道西北到今泰国曼谷南部；六、绕过马六甲海峡，沿着马来半岛与苏门答腊岛之间，向西方向直到印度古里。这六条航线，把整个东海南海区域连在了一起。
无论是《顺风相送》还是《塞尔登地图》，都显示了16-17世纪东部亚洲海域之间的互相联系。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时代的人特别是从事海上贸易的人，他们眼中的环东海南海海域，无疑是联系密切的一个世界。换句话说，就是在惯常所说的“东海”与“南海”之间，或者东北亚和东南亚之间，并没有一道鸿沟。北起库页岛和日本海，南到爪哇和帝汶，大海和航道是连贯的。长崎也好，琉球也好，泉州也好，马六甲也好，只不过是“驿站”而不是“界碑”。而环东海南海海域周边的各国，无论是大陆还是岛屿，也是一个互相往来的贸易世界，更是一个彼此相关的历史世界。
塞尔登地图
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在历史学界的研究传统中，东北亚和东南亚之间似乎无意中有一条鸿沟。日本学者、韩国学者，也包括我们，可能受传统，特别是受西嶋定生（1919-1998）有关“文化圈”说法的影响，习惯中说的“东亚”往往指的只是传统中、日、韩、琉（如果考虑到所谓“汉字文化圈”，则最多再加上越南），好像这才是彼此联系密切而且有文化共性的历史世界。因此，过去的“东亚史”往往侧重东海即东北亚史，而南海则与“东南亚”连在一起。这个也叫作“南洋”的区域似乎是另一个历史世界，所谓“东亚史”和所谓“南洋史”，成了两个互不相干的领域。同时我还必须提到，近年来亚洲史和中国史研究领域，盛行用“中央欧亚”或者“东部欧亚”等概念来讨论东部亚洲历史，这当然深受过去内亚史以及蒙元史、新清史等研究领域的影响，注意到了亚洲北部由东到西的族群、信仰、文化的复杂因素，但问题是，这一研究思路凸显了横贯东西的联系，却忽略了纵贯南北的历史。而纵贯南北的历史，并不仅仅是指陆地上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冲突与融合，更有环东海南海这一区域的互动和往来。然而在相当多学者心目中，“东亚海域”仍然不包括“南海”也就是东南亚各国。而“东部欧亚”也往往忽略了环东海南海，即由海洋、岛屿和港口联系起来的区域历史。
一、“蒙古时代”之后：东部亚洲海域成了一个历史世界
但问题是，历史并不一定直线前进而绝不回头。14世纪中叶以后，这个蒙古大帝国逐渐瓦解。正如我另一篇论文中所说，1368年明朝建立，蒙古人北撤，至少在东部亚洲，历史就发生了转折。横跨欧亚的世界史在蒙古时代刚刚揭开第一页，就遭遇大曲折和大变化。到了15世纪初，虽然跛子帖木儿（1336-1405）的去世使得明代中国避免了“与非华夏世界发生一次大冲突”，但由于鞑靼和瓦剌仍然强大，加上稍后土鲁番的崛起，迫使15世纪中叶以后明朝势力逐渐退出西域，甚至退守嘉峪关，封闭了西边通道，世界的“东”与“西”又出现某种分离。当然，东、西之间并不是真的完全“隔绝”或“脱钩”，但总体上看，这个原本在蒙古时代开始联结的欧亚世界，又从合而离，分成若干个相对独立、各有秩序的历史区域。从15世纪起，环东海、南海，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东部亚洲海域”，凭借政治上的朝贡圈、经济上的贸易圈以及文化上的知识圈，重新叠加成一个纵横交错而又互相联系的“历史世界”。关于这一点，让我分别从政治、经济与文化三个方面来讨论。
第一，从政治史中看“东部亚洲海域”。从明朝肇建开始，明王朝的国际关注重心，其实就从过去的西北逐渐转向了东南，环东海南海区域诸国，就是明朝全力经营的“朝贡圈”。正如《皇明祖训》“首章”中所说，西北乃是敌人，“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但东南却大多是友邻，环东海南海的各国如朝鲜、日本、大琉球、小琉球、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腊、西洋国、爪哇国、彭亨国、百花国、三佛齐、勃泥，都被列为“不征之国”。所以，明朝初建的洪武二年（1369）正月和二月，朱元璋就派人传谕日本、占城、爪哇和西洋，告知中国已经元明鼎革，请他们稍安勿躁，改奉明朝正朔。接下来几年，更是不断派遣使者前往东海南海诸国，让他们派遣使团来华朝贡。
