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智能手机的28条“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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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想要解放社会，首先需要解放互联网。

——瓦埃勒·古尼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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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傻瓜相机”与“智能手机”两种命名方式，就能看出两个世纪的人类对待科技产品的不同态度。前者透过自嘲体现出对科技的掌控意识，而后者则显示出盲目的崇拜心态。事实上，“智能手机”更合理的称呼应该是“傻瓜手机”，这不仅因为“连傻瓜也会用”，更因为你用得越多，就越接近一个真正的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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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的本义是一种便携式电话终端，而电话功能如今仅占智能手机诸多常用功能中的一种。称“智能手机”为手机已经不再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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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智”的集中表现之一是高度的专注力，而智能手机正在以摧毁注意力的方式使人类变得越来越弱智。成年人被迅速拉回到婴幼儿的水平，那些过早沉迷于智能手机的孩子则很有可能终生都无法习得认真读完一本书，看完一部电影，参与一场辩论的专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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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互联网公司产品“生产”过程有所了解的人会知道，应用软件的每一个功能的上线，都要经过反复讨论。这些讨论主要围绕两点展开：一是怎样使用户在完全不过脑子、“所见即所得”的前提下快速上手；二是怎样通过交互设计、奖励机制，将“弱需求”伪造成“强需求”等方式增强“用户黏性”，也就是想方设法令你沉迷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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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发现自己每天使用智能手机的时间过长而又难以摆脱这一习惯，那么你需要提醒自己注意，这不仅仅因为你的自控力太差，更因为你在抵抗一支庞大的商业军团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各式各样的互联网公司每天都在琢磨怎样利用人性的弱点让你对他们的产品上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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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所有人都有了网瘾。当所有人都有了网瘾，网瘾便成为合理的生活需求。任何对网瘾的批评都会引来大面积的强烈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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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机的大多数用户每天都淹没在信息的海洋里，以至于再也没有了思考的时间。为了更快地处理和消化信息，简单而迅速的立场表态成为唯一的选择。而社交媒体本身就在养成用户的这一习惯：它总是被设计成更利于传播而不是参与，更利于争吵而不是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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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上充满了生活景观（每个人都在向另一个人美化自己的生活）和预设了价值判断的新闻，以至于一个人越是沉浸其中，就越是远离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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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分工的细化，人类的学科变得越来越专业化和复杂化。而社交媒体面向的却是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庞大的用户群。这使得社交媒体上注定只有隔阂、误解与撕扯，人与人之间的敌意和分歧只会被无限放大。一个相对合理的社交平台或许应以不同背景的共同体为目标群，这一设想很难实现，因为它既违反互联网托拉斯的经营模式，也违背了上层管理者想要阻断群体联结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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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阅读纸质书时，纸质书提供了一个封闭的空间，这一并不对外开放的空间约束了你的阅读行为：此时此刻，你只能读这一本书上的这一页。你的专注力因此得到培养和提升；而当你在智能手机上阅读时，各种超链接都试图引导你跳到别处。即使在一篇没有任何超链接的文章里，返回键也总是诱惑你重新挑选更值得一读的文章。智能手机上的阅读充其量只能被称为浏览。在智能手机上读得越多，阅读能力就下降得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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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机的出现无疑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进程。在前智能手机时代，专注和勤奋是底层最大的精神资源，他们可以通过付出比中上层更多的心血来实现财富积累和阶层攀登。而智能手机的普及使新的底层不再拥有其父辈的致富梦，这使得他们更难摆脱贫穷的命运。（关于这一点，可参考深圳三和人才市场里青年的生活方式。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无法接受“月结”这样的薪酬支付方式，而只接受“日结”，以便干一天玩三天。这些青年染上的是以网吧为载体的传统网瘾。我们可以想象，在以智能手机为载体的无空间限制的新型网瘾的作用下，未来也许会出现“时结”，因为新的劳动力甚至已经没法集中精力打一天工，而只能干一小时玩三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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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对此显然比中下层更清醒，正如大毒枭自己从来不吸毒。马云说他从来没有上淘宝买过东西，也从来没有用过支付宝。这句玩笑话应该被视为一句针对所有底层用户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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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机的出现大大加重了工薪阶层受奴役的程度。严格来讲，职工们从此以后再也无法正常区分工作与生活，八小时工作制已经名存实亡。所有人的工作状态都被迫变成二十四小时在线，线上“隐身”已不可能。人们的办公空间也从办公室扩展到所有覆盖网络信号的地方。智能手机的出现大大增加了“过劳死”的风险。白领阶层的“过劳死”是资本本质在21世纪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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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通过电视机接收信息时，多数情况下身边都有人可以讨论。而智能手机则彻底隔绝了这种原本就很窄小的公共讨论空间。