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大学
编者按：本文是白璧德《文学与美国的大学》一书第四章，译者张源，原载《文学与美国的大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页58-74。
赫伯特·斯宾塞曾在《论教育》中带着真正的预言精神宣告科学将日渐战胜艺术与文学。他认为科学将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并将永远不再是“在角落中看着傲慢的姐姐们在向全世界炫耀俗艳衣饰”的“女仆”。确实，形势彻底逆转了，艺术与文学不但不再“傲慢”，甚至常常满足于成为科学的谦卑使女。我们早已有之的“实验”小说就是人们急于用艺术想象来装饰科学外衣的明证。不久前，在哈佛大学的一次毕业典礼上，有一位发言人保证我们马上就会有更少“人性化”和更加“生物学的”诗了。在期待将来更生物学的诗人到来之前，我们至少可以科学地对待那些过去的诗人——如果我们相信最近出版的所谓诗歌研究之实验室方法（Laboratory Method）那类名堂的话。另外还有一位作者，他在大肆菲薄传统诗歌观之后给出了自己的方案：诗 = x + HI + VF。
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
今天我们当中有许多人似乎都与法国自然主义者一样，相信如果幸福存在的话，它一定存在于一只坩埚里。勒南在晚年曾懊悔自己没有从事物理学，而是将毕生精力都花在基督教史这样一个无用的科目上。现在对人类的研究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化学为本；或许，这一现代观念可以更精确地定义为用物理与化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的一种尝试。我们发明了实验室社会学（laboratory sociology）而生活在统计数字的梦魇中。语言不必因为它传达出绝对的人类价值，而只须裒集一些材料并且本身与自然有关就会引起我们的兴趣。随着这种僵硬的考订做派（hard literalness）步步进逼，人文学科本身不再是人文的了。有一次，某君试图向我证明某古典学者的水平，说该学者制作的卡片涉及到两万本参考书，并将这看作评价研究水平的可靠凭据。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是对过度禁欲的一种反抗。现在科学希冀成为一切事物的核心，这多少有些像神学在中世纪的派头。一个人如果想在自身诸能力之间保持人文的平衡，他就必须向那些走到极端的分析家们发出同样的抗议，因为在这些人身上“对材料的刻板服从熄灭了人赖以为人的每一个火花”。不是吗，借柏拉图的某个对话来搞一篇语言学论文，和在中世纪把奥维德[1]的《爱的艺术》说成是对基督徒生活的一则寓言，这是同样合理的呀。在中世纪那个极端时期，人类精神（the human spirit）力图将自身与外部自然完全分割开来并沉迷于超自然的幻梦之中；现在它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力图使自身与现象界完全合为一体。这种科学实证主义传播甚广，它使人与自然日趋同化，特别是对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们的某些高等教育机构正在稳步成为某位大学者认为大学应是的样子——“科学大工厂”。想来过去时代残存下来的少数人文主义者必然会生出一种奇特的孤独情绪和与世皆违的感觉吧。
或许现在还不是对19世纪的自然主义形成反动的时代，而是界定和补充、特别是强调它应当具有适当界限的时代。对自然的崇拜有走向极端的危险，不但就其科学形式（即科学自然主义——译者注）而言是这样，就其情感形式（即情感自然主义——译者注）来说也是如此。赫伯特·斯宾塞从科学分析的角度，预言了自然所能带给我们的利益与福祉，华兹华斯则从与自然进行情感交流的方面向人们做出了相同的承诺，二者堪可匹敌：
“春日枝头的每一丝悸动
都超过一切圣贤之言，
它更能教你懂得人，
懂得善恶的道德。”
华兹华斯（1770-1850）
