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高端论坛特辑 | 纪建勋：两次西学中译运动有着不同的文化交流方法

编者按

在人类文明史上，翻译始终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对于中国文明而言，特别是自近世“西学东渐”以来，巨量西方学术思想论著的译介传入，深度参与并深刻影响了中华文化之演进。近十数年，“中华文化走出去”复受到高度重视和大力推动，《文史哲》国际版（英文版）于2014年应运而生。值此国际版创刊十周年之际，编辑部举办主题为“翻译与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第十二次“《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暨“《文史哲》国际版十周年回顾与展望”研讨会。本公众号将陆续推发嘉宾发言，呈现学界、刊界的精彩认知。

本期推出纪建勋先生的这篇论坛发言，内容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以《国际比较文学（中英文）》和Cowrie: Comparative and World Literature这两本期刊为例，思考目前人文社科期刊国际化建设的经验教训；二是探讨曾持续了一千年左右的第一次西学翻译（西竺佛经汉译）运动和始于约五百年前的第二次西学翻译（泰西文化汉译）运动之于中国文史哲的方法论意义。关于后者，作者认为尤其要注意“格义”和“况义”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格义”主要运用于西竺佛经汉译过程中，本质上是以中释西，成功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况义”则主要运用于泰西文化汉译过程中，本质上是“以西释中”，对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形成挑战和考验。

发言专家 | 纪建勋，上海师范大学《国际比较文学》主编

原  题 | 从“格义”到“况义”——两次西学翻译运动之于文史哲的方法论意义

首先，谢谢《文史哲》的邀请，组织了一个这样高规格的高峰论坛，我的收获非常大，也很珍惜有这样一次跟大家交流的机会。我来自上海师范大学《国际比较文学》编辑部，今天汇报的题目是《从“格义”到“况义”——两次西学翻译运动之于文史哲的方法论意义》。汇报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关于目前人文社科期刊国际化建设方面的一些思考。《文史哲》期刊国际版为期刊界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我的第一个方面的分享主要是围绕我们主编的《国际比较文学（中英文）》和Cowrie: Comparative and World Literature两本期刊来展开；第二，关于两次西学翻译运动之于文史哲的方法论意义，特别是从中外交流1000年和500年两个更长的时段内观察和思考，两次西学翻译运动对于今天高端论坛的主题“翻译与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启示。

第一个方面。首先我想利用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介绍一下我们的《国际比较文学》这本期刊。今天上午最后发言的郭老师说出了我的心声，让我感慨很多。我们《国际比较文学（中英文）》或许是国内最早试水中英文期刊的刊物，也就是中文和英文在同一本期刊上发表，到现在已经创办了第7年了。但今天，我想借此机会在这里吐吐槽，为什么这么说？我感觉现在“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这个命题就和全球化一样——所谓的全球化似乎成为了逆全球化，而“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也变成了“中国文学文化逆走出去”。这是我有感于《国际比较文学》的现状而发。创刊7年后的今天，我们被迫把《国际比较文学（中英文）》分成了两本刊物。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敝刊发表的不少英文论文在知网的引用率或者转载率基本上是0！这样的情况对于双语期刊是友好的吗？或者说对于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是有利的吗？由于国内的期刊评价体系没有中英文期刊的位置，所以实际上我们做的这些工作是负数，这让我们十分困惑与为难。我们发表了国际上一流学者的文章，包括斯皮瓦克，还有今天曹老师提到的一些顶尖学者的论文，但是期刊的学术交流状况很不容乐观。所以我们把此前的双语期刊由一本分为了两本，一本继续沿用此前的名称《国际比较文学（中英文）》在国内出版，另一本为Cowrie: Comparative and World Literature，由德国的De Gruyter出版社出版。“Cowrie”一词，熟悉比较文学的学者可能较为清楚，源于我们1983年创刊的首份英文比较文学学术杂志《文贝》（Cowrie: A Journal of Chi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在当时的国际学术界可谓鼎鼎大名。现在的《国际比较文学（中英文）》成为了两本刊，其目的是做跨民族、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宗旨与《文史哲》此次高峰论坛的宗旨一致——我们想讲好中国故事，助推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助力我国在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但是，就英文社科期刊而言，国家的扶持力度以及社科界的支持（还远远不够）。上午听完郭老师的发言，午饭时又与她进行交流，我感觉我都要感动哭了，郭老师作为知音完全讲出了我的心声。

