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议题】刘辰：阿联酋穆斯林兄弟会的历史演变及其与政府关系探析
内容提要：自20世纪50年代起，阿联酋穆斯林兄弟会先后经历了酝酿、起步、扩张、衰退等变化阶段，与政府间的关系经历了合作、共治、冲突的变化。本文指出，这种变化正是阿联酋以部落王权为特点的政治生态下政府与政治伊斯兰组织之间融合、共存、分裂的关系嬗变过程，而权力合法性获取、伊斯兰复兴模式选择、国家治理能力建设、国家资源利用等则是这一变化背后的主要影响因素。
关键词：阿联酋穆斯林兄弟会伊斯兰复兴运动政治伊斯兰
1928年，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穆兄会)由哈桑•班纳在埃及创立，并逐步发展为在整个伊斯兰世界有着巨大话语影响力和政治导向性的政治一宗教性组织。20世纪60年代，海湾地区的穆斯林兄弟会便在多个酋长国的教育、司法等领域开展了广泛的社会实践。阿联酋建国后，该组织经历了近20年的快速发展，成为国内重要的社会组织和政治力量，而进人21世纪后，却又被视为影响国家稳定，颠覆国家政权的主要因素。国内学界对于穆兄会的研究多集中于对埃及穆兄会的演变及其与政府间关系的论述，而对于海湾阿拉伯国家，尤其是阿联酋穆兄会与阿政府之间关系变化背后的原因还缺乏论述。本文尝试对其历史发展进行梳理，并对其和政府间的关系变化进行探析，并尝试分析影响二者关系变化的主要因素。
一、阿联酋穆兄会的发展历程
作为近代以来中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一宗教组织之一，穆兄会以其“宗教政治化，政治宗教化”的主要特点推动着伊斯兰复兴思潮及其运动的发展。阿联酋穆兄会至今已有近70年的发展历史，先后经历了筹备、起步、扩张、衰退等阶段。
(―)筹备阶段(1952年至1974年)
20世纪50年代中期，穆兄会的影响力便已开始在各酋长国渗透，科威特和卡塔尔的穆兄会组织则对阿联酋穆兄会的初期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科威特穆兄会于1952年成立伊斯兰指导协会(IslamicGuidanceAssociation)后吸纳了来自于迪拜、阿治曼和哈伊马角三地的青年，培养了多名伊斯兰经学和教法人才，他们回到各自的酋长国后，大力宣传伊斯兰价值观念，推动建立符合伊斯兰教法精神的社会教育和司法体系，并呼吁各酋长国王室构建伊斯兰政治体制，反对世俗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等思想，该组织的成立也标志着穆兄会的组织体系和意识形态开始向包括阿联酋在内的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渗透与传播。而50年代埃及穆兄会遭到政府大规模镇压后，多名成员逃至卡塔尔，这其中，穆兄会的两名宗教学者优素福•盖尔达维(Yusufal-Qaradawi)和阿卜杜勒•白迪阿•萨格里(AbdulBadeaSapr)得到卡塔尔埃米尔阿里•本•阿卜杜拉•阿勒萨尼(AlibinAbdullahAlThani)的同情和优待，阿勒萨尼是一名虔诚的穆斯林，推崇伊斯兰教法，他认为，穆兄会因在自己的家园受到压迫而逃亡海外，各穆斯林国家应对其给予帮助和支持【1】，二人因此也得到卡塔尔王室的重用。1962年，卡塔尔向迪拜派出教育代表团，帮助迪拜建立宗教学校、图书馆等教育设施并培养本土教育人才。萨格里在选拔学校教师和管理人员方面拥有绝对权力，选择了多名来自巴勒斯坦、叙利亚、埃及等国具有穆兄会背景的人士在迪拜等地的学校任职。同时，在卡塔尔王室和迪拜酋长的支持下，萨格里在迪拜拉西迪亚地区建立了一所名为“信仰”(MadrasaAl-Eman)的宗教学院，该学院也成为萨格里等穆兄会人士在迪拜等地宣讲教法精神，宣传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的主要场所。【2】
1967年，阿拉伯国家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的惨败间接地助推了穆兄会在海湾地区影响力的扩大。穆兄会强调，世俗化、西方化的趋势以及民族主义道路正在不断削弱穆斯林作为一个统一民族的力量，应当广泛传播并全面阐释伊斯兰号召，建立伊斯兰国家和哈里发政权，实施伊斯兰教法，推动伊斯兰国际合作，进而凝聚穆斯林人心，提升民众生活水平，实现社会公正。【3】这一主张得到了来自迪拜、富查伊拉等酋长国商人、知识分子以及宗教学者的支持，也先后建立起了地区性的穆兄会组织。这一时期的穆兄会虽尚未建立统一的组织形态，但已具有明显的反对世俗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倾向，以及号召建立伊斯兰制度和超越地理界限的统一伊斯兰国家的政治主张。