情感的或科学的自然崇拜尽管在某些方面相去甚远，然而就我们当前所讨论的主题——对大学教育的影响——而言，二者却有诸多相似之处。前者自幼儿园以上作用一直延伸到大学，后者则自研究生院而下发挥作用，其间似乎并没有为人文标准留有多少间隙。这两种趋势彼此相遇后，有时会产生极为荒谬的效果。有一次我听到一群本科生说，想找一门“好混”的课程来选，因此不知是否该选修古埃及语课程。华兹华斯与赫伯特·斯宾塞或许是试图“矫枉”因袭传统的做法而不免失之于“过正”，但目前所谓对自然的崇拜已经逐渐堕落成了一种流行口号。自然女神（the Goddess Natura）的信徒们习惯于放言滔滔，随口说出诸如“自然的方法”与“服从于自然”等名词，而头脑清晰的人是不会任由这些术语安然过关的。自然这个词既包含人类世界又包含现象界，自希腊哲学诞生之始至今几乎始终是造成思想混乱的一大源头。以法国文学举例来说，拉封丹[2]固然是以自然的名义人格化他的动物，左拉[3]将他笔下的人物动物化同样是以自然的名义。就在数年以前，勒南利用了这个词的双重意义大玩文字游戏，得出了其著名的警句：“自然是没有节操的”（“nature does not care for chastity”）。
Irving Babbitt, The Masters of Modern French Criticism
卢梭身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缺乏区分自然（nature）与人性（human nature）的能力, 然而他的影响在新式教育中却无处不在，这种情况实在令人堪忧。有些人像卢梭一样，信赖“自然”女神并因而倾向于把自身性情当作个体的理想需要；有些人标举本能与怪癖；还有些人试图满足各种性情的需要，从而将选择的原则（the principle of election）几乎降低到了育婴室水平，而且如果有可能的话，还要为每个人度身定做一套教育方案，——卢梭把所有这些人都算做了自己的信徒。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优越的时代，因此不仅是每个成人而且是每个儿童都像邓恩[4]博士所说的那样：
“认为他将成为
人中龙凤，且独一无二，
无人和他同属一类。”
我们的教育者由于担心人们的天生禀赋受到妨碍，于是鼓励个人任其自然地发展他的性情；这从幼儿园时代就开始了，通过遴选制度一直延伸到大学，个人由此发展出了自己的独特个性，这一做法也最终得以被奉为神明。我们都被引诱着充分挥洒自身感受，并朝着自己偏好的那个方向一去不返。我们是否逃脱了高头讲章与权威论断——这固然是旧式教育的致命缺陷——却陷入了个人主义式的学究作风？我们有时不免觉得路德的比喻也不无道理：人类就像马背上喝醉了的农民，从这边儿颠上来，就会从另一边儿颠下去。托利党（Tory）对旧式理想的反动实际上是防止我们走向另一极端的一种手段，即防止我们彼此完全“脱钩”而像如柏克所说的那样“成为散沙式的个体”。但这却不是我们目前想要的东西。
柏克（1729-1797）
人性固然渴望自由地发挥个人才能，但也同样需要纪律与共同的理想。旧式教学谬误颇多，但多少能满足这一需要。根据哈佛大学教务主任布瑞格（Briggs）先生的观点，在新型教育中，纪律常常只是体现在体育运动里，而体育运动同样也能部分满足人们对伙伴和友谊的需要。同一所大学的学生由于选修课程不同会形成不同的学术兴趣，但不论他们在此有多大的分歧，至少他们都可以在一场校际足球比赛中亲密无间。但我们还需要一些不完全靠外力作用的交流方式，因为许多在现代世界促成物质性联合的力量往往同时易于导致精神上的隔绝。在此以及其它方面，我们都与中世纪时期的欧洲相距最为遥远：那时人们由于几乎是无法超越的时空障碍而彼此隔绝，但他们却通过共同的准则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一旦涉及到生命中更深刻的东西，现代大学院系的成员们有时就会让人觉得是一些（用爱默生的话来说）“极度可恶的闲散个体”的集合。人们哪怕只是曾在大学里读过同样的书，这其实也是一种不薄的交谊。如果两个人都选了有关贺拉斯的课程，这至少会成为日后提供一些共同的回忆与掌故；但是，如果其中的一个人选了有关易卜生[5]而非贺拉斯的课程，那么他们不但会有不同的回忆，而且只要他们受到了这些作家精神的感召，他们还会产生不同的理想。只有一个彻底的激进主义者才会认为，完全不讲规范、脱离中心对于教育百分之百有益，并且现在不断增生的外在与机械手段可以取代人与人之间更深刻的理解而把他们联合在一起。