所以我首先抛出这样一个主题，想和大家共同探讨英文社科期刊如何在国内外获得话语权。我也想与大家一起努力，得到大家的支持，共同办好这样一本刊物。我们两本刊的宗旨与口号为“跨文化、跨学科、多样性、相互性”，因比较文学是典型的跨学科研究，文史哲各方面都可以涉及到跨学科、跨文化的讨论，所以我们很希望得到老师们的支持，也非常欢迎英文的稿子。

下面我将汇报今天所要讲的文章的主题——两次西学翻译运动对于文史哲方法论的启示。（这个主题）可能有一些小众，我们先从钱钟书《谈艺录序》的两句话谈起。钱钟书的这两句话比较有名，一句是“凡所考论，颇采‘二西’之属于书，以供三隅之反”；另外一句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这基本上成了比较文学的一个口号或标签了。但是我想从一个大家不注意的点来进行反思。钱钟书在这里加了一个文内注：“‘二西’名本《昭代丛书》甲集《西方要纪·小引》、《鲒埼亭诗集》卷八《二西诗》。”“二西”的名头是怎么来的？对此，我找到两个文献。很显然“二西”之一就是今天上午老师们广泛讨论过的泰西，即今天的欧美；另外一个是西竺，即印度。《西方要纪》的小引里明确地说“此两西方何所择”。这样的“二西”是今天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很好的参照与样本，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条引用，就是全祖望的《二西诗》。在全祖望的诗中，“二西”一个指乌斯藏，一个指欧罗巴。欧罗巴大家比较熟悉，就是今天的欧洲，“天官浪诩庞熊历”中“庞、熊”指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和熊三拔（Sabbatino de Ursis），“历”为历法，就是授时历，如今官方的历书来自于传教士所做的跟国际历法接轨的工作，它始自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等人的努力。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全祖望的“二西”的视域是西域和欧罗巴，还不完全是泰西和西竺，这很好地反映出文人对于二西的心态及看法。对此我是很感慨的，我想从这点感慨说开去。

为什么我强调两次西学翻译运动？目前，学界对于佛经的翻译运动基本上没什么争议。千年的佛经翻译运动，起于西汉末或者东汉初翻译《四十二章经》，至宋初基本完成，持续了1000年左右，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可以说无处不在。我想说的另外一个观点就是，大家有没有思考过？我们讲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如果在走出去的局面并不顺利，或者说走出去的任务遇到挑战和困难的情况下，对于西竺和泰西，我们国际学界应该对两次西学翻译运动作一个什么样的反思呢？20世纪来自欧美的西学如潮水般涌入了中国，若从新文化运动算起，至今大概是100年。如果再往上推至清末，1840年以后，出现了洋务派，或者“落后就要挨打”的觉悟，国人开始睁眼看西方了。那么，再向上推呢？从1840年再往前推，推到明末的西学。由清末民初到明末清初，早了300年，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上推到1540年，当时作为耶稣会首批传教士的沙勿略开始在印度、日本等地传教。从这时开始，我们跟泰西的文化开始有接触了，这也就是我们说的全球化和早期全球化的时代。如此看来，我们跟西学的接触差不多有500年的时间！这500年的接触足够我们用来反思西学带给中国文学与文化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第二次西学翻译运动可以带给我们哪些思考呢？我认为它在思想层面的影响是值得我们去探究的。这就是我今天汇报的核心观点。我们应该将泰西的中国化和佛教的中国化作一个比较与类比，去探讨它给我们带来哪些实质性的影响和互动。