(二) 起步阶段(1974年至1987年)
1974年阿联酋改革和社会指导协会成立，设立训导委员会和国际合作委员会等机构，并得到埃及、科威特、卡塔尔等穆兄会组织的支持，标志着统一、独立的阿联酋穆兄会组织的建立。以该组织为基础，穆兄会成员广泛参与阿联酋这一新生国家的文化、社会、宗教事务，多名成员占据了政府要职，如萨义德•萨勒曼(SaeedSalman)被任命为住房部部长，后又任教育部部长，穆罕默德•阿勒巴克尔(MohammedAlBaker)被任命为司法、伊斯兰事务和宗教基金部部长，穆兄会哈伊马角分支负责人苏尔坦•卡西米(SultanQasimi)则担任国家教育部纲领制定和课程发展委员会主席，全权负责阿联酋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阿联酋穆兄会主张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和由伊斯兰教法指导的社会，强烈反对世俗化道路和自由主义思想，认为西化是腐化民众的主要威胁。20世纪70年代，穆兄会对于政府和国家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教育领域，萨义德•阿卜杜拉•萨勒曼在就任教育部长后，旋即被任命为当时阿联酋国内唯一一所大学阿联酋大学的校长，此外，在苏尔坦•本•卡伊德•卡西米之后，又有多名穆兄会成员进人教育部纲领制定和课程发展委员会任职，该委员会也先后推出120条条例，推行伊斯兰教育，大幅提升教法、教义等内容在阿联酋各级别学校科目与课程大纲中的比例，同时严格推行男女分校、设立女子学校等政策。1977年，阿联酋大学开始进行学生委员会选举，穆兄会成员则连续15年获得选举胜利。1978年，穆兄会创办《改革》杂志，该杂志也成为穆兄会传播其意识形态的主要媒介，截至1983年便在全部七个酋长国发行，并覆盖科威特、巴林等国的部分地区。其内容主要关注国内伊斯兰教育体系的建设与维护、推进开展社会慈善事业以及建立伊斯兰经济体系等内容，该杂志也被视为穆兄会打压国内民族主义和左翼思想的主要阵地。
20世纪70年代末期，阿联酋穆兄会则开始关注在对外层面扩大其地区和世界影响力，力图推动伊斯兰复兴事业在地区和世界层面的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多次为阿富汗“圣战”组织提供资助。1987年巴勒斯坦起义爆发后，隶属于改革和社会指导协会的伊斯兰救助委员会正式成立，在国内高校和清真寺等场所频繁开展筹款活动，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抗议活动，由此开始，阿联酋穆兄会进人快速发展时期，在国内和海湾地区的影响力不断提升。
(三) 扩张阶段(1988年至2003年)
随着伊斯兰救助委员会的成立，阿联酋穆兄会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已成为一个具有严密组织结构、雄厚财力、广泛对外联系、成熟的媒体平台以及在教育、司法、宗教等领域具有强大社会影响力的社会组织，甚至被称为阿联酋社会改革的“最强音”【4】。在这一背景下，穆兄会进一步强化其在阿联酋教育领域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自1988年起，在卡西米等人的主导下，穆兄会成员占据了教育部的绝大多数职位，制定并实施取消小学英语教育、禁止设立音乐、舞蹈等艺术课程等政策，标志着穆兄会势力的迅速扩大。同时，穆兄会还进一步扩大其在阿联酋大学等机构的话语权，主导学校学生会选举，操控留学名额和奖学金名额的分配，并吸纳更多来自埃及等国的穆兄会成员任职任教，学校也成为穆兄会进行宣讲和集会的重要场所。
1994年，卡西米、穆罕默德•洛青(Mohammedal-Roken)等穆兄会领袖向阿联酋政府提出进一步扩大穆兄会政治参与及其成员在各政府机构中的比例的要求，同时要求政府对联邦部长会议和立法机构进行改革，强化政府机构的伊斯兰纯洁性和伊斯兰沙里亚法在司法机构的主导性，同时，对政府中存在的腐败问题进行抨击。此外，穆兄会要求政府加大对其泛伊斯兰活动的支持，将更多的石油出口收人用于进行对内和对外的宗教传播活动。可以说，随着穆兄会在国内和地区层面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其作为阿联酋最主要的政治一宗教组织，已从最初同政府紧密合作，合法参政的政治治理参与者，转变为具有强烈政治干预性的制度变革者甚至颠覆者，以及与现政权的竞争者。同时，穆兄会成员占据了迪拜、阿布扎比、阿治曼等地80%以上清真寺的伊玛目职位，在聚礼日宣讲布道中传播其政治伊斯兰意识形态，鼓励民众参与“圣战”，反对西化与世俗化潮流，强调保持宗教和教派纯洁性和正统性的必要，提出“凭借伊斯兰，我们解放伊斯兰国家，消除那里的不公和黑暗，暴君则因为伊斯兰惧怕我们”【5】的口号。
