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人工智能运行模式与法律思维模式存在很多相似之处，同样是：输入问题→确定事实的法律含义→对比适用法条→根据分析进行排名→确定最终方案。据《科学》官网报道称，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大学科学家用机器学习统计模型，对美国最高法院两百年来的判决进行预测，准确率高于70%，较法律专家的预测精准率（66%）更胜一筹。近年来，从法律条文检索、法律咨询、到判决案例的检索分析和结果预测，在大数据时代的背景下人工智能在法律领域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
而与柯洁所称“与人类相比，我感觉不到它（AlphaGo）对围棋的热情和热爱”不同的是，法律本身便不需要多大的热情和感性的冲动，法律更像是一种冷冰冰的工具。那法律人又拿什么来战胜人工智能呢？
首先，律师的专业性不仅在于法律知识本身，更在基于当事人利益所做的决断。往往需要更加灵活机动，并对当事人有着更深的认知和了解，而在实务中诉讼的目的也未必都是胜诉，更多的功夫在于庭外的沟通、谈判和协商。
同时，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里，很多事情并非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这么简单，黑与白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界限，律师的目的和意义就是在符合法律的范畴内，尽一切可能地实现当事人利益最大化。而人工智能却只能根据固定的输入模式，机械地运算处理问题，只能得出符合法律or不符合法律两个结果，而不会设身处地关心当事人的处境和情感，灵活地处理问题。
其次，案件的关键点不在于法律适用而在事实查明，因为世界太复杂，社会生活中具有太多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在编写人工智能程序时永远无法预知未来会出现多么奇葩多么超乎常理的案例，也无法全面评估社会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影响因素。同时每个案件参与人都站在自己的立场和视角上，对于案件有自己独特的说法和意见，甚至对于同一件事情的描述截然相反，而人工智能又何以透过迷雾看本质，断定孰真孰假呢？
如何认定证据真伪、衡量证明力大小，并根据现有证据推定已经发生的事实，这并非简单的检索案例法条、逻辑推理就可以解决，而是需要依赖于法律人长期接受的法律思维训练和日常生活经验。
再次，人工智能作为一个机器，没有人类世界的价值取向，没有“人情味”。法律并非是纯粹三段论，更不是有规律可循，明确精准的围棋游戏，它没有标准答案。在外行眼里，法律无非就是根据法律法规的大前提和事实小前提得出结论，殊不知，法律的本质和核心在于价值判断，法不外乎人情，需要因地因时抉择和权衡，如在轰动一时的泸州二奶遗赠案中，如果单纯从三段论出发所得出的结论肯定是将遗产判给该二奶，而这种机械适用法条而不考虑背后的价值诉求，无疑是另一种层面上的不公正。
正如霍姆斯所言“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道德或政治理论，对公共政策的直觉甚至法官和他的同行所持有的偏见，在法官决定人们都应一体遵守的法律的时候，所起的作用要远远大于三段论所起的作用”。
此外，人工智能无可避免地存在当事人陈述难以转化为法律语言、法律行业中有着太多像社会危害性、公序良俗等难以量化确定的概念、机械本身存在可操作性等等问题。
将时间线无线延长，或许随着技术的发展，时代的进步，终究有一天人工智能会取代法律人的地位。但就目前而言，人工智能在法律领域更多的是起辅助作用，它可以将琐碎的案例法条检索过程自动化，同时能够处理一系列简单明了的法律咨询问题，使律师从繁琐的低级事务脱身，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精细化、尖端化的法律事务中。
同时也为满足现状，顿足不前的律师敲醒警钟，事实上，在牛津大学的研究报告《职业前景：哪些工作易被电脑化》中律师被替代率仅是3.5%，而律师助理却高达94%。同样美国IBM公司研发的世界第一个人工智能律师Ross已经诞生并“就职”于纽约某律所之中，负责公司法相关业务。
这意味着法律行业将更趋精英化，在普通法律咨询和辅助办案领域由人工智能取代人力，而律师也得以借助人工智能的高效性，解放大脑，提高工作效率和专业性。
由此看来，法律人工智能的发展既是律师手中的利刃，同样也是悬挂在头顶的达摩克斯之剑。面对这来势汹汹的人工智能，律师们不应盲目固守传统思维，因循守旧，而是应勇敢地拥抱新技术，在行业变革的前夕把握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