具体到方法论层面，我们可以关注两个名词，它们构成了我汇报文章的主标题——格义和况义。“格义”大家都比较熟悉，我就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竺法雅，他“少善外学，长通佛义，衣冠士子，咸附咨禀，时依门徒……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这段话是说竺法雅以外经来解释佛教的内经。第二个例子更为典型，慧远年二十四时登坛开讲，他讲到佛经里面的名相时，“往复移时，弥增疑昧”。他讲来讲去，听众们的困惑反而更大了。“远乃引《庄子》为连类，于是惑者晓然。是后安公特听慧远不废俗书。”这就是佛教中国化的诀窍，什么诀窍？以庄子为连类，来解释佛教的名相。这个方法也是在双方文化的关键词上做文章，而关键词有时正是人们认识异质文化的瓶颈。比如，对于佛教中的“无”“空”，大家怎么理解呢？恐怕还是参照老子的“无”来格义的。那么格义对于中国文化带来哪些影响？禅诗即是一例。在陈引驰老师面前谈起这个，我真是班门弄斧了。我就提几个印象比较深的禅诗，主要是为了与后面要讲的“天学诗”对照起来，也希望藉此展示学术界可以努力的方向。也就是说，格义可以带给文史哲一些方法论的启示。这是两次西学翻译运动的第一种。

另外一种西学翻译运动，涉及到泰西和况义，大家可能关注度不够。什么是况义呢？况义首先是一本书的名字，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翻译《伊索寓言》的时候，将书名译为“况义”。“况”的意思是比，“罕譬而喻，能使读之者迁善远罪”，“义”的意思是“夫义者宜也，义者意也。师其意矣，复知其宜”。乍看之下，格义和况义似乎差不多，那么实际情况是不是这个样子呢？或者说我们是不是对况义有所忽视呢？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南北风争论》一则，其古希腊原文题为“北风和太阳”，但况义后题为“南北风争论”。该文的翻译显然是融通了中国文化的结果，它不仅合于中国的对称审美，还引用到了《论语》里面关于“道德”的思想。最典型的是下面这则。我们知道，天主教来到中国以后，对于佛教是持批判态度的，所以就有了这则《驴驮佛像》，其希腊语原文直译为“驮神像的驴”，但况义后的名称很明确地指出驴驮的是佛像，不是驮儒家的孔子，也不是驮道教的老子或者道教的祖师之类的。况义还启发了我对天学诗的关注。我们目前对于天学诗是有所忽略的。大家如果去读康熙写的天学诗，就会发现他对于天主教教义的理解是比较深刻和到位的。另外，还有吴历的天学诗，仔细体会，它和王维、白居易的禅诗在意境上是否有一点接近呢？这是吴历写的《暮程》。吴历是一个神父，在去教友家布道的路上，他走在荒山野岭的树林当中，就写了这样一个随感。

最后，我呼吁大家思考一下格义和况义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相同点在于，它们都是西学翻译运动中与中国文化进行交流的方法；不同点就涉及到“二西”的根本性挑战。格义是以中释西，最终的目的是达到本地化，而况义是以西释中，最终要达到异质化。这就引出了今天我要谈的最后一个问题——基督教在中国的前景是彻底的中国化，还是彻底的西方化？这也是在试图回应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的“聋子间的对话”。

由此我们想到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中华文明有五个特性，其中之一就是包容性。那么基督教进入了中国这样的具有鲜明包容性特质的文化之中，其走向如何呢？如果说西竺佛教的中国化产生了水银泻地的广泛影响，深刻影响了包括文学和思想在内的中华文明的方方面面，也是生动体现中华文明包容和合特质的最佳范例。而泰西基督教的中国化则尚在进行时，也是对于中华文明包容性的终极挑战和严峻考验。而这也正是“两次西学翻译运动”带给我们今天文史哲研究的方法论思考，也是带给今天高峰论坛的主题“翻译与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启发。

好的，我的汇报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录音整理 | 刘欣冉（经讲者审阅）

编辑 | 高畅

审核 | 邹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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