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高端论坛特辑 | 过常宝：传统“文学”观念和当代“古代文学”学科

编者按

在人类文明史上，翻译始终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对于中国文明而言，特别是自近世“西学东渐”以来，巨量西方学术思想论著的译介传入，深度参与并深刻影响了中华文化之演进。近十数年，“中华文化走出去”复受到高度重视和大力推动，《文史哲》国际版（英文版）于2014年应运而生。值此国际版创刊十周年之际，编辑部举办主题为“翻译与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第十二次“《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暨“《文史哲》国际版十周年回顾与展望”研讨会。本公众号将陆续推发嘉宾发言，呈现学界、刊界的精彩认知。

本期推出过常宝先生的论坛发言。过常宝教授站在学科建设的高度，结合国外考察的体验，指出当下古代文学学科遇到的困难，并给出了解决困难的方法建议：第一，古代文学学科须以经典文献为载体；第二，重构古代文学知识体系，以文献为载体、以文化为目标、以文学为特色，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勾勒传统主流文化的基本样态和特征；第三，革新古代文学话语方式，针对当代话语用于传统“文学”时所可能形成的谬误，形成一套新的适应传统文化和当代学科的话语方式；第四，采用知行合一的传承方式，接续传统“文学”融独特阐释、主观感悟和反复实践于一体的人格培育旨趣。

发言专家 | 过常宝，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我要谈的是传统“文学”观念和今天的古代文学学科的问题，希望能借助传统“文学”观念变革古代文学学科的内涵。原因有这么几个：

第一，我在北师大文学院长任上，与欧洲、美国的一些大学谈在当地合办中文学院，大部分学校都不愿意用“Literature”做专业名，说影响招生，只好改成“中国语言文化”，即“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为此，我们特别在教育部申请了“中国语言与文化”本科专业。可见文学在当代社会逐渐边缘化，不太受待见。

第二，国家强调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但我们缺少一门建立在民族传统文化逻辑之上的根基之学。我们虽然有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史学、中国古代哲学等学科，但这些学科都是近现代按照西方和苏联的模式发展出来的，这个模式体现了新的知识体系，按这个模式形成的这几个学科，都是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知识，无法承担继承发展传统文化的大任。

第三，近年来，很多大学创办了国学院，希望能够成立国学学科，可能是觉得国学作为一个学科，无论是在名称还是在内涵上，都难以确定，所以又提出创建古典学学科。但这个古典学科会与文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交叉，在目前的教育体制、学科体制下很难实现。

我觉得西方的古典学（Classical Scholarship），还有语文学（philology），有值得借鉴的地方。西方“古典学”包括了文献、思想、修辞，也包括基于文献的文学研究、历史研究和哲学研究，是一个综合的学科。尼采认为，过分专业化在获得知识方面有一定的优势，但是他认为获得知识只是一种手段，学习古典知识是为了进入到古典历史和古典生活之中。像《悲剧的诞生》这样的作品，实际上很难分清楚是文学的、历史学的还是哲学的，但是它充满了活力和启发性。这样的作品，在我们这个学科体制下是不可能产生的。

为了能够形成一门传统文化的根基之学，可以先从改革古代文学这个学科开始尝试。

在中国古代，文学是一个比较广阔的领域，在这个领域当中存在着纯粹的文学活动，但是，居于文学现象中心的，实际上是社会教化、政治表达还有理想诉求。它的学术方式主要表现为文献传承。最早出现的“文学”是孔门四科之一，以子由、子夏为代表，指的就是文献和礼仪的修养，实际上就是孔子的礼乐教化。这是“文学”的含义。另外三科，德行、言语、政事，其实也是基于“文学”修养的几类社会实践，是“文学”的应用形态。到了汉代，《诗大序》以《诗经》作为教化和政治的手段，使得孔门的“文学”观念更具体，也突出了经典文献的现实意义。后来，文献范围不断扩大，不限于上古经典，也包括著名的创作，但是以文献实施教化的功能基本上没有改变。唐代魏征说“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也就是以文化人、以文辅政，这是古代“文学”的核心内涵。这一内涵使得文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于重要的核心地位。

在这个“文学”观念之下，才有了所谓文献、词章之学，突出了载体和形式；也有所谓的言志抒情、心灵之论，强调文学对个体的包容。曹丕说“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一般认为这体现了文学自觉，但曹丕仍然是在教化和辅政的理念下，重视了文章风格和文辞特征。所谓文学自觉并没有颠覆传统的“文学”观。可以认为，中国古代所谓的纯文学观念，实际上只是主流教化文学观的细化，而且，往往也会遭到传统“文学”观念的纠正。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文学”以文献传承为核心，以教化和辅政为主要目的，包括了个体抒情的功能，居于传统社会文化的核心地位，负有建构社会价值和精神价值的责任，所以，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概念。