很多人知道明初曾严厉实行海禁，但这种海禁只是针对民间，并不限制海上的官方往来。《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二记载，洪武二十七年（1394）四月朝廷“更定‘蕃国朝贡仪’。是时四夷朝贡：东有朝鲜、日本；南有暹罗、琉球、占城、真腊、安南、爪哇、西洋、琐里、三佛齐、渤泥、百花、览邦、彭亨、淡巴、须文达那，凡十七国”。请注意，这“十七国”中，并没有西北的“蕃国”。这是很自然的，在汉族中国的历史记忆中，西北游牧族群是巨大威胁，而东南以农耕与贸易为主的半岛或岛国，则总是臣服的进贡国，这就是大明王朝建立之初所期待或所经营的“朝贡体系”：以明王朝为轴心，向东画一个半圆，笼罩环东海南海诸国。显然，这形成了一个政治上彼此联系的区域，即我所说的“东部亚洲海域”。
这一区域由于有明清中国作为重心，无论我们用“朝贡圈”“宗藩制”“封贡制”还是“朝贡贸易圈”来形容15世纪以后的东部亚洲海域，总而言之，它有了大体稳定的基本秩序，这是帖木儿之后世界史的一个大趋势。洪武、永乐两朝已经奠定了从西转向东的这个大趋势，只是雄心勃勃的永乐皇帝以所谓“三犁虏庭”的伟业，暂时遮蔽了这个大趋势。1420年之后，随着日朝之间的“己亥东征/应永外寇”等事件引起的国际震荡逐渐停歇，东部亚洲秩序逐渐稳定下来。进入宣德年间，明朝退出安南，东部亚洲海域的政治格局基本确定。正如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所说，“以诸国朝贡次数之多寡、周期之长短，及其与明王朝关系之疏密而论，明代的主要朝贡国有：朝鲜、琉球、安南、占城、暹罗、日本、爪哇、满剌加、苏门答腊、真腊、勃泥、撒马尔罕”。这个概括大体不错，只是最后一个撒马尔罕，其实也是时通时不通。特别是在弘治年间（1488）土鲁番侵入哈密之后，大明王朝退守嘉峪关，与西边世界的联系就更稀少，这一点后面还将讨论，这里先放下不表。近来，有学者统计明代宣德到天顺（1426-1464）三十八年间的朝贡情况，除了撒马尔罕在正统年间（2次）、景泰年间（1次）有过零星朝贡之外，其他朝鲜（138次）、琉球（80次）、爪哇（30次）、暹罗（16次）、安南（32次）、占城（23次）、满剌加（8次）、苏门答腊（7次）等二十三个国家，基本都是来自环东海南海，或者是从印度洋经由东海南海而来的南亚国家。
我这里以洪熙、宣德（1425-1435）这十年为例，可以看到南海诸国遣使前来相当频繁。据《明实录》记载，爪哇至少10次，暹罗至少6次，而满剌加则是国王西哩麻哈剌者和他的弟弟剌殿把剌，因为大明王朝出面调停暹罗入侵威胁的缘故，于宣德八年（1433）亲自前来表达谢意。他们在南京、北京逗留两年，以至于宣德十年刚刚即位的明英宗，还得让广东布政司“厚具廪饩，驾大八橹船”，将他和经由海路前来朝贡的十一国使者一起，送回本国。而这十一国就是环南海或经南海而来的古里、苏门答腊、锡兰山、柯枝、天方、加异勒、阿丹、忽鲁谟斯、祖法儿、甘巴里、真腊。
第二，从贸易史看“东部亚洲海域”。14世纪下半叶起，由于明朝之初实行海禁政策，但允许有大明王朝颁给勘合的船只往来，这鼓励了东海南海各国借由所谓“朝贡”名义进行海上贸易。史书记载，从洪武十六年（1383）开始，“始给暹罗国（勘合），以后兼及诸国，每国勘合二百道”，包括暹罗、日本、占城、爪哇、满剌加、真腊、苏禄国东王、苏禄国西王、苏禄国峒王、柯枝、勃泥、锡兰山、古里、苏门答腊、古麻剌等。在郑和下西洋即15世纪20年代之后，东北亚的明代中国、李氏朝鲜、足利日本，以及东南亚的暹罗、爪哇、吕宋、满剌加、三佛齐等国家，彼此往来很多，一方面是官方勘合贸易，一方面是民间海上贸易（当然，稍后还有日本的所谓“朱印船贸易”）。大致上以琉球、满剌加为枢纽，经由海上商船的往来，形成了一个环南海东海的贸易圈。学者们发现，正是在这个时代，日本与朝鲜的文献中开始出现环南海诸国商船在本国活动的记录。此后，在东北亚与东南亚之间，无论是日本到安南，中国到琉球，爪哇到朝鲜，暹罗到中国，吕宋往长崎，海上船只往来已经相当频繁。
