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门博士自杀 | 谁是真正杀死这些贫穷而上进年轻人的“凶手”？
让每一个贫穷但上进的年轻人都可以适得其所，这是我们的社会机制和教育系统更应该关注和推动的事情。
——遇言姐
上月26日，西安交通大学在读博士杨宝德的尸体在灞河永宁坝被发现，年仅28岁。
杨宝德在博士就读期间身陷痛苦。科研没有进展，学业一筹莫展，出国深造无望，还要被周姓导师支配去做各种私人琐事，包括：到家中打扫卫生、浇花、洗车、安窗帘、接送上下班、超市购物、饭局挡酒，陪打麻将……
更为奇葩的是，周教授还用在遇言姐看来富有挑逗意味的语言与杨同学“讨论”自己的衣着品味，甚至明里暗里的挑唆杨博士与其女友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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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宝德生前和其博导的部分聊天记录。
杨博士出现抑郁倾向，两次自杀未遂后，非但没有得到任何的专业帮助，反而遭到周教授的训斥逼迫。在杨博士失踪期间，家属联系了周教授却被其拉黑，最终导致了不可挽回的悲剧。
一个人选择轻生，往往有十分复杂的原因。从目前披露的事实来看，我们无法将杨宝德之死与其导师人品之间建立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无疑，这位老师对其学生的科研困境和心理问题负有一定责任。
▲杨宝德自杀后，其女友多次在网上发文称：杨宝德的轻生和他的博导周某的压迫和奴役有很大关系。
昨天，遇言姐读到了关于杨博士家境的报道，据悉，出身湖北农村的他，是全村唯一一个大学生。小杨的父母皆在外地打工，家中尚有哥哥、姐姐。从读大学起，杨宝德就没跟家里要过生活费。本科时，他在宿舍开小卖部，给人修电脑，打暑期工。考上研究生后，同学们总是看见他在食堂吃3块5一碗的面条。
▲杨宝德生前照片。
在“寒门难出贵子”的今天，杨宝德能考上名校博士生，殊为不易，他选择轻生，着实令人悲叹、唏嘘。
贫穷剥夺了寒门学子的选择权
上周，韩寒发长博文，称：
退学是一件失败的事情，说明我在一项挑战里不能胜任，只能退出，这不值得学习。
遇言姐同意他的说法，但同时，我也在想，退学是个奢侈品啊！这是只有韩寒这样中产家庭的孩子才会纠结的问题。
根据《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在西部贫困农村，63%的学生没有高中文凭。这些孩子甚至不是自愿退学的，而是在资源匮乏和极端贫困的状况下，自然的流失掉了。在这些地区，不辍学才叫不同寻常。
这也说明了，来自高考大省湖北的杨宝德能够考上博士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对于一名除了拼自己别无资源的寒门学子，没有开赛车、写小说、搞网站这些plan B，连退学的资格都没有。
有人质疑杨宝德的心理素质不佳，宁可选择自杀也不肯放弃读博，何必呢？
遇言姐只能说，人站在自己的角度总是难以理解他人的难处。
在知乎上有一道问题：“底层出身的孩子，假设当年你没能上 985 或者 211，你会损失和错过什么？
一则答案写道：“读书，几乎是底层孩子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如果错失了这次宝贵机会，以后再想成功就跟中彩票一样难。如果有机会有能力，请拼命读上去。”更有许多人发自肺腑的感叹：“幸亏有高考机制，寒门的我才有条出路。”
由于家境贫寒，父母一年到头在外地打杂工，杨宝德从小寄养在姑姑家。中考成绩优秀的他为了省钱，去了一所愿意免费招收优质生源的私立学校。这直接导致了他的高考成绩不佳，不得不去了一所劣势学校。为了修正这次失误，杨宝德用了四年的时间考入西安交大的研究生。从三本跳到985，其中的辛苦付出可想而知。整整两年中，杨宝德连和女友约会都是在图书馆度过。
杨宝德曾希望成为一名高校教师。他不像“月薪三万撑不起孩子一个暑假”的北上广中产之家儿童，从小参加4、5种兴趣班，出国夏令营，见识广阔，思想活络。寻求一份诸如老师、公务员之类体面而稳定的工作往往是杨宝德们的第一选择。