面对这一情况，阿联酋政府开始对穆兄会进行抑制，1994年，政府宣布解散改革和社会指导协会，并逐步将穆兄会成员调离政府要职，截至2003年，超过300名穆兄会成员被调离政府教育、媒体、司法、宗教等部门的职位，并于1997年开始对清真寺伊玛目的布道活动进行监管，以遏制其原教旨主义思想的传播。尽管如此，穆兄会在这一时期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成为阿联酋国内最有影响力和组织力的非政府行为者。【6】
(四)衰退阶段(2004年至2014年)
20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穆兄会势力的急剧扩大，阿联酋政府便已经有意识地对其进行遏制，《改革》杂志在经历了短暂的停刊整改后，于1989年复刊，发布的内容聚焦于国家旅游、金融、媒体等领域的发展与改革，呼吁各行业遵守伊斯兰教法，恪守伊斯兰价值，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了较为温和的立场和对政府较为友好的态度。然而进人21世纪后，杂志重新采用较为强硬的立场，批判本国媒体节目不符合伊斯兰精神，引人过多的西方文化，误导和腐化本土青年，同时认为国家实施开放型的旅游政策损害了本国伊斯兰的纯洁性，并主张应有更多的穆兄会成员加人政府，扩大其政治参与范围。与此同时，埃及政府多次指控改革和社会指导协会的伊斯兰救助委员会资助埃及穆兄会成员的暴力行径。有观点认为，阿联酋穆兄会本质上是由埃及方面掌控的穆兄会国际组织，这一国际组织网络致力于对各国政治制度进行渗透和颠覆，最终建立超越国家边界的统一的伊斯兰国家。【7】2004年，时任阿布扎比副王储的穆罕默德•本•扎耶德(MohamedbinZayed)同拉克努、哈桑•都奇(Hassanal-Diqqi)等穆兄会高层进行会面，提出邀请穆兄会参与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的制定，允许继续其宗教宣讲活动，但以断绝其与国际各穆兄会组织关系，解散穆兄会一切与改革和社会指导协会相关的组织为前提的条件。最终，穆兄会拒绝了当局这一提议，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矛盾。这次会面被视为穆兄会与政府之间关系发展的转折点，自那时起，阿政府开始持续加大对穆兄会势力的打击力度，切断支持其发展的内外资助来源，穆兄会也由此进人抑制与衰退时期。【8】
2004年后，阿联酋安全部门多次指控穆兄会组建秘密的军事组织，宣扬极端政治思想，危害社会稳定。2005年，53名具有穆兄会背景的司法、宗教部门职员被调离职位，同年，位于沙迦、哈伊马角等地的穆兄会成员组织青年学生在聚礼日静坐，关闭手机，号召他们对“伊斯兰的敌人”进行“圣战”，活动被安全机构驱散，30多名穆兄会成员被逮捕。在随后的几年内，政府加大对穆兄会活动的限制，先后逮捕多名穆兄会高层人士。2011年，穆兄会联合法学家协会、教师协会、文物工作者协会、大学教师协会等组织的超过130名成员开展签名活动，要求政府对现有政治体制进行改革，要求联邦国民议会进行自由的直接选举，增加参选人数和议员人数。2013年前后，阿联酋政府多次起诉和审判多名穆兄会成员，认为其非法进行宗教活动以获取天课及捐助，同时煽动叛乱，企图夺取国家政权。2014年，阿联酋政府发布“恐怖组织名单”，正式宣布将穆兄会列人恐怖组织。之后，阿穆兄会迁至国外，在土耳其开展活动，这也标志着穆兄会在阿联酋本土发展的“由盛转衰”。
二、阿联酋穆兄会与政府关系的演变
自成立以来，阿联酋穆兄会逐步发展成为对阿联酋社会和政治生活有着巨大影响力的重要组织，或积极、或消极地影响着阿联酋现代化进程的推进。阿穆兄会与政府的关系先后经历了合作与改良、共治与矛盾以及冲突与对抗三个阶段的变化：
(一)合作与改良