姑以暹罗为例。日本学者松浦章曾经指出，从洪武四年（1371）到天启三年（1623）二百五十年间，暹罗所谓“遣明使”多达109次，平均两年多就来一次，最多时居然一年三次。他们名义是“朝贡”，实际是“贸易”。除了象征性的礼物孔雀、象牙、鹦鹉、马匹之类外，他们携带大量苏木、胡椒、乳香等。松浦章曾举例指出，洪武二十三年，他们带来的香料多达171880斤，万历四十五年（1617）带来的香料则包括苏木9300斤、乌木2800斤、树香450斤、降香450斤、白豆蔻450斤、束香450斤等，这些东西大多不是上贡的礼物，而是交换的商品。正如前面所说，尽管官方文献记载中，很多往来船只打着国王名义前来“朝贡进方物”，但各国所谓朝贡使团往往兼做生意，而明朝官方也允许朝贡使团“两平交易”。而其中有的朝贡船就是商船，而且主人往往就是华人。这些华商很聪明地利用天朝喜好“万国来朝”的心理和“厚往薄来”的习惯，假借南海诸国国王进贡的名义往来各国之间，进行交易而获取利益。他们不仅仅到中国，也到日本和朝鲜。比如，《朝鲜王朝实录》中就记载了朝鲜太祖二年（1393，洪武二十六年）自称暹罗国王使者的张思道，去朝鲜呈送香料的故事；也记载了1406年自称爪哇国使的陈彦祥，假借进贺之名，驾驶大船到朝鲜做生意，在朝鲜全罗道被日本劫掠的故事。我怀疑，叫做张思道和陈彦祥的这两个所谓“国使”，颇不似暹罗或爪哇本土人，从姓名上看倒像是在海外经商的华人。
特别要指出的是，从15世纪开始，东部亚洲的海上交易中，琉球充当了相当重要的角色。琉球著名的《万国津梁钟》（1458）铭文说，“琉球国者，南海胜地，而钟三韩之秀，以大明为辅车，以日域为唇齿，在此二中间，涌出之蓬莱岛也。以舟楫为万国之津梁，异产至宝，充满十方刹，地灵人物，远扇和夏之仁风”。在那个后来被称为“大交易”的时代，琉球不仅是朝鲜（三韩）、中国（大明）、日域（日本）之间作为“万国津梁”的蓬莱岛，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是沟通整个亚洲东部海域的中心。如果以琉球为圆心，向北、西、南三方画一个半径两千海里的扇面，几乎可以笼罩日本、朝鲜、中国、越南、菲律宾。正由于其特别的地理位置，它曾经是联结东海（东北亚）和南海（东南亚）的贸易枢纽。
从琉球档案汇编《历代宝案》收录的文献中，可以看到不少15世纪至17世纪琉球与明清中国及其周边，包括朝鲜、暹罗（今泰国）、满剌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三佛齐（今印尼苏门答腊）、爪哇（今印尼爪哇）等国的外交与贸易往来文书。姑举三例。1425年（明洪熙元年）有琉球国王给暹罗国的文书，内容是关照使者浮那姑乘坐的仁字号海船，载瓷器去暹罗贸易，这些瓷器来自中国。而从暹罗换取的“回货”，则是中国需要的胡椒和苏木，琉球购买的目的是“以备进贡大明御前”。琉球商船用来疏通南海诸国，使当地允许通商贸易的常备礼物，则是分别产自不同地方特别是琉球、中国和日本的丝绸、腰刀、纸扇、硫磺、瓷器。又如1439年（明正统四年）琉球国王给暹罗官方的咨文，说到“专遣正使欲沙每等，坐驾安字号海船一只，赍送礼物前诣贵国奉献，以表远意，幸希笑纳，仍烦念四海为一家，令去人船，宽容两平买卖，早令回国”。琉球国王为贸易赠送的礼物，包括锦缎、纱罗、腰刀、彩扇、瓷器，还有硫磺2500斤，其中锦缎、瓷器都是来自中国的商品，琉球船只的目的，是从暹罗买回进贡明朝需要的苏木、胡椒等香料。再如，琉球与满剌加、爪哇等地也联系密切，《历代宝案》中有1467年（明成化三年）琉球国王给满剌加国王的文书，尽管文字是汉文，甚至还引用《大学》掉书袋，但内容却是有关琉球与满剌加的贸易，其中还特别提到，琉球船只的组成人员包括了使臣、通事和头目，从中可以知道，这也许就是琉球官方支持下的南海商船贸易。
由于明朝直到16世纪下半叶（1567）才正式开放海禁，因此，1516世纪这两百年中，琉球在东海南海的转手贸易中，获利相当丰厚。据学者介绍，从中国经由琉球销往日本、满剌加、爪哇、旧港、勃泥的丝绸和瓷器，可以使琉球成倍甚至三四倍获利，而从南海诸国运回琉球再销往中国的苏木和胡椒，则获利十倍甚至二十倍。琉球利用明朝海禁，一方面用来自日本和中国的硫磺、腰刀、纸扇、丝绸尤其是瓷器，向东南亚各国换购胡椒、苏木之类香料，一方面用东南亚买来的各种香料充当所谓朝贡物品，到明朝中国换取各种用具、瓷器和丝绸，在中间赚了很大一笔，也使得琉球一度成为“大交易”的中心。对于这种贸易行为，琉球有很清醒的认知，就是“交聘睦邻，为邦之要，货财生殖，富国之基”。作为一个岛国，它不像大明及大清那样，要考虑维护天朝面子、讲威慑四方，他们治理国家的原则主要是和气生财，所以，琉球国王在给满剌加的国书里就说：“食货乃民之先务，仪礼由国家之当施。苟失交邻之心，贸易之事，又何以致国之富而使民之安哉？”