每一个人都在孤身面对庞大的思想宣传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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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机彻底打散了在“电视机时代”就已经没有什么行动力的共同体，人类社会变得空前原子化。我们有一个个“无产”或“中产”的人，但再也没有“无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社会不同阶层使用同一款智能手机的事实，也以一种消费主义的奇观抹平了阶级外在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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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机集合了通讯、支付、拍摄、阅读、听歌、娱乐、社交、查询路线等等诸多功能，同人类以往的电子产品相比，它是名副其实的利维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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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常认为手机里的信息属于自己的隐私，不允许他人随意翻阅；但为了使用的便利，却任由手机制造商、通信运营商、互联网公司及政府机构随意翻阅。对于后者的监控，人们太过缺少想象力。毫不夸张地说，使用智能手机的人，相当于随身携带了一个超级监控器。有了智能手机，监控的任务就委派给了公司和个人，监控效率由此大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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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机使人类之间的关系由“人—人”变成了“人—机—人”。这意味着只要掌握了中间的机器，就掌握了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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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机是一个移动的告解室，所有人都对着它不间断地说出自己的秘密，只不过倾听的对象不再是替你保守秘密的神父，而是随时可能举报你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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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圈”里不可能再有朋友；“粉丝”的另一个含义是“思想指导员”；“关注”同时意味着“监视”；“点赞”可以是喝倒彩，正如“转发”是为了把你批倒批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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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于算法的个性化推荐使智能手机的用户越来越难以走出其固有的价值观。而随着大数据在各种机构的广泛应用，社会原有的偏见与歧视只会得到不断地强化。算法霸权严重阻碍了个体成长的可能性，甚至标志着人类自由意志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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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的普遍应用，事实上不过是回到了渴望建立“人的科学”的启蒙时代。历史已经证明，对人类最“科学”的定义往往是最惨无人道的，一如纳粹的 “人智学” 和“优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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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机的出现大大加快了视觉时代的来临，它意味着人类读解文字、语言表达的能力普遍而全面的降低。依托于规范的读写系统的公共知识分子，对此常常只能感到惊愕和茫然。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应对方式是往后退缩，并用更严肃、更晦涩的文字表达提出默默的抗议。这种抗议因为无法在视觉时代得到任何有效传播而只能渐渐沦为圈子化的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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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智能手机为载体的互联网，进一步向我们展现了拒绝批判的消费主义景观，这种景观要求所有人接受这样的原则：凡是新出现的就是好东西；如果你接受不了这样的好东西，只因为你已经落后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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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机已经成为必需品，而非替代品。使用智能手机已经成为所有人被迫的选择。例如疫情期间，智能手机在很多地方事实上发挥着身份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智能手机又以其强大、齐全而便利的功能使用户体验到自由感，即自由消费的体验。而消费自由实际上是自由的对立面，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自由幻觉。这种幻觉越强烈，人类被奴役的事实就隐藏得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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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役一个智能手机用户的对象包括上层者、通信运营商、互联网公司、媒体与自媒体、广告商……以及他的家人。所有这些对象都能使用智能手机进行精准定位并实施信息轰炸。我们每个人都以强迫接受信息的方式受到他人的奴役，作为回应，我们又不停地制造信息去奴役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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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也没有什么能比以下画面更好地描述一个当代人是如何自己奴役自己的：他躺在床上，明明已经困得不行，却仍像强迫症患者一样不停地浏览手机上的无用信息。他的嘴唇微微张开，拇指近乎无意识地向上滑动，眼睛干涩得几乎快要流泪。屏幕上的那一抹微光在黑暗中照亮了那张因焦虑不安而极度扭曲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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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机器无法奴役众人，除非众人首先用它奴役了自己。

参考资料：

居伊·德波《景观社会》 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韩炳哲《精神政治学》，关玉红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

凯西·奥尼尔《算法霸权》，马青玲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

艾蒂安·德·拉·波埃西《论自愿为奴》， 潘培庆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年

马云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2014年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NHK纪录片《三和人才市场·中国日结1500日元的年轻人》（2018）

Cullen Hoback 纪录片《魔鬼藏在同意书》（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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