尽管阿穆兄会自成立之初便体现出较强的政治参与意愿，并在政府多个部门占据要职，但在阿联酋建国初期，穆兄会与政府之间仍保持着较为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致力于推动国家制度和社会秩序的完善与改良。二者的合作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穆兄会为国家的初期发展与建设提供了重要资源支持。1971年阿联酋建国，随着英国殖民者撤出波斯湾，专业人士也相继离开，导致阿联酋极度缺乏人才，这也为多名有着较高学历和相应专业知识的埃及、卡塔尔以及科威特穆兄会成员进人政府相关机构，进而参与国家各领域政策制定和制度建设提供了机会。同时，阿联酋宪法明确规定，伊斯兰教是阿联酋的正式宗教，伊斯兰教法则是国家各领域法律法规制定的主要依据与来源。【9】在英国殖民者的控制下，各酋长虽有权任命本酋长国的司法官员，但司法体制整体上仍是参照英国司法模式进行构建，引人精通伊斯兰教法的人才，重建符合本国阿拉伯和伊斯兰属性的司法体制，对英国殖民者遗留下的不符合伊斯兰教法精神的法律与制度进行改革便成为阿联酋政府在建国后的当务之急，而多名由埃及迁往海湾地区的穆兄会教法学者便成为阿联酋政府和各酋长国王室所依赖的重要合作伙伴。而后，多名科威特穆兄会成员前往阿联酋，协助政府创办各级别学校，推动阿治曼等北部各地区教育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全国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发展，并着手进行高等教育体系的建设。因此，穆兄会在司法、教育等领域对政府的支持使二者在建国初期保持着较为紧密的合作关系，政府也对穆兄会的发展给予较为宽松的环境和物质支持，例如哈伊马角、迪拜等酋长国曾对穆兄会组织改革和社会指导协会总部和分支的创立提供了相应的资金和政策支持。
第二，穆兄会的伊斯兰主义思想是建国初期阿政府增进国家团结，构建部落权威的重要工具。在进人阿联酋初期，穆兄会采取了较为温和的伊斯兰主义立场，积极适应阿联酋传统文化和社会发展，其思想和主张被称为“具有文明意义和国家使命的伊斯兰号召”。【10】萨格里和盖尔维达虽在卡塔尔王室任职，但二人常年往返于迪拜和多哈，在阿联酋多地清真寺和学堂进行宣讲，并通过上文所述的卡塔尔教育代表团访阿等活动开展伊斯兰运动，而阿联酋建国前则处于一种“缺少足够的政治与文化意识”的社会环境之中【11】，二人也被视为阿联酋穆兄会的奠基者。萨格里曾与哈桑•班纳共事近12年，深受其“伊斯兰信仰公众化和伊斯兰宗教政治化”【12】思想的影响，在其《如何号召人民》《信仰的使命》等著作中，号召推动国家的伊斯兰复兴，用《古兰经》《圣训》规范民众行为，以伊斯兰精神净化民众心灵，拥护国家领袖的政治与宗教神圣地位，维护伊斯兰国家的团结。【13】而盖尔达维以调和与中正为特点的伊斯兰思想则强调维护文化传统与推进现代化建设，保持宗教信仰与使用科学技术之间的协调与融合，上述思想也得到了扎耶德总统、马克图姆酋长、卡西姆酋长等各酋长国领袖的认可，推行社会伊斯兰化，实践伊斯兰教法等穆兄会思想也成为规范民众行为，引导其忠于宗教、国家、领袖的价值观念培育的重要工具。此外，阿联酋建国前，亚斯、卡瓦西姆等阿联酋主要部落间的冲突由来已久，而在推动联邦建设的过程中，特鲁西尔各酋长国之间在权力分配、最高委员会制度设计、国家委员会代表分配比例等方面存在巨大分歧，各酋长国民众对本酋长国的认同感强于对国家的归属感，因此，利用宗教认同构建国家认同，通过推广倡导穆斯林团结、建立团结的乌玛的穆兄会思想提升国家领袖权威成为阿政府在这一时期的战略选择。此外，20世纪50年代，随着苏伊士运河国有化运动和埃及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成功，埃及总统纳赛尔被视为阿拉伯民族的英雄，其阿拉伯民族主义受到广泛欢迎和支持，而海湾地区各酋长国视阿拉伯民族主义为动摇其部落王权的威胁，并将伊斯兰主义当作应对阿拉伯民族主义浪潮的工具，这也间接地促使了阿政府与穆兄会的合作。
(二)共治与矛盾
1974年，改革和社会指导协会成立后，不仅大力开展社会慈善活动，推动国内宗教改革和教法实践，同时体现出较强的参政意愿，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宗教性与政治性结合的特点，具有全面和系统的政治主张与意识形态。正如当时改革和社会指导协会哈伊马角分支领导人穆罕默德•曼苏里(MohmmadMansouti)所说，阿联酋穆兄会从成立之初便关注致力于推进一场全面的政治改良运动，并有能力参与政治事务，发挥引导民众，构建伊斯兰社会，推动伊斯兰国家建立的作用。【14】整个20世纪70年代，穆兄会通过占据教育等领域的政府要职，在国内广泛推行和强化伊斯兰价值观念，并与政府保持着相对良好和稳定的合作关系，时任迪拜酋长的穆罕默德•本•哈里发•阿勒•马克图姆更是一度担任改革和社会指导协会名誉主席。除教育和司法领域，穆兄会也在20世纪70年代积极参与到国家的经济建设进程之中，并推动了迪拜伊斯兰银行等伊斯兰金融机构的建立，这些机构的建立也被视为阿联酋构建伊斯兰金融体系，发展伊斯兰经济的重要基础。此外，这一时期穆兄会通过《改革》杂志等渠道，表达对阿联酋政府和各酋长国权威的认可与支持，强调阿联酋的统治者是“热爱伊斯兰教的穆斯林领袖”，政府的发展战略和社会政策则符合国家现有国情，而穆兄会的作用则是在“完美的伊斯兰纲领”的框架下，发挥“拉近国家领导人与社会的距离”【15】的作用。