顺便可以提及的是，在琉球人进行的这种沟通整个东部亚洲海域的贸易活动中，仍然是华人格外活跃，他们往往充当了中介的角色。日本学者村井章介曾通过琉球保存的华人家谱与官方《历代宝案》一一对照，详细地列出担任琉球往南海贸易通事（翻译）的，很多来自久米村华人家族，如红氏家族的红英、红锦、红瑞，蔡氏家族的蔡回保、蔡樟、蔡迪，梁氏家族的梁复、梁德伸、梁袖等。可见，琉球的华人就像泉州和广州的华人一样，不仅负责沟通中国、日本和琉球，而且曾经穿梭往来，作为琉球与暹罗、爪哇、佛大泥、满剌加、旧港贸易事业中的媒介，甚至在东海南海上，成为控制与操纵贸易的巨大力量，早期如掺入倭寇的华人王直之流，后来如横行海上的李旦、郑芝龙、郑成功等。
显然，15世纪以来，东海与南海之间并没有障碍，海上贸易始终穿梭往来。日本学者岸本美绪和宫岛博史在《明清与李朝的时代》中曾指出，自从明初“片板不准下海”的禁令以来，15世纪以后的琉球成了联结东南亚与东北亚海域的中心。在整个明代二百七十余年间，除了朝鲜之外，琉球到明朝中国进贡次数达171次，排在第一位，比排在第二位而且与大明山水相连的安南（89次），几乎多出一倍，琉球在15、16世纪成为东部亚洲海域的贸易中心。他们借着向中国每两年一贡的机会，每次有两到四只船进入福州，等于在东部亚洲海域充当了商品转运和集散的中心。所以，他们特意指出，“在中国商人海外贸易受阻的时代，从中国大量进口中国商品的琉球商人，占据了东亚和东南亚海域交流的主要地位”，除了琉球还有满剌加，“如果把琉球看做这个时代东亚和东南亚海域东方的‘结节’，这个区域向西方的印度洋和南海联结的‘结节’则是满剌加”。
东海南海海上这种繁荣贸易现象，卜正民教授曾用“南海世界经济体”来命名，不过，也许更应当把“东海”也纳入其中，合在一起观察它的历史。
第三，从知识史看“东部亚洲海域”。传统中国关注东海南海的历史自然相当早，《汉书》就记载黄支国（今印度南方）人平帝时来献犀牛，他们走的一定是海路。中古僧人（如法显）就曾经通过海路往来印度与中国之间。唐代也有官方使者如杨良瑶，从广州由海路到达巴格达。特别是宋代之后背海立国，东海南海之交通愈加重要，近年出土的商船（如“南海一号”等），更是说明海船已经可以载一二百人，载上百吨货物，往来东海南海。蒙元横扫欧亚之际，也曾南下爪哇，而且设置多处市舶司，并不禁止南海贸易。因此，宋有《诸蕃志》，元有《岛夷志略》，都说明有关环东海南海的知识积累，已经相当丰厚。
不过，正如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1891-1973）所说，还是在15世纪以后，这种知识才有了海量的扩张。关于这一点，现代人最熟悉的例证当然是郑和下西洋（1405-1433）。出自《明史》的这段记载说明，郑和七次下西洋，确实扩充了明朝人对南中国海以及印度洋的知识。我们看《明史》提及郑和下西洋所到达的各国：
从知识史上看，更重要的是此后有关东海、南海的知识，在中国出现了种种重要的著作。除了随同郑和下西洋的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巩珍《西洋番国志》以及收录在茅元仪《武备志》中的《郑和航海图》之外，到了16世纪特别是嘉靖到万历年间，一方面由于倭寇进犯引起对海上情形及日本的关注，一方面由于东南沿海贸易的逐渐开禁和发达，对东海南海的地理与历史知识越来越多，出现了很多著作。前者如郑若曾的《筹海图编》、郑舜功《日本一鉴》、李言恭与郝杰《日本考》，后者如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1520）、郑晓《皇明四夷考》（1564）、严从简《殊域周咨录》（1574）、罗曰褧《咸宾录》（约在1573-1620）、张燮《东西洋考》（1617）、茅瑞徵《皇明象胥录》（1629）等。下面，我们举两个例子。