贺拉斯（前65-前8）
易卜生（1828-1906）
情感自然主义者会认为自己有权挑选易卜生而非贺拉斯，仅仅是因为他觉得易卜生更“有趣”。他拒不承认某些课程比另外一些课程更加人文是因为其内在品质，与个人的品位与喜好无关，这样他便混淆了自由文化的理念。科学自然主义者则倾向于单纯使用量化检测手段并用自然科学术语来表达一切事物，这种做法与前者可谓殊途同归。艾略特校长曾作过一番重要讲话，认为文学学士学位与理学学士学位之间旧日的区别正在“逐渐消逝，并且马上就会完全消失，因为攻读这些学位的学生心目中所抱的目的从根本上讲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力量的训练”。目前我们的大学大多采用三年学制，但这与学位本身的变化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从前学位是以质量为基础的，现在却是量化的、不断变化的！如果在这些教育方面的激进者们大行其道，那么文学学士学位对他们来说就只不过意味着：某个人在一系列选修课程上面花费了一定数量单位的学术能量，而这些课程则可能包括从锅炉制造到保加利亚语等等研究方向；这一学位将仅仅用来衡量某人学术兴趣流向及其所克服的阻力的总量与强度；总之，一切都将逐渐由伏特、安培与欧姆之类的单位来表示。再强调一遍，我们在此需要的并不是一整套不容改变的学科体系，而是一种分寸感，它能使我们免于走向极端，远离那种荒唐的民主——比如，宣称所有的学科是而且理当是自由平等的。最终，学术的等级将不是通过英尺、磅等单位来确定，而是通过这些学科与人的远近来决定，而人类的存在领域与外界自然的领域绝对是不相重合的：
“人有自然所有的一切，但是还要更多，
就在那一‘更多’之中，埋藏着人类所有善的种子。”
将来人们可能会根据学科的人文程度对各学科进行划分。然而，不论这一人文复兴是如何令人神往，我们都不应希冀通过提出某种崭新的教育改革计划来机械地实现。因为这样做就等于重蹈时代谬误的覆辙，它试图通过种种手段来营造人比机器伟大的那种人文精神，而不是把这一法则作为我们最根本的出发点。人文精神的希望不在于若干富豪的慷慨，而是存在于个体更加深邃、恳切的反思之中。爱默生关于美国学者的讲演呼唤了一种基于直觉的人文主义；其方案的唯一弱点是他假设他的学者拥有天才，而且还是那种罕见的天才。从另一方面来说，像牛津等英国大学那样纯粹、传统的人文主义虽然不乏强健的内容，但是也具有明显的弱点。或许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至少在肤浅的观察家眼中看来是如此）：这种人文主义似乎只关注绅士的塑造而忘却了真正的传统的价值，即人的塑造。
Herbert Spencer, Education Intellectual, Moral, and Physical（《教育论》或《论教育》）
有感于这种英式教育，赫伯特·斯宾塞曾经写道：
“正如奥里诺科河（Orinoco）[6]的印第安人在离开他的茅草棚之前会给自己涂上颜料一样，人们也会强调一个孩子必须要有拉丁文和希腊文的训练，不是因为它们的内在价值，而是这个孩子会由此得到——‘绅士的教育’”。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假使人文理想真的会在未来出现，它必然更多的是一种个人对事物本性的体悟，而不再像一直以来那样体现为一种传统。我们时代所亲历的传统权威的弱化与希腊伯利克里时代颇有相同之处。人们或许会这么说（这一类比倒也并不牵强）：我们正在面临着与那个时代相同的抉择——要么获得苏格拉底（他被称为第一个人文主义者）那种真正的个人主义，要么就滑向智者派那种理性和道德上的印象主义。我们的国家剧场、新闻媒体、我们的文学批评、哲学和通俗小说都早已出现了这种令人不快的印象主义迹象。然而对我们而言，最大的危险还是教育中的印象主义。
文学学士学位单在形式上不妨做些变化，只要我们注意保持其人文方面的追求就可以了。但是如果缺乏清晰的思考，我们看来就会忘记大学——一方面针对研究生院而言，另一方面针对大学预科（preparatory school）而言——的真正功能。这种对于大学的轻视部分亦来自德国的影响。