当代古代文学学科，主要以西方文学观念为主导，摒弃了教化和辅政的内涵，选择传统文学中的社会批判和个体抒情部分，建构起来的一个现代学科。新起的古代文学丢掉了传统“文学”的文化内核，中断了两千多年的“文学”传统。也正是在这样的疑虑下，学术界、教育界才提出了建立国学、古典学等新学科的倡议。但我觉得最恰当的办法是从古代文化传统出发，在当代学科框架内重构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学、哲学的知识体系，使其承担起文化传承的历史责任。

我所设想的新的古代文学学科应该具有以下知识形态：

第一，以经典文献为载体。孔门四科的“文学”始于文献，即《易》、《诗》、《书》、《礼》、《乐》、《春秋》等，孔子和弟子凭借六经开展社会意识形态建设，养成君子人格，教书育人。此后，他们自己的文献也被经典化，形成了《四书》。文献的经典化在古代一直持续着，除了文人的征引、借鉴、评论、传诵之外，各种总集的编定是中国古代最为常见、最有效的经典化手段。古代的七略、四部等文献分类法，体现了传统文化构成的逻辑和层级，体现了当时的核心价值、经验性价值、个体领悟和精神实践等方面的意义。

比如说中国古代特别重视史学，因为历史最能体现天命价值，可以提供社会治理借鉴，也是人生自我实现的镜像，所以史识能体现文人的修养。文学作品也经常述史论史、强调历史价值，甚至有“六经皆史”的说法。所以，古代史学超过现代史学学科畛域，是一种综合性的人文素养。在形式上，文史也难以区分，比如人物传记是一个十分具有文学性的文体，但在中国古代也是历史著述最为标准的文体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经典文献都属于“文学”范畴。经典既是思想和话语的资源，也是教化的材料，还是写作的楷模，基于经典的学问就是古代的“文学”。

第二，重构古代文学知识体系。我觉得在古代文学知识体系中，首先是文献相关的知识，包括经典文献、文献制度、文献整理和阐释等；其次是文化相关的知识，主要指价值观念、民族认同、社会形态和个体存在方式等，以及相关的学派、思维、家国意识、制度习俗、人物等；第三是审美相关的知识，也就是文学性的内容。文献、文化、文学是古代文学的三根支柱，以文献为载体、以文化为目标、以文学为特色，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勾勒出传统主流文化的基本样态和特征。

第三，古代文学话语方式革新。除了学科内容改革外，学科话语方式要革新。话语是在一定的文化和社会结构中产生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建构了文化和社会，建构了研究者和学习者的主体性。从这个角度说，意在民族传统和文化担当的学术和学科，应该有着自己的意义世界、形式规则，有着特定的知识型。就古代经典研究而言，传统学术和现代学术有共同的研究对象，它们的区别在于议题设置、叙述策略以及研究者的自我认知和所呈现的姿态等方面，也就是话语方式不同。当代话语方式在用之于传统的“文学”时，有可能形成谬误。比如说“诗言志”，在今天被当作典型的文学概念，是关于文学本质、文学功能、文学理解的理论。其实，在先秦时期，“诗言志”的意思是，人们可以借《诗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进而发展为《诗经》中包含了前代圣人的观点，所以它表达了一种思想和文化建构方式。在“诗言志”影响下，出现了“赋诗言志”“引诗言志”“诗亡隐志”“以意逆志”等系列观念，都跟意识形态建构有关。将“诗言志”看做是一个诗学命题，用当代文学话语讨论它，就大大削弱了它的文化内涵。所以，形成一套新的适应传统文化和当代学科的话语方式，非常重要。

第四，知行合一的传承方式。传统“文学”生成和传播方式，包括的独特的阐释方式、主观感悟和反复实践，有着知行合一的特点，其目的在于人格的培育。西方古典学也主张体验性、回归历史，这与中国古代的“文学”有点相近。但在今天的学科中，古代文学已经充分知识化，很难做到知行合一了，这非常不利于传承和发展。所以我们还应该充分借鉴和学习古代的文学传播和接受方式。

以上是我的一点粗浅想法，请各位同仁予以批评指正。谢谢！

录音整理 | 柯婧（经讲者审阅）

编辑 | 高畅

审核 | 邹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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