首先看嘉靖年间黄省曾（江苏吴县人，1531年举人）的《西洋朝贡典录》三卷。此书的内容，虽然摘录了很多马欢、费信的记录，但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有“针位”，显然同时参考了海上航行者的著作。黄省曾在自序中说到，郑和下西洋后，明朝中国的海外联络越来越发达，“自占城西南，通国以十数，苏门最远；自苏门而往，通国以六七数，柯枝最远；自柯枝而往，通国以六七数，天方最远，盖去中国数万里矣。故惟天方至宣德始通焉”。而通海之后，海外往中国来的商品，则是“明月之珠，鸦鹘之石，沉南龙速之香，麟狮孔翠之奇，梅脑薇露之珍，珊瑚瑶琨之美，皆充舶而归”，可见明朝输入的主要是奢侈品；至于国际政治，他觉得这是扩大了以明朝为中心的朝贡圈，“凡穷岛日域，纷如来宾，而天堂、印度之国，亦得附于职方”。因此，他在此书中一一介绍当时知识世界中的海外知识，在第一卷中，介绍的是占城、真腊、爪哇、三佛齐、满剌加、勃泥、苏禄、彭亨、琉球；第二卷中，介绍的是暹罗、阿鲁、苏门答腊、南浡里、溜山、锡兰山国、榜葛剌；第三卷中，介绍的是小葛兰、柯枝、古里、祖法尔、忽鲁谟斯、阿丹、天方。显然，这部著作表现出16世纪中国对环东海南海的知识，不仅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细致。比如对爪哇的记载，他曾说明，这个国家首都叫满者伯夷，那时“国人惟三等，回回人，唐人，土人；回回人皆诸番商之流寓者，唐人皆广、漳、泉之窜居者，服食皆美洁。土人形貌丑黑，猱头跣足，崇信鬼教，饮食秽恶”；交易虽然用的是中国钱，但有自己的文化语言，“文字如锁俚（琐里）”，用刀刻在一种叶子上。又比如他记载南浡里，这是苏门答腊西北部亚齐河下游的一个国家，《西洋朝贡典录》说，它“东接黎代，西北临大海，南绕（疑为‘饶’——引者注）大山，其王与民咸回回人”。可见，明代中国人已经知道，这个西北为印度洋的小国，那时已经是伊斯兰移民为主。
再看万历年间张燮（漳州龙海人，1574-1640，万历年间举人）的《东西洋考》。此书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刻印。所谓“东西洋”，按向达的说法，“西洋”就是“交趾、柬埔寨、暹罗以西今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爪哇、小巽他群岛，以至于印度、波斯、阿拉伯”；“东洋”则是“日本、菲律宾、加里曼丹、摩鹿加群岛”，而张燮的这部书，除了琉球、朝鲜是“天朝属国”而不加记载之外，他记载的“东西洋”大体就是我们说的环东海南海的诸国。周起元的《序》指出，“我穆庙时除贩夷之律，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艅艎，分市东西路。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正是因为海外贸易的税收成为朝廷财政的重要来源，所以明代万历年间大量船只外出，并带回来海量的知识。在这部书中，不仅作为贸易信息，张燮记载了各地的物产，也记载了环南海地区最新的消息。特别有价值的是，他“间采于邸报所钞传，与故老所传述，下及估客舟人”，着重记载了他的时代也就是16世纪中叶后的南海诸国信息。例如，此书卷五就记载了佛郎机（西班牙）殖民者占领吕宋的历史，而且记载了吕宋华人与西班牙殖民者的复杂关系，更记载了1603年马尼拉西班牙殖民者屠杀华人两万五千人的历史。
四、为什么是东部亚洲海域？对“东亚”与“中央欧亚”概念的回应
众所周知，历史学界尤其是日本历史学界习惯的“东亚”概念，往往是“东北亚”或者是西嶋定生所说的“汉字文化圈”，也就是中日韩加上越南和琉球，这个文化圈的重心显然是中国，而之所以形成一个“文化圈”，是中国文化的笼罩与辐射。这一概念的发明，其实也和日本历史研究有关，自从战后日本学界石母田正、藤间生大、远藤茂树等提倡，要从“东亚细亚（東アジア）”整体背景来重新理解日本史特别是古代国家形成史以来，西嶋定生在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明确地把中国文化为中心的文化圈，看成是所谓“东亚细亚”，并把它当作古代日本国家形成的历史大背景。其中，他着重拈出了汉字、儒家学说、汉传佛教和律令制国家这四项，作为东亚世界的同一性指标，因此，按照西嶋定生的看法，这个“东亚细亚”世界指的就是现在的中国、朝鲜、日本、琉球和越南这个空间。