19世纪后期美国高等教育“德化”重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我们的某些教育理论家们很愿意将大学的高年级课程与研究生课程相结合，并将第一、二学年的课程转给大学预科来上，这样就形成了与德国教育体制相似的分类法，即分成高级中学[7]与大学两类。如果我们信服明斯特尔贝格[8]教授所说的，一共只有两种类型的学者——“生产型”（productive）学者和“接受型”（receptive）学者，即那些发现知识和“分发”（distribute）知识的人，并且我们也信服他的这一观点，即需要给与“19岁男孩的东西，在原则上与9岁男孩所得到的东西并无不同”[9]，那么上述区分就是符合逻辑的。但是19岁的青年与9岁的男孩确实有一个显著的不同之处，——他已具有了更多的反思能力。人的头脑从接受转向反思与同化，这一变化从人文的角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这也表明了大学教育的必要性。明斯特尔贝格教授不但指责我们大学的学术研究是“接受型的”，还指责它是“被动的”和“女性化的”（当然，这种糟糕的局势后来总算有幸在德国的影响下多少得到了改进）。然而，他却完全忽视了那种人文方面的努力，即使用反思——其男子气概超过了所有其它事物——的力量来协调知识的散乱片段，并将这些片段不仅与理性、而且与意志和品格联系起来的努力，正是大学教育应有的特殊目的；正是通过这种神奇的化合作用，单纯的知识转变成了文化。吸收过去与现在最优秀的事物并将其改造为适用于我们自身及他人的东西，这一任务绝非不需要独创性，相反还需要我们采用某种类似创造的手段。明斯特尔贝格教授认为，生产型学者与大学教师的关系就像萨金特[10]那样的艺术家与一个摄影师之间的关系一样。他进而还说：“纯粹模仿性的思想者可能会成为一个最杰出的教师。任何一个具有某种个性、良好的表现力和普通智力的人，都能够在六个礼拜的时间里成为教授任何一种科目的优秀教师。”[11] 德国人认为知识是堆积在某个头脑中、然后又以同样机械的方式“分发”到其他头脑中的，而这正是我们要严加防范的一种观念。一位真正的大学教师，其目的并不是要把知识“分发”给他的学生或“塞进学生的头脑中”，而是要像蒙田[12]所说的那样，
“将这些知识许配给他们、并使之成为他们头脑和灵魂的一部分。”
我们从德国学来了“严格科学的研究方法”（strengwissenschaftliche Methode），如果这方法令我们无法区分单纯的学识与真正的学问，那么我们就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蒙田（1533-1592）
假设我们承认，在较为低级的学校里人们的心态必定大都属于接受型，同时在研究生院里生产型学者正大行其道，那么，大学——如果一定要有一个独立存在的理由的话——所代表的必然不是进步，而是对学问的消化吸收、以及文化的永恒不朽。若非某些在塑造美国教育方面出力最多的人士对此似乎熟视无睹，在此谈论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真会令我们感到有些羞愧哩。例如，已故的哈珀（Harper）校长在关于小型学院之未来的讲演中，提出一些小型学院应当降级归入高等中学的行列，另外一些应当建设成为“低等学院”（即处于更大机构的管辖内，且招收学生只到第二学年末为止），其余的小学院则应当培养一些特殊的专业以求立足。同时，那些重要的综合性大学应彼此建构更紧密的联系，以便形成某种教育联合机构。哈珀校长这么想显然没什么错：那些小型学院实在太多了，如果把其中的一些降为高等中学，谁也不会是这里的输家。但是，他在整个计划中却极少提到那些幸存下来的小型学院的真正目标——即在自由文化精神的激发与指导之下教授为数有限的几门标准课程。无论从什么角度来加以考虑，这些新理论对于小学院而言都是一种威胁。如果我们认为一个学生刚一完成预科课程马上就可以无限制地选课，那么，这一想法几乎会让所有的教育机构（除少数几所大学之外）处于极为不利的位置，因为只有少数几所机构具有足够的物质资源可以使自己变成德廉美修道院[13]，并在自己的大门入口处铭刻这样诱人的字样：学习你所喜欢的一切。那些最好的小学院将为美国教育尽自己的一份力，只要这些学院决心坚决维护人文传统，而不是与那些重要的综合性大学攀比、去全方位展示其教育上的新鲜事物。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它们可能就会变成三流的、资源匮乏的理工学校，因此就会重演那个青蛙想把自己膨胀到和牛一样大的寓言。