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穆兄会仍能保持与政府进行共同治理的合作关系。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末，穆兄会的部分主张与政府政策出现分歧，阿联酋政府开始大力推动国家政治经济改革，力图建设一个联通东西，文化包容的现代化国家和开放型社会，并依靠巨额的石油美元引人大量西方人才和先进技术，推动本国在教育、司法、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现代化发展，这与穆兄会所推行的以原教旨主义为核心，强调维护伊斯兰属性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产生了矛盾，这也为之后双方产生冲突和对立埋下了伏笔。双方的矛盾首先体现在教育领域，穆兄会提出，应停止在小学教授英语、音乐、舞蹈等课程，认为此类课程会削弱青年学生的民族与宗教认同感，使之不愿为宗教献身;要求教师和学生履行宗教义务，将礼拜等宗教功课视为重要的教育内容，同时全面禁止男女同校;要求政府增加宗教教育，开设更多的宗教教育机构，同时反对国家层面推动国际教育合作，认为这种合作会使穆斯林学生忽视自身宗教，增加其对西方价值观的依赖等。【16】这些主张与政府在推进教育体系革新，引人世界先进课程，聘请欧美国家教育人才等方面的实践相矛盾，也直接导致穆兄会《改革》杂志上对政府批评的声音愈发强烈。除教育领域，穆兄会与政府间的矛盾还逐步显露于传媒、经济、社会等多个方面。
自1978年创刊以来，《改革》杂志一直是阿联酋穆兄会宣传其社会改良主张，构建其伊斯兰教纯洁性维护者形象的主要工具，其发行对象除政府官员和商界人士外，重点针对青年，尤其是阿联酋大学的青年学生与教师。其创立初期保持着相对温和的伊斯兰主义立场，而进人20世纪80年代后，其宣传内容逐渐体现出受赛义德•库特布激进的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强调西方文化的危险性和伊斯兰价值观念与世俗主义的不兼容，认为阿联酋社会应当保持其伊斯兰纯洁性，抵抗西方文化的人侵以及对青年人思想的腐化。而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在中东乃至世界范围的大范围复兴和发展，穆兄会通过该杂志呼吁民众支持巴勒斯坦、阿富汗等地的伊斯兰“圣战”者，为其积极捐款，这也直接导致了穆兄会与政府间的关系在共治之下逐步走向紧张，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该杂志一度停刊，部分穆兄会成员也开始被政府调离核心职能部门。
(三)冲突与对抗
20世纪90年代初期，阿穆兄会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非政府组织，甚至一度被称为“国中之国”【17】，并在进行社会活动的同时开始提出政治议程，要求更为公正地分配社会财富，改革政府，使其更能代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1994年后，穆兄会与政府间的关系逐步走向对立与冲突，二者间的矛盾不再仅存在于各领域伊斯兰制度的改革和构建以及伊斯兰社会属性的维护之中，而是上升至政治合法性的争夺层面。穆兄会开始频繁批评政府部门的腐败和西化现象，要求政府进行改革，并将更多的石油收人用于伊斯兰事业。而政府则进一步抑制穆兄会势力扩大，限制有穆兄会背景的乌来玛(宗教学者)在国内外的活动。进人21世纪后，穆兄会领导人拉克努、哈马德•拉吉特(Hamadal-Raqit)等人批评政府没有给予各社会组织参与政府政策制定的机会，同时介人改革和社会指导协会的内部事务，将其成员排除在政府部门之外。政府则回应称，对教育等部门的改革是基于国家现实发展的需求，并要求穆兄会摒弃其极端思想，维护阿联酋和谐、团结的社会传统。【18】2006年，双方关系持续恶化，穆兄会在阿治曼等地组织青年进行聚众示威，并多次现身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等境外媒体，宣传拒绝世俗化道路、提升民众伊斯兰宗教热忱为主要内容的伊斯兰主义思想，并要求政府实行以伊斯兰教法为核心的政治纲领，给予穆兄会合法参政的空间和机会。