这个有关东亚世界的理论，后来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尤其是台湾）影响非常大，它确实有它的优点，也就是明晰地界定了历史上所谓“东亚”曾经有过的政治文化同一性。但是，也正如很多学者所批评的那样，这个东亚世界凸显了“中国”在历史上的中心意义。这一点虽然很为中国学者所欢迎，但它也容易忽略东部亚洲区域中，非汉族中国的多元族群、多种语言和多种文化。我也觉得，这种“东亚世界”论，确实以汉族中国政治文化为边界，把环东海南海有密切联系的其他国家与族群忽略掉了，特别是在这一历史研究的范式中，学者对东南亚即环南海的广大区域，多不甚注意。举例来说，西嶋定生另一本出版于1980年代中期的通俗历史著作《日本历史的国际环境》，书后所附的八幅不同世纪的“东亚世界变迁图”，就一概不包括越南以南（即东南亚）的广大区域。我的感觉是，也许在讨论中古历史的时候，“东亚”概念的问题还不明显，但是，如果讨论14-15世纪以后，政治重心逐渐由西北转向东南，贸易重心逐渐由陆路转向海路，这里的“东亚”显然就不太合适了。
除了“东亚”之外，另外一个值得讨论的是最近三四十年来日本学界特别流行的“中央欧亚”或“东部欧亚”概念。在日本学界，这一概念尤其是研究蒙古时代史和清代历史的学者特别愿意采用的，近年来，甚至一些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也常常使用这个概念工具，来重新讨论“中国”的历史。
这当然是一个新的视角。不过，对中央欧亚/东部欧亚概念用于东部亚洲或中国历史研究的质疑始终存在。在日华人学者黄东兰曾指出，1997年，杉山正明采用丹尼斯·塞诺（1916-2011）的Central Eurasia（中央欧亚）概念，其范围主要是北亚、中亚、西藏、阿富汗、印度西北部、俄罗斯以及东欧部分地区、伊朗、叙利亚、红海沿岸的“干旱地区”。她说，日本学者采用“东部欧亚”或者“中央欧亚”概念进行的历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两类学者，一是明治以来的塞外史（研究）领域的学者，这一类既包括明治时代的老一辈如白鸟库吉等学者，也包括杉山正明等近年来蒙元史领域的学者；二是质疑以过去“东亚”框架来研究日本与中国、新罗、百济、高句丽、渤海的“相互关系史”的学者。有关这一部分学者，她提到了山内晋次、森部丰、广濑宪雄、铃木靖民等。另一位中国学者钟焓则认为，战后日本学者由山田信夫（1920-1987）作为桥梁，接受了塞诺的“中央欧亚”概念，“以弥补日本传统上的北亚史研究在地域上主要仅覆盖蒙古、满洲及准格尔盆地等区域的局限……将研究视野向西一直拓展到哈萨克草原和更西的南俄草原地区”，并且吸收了沃伦斯坦、阿布卢格霍德、贡德·弗兰克等人有关世界体系的新理论。他提到的日本学者主要是森安孝夫、杉山正明、小松久男等，但从他的批评来看，他对日本学者把“中央欧亚”概念运用于东部亚洲历史显然持负面的态度，这一点从他对冈田英弘（他斥之为“荒谬至极”）和杉山正明（他认为是“世界史的扭曲叙事”）的评价就可以看到。
不过，对于“中央欧亚/东部欧亚”概念，并不应当仅从政治意图上去揣测，而最好是从历史研究角度去分析。其实，运用“中央欧亚/东部欧亚”之类概念，并不源起于当今的杉山正明，甚至也不起源于山田信夫，可能来源更早。我阅读明治大正时代的日本论著时，就注意到它的发明，一方面主要是由于欧洲研究北方族群的历史研究者试图打通欧亚陆地联系与影响；然而值得注意的还有另一方面，这些学者可能恰恰深受19世纪之后，欧洲已经控制海洋，试图把注意力转移到大陆的世界大趋势之影响。早在1905年，英国人哈尔福德·麦金德（1861-1947）就提醒欧洲人，“世界现代史的重心在欧亚大陆——在其伟大文化和国家之间的困难重重的、冲突不止的、联结的和亲密的关系中，在从欧洲人的‘远西’到亚洲人的‘远东’一线”；同年8月，白鸟库吉就敏锐地注意到欧洲学界新起的这一概念，他在《高桑驹吉<参考东洋大历史>序》里特意说，“东洋和西洋之分为两科，毕竟只是教学上的权宜，并不是说两者就截然有别。现在，西洋的地理学者设了一个Eurasia的新名称，就像能够方便地说明欧亚地理一样，对世界的历史、东西方的事迹进行一体观察，这才得到其事实的真相”。