John Dewey,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这些小学院如果能认识到自身的优势，不至于陷入自然主义的谬误而把人文意义上的发展与单纯扩大规模混淆起来，并且不令自己为规模和数量所震慑或为数目而着迷，那么这些小学院就是幸运的。尽管整个世界似乎都醉心于量化的生活，大学却必须牢记自己的任务是使自己的毕业生成为高质量的人，——这是就“质”这个词的真正意义而非通俗意义而言的。大学将以这种方式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力求建造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所需要的品格与智力贵族，以此来取代世袭贵族并与逐渐萌生的金钱贵族相抗衡。目前人们一再主张大学也应该讲民主精神，如果这指的是大学应与民主制度中最好的东西具有深切的同情，那么我们的确应该如此，然而，如果这指的是（实际上往往如此）大学应该降低自身水准以适应普通个体的要求，那么这一看法就是错误的。有些人提出应采取三年学制，这等于是在暗示：如果我们想让更多的学生拿到学位，我们不妨可以降低学位的标准。不过就大学的立场而言，培养出一个从头至尾接受了良好教育的人，要比培养一百个没有接受过完整教育的人更加符合自己的目的。正如托克维尔[14]所云，
对民主制度的最终检验就是看它是否有力量培养并鼓励产生杰出的个体。
难道仅仅因为普通大众的要求在过去遭到了轻视，因此我们现在就必须蔑视优秀个体的要求吗？我们不禁又一次想起了路德的那个比喻。大学应当一方面与研究生院、另一方面与较为低等的学校构成紧密而相互同情的关系，同时还要牢记自身的作用与二者都不相同，只有这样大学才会真正受益。较为低等的学校应为普通市民的教育做好充分的准备，研究生院则应为专门化和进一步学习深造提供大量的机会；然而，大学的指导精神却既不应是人道主义式的、亦不应是科学式的，——尽管这些因素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体现，——而应该是人文的，并且是（就该词的真正意义而言）贵族式的。
托克维尔（1805-1859）
正如一名法国作家所云，泛泛而谈某种理想，不费一文便可臻于完美。为何我们很可能会在实践中远远达不到自己的理想？原因之一就是，根据目前的情况我们很难找得到符合要求的大学教师。斯特尔贝格教授对德国的教师赞不绝口，就是因为这些教师除了热衷于成为专家之外，从不企求成为其他的什么；他还宣称“没有获得博士学位者不应在大学教书”。很多美国人也持同样的见解，由此便触发了某些大学校长对博士学位的顶礼膜拜。然而，一个人可能会成为出色的生产型学者但却几乎没有任何人文的洞见与反思——可是单凭这些东西便可赋予一切学科以意义，同时这也是一个大学教师特别应该具有的东西。我们为获得博士学位、成为专家而付出的那些努力会不断地诱使我们牺牲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成长与发展。在我们成为一个昆虫学学者之前，我们必须先学会做人。对任何一种学科过于熟悉，都可能会导致人类心智的失衡，对于这一点旧人文主义是非常敏感的。或许是对专门化带来的危险有所感触，古代的那位吹笛手回答菲利普王[15]（后者曾想就音乐的某个问题与之辩论）说：“神不会允许陛下在这些事情上面知道的和我一样多”。可能只有在英国，那种关于高雅的业余者（elegant amateur）的理想——“从不自以为是的君子”（ “l’honnête homme qui ne se pique de rien”）——才得以幸存并延续至今。与德国人相比，英国人迄今还是（如某人最近称呼他们的那样）一个业余者的民族。但是，目前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突变，人们根据英国最近一些文章的基调就可以感觉出来：那些作者居然希望牛津转型为一所工艺学校！现在整个局势都非常棘手：现代生活所特有的环境要求我们几乎全部成为行家与专家，而我们因此就更加需要自我防范，勿使自己的头脑因过分沉迷某一学科而有损健全。人们都记得，达尔文在一段文章中曾坦率地承认，自己对艺术与诗歌的人文鉴赏力由于他过分偏爱科学而受到了削弱。