硕士两年，杨宝德发了3篇论文，其中一篇还是SCI。研二时，他申请了硕转博，成为周姓教授的学生，也是该老师指导的第一位博士生。
杨宝德过世后，女友在悼文中提到，由于是直博，小杨是没有硕士学位的，如果博士读不出来就意味着要被打回三本学历，多年的辛苦攀援前功尽弃，这对于任何学生来说都是生命不可承受之重，更别说孤注一掷、肩负枷锁的杨宝德了。
对于底层的孩子，他们握有的资源太少，可以努力的地方不多，别说没有5个亿的试错成本，一条路断了就意味着广阔世界从此跟你无缘。杨同学是抱着怎样万念俱灰的心情，没有携带手机、钱包，没有通知任何人，甚至没有留下遗书，在圣诞节的夜晚，毅然投入冰冷的河水。
说到这里，遇言姐真的十分难过。
社会需要为底层年轻人提供帮助
如今，三万块的出国夏令营，中西基础教育对比是媒体乐于传播的痛点。然而，在中国，更大的问题是底层的年轻人极度缺乏资源，即便他们愿意付出努力和艰辛，仍然找不到所谓的上升通道。
去年，应届毕业生李文星在找工作期间被传销组织诱骗，最终溺水死亡。
家境贫穷的李文星以630分的成绩考入东北大学资源勘查工程专业。由于经济困难，他一度向父亲提出放弃入学。2016年毕业季，李文星又自学编程，他希望找一份IT相关工作，走技术方向，在三年内做到高级工程师。
好学、吃苦、努力、勤奋，具有诸多优良品质，985高校毕业的李文星遍寻不获一个体面的工作，这是一个十分不正常的现象。
曾在加拿大许多机构做过义工的遇言姐见到过操着各路口音，背景迥异的新移民，经过免费的就业辅导甚至获得推荐后，在异国他乡找到了自己的职业定位。更有一些因各种原因（主要是家庭问题）没能完成高中教育的“学渣”，在成年之后得以进入专为辍学者建立的学校拿着津贴补习高中课程，继而进入大专院校学习一技之长。而我们的社会，又是否给予了一个贫穷而上进的年轻人基本的生存空间？
去年刷屏的另一则新闻是，清华校长声明为先天性脊柱裂、身体严重残疾的甘肃考生魏祥，提供所有可能的资助和支持，并且允许他携母入读，以便照料其生活。
毫无疑问的，这是一条暖心的新闻。但遇言姐总觉得有些心酸。魏祥之所以能够获得关注，是因为他考入了顶尖学府。然而一名出身贫困，身患残疾的学生进入清华，本就是一件极小概率的事情。如果他考上的只是技校呢？或者根本就无法继续学业？那么，魏祥的人生是否能够得到相应的指导和帮助，我们的社会是否有一个体系可以为寒门学子提供支持，而不是仅仅依靠舆论的偶发性。
2016年，中国留学生，生物博士何江在哈佛大学的毕业演讲令我印象深刻。何江出生于湖北农村，一个前工业时代的村庄。读初中时，他被毒蜘蛛咬伤了右手，母亲并没有带他去医院，而是使用了火烧的土法。
高温可以破坏蛋白质，而蜘蛛的毒液正是蛋白质的一种。这样看来，土法不失道理。“然而，在已经进入到克隆时代的现代医学中，早已有更科学的治疗方法，为什么我没能享受到呢？”何江发问。
我们的社会从不乏高端和创新，但更值得注意的是，资源和信息是否被相对平等的分配到每一个人的身上。
如今，很多网文都在不遗余力的渲染“穷是种耻辱”，“穷人穷在思维方式”，但是在帮助最有可能脱离贫穷基因的寒门学子身上，除了撰写各种鸡汤、鸡血消费流量，社会又做出了哪些有效的行动？
上周，据西安交大称，杨宝德博士事件属于校外自杀，学校将拨予8万元帮扶金。遇言姐看到新闻后有些不平。事到如今，学校仍然纠结于“校内自杀”和“校外自杀”这些字眼儿，为什么没有人站出来说说为何导师的权力不受束缚，为何杨博士两次自杀未遂都未能得到关注，学校又将制定什么样的法规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
精神长期出于迷茫抑郁的杨宝德，如果能够获得恰逢其时的咨询，或许他不会把“什么事都闷在心里”，逆来顺受，怯于反抗。重度残疾的魏祥，如果能得到政策的扶持，或许他不用走上学霸的道路也能够自给自足的度过一生。陷入传销的李文星，如果学校能够人性一些，适时一些，或许他可以早一点如愿转系，而不是待到毕业后一筹莫展。
社会需要为承受风险能力最低的，底层的年轻人提供帮助，而不仅仅是将助学金按月打到大家的饭卡里。资源只要能够稍微向弱势群体倾斜一点，这对于他们将是莫大的帮助，足以改变一生命运。
让每一个贫穷但上进的年轻人都可以适得其所，这是我们的社会机制和教育系统更应该关注和推动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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