因此，我理解山田信夫、冈田英弘、杉山正明、小松久男等学者采用这一概念，主要就是沿袭明治大正时代，研究重心在中国四裔的白鸟库吉等学者的思路，尤其适应于蒙元史研究领域。由于蒙古大帝国横扫欧亚，东西陆路交通主要就在这一地区。后来新清史学者之所以采用这一概念，也是因为他们对满洲历史的认知，受到满蒙联系密切的北方族群历史研究的影响。近年来，这种研究进路影响到中国史领域，包括我最近在日本读到的一些论著，比如研究清史的杉山清彦，研究中国史的冈本隆司，因而“中央欧亚/东部欧亚”这一框架非常流行。其中典型的像山内晋次和广濑宪雄，就以“中央欧亚/东部欧亚”作为东部亚洲或者中国历史研究的基础。据说，他们之所以采用这一概念，是为了超越以往“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强调北方民族如突厥、回鹘、契丹、女真、蒙古一直到满洲的作用。
五、结语：东部亚洲海域历史研究中，中国学界能做什么？
第一，应当真正重视15世纪以来，环东海南海这一“东部亚洲海域”的历史，同时，也追踪1920世纪以来欧美日本既有的研究，以及21世纪的新发现。应当承认，中国学界对这一区域的历史、地理与文化研究得还不够。如果回顾这一领域的学术史，我们可以看到有关环东海南海海域的很多研究成果，是别人做的。我曾经在一篇业已发表的讲义中，提到法国的费瑯（1864-1935）、马斯帛罗（1872-1942）、伯希和（1878-1945），以及日本的藤田丰八（1869-1929）、桑原骘藏（1871-1931）和石田干之助（1891-1973），并且特别说明，中国学界在这方面很有成绩的冯承钧先生（1887-1946）、张星烺（1888-1951）、向达（1900-1966）等，其实也是大量吸收了欧美日本的成绩。当然，这毕竟已经是20世纪上半叶甚至更早的学术史了，可是在这一领域，尽管中国学者也有很多成绩，但总的说来，如今的中国学者在研究上仍然落了后手。
特别是有关南海（也就是过去人们常常用的“南洋”）的研究。在这方面，许云樵（1905-1981）所写的《南洋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以及《五十年来的南洋研究》两篇文章虽然是非常旧的研究综述，但现在看来仍有意义。在前一篇里，作者就指出，“南洋研究在中国，古时倒并不忽视，隋唐时的四方馆，明代的四夷馆，清初的四译馆，清季的同文馆，都是对南洋语文习俗作专门研究的机关”，并且指出，近百年泰西各国研究南洋最热烈的是法国、荷兰、英国和美国“四个分割南洋的国家”，而日本也“以南洋为她的海之生命线”，所以也急起直追。他特别提及的，同样也是法国的伯希和、马斯帛罗和费琅，日本的藤田丰八。在后一篇里，他曾把中国学者的南洋研究分成四个时代：（1）何海鸣时代，（2）刘士木时代，（3）尚志学会时代，（4）南洋学会时代。可是，关于环南海即南洋史领域的这一学术史，我们熟悉吗？显然并不熟悉。那么为什么不熟悉？就是因为很多中国学者并不关心所谓“南洋研究”。
顺便可以一说，我多少有些奇怪，尽管学界很推重王赓武先生在南洋移民、东南亚史等方面的研究，但是有多少人能够跟进呢？特别是，如果把过去无意识中割裂的东北亚和东南亚、东海和南海的历史、地理与文化联系起来，作为一个历史世界来观看，我们现在的研究，似乎依然很不足。
第二，要有意识地祛除“中国中心观”，不仅要习惯于借用“他者”的资料，更要习惯于借用“他者”的角度与立场。这个“他者”不仅包括东海南海诸国，甚至也应当包括16世纪之后来到这一区域的欧洲殖民者、商人与传教士。因此，观看这一海域历史的眼光，既要尊重“土著”即当地文明与立场，也要剔除“西人”的偏见与傲慢，同时还要反思“天朝”一贯的自大和夸饰。
三年前，茅海建教授曾经有过感慨。他以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白诗薇《赠送给乾隆母亲的缅甸大象——“国立”故宫博物院现藏缅甸银表的研究》一文为例，指出经过不同语言文本的对比，发现所谓“朝贡圈”中，那些藩属国表示“臣服”和“认同”的夸饰之语，其实往往是中国方面翻译中增添或改动的，所谓“朝贡圈”各国等级秩序，可能只是中国的一厢情愿或自我想象。茅海建注意到了文书中异文的问题，而我更希望学界从这些异文中，注意到不同的位置、立场和角度的问题。