达尔文（1809-1882）
我们至少应当坚持，不论是教授古代文学还是现代文学的大学教师都不应当仅仅是专家。单凭某人在语言学或文学史方面作过一些琐细的研究，就认为他有资格担任某一学科的大学教职，坦率地说这简直是荒谬的。如果别人对我们说，这是对此人原创性与方法掌握情况的一种必要测试，那么我们应该这样回答他：吸收内化所需要的原创性并不比生产创造所需要的少，而且还要远远超过（我国和德国博士论文写作所允许的）那种机械的材料编纂所需要的原创性。这种对原创性的大力强调其实是标新立异的个人主义在科学方面的表现。个人主义在当前已经泛滥成灾，在情感方面的表现就是——如我们所观察到的那样——致使人们对个人的气质与怪癖产生了一种夸张的崇拜。在今天要想具有原创性，——既然那是我们大家都孜孜以求的事情，——最稳便的办法其实就是成为一个博学的人（在该词过去使用的意义上），并对旧日文学中确实有价值的东西有透彻的了解和富于想象的鉴赏。博士学位候选人认为可以为了自己独有的那点研究兴趣而忽略全面的阅读与反思，这种标新立异追求原创性的做法在古典文学等学科中是尤其无法容忍的，因为这些学科比所有其它学科都格外要求研究工作应服从于人文吸收。
《荷马史诗·奥德赛》（王焕生译）
如果一名研习古典的学生还未开始广泛阅读（更不要提消化吸收了）希腊与罗马的那些经典名著就着手去写他的论文，我们对这样的学生该做如何想呢？然而不幸的是，这种对吸收性的、反思性学术研究的轻视正与我们民族气质中最为轻浮的部分不谋而合，那就是对一个种族或个人的年纪与经验完全漠视，对传统中所体现出来的“对人类古老而历久弥新的认识”缺乏敬意，并且对新一代和新观念情有独钟。在对待年纪与传统的态度上，我们当中的某些人似乎走到了与中国人相反的另一极端。事实上，在传布福音的牧师那里，青春早就成了最为人们企慕的一项美德！托克维尔说过，对古代的蔑视是民主制度带来的主要危险之一，因此——托克维尔带着真正的洞见进一步说——古典研究对于一个民主社会而言有着特殊的价值。实事求是地说，一名古典教师应当履行的最高任务就是运用想象力将过去的东西重新阐释成为今天的东西。然而，我们的古典教师作为一个整体却远远达不到这一要求，反而逐渐彻底地受到了最偏狭的德国语言学派即拉赫曼（Lachmann ）与G·赫尔曼（Gottfried Hermann）学派的影响，这对于我们更高等的文化而言真是一场严重的灾难。那些注释者与评论者们，一度在伏尔泰眼中不过是成群拥挤在真正文学品味的殿堂之外，然而现在这些人却占据了最神圣的所在。古典研究将来的唯一希望是从根本上进行转向，首先是要摆脱目前孤立的状态。比如，测验某人是否适合在普通大学教授古典学科，一个要比博士学位更好的测试方法就是设计一种考试，以此显示此人阅读希腊罗马文本的程度如何，以及他运用这一知识与现代社会与文学相联系的能力怎样。这个基础一旦建立，那些有天赋的人自然就会生发出研究的本能，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所有人都是出于人为压力而从事研究。但我们的古典教师几乎是不可能欢迎这样一种建议的。这是因为，与过去的人文主义者不同（在其它方面也大都如此），他们还保持着某种高傲和自命不凡，他们会刻意以这种姿态提醒我们拉丁语和希腊语是“litteroe humaniores”，不论他们自己对这一区分的贡献是如何乏善可陈。他们就像继承了某个伟大姓氏和庞大财产的人，虽然占有这些东西，但这并不全然与其个人成就有关。
吉尔伯特·海厄特 《古典传统：希腊-罗马对西方文学的影响》（王晨译）