2010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穆兄会在继续组织抗议活动的同时着手组建政治团体开展议会斗争，2012年8月，阿联酋乌玛党成立，由纳赛尔•本•盖斯(NasserGhaith)和都奇等人领导，自称为阿联酋第一个政党，致力于推进阿联酋政治多元化和民主化进程，维护阿联酋人民的合法权益，并声称该党多名成员因发挥着“更为先进的政治作用”，而被“野蛮且暴力”的扎耶德政权所拘禁。【19】该党在其《基本制度》中明确提出，乌玛党成立的主要目标是使阿联酋人民能够实现其自由表达、合法集会以及政治参与的完整权利，强调国家政权的建立应当通过舒拉会议和伊斯兰民主选举完成，而整个乌玛则是政权权力授予、监督和罢免的唯一执行者。阿政府则认为该政党为非法组织，与伊斯兰国、基地组织、支持阵线等恐怖组织联合，吸引并武装阿联酋青年，并对其进行军事训练，针对阿联酋和其他海湾国家开展恐怖活动，制造冲突、仇恨，破坏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最终建立起非法的哈里发政权。【20】在此背景下，政府逮捕大批自称为阿联酋人权人士的穆兄会成员，并关闭阿治曼等地多所由穆兄会控制的宗教机构，同时，迪拜等地警方在2012年逮捕超过50名在阿工作的埃及人，指控他们在海湾地区窃取国家资源，资助阿联酋和埃及穆兄会的恐怖活动。2012年6月穆尔西就任埃及总统后，阿政府一方面加大对本国穆兄会的打击力度，另一方面为埃及反对穆尔西的政治运动提供支持，意在压制地区政治伊斯兰势力的崛起。2014年，阿政府正式将穆兄会列人恐怖组织名单，并居于83个恐怖组织之首，2015年，迪拜政府没收改革和社会指导协会全部资产并充公于迪拜伊斯兰事务和慈善工作局。阿联酋政府认为，阿穆兄会同埃及、利比亚等国的政治伊斯兰团体一样，试图在中东政治和社会动荡中推翻政府并攫取国家权力。【21】2017年，阿联酋、沙特等国与卡塔尔断交，这场断交危机持续至今仍未有任何缓和的迹象，断交的一大原因便是阿联酋等国指责卡塔尔支持穆兄会等伊斯兰组织，意图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地区安全局势。可以肯定的是，阿联酋穆兄会已成为影响阿联酋政治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其与政府的矛盾关系也将在长时间内影响阿联酋国家与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因素。
三、阿联酋穆兄会与政府关系的影响因素
阿联酋穆兄会在近50年的时间里，由政府的重要合作伙伴变为被政府列名的恐怖组织，影响双方关系由合作向对立变化的因素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权力合法性的获取
阿联酋建国初期，国家高层利用穆兄会乌来玛的社会影响力宣传伊斯兰教义与精神，以构建其政治和宗教领袖权威，维护国家统治，穆兄会作为政府的合作者和支持者参与国家治理。而随着穆兄会参政意识的日趋强化，强化政治伊斯兰秩序，构建伊斯兰国家制度，通过推动建设以舒拉、民选为核心的伊斯兰政治制度建设进而执掌国家权力的政治议程与各酋长国维护部落王权统治，强化联邦总统的绝对权力的政治利益相冲突。无论是穆兄会的改革和社会指导协会还是乌玛党等组织，均明确提出国家权力由真主授予，伊斯兰教法则是真主统治国家的法律法规，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国家应当坚持伊斯兰法治主义的道路【22】，而封建君主制的统治模式则是对伊斯兰教法的背弃，应当用伊斯兰式的法治模式，代替封建君主的人治模式，而这两种模式的对立便体现在穆兄会与阿联酋政府在由谁执政，如何执政，何为执政之基等方面的冲突，其本质便是伊斯兰主义与部落王权对于政治合法性的争夺。由此可见，国家政治权力合法性是双方的矛盾焦点。
与此同时，穆兄会在质疑政府权力合法性的同时，其自身的合法性也同样成为双方矛盾的焦点。阿联酋穆兄会与埃及穆兄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73年埃及穆兄会召开扩大会议，宣布分别成立穆兄会科威特、卡塔尔以及阿联酋海外委员会，海外穆兄会则应宣布效忠于埃及穆兄会综训导师，并要求穆兄会成员“以其力量、财富和鲜血奉献真主之道”【23】。而在2004年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与穆兄会领导人的会面中，扎耶德明确要求穆兄会宣布断绝与埃及方面的往来，停止对地区各种形式的政治伊斯兰组织的资助，并解散穆兄会成员创立的阿拉伯合作乌玛协会、乌玛军事部队等组织，宣布效忠于阿联酋联邦总统而非穆兄会跨国组织，进而在宗教、文化、媒体、经济等领域发挥有益于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积极作用。【24】尽管部分穆兄会成员曾公开宣布效忠总统，但穆兄会对于“效忠”概念使用的双重性与模糊性已经成为制约其与政府关系改善与发展的因素。