事实上，东海南海海域各国之间，在大明大清的立场上看，是所谓“朝贡”“宗藩”关系，明清中国的文献习惯于居高临下傲视周边，以至于今天的历史学者也往往被这些文献牵引影响，也同样以为15世纪到19世纪中国始终是这一区域的中心，政治上是大皇帝，经济上是带头人，文化上是输出者。因此书写这一区域历史时，也常常是“以中国为中心”（请各位原谅，包括本文也同样存在这种问题）。但是，事实上“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比如从安南人的眼中看去，尽管无可奈何地承认北方中国为宗主国，承认受到华夏文化的影响，但始终在国家记忆中，把自己的历史想象成一个反抗“北寇”的悲壮过程；在吕宋人的眼中看去，尽管承认明清中国的富庶和强大，但明清华人移民始终是“掠食者”形象，特别是西班牙殖民者统治吕宋之后，他们更把明清中国视为“不信天主”的野蛮人，对所谓朝贡圈秩序很不理解，曾经用欧洲通行法律裁决前来吕宋的明朝使团行为违法；同样在马来亚人看来，中国确实很富裕很强大，但是那是一个遥远的大国，并不见得像中国文献想象或描述的，就是必须尊奉的“天朝”或宗主国。
第三，要想祛除中国中心，理解他者的立场、角度和价值观，那就得重视历史与语言的能力。毫无疑问，如果能够从异域殊方的文献中看到另一种历史，意义当然很大，问题在于我们的历史和语言训练是不是足够？过去像研究东部亚洲陆地和海洋历史的，也就是所谓西域南海之学，像欧洲的裕尔、费瑯、伯希和、马伯乐，还有日本的白鸟库吉、藤田丰八、桑原骘藏、石田干之助及羽田亨，都掌握了很好的历史和语言工具。在这一点上不需要多说，因为前辈学者已经有过很多论述。所以，我们仍然需要重新看一看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的概括。
陈寅恪先生指出，王国维之所以能够超越乾嘉诸老，在传统到现代学术转型期站在前沿，就是凭借以下三点：“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相互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其中，第一点指的当然是我们现在学界熟悉的所谓“两重证据法”，第三点指的当然是新史学中用新观念与新范式研究固有史料，而其中的第二点，“异族之故书”，就深受当时来自东洋西洋的所谓“西域南海之学”的启发，这里所说的“异族故书”，不仅仅包括涉及西域的，像有关三夷教的非汉文史料、有关突厥史的所谓“三大碑”（暾欲谷碑、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有关蒙元史的各种域外史书（施特哀丁《蒙兀全史》、撒难薛禅《蒙兀源流》、多桑《蒙古史》）等，也应当包括涉及南海的文献，比如前面曾提及印尼的《爪哇史颂》、马来西亚的《马来纪年》、泰国的《王朝年代记》以及柬埔寨的《王统史》等。除了这些“本土”史料，当然还有很多文献。最近，厦门大学的陈博翼曾指出，环南海区域的文献遗存值得“再发现”，他不仅介绍了英国、法国、荷兰有关东南亚的记录档案、考察记和调查报告，还特别介绍了印尼群岛及荷兰殖民时期史料、西班牙统治下的菲律宾、暹罗史地和外交文献。问题是，我们有这样的历史视野和语言能力吗？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和反思。
附记：本文原本是一个简短的演讲稿，也可以算是《蒙古时代之后——东部亚洲海域的一个历史关键时期（1368-1420）》（载《清华大学学报》2021年第4期）的续篇，曾在浙江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成立大会（2021年1月）、山东大学《文史哲》创刊七十周年纪念大会（2021年4月）和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亚洲艺术、宗教与历史研究”夏季班（2021年6月）讲过。承蒙很多朋友的鼓励，促使我进行大篇幅补充，并把这一不成熟的想法整理成文发表，这是最终修订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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