如果将古典文学教学与中世纪和现代文学紧密地联系起来，就会获得一些全新的兴趣点和实在的效用，我们还要立即补充一点，那就是现代语教学如果与古典紧密联系起来也会马上获得深度和严肃性。然而目前两种情况都未得到实现。我们既缺乏对现代有充分观察的古典教师，又缺乏具有足够古典背景的现代文学教师，这是实现人文方法复兴的主要障碍之一。在当前的形势下，不论以何种方式继续过去的古今之争都将是最无益的举动。亚当斯[16]在论大学崇拜的讲演中说：“与西塞罗的那些陈词滥调相比，我更喜欢蒙田的哲学。”——就好像我们不需要懂得西塞罗的“陈词滥调”、不需要知道全部的拉丁文学就能够完全理解蒙田似的！特别是法国文学教师，如果不想流于肤浅，就应该接受彻底的古典学术训练，以使自己更加稳健、更有底蕴。使班上的学生对罗斯丹[17]发生兴趣要比令他们对拉辛[18]发生兴趣要容易得多，不过，教师却时常会面临着堕入廉价的随时适世（contemporaneousness）的危险。在东部某所大学供职的一名法国文学教师曾对我说，由于长期以来的专题教学，他现在对《三个火枪手》（Trois Mousquetaires）的熟悉程度超过了所有其它文学作品，并且逐渐认识到《三个火枪手》与现在涌现出来的文本相比堪称是一部杰作。那些文本在文学上之无足轻重，往往只有其恶劣的审校堪与匹敌[19]。大出版商们的商业头脑与现代语言教师的印象主义在此携手共进，因此今天的本科生们才有机会读乔治·欧奈特（Georges Ohnet）的小说，而在上个时代他们都肯定是要读柏拉图的。
柏拉图 《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
那些坚信古典或现代语言文学是教化工具的人们，如果想给他们共同的敌人——那些纯粹的功利主义者和科学主义激进分子——以迎头痛击的话，就必须立即行动起来，抓紧时间弥缝彼此之间的细微差别。赫伯特·斯宾塞可以被视作科学主义激进分子的典型，他认为科学分析是人生的首要需求，而艺术与文学则只是“游戏”的某些形式，只是在我们大多闲散时刻的娱乐而已。他曾这样下结论说：“因为它们（指艺术与文学——译者注）占据了生活的闲散部分，因此也将相应地占据教育的闲散部分”。这一说法将艺术与文学贬低成了浅薄的玩艺，无疑会大获那些纯粹的自然主义者们的欢心。当那些本来在文学领域工作的人们也接受了这一观念的时候，——也许他们常常是无意识的，——情况就更加严峻了。那些语言学专业的学者在我们院系里的地位已经相当牢靠，他们都极其乐意把文学看作是语言学分析这种更严肃、更费力的工作之余偶一为之的休闲。一个人万万不可以对文学太有兴趣，否则他就会受到惩罚，被大家看作是一个业余爱好者。一位年青的语言学学者有一次向我议论他的同事说：“他简直是个业余爱好者——他在读但丁和莎士比亚呢”。或许斯宾塞式的艺术观还可以解释我经常在语言学家身上观察到的那种古怪爱好，即他们大都喜欢看杂耍表演和“初夏”（light summer）系列小说。必须承认，某些文学教师，特别是英国文学教师，对自身所扮演的角色似乎抱着相同的观念，他们不失优雅地为学生们提供美学上的慰藉并裁判语言修辞上的精美，除此之外别无它想。语言学家和艺术爱好者们自己感觉不到、亦无法使他人感觉到真正的艺术与文学和人类整体生死攸关，它们绝非像斯宾塞的理论所暗示的那样，仅仅是更为精妙的享乐方式或仅仅是美感得到满足之后的愉悦。在过去的大学课程中还保留着某些传统——人类文字的深层意义是为人类的更高用途服务的——以及其它一些关于价值的知识。既然现在这一人文传统已经日渐衰落，个人就不得不自谋出路、在人文反思中寻求传统的替代品了。
换言之，——这令我们再次接近了所讨论之话题的中心，——即使我们牺牲了过去所谓文科学士学位的本然意义，我们也必须努力保留其精神实质。目前这一精神正受到多方面的威胁：其中有功利主义和幼稚方法（kindergarten methods）自下而上的威胁，有专业化和专门化自上而下的威胁，还有几乎是不可阻挡的商业化和工业化影响所带来的压力。如果我们要牺牲文学学士学位的名号及其精神，我们至少应该是刻意要这样做的，而不应仅仅是因为随意进入某种没有对人和发动机作出足够区分的教育体系而遭到背叛与出卖。当前最重要的就是审慎思考与精确定义。金钱与热情这些东西虽然美妙，但是它们不能取代生气勃勃的个体反思。然而，现时代的人却希望通过各个委员会的意旨来实现其主要目的，并且——不是去形成人与人之间真正的社会交流——发展出一种不论何时何地都蜂拥而上的特性，因此前面的那些言论恐怕并不会受到他们的欢迎。明斯特尔伯格教授认为我们应该具有的最大野心就是在生产型学术（productive scholarship）方面与德国一较短长。他会了为达到这一目的要求我们增建一系列年薪两万五千英镑的教授岗位，并且向教授们委派最有水平的调查员和熟练掌握科学方法的人士，此外他还会要求我们在这些挑选出来的英豪头上堆积各种各样的荣誉与头衔。