(二)伊斯兰复兴的模式选择
对于包括阿联酋在内的伊斯兰国家而言，选择何种模式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在哪些层面开展伊斯兰复兴运动，以及如何处理政府与不同伊斯兰复兴运动组织间的关系往往成为维护国家稳定，推动社会发展的核心考量。现代伊斯兰复兴以其政治性强弱可分为民间宗教复兴、泛伊斯兰主义和政治伊斯兰三种模式，伊斯兰复兴运动往往并非单一模式的选择，而是在其发展的不同时期体现出三种模式的各自特点。以阿联酋穆兄会为例，尽管其本质上是脱胎于埃及穆兄会的政治伊斯兰组织，但在创立之初则聚焦于推动伊斯兰教在教育、司法等社会层面的复兴，同时体现出较强的泛伊斯兰主义的特点，通过支持巴勒斯坦事业，支援阿富汗等地的伊斯兰“圣战”者，协同政府对非伊斯兰国家的穆斯林群体进行经济、文化、宗教事业的给予支持和帮助，如为东南亚和非洲国家培养伊玛目，援建清真寺，对宗教组织进行捐款等，通过获取国家支持和利用国家资源扩大组织的地区影响力，而国家则依靠穆兄会开展的宗教复兴和泛伊斯兰主义运动提升国家在世界伊斯兰复兴运动中的地位，增加国家领袖在宗教领域的权威。
然而当作为该组织核心意识形态的政治伊斯兰逐渐外化为其行动纲领，宗教外衣之下的政治性本质愈发突出时，穆兄会的活动并不再仅满足于推行社会的伊斯兰化，而是在明确的政治纲领和议会斗争路线指导下着手推动政治多元主义变革，进而实现颠覆国家政权的最终目的。穆兄会曾被质疑其社会活动的真正目的，其开展的帮助残疾人士、照顾孤儿并为之提供教育等慈善活动，则被视为实现其政治野心的工具。同时，随着阿联酋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经济水平的提升，穆兄会成员不再仅是教法学者，而是许多接受过西方教育，对现有部落王权统治产生质疑的律师、工程师、教师等群体，如2012年被政府逮捕的“阿联酋穆兄会七人”(UAE7)以及之后被捕的数名埃及籍穆兄会成员中，既有经济学者、律师、教师，也有著名网络博主等，他们对政府的批评已不再仅仅局限于社会各行业，而是将矛头直指政府对国家权力垄断的问题，关注政治、政权等议题。这也必然导致部落王权与政治伊斯兰组织从相互利用，互为伙伴的关系走向最终的矛盾与对立的状态，因此，穆兄会在开展伊斯兰复兴运动过程中选择的模式、方法、策略直接影响着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变化。
部分学者在对埃及穆兄会进行研究时曾提出，埃及穆兄会自身有着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即其“运动”与“政党”的分野不明确【25】。实际上，同埃及穆兄会一样，阿联酋穆兄会与政府间关系不断恶化的过程实际上便是其政治运动的基本属性不断显现的过程。不论是成立之初在社会多个领域开展的慈善活动，还是近年来成立政党，均是穆兄会扩大民意基础，获得合法参政权力，进而实现执政并按照其伊斯兰路线进行政治治理的途径。此外，有迹象表明，阿联酋穆兄会正从温和的政治伊斯兰团体逐步发展成为在整个海湾乃至中东地区有着巨大影响力的极端势力。如今的阿穆兄会已不再是融合了“赛莱菲耶的信息，逊尼派的道路，苏菲主义的真理”【26】的温和的伊斯兰主义组织，而是受到瓦哈比主义和达瓦宣教团等组织主张通过暴力手段开展“圣战”，夺取政权极端思想的影响，采取赛义德·库特卜和毛杜迪的“吉哈德—赛莱菲耶主义”，即最激进的政治伊斯兰模式。【27】而无视国家主权，超越民族国家观念的极端政治伊斯兰组织及其思想的出现和发展也必然引起政府和国家层面的压制与打击。
(三)国家治理能力的建设与国家资源的利用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阿联酋以石油产业为基础，着力推动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而在“迪拜奇迹”“阿联酋模式”等光鲜的词汇背后，阿联酋同部分海湾君主制国家一样，在取得经济上的跨越式发展的同时，面临着诸多问题。例如，南北发展差距的不断拉大正成为穆兄会利用这些地区民众开展抗议活动的主要原因，尽管阿联酋在近年来经济发展水平稳步提升，在全球竞争力指数等统计中一直名列阿拉伯国家之首，然而其发展成就同国家自然资源一样，多聚集于阿布扎比、迪拜等南部地区，北部各酋长国不仅缺乏油气资源，在整个阿联酋的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与阿布扎比和迪拜仍有较大差距。同时，南部地区的消费主义和富人阶层的奢靡之风与北部地区落后的基础设施和民众生活水平形成鲜明对比。同时，自20世纪70年代起，大量外籍劳工进人阿联酋，较高的生活成本和低廉的劳动报酬使得越来越多的外籍劳工生活在社会底层，外籍人口权益遭受侵害的案例在近年来也层出不穷，这一群体一方面成为穆兄会吸引的对象，另一方面，穆兄会也以大量外籍人口引人削弱社会伊斯兰纯洁性并导致本国文化身份与认同模糊为由对政府进行抨击，认为酒精饮料消费的上升、阿拉伯语使用范围的缩小、以及社会核心行业由外籍人士把控是对本国的伊斯兰传统的巨大冲击。【28】这些问题不仅成为穆兄会等政治反对派批评政府治理能力不足，进而质疑其政权合法性的理由，更有可能成为国家内部产生动荡以及穆兄会等组织开展政治运动的社会与经济动因。