如果我们相信了他的话，即生产型学术的问题是我们目前教育的首要问题，那么我们就会受到严重的误导。我们必须坚持目前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判定文学学士学位的真正意义与价值。不过有一件事情我们还是要感谢明斯特尔伯格教授的：在处理教育的这些基本问题方面，他相对远离了那种懒散的、印象主义式的思维习惯的羁绊，而这一习惯常常会在我们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当中凸显出来。他有助于迫使我们在自己的观念中更加细致地求索，从而能更好地对付他的那些理论。几乎任何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见都会超过一堆稀松的印象主义观点。因为正如培根所云，谬误而非含混更有可能帮助真理前行。
向上滑动阅览注释
[1] 奥维德（Ovid，43BC－17AD）：古罗马诗人，代表作为长诗《变形记》，其他重要作品有《爱的艺术》等。
[2] 拉封丹（Jean de La Fgontaine,1621-1695）：法国寓言诗人，代表作为《寓言诗》12卷。
[3] 左拉（Émile Zola，1840-1902）：法国自然主义小说家。
[4] 邓恩（Donne，1572－1631），英国诗人，玄学派诗歌代表人物，伦敦圣保罗大教堂教长，写有各种体裁的诗歌多种。
[5] 易卜生（Ibsen，1828－1906）：挪威剧作家、诗人，以社会问题剧著称，后期转向心理分析和象征主义，对世界各国戏剧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著名作品有《玩偶之家》、《群鬼》等。
[6] 奥里诺科河，位于南美洲北部，是委内瑞拉的主要河流。
[7] gymnasium，指德国等培养学生升入高等学校的高级中学
[8] 明斯特尔贝格（Munsterberg，1863－1916）：德裔美国心理学家、哲学家，曾将心理学应用于法律、工业、商业、医学教学和社会学等等领域。
[9] 见American Traits, 第89页。——作者原注
[10] 萨金特（Sargent，1856-1925）：美国画家，以肖像画著称，后致力于壁画和水彩画，作品有《某夫人》及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壁画等。
[11] 同上，见第95页。——作者原注
[12] 蒙田（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 1533-1592）：法国思想家、散文作家，著有《随笔集》等。
[13] 德廉美修院（Abbeys of Thélème）：法国作家拉伯雷《巨人传》中主人公高干大（Garguantua）为约翰修士修建的修道院名称；这个修道院的宗旨只有一条，即“做你爱做的事情”，因此它象征着个人的绝对自由和个性的绝对解放。
[14] 托克维尔（Tocqueville，1805－1859）：法国政治学家、历史学家，著有《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等。
[15] 菲利普王（King Philip，？－1676）：北美万帕诺亚格印第安人酋长，组织部落联盟，领导新英格兰地区，印第安人抗击英国移民。
[16] 亚当斯（Charles Francis Adams，1807－1886）：美国外交家，南北战争期间任驻英大使。
[17] 罗斯丹（Edmond Rostand，1868－1918）：法国剧作家、诗人，其戏剧被视为法国浪漫主义戏剧的最后代表。
[18] 拉辛（Jean Baptiste Racine, 1639－1699）：法国剧作家、诗人，法国古典主义悲剧代表作家之一，主要作品有诗剧《安德罗玛克》，悲剧《爱丝苔尔》、《菲德拉》等。
[19] 过去几年来这一方面得到了某些改善。——作者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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