与此同时，国家资源的利用也一直是影响穆兄会与政府关系变化的重要因素。历史上，穆兄会是阿政府对抗世俗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重要合作伙伴，政府也愿意将国家资源投人到穆兄会所倡导的伊斯兰复兴活动之中，如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建立宗教学校、培养宗教学者、在广播等媒体中开设宗教节目、举办《古兰经》朗诵比赛、在斋月等时间开展社会援助与慈善工作、在海外援建清真寺等宗教场所等。而进人90年代后，穆兄会开始指责政府未能有效利用由石油出口获得的巨额收人推动伊斯兰事业的进步，认为许多与各酋长国王室有亲属关系的政府官员中饱私囊，国家腐败问题严重，并将大量国家财富与资源用于同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利比亚、索马里、阿富汗、科索沃等国进行的侵略与殖民行径之中，侵害穆斯林群体利益，违背维护伊斯兰乌玛团结和全世界穆斯林利益的基本原则。【29】因此，国家资源的使用，尤其是其使用是否利于伊斯兰复兴事业的开展，进而加强穆兄会在民众之中的民意基础以及在政府政策制定和实践中的话语权力，也是影响阿穆兄会与政府间关系变化的因素。
四、结语
阿联酋穆兄会成立之初，便体现出社会性、政治性、广泛性的基本特征，即强调伊斯兰应作为根本的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指导社会生活;伊斯兰不仅是个体的精神信仰，更是国家发展的基础，不仅规范个人生活，更主导国家政治建设;伊斯兰是在全世界穆斯林群体中具有普适性的意识形态，全体穆斯林应当作为统一的乌玛(民族)，在这一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建立统一的国家。从阿联酋穆兄会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穆兄会倡导的伊斯兰复兴曾在阿联酋建国初期得到政府的认可，而具有穆兄会背景的各领域专业人才也一度成为政府进行国家建设和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合作伙伴与资源。然而，阿穆兄会与政府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先后经历了合作、矛盾以及冲突的变化过程。导致这一变化出现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穆兄会自身在思想、主张、实践以及策略上的变化，出现由温和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组织向具有强烈政权意识，鼓吹“圣战”与暴力运动的极端组织转变的趋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政府对穆兄会的态度从利用与依赖，逐步转变为视其为威胁各酋长国王权统治，进而引发国家政治动荡的主要因素，并对其进行打击与驱逐。二者由“和”到“斗”的关系转变，实际上反映了阿联酋特有的政治生态下，掌握国家权力的部落王权阶层与主张实践伊斯兰教法治国的政治伊斯兰组织之间，在政权合法性获取、伊斯兰复兴模式选择、国家能力建设与国家资源利用等方面，仍然有着诸多难以调和的矛盾，阿联酋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也同样面临着诸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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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世界宗教文化》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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